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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己亥，河南安阳县四五里之小屯，有乡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龟甲，与泥相黏，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馀，始渐离析。然后置之盆盎，以水荡涤之，可两三月，文字始得毕现。同时所出，并有牛胫骨，颇坚致。龟甲一种，色黄者稍坚，色白者略触即碎，不易拓也。龟甲既出土，为山左贾人所得，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有范某者，挟百馀片走京师，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未几，拳乱起，文敏殉难。壬寅，其哲嗣翰甫观察季烈售所藏，偿夙逋。龟甲最后出，计千馀片，为定海方药雨所得。范别有三百馀片，则以归刘铁云。赵又为奔走齐、鲁、赵、魏之邦，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馀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馀片，惟其后时有散佚，迄宣统辛亥，则所存者仅八千馀片矣。

这里的光绪己亥，就是世纪之末的1899年，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然而徐珂笔下的场景，与后来那个药铺发现龙骨的故事完全不同。没有药铺，没有抓药。也没有一个突然发现文字的传奇时刻。这和王懿荣因病买药，发现龙骨上有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甲骨刚出土的时候，根本不是今天博物馆里干干净净、一片片摆在展柜里的样子，而是一团团带着泥土的废骨头。这才比较符合一件古物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农民挖出来的，只是一堆龟甲牛骨。他们并不知道，那上面刻着的是三千多年前商王的占卜记录，更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会被称为甲骨文。接下来，它们被学者们发现，然后才进入古董市场：

这里的王文敏，就是王懿荣。刘铁云，就是刘鹗，后来以《老残游记》和《铁云藏龟》闻名。范某就是范维卿，赵执斋也是古董商人。方药雨，通常指方若。于是，按照徐珂所记录的线索，结合现有的资料，甲骨的早期流传过程大致是：小屯农民挖出甲骨 → 范寿轩将带字骨版带出小屯，带入古董交易网络，并意识到其特殊的市场价值 → 孟广慧、王襄识其为古代文字 → 王懿荣大量购藏，此后赵执斋等继续大量搜集。王懿荣在其中当然极为重要，但至少从徐珂的记录来看，他并不是第一个见到甲骨的人，更不是把甲骨从地下挖出来的人。至少从现有材料来看，他也不是最早注意到这些带字骨版的人，而是最早大规模购藏这些甲骨的人。因为真正让这个故事发生转折的，是天津。因为在王懿荣看到甲骨之前，天津已经有人听说了这些东西；而这个人不是王懿荣，而是王襄，以及一个后来几乎被历史叙述遮蔽掉的名字，孟广慧。（详见：《民国一篇短文，误传了近百年，原来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不是王懿荣》）。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冬，山东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来到天津，到王襄家中兜售古物。谈话之间，范寿轩提到河南出土了一批带有文字的骨版。当时在座的孟广慧听了，立即认为这很可能是古代的简策，并催促范寿轩赶快回河南收购。王襄后来在《题易穑园殷契拓册》中回忆这件事，说：

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脂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月。

这里的孟定生，就是孟广慧。也就是说，至少在1898年冬，甲骨还没有进入王懿荣的收藏之前，它们已经进入了天津金石收藏家的视野。而且，孟广慧则更进一步：他甚至还没有见到实物，仅凭范寿轩的描述，就联想到古简。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秋，范寿轩果然带着一批甲骨来到天津，住在西门外马家店。王襄、孟广慧等人前往观看。王襄后来回忆，当时那间店铺十分简陋，甲骨就摆在炕上，表面还满是泥土和沙尘。他们把灰尘拂去，才看到上面的刀刻文字。

这已经不是后来博物馆里整齐陈列的甲骨文，而是一堆刚刚从地下出来、甚至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的骨头。更有意思的是，范寿轩显然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再是普通得龙骨，甚至开始计字论价：一个字一两银子。对于当时的王襄、孟广慧而言，这已经不是买几块骨头，而是在为每一个尚未读懂的古文字付钱。王襄和孟广慧财力有限，只能各自购买一部分；其中一块较大的龟甲，因为价格太高没有买下，后来被范寿轩带到北京，成为王懿荣的收藏。

于是，1899年的发现甲骨文，其实发生在两个地方。天津，有王襄和孟广慧；北京，有王懿荣。而在他们之前，还有把这些带字骨版带出小屯、带入古董交易网络的范寿轩。再往前，还有小屯的农民。换句话说，1899年并不存在一个孤零零的发现者。真正发生的，是一条从地下到古董市场、从天津到北京、从收藏到学术的传播链。

有意思的是，天津与北京并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发现线。王懿荣收藏的部分甲骨，恰恰就是王襄、孟广慧在天津看过、因按字计价、价格昂贵而没有买下的那批，进入了王懿荣的收藏，并成为北京王懿荣发现说的重要物证。

所以，如果问题是谁最早从地下接触到这些甲骨，那么当然只能追溯到小屯的掘出者；但这些人的姓名和具体发现经过，今天已经很难确定。如果问题是谁最先注意到这些骨头上有值得研究的文字，答案则不能只写王懿荣。如果问题是谁最早把它们作为古文字材料来收藏，那么孟广慧、王襄至少与王懿荣处在同一条最早的发现线上，而且从现有材料看，天津二人的时间甚至更早。陈梦家后来明确把孟定生、王襄列为除王懿荣之外最早鉴定和收藏甲骨的人。

这样一来，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就必须加一个限定：王懿荣是甲骨文发现史上最重要的早期人物之一，但未必是唯一的、更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发现者。所以，与其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不如说：王懿荣把甲骨文带入了近代金石学家的视野。而王襄、孟广慧，则提醒我们：在王懿荣之前和同时，已经有人在天津看见了这些文字、判断了它们的价值，并开始收藏和研究。这才是甲骨文发现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不久，庚子之乱爆发，王懿荣殉难，他所收藏的甲骨又继续流散。其子出售藏品偿债，其中一部分流入方若之手，另一部分则到了《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刘鹗手里。如果说王懿荣使甲骨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那么刘鹗所做的，就是把这种私人收藏变成了可以传播的学术材料。刘鹗后来出版的《铁云藏龟》，使原本主要在收藏圈中流转的甲骨材料，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学术视野。

于是，王襄、孟广慧把甲骨看成重要古文字，王懿荣认识到了甲骨的学术价值，刘鹗把甲骨大量保存并刊布，罗振玉则把它们变成系统的学术材料。

其次，面对这些龟甲牛骨，晚清的金石学家首先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

毛锥之前为漆书，漆书之前为刀笔。小篆□字，漆书笔也，以手持□象注，漆形。盖汉人犹得见古漆书，若刀笔，无见之者矣。是以许叔重于古籀文，必资山川所出之彝鼎。不意二千馀年后之人，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也。以六书之恉推求钟鼎，多不合，再以钟鼎体势推求龟甲之文，又多不合，盖去上古愈远，文字愈难推求耳。。。。。。铁云以示罗叔蕴，叔蕴乃从而论之曰：金石之学，至本朝而极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瓌宝日益众，如古陶器、古金钣、古泥封之类，为从来考古家所未见。至光绪己亥，而龟甲牛骨迺出焉。此物为唐、宋以来载籍之所未道，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经史也。。。。。可知三代时，我国久用骨卜，特书阙有间耳。此又可补经史之脱佚者四也。至其文字之缔造，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龟甲、牛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且证之经史，亦有定其为夏、商而非周者。。。。。。周人之卜，一龟不仅用一次。今迳刻辞于龟，其为一用即不再用可知。此均足为夏、殷之龟而非周龟之确证，铁案如山，不可移易焉矣。

他们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属于哪个时代。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批材料的意义不仅在文字本身。一方面，它可以补充汉字文字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它甚至可能用来重新检验传统史书。

第三，《清稗类钞》的第二则《罗叔蕴藏龟甲牛骨》，重点已经从发现和收藏，转向了鉴定和考证。这里的罗叔蕴，就是罗振玉。徐珂写道：

罗叔蕴知刘铁云藏有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因怂恿铁云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并就《周礼》、《史记》所载，为之考证，复经瑞安孙仲容主政贻让、日本林泰辅学士相与考订，援据赅博。未几，而叔蕴又以退食馀晷，尽发所藏拓本，更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牛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并询知发见之地为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馀，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盖实殷、商之贞卜文字也。。。。。。叔蕴所藏龟甲、牛骨，凡三万馀片，有钻有凿。钻形圆，凿形椭圆。又有钻而复凿者。盖灼处欲其薄，乃易坼也。大率龟甲皆凿，未见有钻者。牛骨则钻者十之一，凿者十之九。

这段记录非常重要。刘鹗收藏了大量甲骨，如果只是把它们锁在家里，它们仍然只是古董。罗振玉所推动的，则是把甲骨拓下来、印出来，让更多学者能够研究。于是，孙诒让、日本学者林泰辅等人也参与了考释。罗振玉自己则继续从来自河南的古董商那里广泛观察甲骨：博观龟甲、牛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而真正的关键突破是：

并询知发见之地为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馀，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这几句话，几乎就是甲骨文身份被真正确认的关键。真正让这些甲骨获得明确历史身份的，不只是看见上面有字，而是把文字、出土地和文献记载联系起来。一方面，知道了它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另一方面，又从刻辞中辨认出了殷帝王名谥十余。于是，原来那些身份不明的龟甲牛骨，终于可以被明确地认识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也就是说，罗振玉等人所完成的，不只是认出上面有字，而是进一步确认：这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占卜文字。从这一刻开始，这些原本作为古董收藏和流通的龟甲牛骨，终于有了明确的历史身份。它们不再只是身份不明的古物，而被确认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卜辞。

可是后来，为了方便叙述，国人写史，往往喜欢找一个代表人物。于是，甲骨文的发现，被浓缩成了：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八个字，干净利落，春秋笔法。

至于此前是谁挖出来的、谁收购的、谁带到天津和北京的，后来又是谁收藏、拓印、出版、考释，统统可以压缩到脚注里面。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传奇。而药铺买药发现龙骨的故事，又比山东古董商收购、范维卿携甲骨进京、王懿荣收藏、刘鹗拓印、罗振玉考释好讲得多。

于是，故事胜过了档案，传奇胜过了过程。

这样说当然不能算完全错误。王懿荣并不是非得成为第一发现者，才能成为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关键人物。但如果把徐珂《清稗类钞》的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事情显然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

所以，我反倒觉得谭爱美小说中那个宋代正骨匠发现龙骨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它当然不是甲骨文发现史的证据，但它提醒我们：发现甲骨和发现甲骨文，本来就是两码子事。

中国人可能早已认识龙骨这种东西，只是同样是一块骨头，不同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人看到的是药材，小屯农民看到的是骨头，范寿轩看到的是可以交易的古物，孟广慧、王襄看到的是古文字，王懿荣看到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刘鹗让这些材料进入了更广泛的学术视野，而罗振玉、孙诒让等人最终从这些文字中辨认出了文字背后的殷商。

而更重要的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终于从这些文字里认出了一个已经消失三千多年的世界。

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甲骨文？其实是一个被问错了的问题。真正值得问的，是一块被当作龙骨的骨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认识过程，才变成了甲骨；甲骨上的刻痕，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释，才变成了甲骨文；而甲骨文，又怎样让一个消失三千多年的殷商世界重新进入历史。

从龙骨到甲骨，从甲骨到甲骨文，从甲骨文到殷商历史，这才是甲骨文真正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