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父經歷坎坷

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記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從上海奉調進京，我和姐姐、妹妹隨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歲，我們同住一個機關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們兩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歲，因此兩家的三個同歲孩子，便常常“配對兒”在一起玩。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可惜調到北京不久就領到一頂“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帽子，1958年報中央監察委批准，留黨察看二年，行政職務也一併撤銷。王岐山的父親，當年並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說話，倒是他母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見下文），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王岐山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築。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1933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我後來聽王岐山說，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願給日本人干，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游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台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着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於是留了下來。沒想到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後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文革”之後，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說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說，“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王岐山對我說，他父親的不愛說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他父親卻因為“說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鬥，就是打掃單位衛生。而我的父親，卻不幸死在了“文革”批鬥會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記得1980年代初我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看得出來，王岐山和我一樣，也是孝子。

我父親1968年去世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親——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崔大媽。我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我母親和我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親的手坐在床邊，好言寬慰。

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後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視母親，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

少年往事

“惡毒攻擊雷鋒”

王岐山是1956年從青島轉學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則是青島口音。對於讀小學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卻了，王岐山倒是好記性，他不僅記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憶說，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班上還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學叫“蓋學良”，也有山東口音，因為班上有人笑話他們倆，他們還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時候，我和王岐山關係不錯，中學時代我們不在同一所中學，沒有很多來往，但“文革”閒得無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打籃球。

下鄉插隊之前，我曾隱約聽說，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區重點中學）讀書期間，曾犯過“小錯誤”，受過“小批判”，很多年後，我向他求證，他犯的是什麼“小錯誤”，王岐山笑着說:“啊喲，那可不是小錯誤、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鬥呢！”

聽他解釋，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級的優秀學生，常常會奉命擔任初中對應班級的“輔導員”，王岐山讀高一的時候就擔任了初一年級的輔導員。那個班上有個同學頗傲氣，一次開會，他堅持說自己的世界觀百分之百沒問題。作為輔導員的王岐山於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謙虛點。

王岐山說，“那時候，高中政治課上正好在講艾思奇的哲學觀點，課餘時間，我又比較喜歡看書，就把艾思奇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找來看了，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說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於是我在和這個同學談話時，講到這麼一個觀點: 如果雷鋒還活着，他也不能說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第一，從哲學的高度看，‘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第二，一個人如果這樣說自己，未免太過驕傲……”

那個初一的同學當時表示同意王岐山的這番話，但後來，他把王岐山的這些“大實話”——特別是用雷鋒作比喻的說法給傳了出去，同學們傳來傳去，傳得多了，就走了樣，等到“文革”來臨，就有人把王岐山的這些話給“捅”了出來，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會上，同學們批判了“惡毒攻擊雷鋒”的王岐山。

下鄉插隊之前，解放軍奉命進駐學校，王岐山支持恢復學校秩序，軍代表當時就給王岐山平了反。這時候，那些曾經批判過王岐山的同學有點擔心，王岐山對他們說，運動來了，誰都可能說錯話，辦錯事……於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後來對我說，“很可惜，插隊之前，他們把批鬥我的照片、錄音找來，都給銷毀了。要是留到現在，其實倒挺有點紀念意義呢。現在校慶時，我和這些同學再次見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談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鄉插隊，我去了內蒙古，他去了陝西，我們沒有聯繫。

王岐山早年經歷披露 履新一月迎硬仗

他是中國高官中少有的擁有豐富金融實踐的實幹派，低調，幹練，雷厲風行，並擁有多次“救火經歷”，被譽為“救火隊長”。今天，中國金融調控和對外貿易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他再次臨危受命，去探索一條既控制通貨膨脹，又保持經濟增長的光明之路

4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首度破七。隨着美元的加速貶值，世界金融和經濟秩序

正在激烈博弈中謀求重構，這就是目前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外部挑戰和機遇。今天，包括王岐山在內的國務院副總理們正好履新一個月。

3月17日下午，人民大會堂。當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提名，投票表決王岐山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王表情平靜。

自去年10月被擢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一刻起，關於這位政壇明星的仕途，外界的“預期”一直不斷，而其“版本”卻是驚人地一致。那就是:他是中國高官中少有的頗具金融實戰經驗的實幹派，行事低調，作風幹練，雷厲風行。他是中國高官中少有的工作經歷複雜，並具有多次完美“救火經歷”的“救火隊長”。在中國金融調控和對外貿易面臨前所未有複雜形勢的今天，他將是出任主管金融和貿易的副總理的不二人選。

後來王的分工與“預測”完全吻合。在2008這個被溫總理認為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頭，這位60歲的新科副總理再次臨危受命，在通脹和增長之間尋找光明之路。

從“史學家”轉向“金融家”

王岐山這位早年從西北大學歷史系科班出身的傳奇人物，為何中途轉型，從歷史的“故紙堆”轉向“經世致用”的金融學，外界至今知之甚少。

有一段簡短的履歷這樣記載:1979年底，31歲的王岐山從陝西省博物館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繼續從事自己的“老本行”。然而，在他完成《辛亥武昌起義人物傳》和《民國人物傳記》的編纂工作後，突然對現實經濟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並“不務正業”地寫起了經濟學方面的論文，研究資金和預算。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文章竟然被“一些高級領導”看到，得到了“非常高的評價”。這是王岐山的金融才幹首次嶄露頭角。

他的命運自此發生轉折。1981年，隨着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一紙調令，王岐山徹底脫離歷史，開始從事極具現實挑戰性的農村政策問題研究。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開始了“金融家”生涯。從這裡起步，他又實現了從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前身）副行長到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人生跨越，歷時僅4年。

首次“應戰”高通脹

對王岐山而言，人生充滿了機遇，更充滿了挑戰。1993年，正是中國在總設計師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大刀闊斧地進行全方位改革開放的開局之年，一場嚴重的通貨膨脹突然來襲。這一年，一輪強勁的經濟過熱風潮在全球興起，為遏制嚴峻的通貨膨脹形勢，美聯儲在1994-1995年的一年間，接連6次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1994年的3%提升到1995年2月的6%，為歷史罕見。

中國國內經濟周期不幸與國際經濟周期發生重疊。過熱的基建投資導致中央銀行對貨幣和信貸的控制不再有效，銀行里的錢正在滾滾而出，而糧食的減產更是讓形勢雪上加霜，人們再次萌發了搶購商品的衝動。1993年5月，世界銀行向中國發出警告:“這些現象如不及時制止，可能演變為一場金融風暴。”這一切，預示着一場猛烈的通貨膨脹即將來臨。

時年45歲的王岐山正是在那時走向更多人的視野。1993年6月，王岐山正式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在這裡，他必須應對人生的第一場嚴峻挑戰。

為配合中央應對此輪通貨膨脹危機，從199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採取一系列貨幣緊縮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1993年7月11日，央行宣布加息，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從兩個月前的9.18%驟然提升到10.98%，此次加息周期間隔時間之短、幅度之大，創下了歷史之最。與此同時，央行還在全國範圍內清收超過限額的貸款，削減基建投資，停止用“白條”支付農民的糧款。

這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當年的數據顯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藉資金達332億元，增加儲蓄405億元，通貨膨脹開始得到有效遏制。“王岐山當時作為朱鎔基的得力助手，不僅經受了考驗，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雷厲風行的風格，也為自己積累了應對通脹的寶貴經驗，這對他日後被委以重任非常關鍵。”3月13日，經濟學家謝國忠對南方周末記者回顧。

組建中國首家投行

1994年，王岐山回到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擔任行長兼黨委書記。直到1997年，王岐山一直在這裡度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尚處於破冰期，銀行事關國家經濟命脈，一直受到政府最嚴厲的管制。但王岐山卻選擇在此時做了一件“最先吃螃蟹”的事情。他多方奔走，最終說服政府高層同意與國際上最知名的投資銀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合資組建中國第一家投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並親任董事長。

在此過程中，王岐山結識了包括現任美國財長鮑爾森在內的一大批國際著名金融機構的領袖，積累了大量的人脈資源。今天，註冊資本已達1.25億美元的中金公司已成為國內最負盛名和最具實力的投資銀行，並成功舉薦了一大批巨型中資公司在海外上市，為中國企業海外融資和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更大的考驗和挑戰還在後頭。

鐵腕處理廣國投破產案

如果說二十多年前是他選擇了歷史的話，這一次，卻是歷史選擇了他。中國金融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幕，再次把王岐山這個名字推到了前台。

1998年，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中國內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廣國投）因嚴重資不抵債被中國政府宣布破產倒閉。這一事件震驚了整個國際金融界。此前，廣國投及其下屬三家子公司在沒有得到政府擔保的情況下，向境內外多達一百多家金融機構大量借貸。後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審計，廣國投總資產214億元，總負債361.45億元，資不抵債 147.45億元。這其中，境外債權人數超過130家，金額近160億元。

1998年10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正式宣布關閉廣國投。並決定:對廣國投登記的境外債權人和自然人債務予以優先償還。然而，在廣國投的全部債務黑洞被完全掀開、債務規模遠遠超出中央政府最初預料之後，為了嚴肅整飭金融秩序，中央政府痛下決心，決定讓廣國投徹底破產，以儆效尤，並按照國際通行的破產做法，對所有債權人一視同仁，不再對境外債權人的債務予以優先償還。這意味着，這一百多家境外債權人將自食苦果，其貸給廣國投的巨額資金將血本無歸。

這一決定宣布後，世界譁然，廣東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面臨着空前巨大的國際壓力，很多境外債權人更是大為不滿，甚至揚言要狀告中國政府。一場事關中國政府信用的危機在全世界蔓延。在此緊急關頭，已在金融領域初露鋒芒的王岐山被緊急任命為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全世界的金融界都在關注着王岐山，而王岐山深知此次困境非同一般。首先，長期以來，很多外國債權人認為，借給廣國投的錢，就是借給廣東省政府的錢，應當屬於一個國家的“主權債務”，政府最後應當負責償還。此前，中國政府在處理中國農村發展信託公司破產案時也是優先償還外國債權人債務的。其次，廣國投債務規模之巨，債權人數量之廣，前所未有，幾乎囊括了當時國際最知名的金融機構，影響極其巨大。如果處理不當，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國際信用，給中國企業日後的國際融資帶來嚴重消極影響。

面對複雜形勢，王岐山採取了一手硬、一手軟、當硬則硬、當軟則軟的策略和方針。王岐山抵達廣東後，一方面，態度堅決地表明“中國政府對廣國投破產的處理完全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中國政府不該也不會替廣國投還債”，“境外債權人如果願意打官司，我們將奉陪到底”。

另一方面，王岐山耐心做好說服工作，向債權人反覆解釋:“廣國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權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業信用，這種介於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過渡信用，可以稱為‘窗口公司的信用’，但是，隨着中國改革的深化，‘窗口公司信用’的內涵，早已悄悄發生變化，政府背景早已被稀釋，接近於零。”而且，中國政府對廣國投依法實施破產，正是為了整飭信用環境，嚴肅金融秩序，真正按商業規則辦事，為外資創造更好的金融環境。

王岐山的努力沒有白費，多數歐美債權人最終與王岐山達成了共識。他們認為:廣國投的破產說明，中央政府決心嚴厲處置有問題的金融機構，致力於金融改革，長遠來看這將有助於中國防範源於國內的金融風險，對其日後在中國的投資會更加有利。

2003年2月28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歷時4年的廣國投破產案已經審理終結，廣國投的破產清償率為12.52%。至此，這宗建國後最大的國企破產案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王岐山以其過人的膽識和智慧，不僅捍衛了中央政府的立場和威信，也避免了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界信用等級的惡化。

事後，在總結這一“經典案例”時，王岐山把廣國投破產案這一重大決策比喻為“揭房頂，開窗戶”之舉，為全面化解金融風險“殺開了一條血路”。

SARS中救急首都

2000年，帶着廣國投之役的成功經驗，聲名大噪的王岐山回到了北京，就任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對他而言，重回理論戰線的從容或許能使他對實戰經驗有更多時間進行沉澱和總結。的確，暫時遠離“戰場”的王岐山從沒有被人遺忘。2002年，當海南房地產泡沫完全破滅，正在艱難尋找新生之路的關鍵時刻，王岐山再次被人記起。

2002年11月，王岐山來到海南，出任這個距離中國心臟最遠的省份的一把手——省委書記。人們希望這位“救火能手”能帶着他昔日的“救火”經驗，再造海南奇蹟。

然而，命運再次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意外。上任僅僅5個月、剛剛摸清基本省情的王岐山正躊躇滿志地謀劃海南未來之時，一場發生在幾千里之外的“非典型肺炎”（SARS），再次改變了他的人生軌道。

2003年4月，王岐山從海南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副組長。這一次他要面對的，不是自己熟悉的金融問題，而是與金融毫無干係的傳染病危機。

此時，由於公眾未能及時獲知準確疫情數字，疫情信息不暢，多數公眾對這種神秘的致命病毒知之甚少，隔離和防護措施更是嚴重匱乏，從而導致疫情不斷擴大。

王岐山決心勇敢地揭開這個“蓋子”。而揭蓋子的後果則是:北京被感染SARS的患者數據和死亡數據比此前成倍擴大。從2003年5月初開始，幾乎每天上百人的感染數量令整個國際社會震驚。“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布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的，坦白的，北京現在每天上報中央的數字都是由我和劉淇同志一起簽字的。”王岐山堅信，公開透明和實話實說，將是戰勝SARS的一項重要法寶。“王岐山不想報喜不報憂，他喜歡說實話。”時任世界衛生組織(WHO)駐華代表的亨德里克·貝克達姆(HendrikBekedam)也願意這樣評價這位新任的北京代市長。

隨後，王岐山再次展示了他雷厲風行的風格。他開始在北京執行最嚴厲的篩查和隔離措施，在全市各大醫院建立專門的發熱門診。當他意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座防治SARS的專門醫院時，僅僅用了7天時間，一座現代化的醫院就在北京遠郊的小湯山投入使用。

很快，2003年7月份以後，人們看到，電視上公布的SARS患者數量開始逐漸減少。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始恢復正常，世界則再一次記住了王岐山這個名字。

2004年2月21日，任代市長長達305天的王岐山高票“轉正”。自此，王岐山再也沒有離開過北京，他的命運已經與北京緊密相連。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開，王岐山被擢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這一升遷不僅開創了中國在任的城市市長首次進入中央政治局的先河，也開創了王岐山人生的新旅程。也正是從此刻起，人們對王岐山也有了新的“預期”。一個多月後，隨着王岐山辭任北京市市長，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王岐山即將在2008年的全國“兩會”上再次被委以重任。

挑戰史無前例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兩會”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刻，如人們所願，王岐山的名字進入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行列。人們相信，王岐山此次步入中央政府決策層，不僅是民眾，也是中國高層領導人對這位敢打硬仗、能打贏仗的“救火隊長”過往經歷和政績的高度肯定。他們期待着王岐山能再次打贏當前這至關重要的一仗:治理通脹。

這是一個高難度挑戰。2008年2月，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上漲8.7%，創近11年來新高；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達到6.6%，創3年來新高。同時，進入2008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突破100美元/桶，創下歷史新高。此外，鐵礦石、農產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也幾乎全線創下歷史新高，對國內CPI、PPI上揚的壓力不斷增強。

金融數據更不容樂觀。中國自2007年曆經6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已達4.14%，而美國自次級貸款危機後歷經數次降息，美聯儲基準利率已經降至2.5%。隨着中國加息預期與美國降息預期的不斷增強，中美利差還將繼續擴大，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日俱增。僅進入20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就已超過4%，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7∶1關口。

一方面，傳統經濟學說主張應對通脹的典型措施——加息、控制信貸等做法將導致資本市場繼續下行，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人民幣與外幣利差持續擴大，熱錢套利加劇；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幣升值又將使出口受到削弱，影響就業，進而導致經濟出現滯脹。

因此，當前需要的，或許是對通脹形勢更全面、更精準的認識和判斷，進而採用更為科學有效的金融調控工具。以宋國青、謝國忠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當前通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過盛，因而應當堅決加息，“刀快不怕脖子粗”，只要加息力度夠大，就能改變人們的通脹預期，讓他們安心把錢存進銀行，從而遏制通貨膨脹。而以花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卻認為當前通脹的首因是美元貶值導致國際石油、鐵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引發的外部輸入型通脹，因而主張以加快人民幣升值、推進節能降耗為主要措施，以降低國內產品價格壓力，遏制通脹。

顯然，對本輪通脹形勢成因和應對措施的爭論不僅反映了學界的矛盾，同樣也反映了官方的分歧。就在此次“兩會”間隙，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呼籲採取措施應對外部成本上升，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則認為投資需求依然旺盛，存在進一步的加息空間，對人民幣升值問題則諱莫如深。“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儘管王岐山擁有應對1993—1994年通脹的成功經驗，但今天的中國已經深深地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與十多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駕馭金融工具應對國際、國內的複雜因素，這對任何領導人都將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3月13日，謝國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而金融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協調配合也將是王岐山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此前，隨着“一行三會”（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實施“大部制”的合併動議正式擱淺，尤其是在經歷了去年轟動一時的“5·30”印花稅事件後，如何加強“一行三會”之間以及“一行三會”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協調配合已經成為擺在王岐山面前的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隨着外部經濟的突然疲軟，長期被看好的外貿形勢也變得迷幻叵測。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統計顯示，2008年一季度，我國出口增長幅度同比降低6.4個百分點，進口增長幅度同比上升9.4個百分點，貿易順差同比下降10.6個百分點，淨減少50億美元。“內熱”未消，“外冷”已經初現。由此帶來的新風險，使中國經濟可能面臨既要防通脹，又要留心衰退的雙重困境。

正如溫家寶總理在3月1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物價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隱藏的風險是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光明的路。”

這，或許正是王岐山的新使命。

時任北京市市長王岐山一次沒有公開的訪談

■各行各業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多向其他人學習

■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如果你們在生活中聽到有人批評我工作沒做好，儘管打電話告訴我

■我們的許多官員或許還沒想明白，輿論監督，有利有弊，但是說到底是利大於弊的

在中國已深深融入世界的今天，如何有效駕馭金融工具應對國際、國內的複雜因素，這對王岐山來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新挑戰 CFP/圖

等我1990年代再次見到王岐山時，他已經做了廣東省的副省長了。有一次我們見面，談的是他奉命處理廣國投和粵海公司破產案的一些情況。再後來，他又“進步”了，調入北京，擔任市長。於是，2004年我們曾有一次長談。

我是做記者的，王岐山開門見山就說，我可不是接受你這個記者的專訪，你要是答應不報道，我才能敞開談……四年時間過去，這些經過刪節的對話，或許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王岐山，應該可以未經允許而對外公布了吧。

做市長是歷史機遇

（談SARS）許多人說我是臨危受命、抗擊SARS、挽狂瀾於既倒，其實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這是一種歷史機遇。錦濤同志去陝西考察的時候參觀了陝西博物館，館長介紹說，王岐山在這裡工作過，錦濤同志很驚訝，回到北京開會時問我: 你還在陝西博物館工作過呀？

你（指筆者）知道的，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麼你只能盡力去做。從1980年代開始，我調來調去，工作經歷確實很“雜”，但是，從事的工作門類越多，參加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學習。

譬如社會上流傳的“京城四君子”，哪個人不聰明？哪個人沒能力？他們都是極聰明、極有水平的人，就說周其仁，他多有口才呀，他講課是很受歡迎的。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今年（2004年）4月，央視記者王志（“面對面”欄目）找到我，說抗擊SARS一年了，能不能再做一期節目，回顧一下我到北京的這一年。我說不行，王志說，他（王志）都評為抗擊SARS的英雄了，你這個抗擊SARS的市長在一周年的時候，怎麼反而不說話了呢？我說真的不行，抗擊SARS成功，功勞是中央的，是大家的。至於我，現在北京要做的事太多，還不是我接受採訪、總結成績的時候。國務院新聞辦的趙啟正，也是幾次邀請我去舉行新聞發布會，我也沒有答應。當然，如果你們這些記者不在，電視攝像機不在，市政府關起門來開會，我還是不客氣的，該怎麼說就怎麼說。

辦好奧運

（談奧運）你知道的，我在北京有許多的老同學、老同事。見到每位老友，我都會拜託他們做個事——包括你在內，也是這樣——如果你們在生活中聽到有人批評我工作沒做好，儘管打電話告訴我。你知道的，我媽媽做過咱們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現在也是北京市這個“大居委會”的主任。我必須給全體居民服務好，只能做好，不能做壞。

我來北京，五年任期恰好和奧運會的籌辦、舉行相重疊，因此，我還必須把這屆奧運會辦好。可以說，我這個任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辦好奧運。而且，作為北京市長，我還必須利用北京舉辦奧運的機會，力爭讓北京的城市化、現代化的水平，再上一個台階，這就是我在本屆任期內的一個主攻目標了。

還有，我還不能把話說得太滿，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這兩個任務——舉辦一屆成功的奧運和讓北京的城市化、現代化再上一個台階，都面臨着許多困難，許多挑戰。譬如北京市的交通、環保、城市管理，都還有許多難如人意之處。我這樣講，並不是怨天尤人，不是的，任何國家處在中國、處在北京這樣的經濟發展階段，處在市場經濟的探索、轉型階段，都會出現類似的困難和挑戰，但我們必須努力，不能放棄。

（談調研）作為市長，我真的是希望你們新聞記者能夠把你們看到、聽到的北京存在的問題、存在的不足，暴露出來，反映給我。我們的許多官員或許還沒想明白，輿論監督，有利有弊，但是說到底是利大於弊的。輿論監督必然會暴露北京的陰暗面，作為市長，我雖然臉上無光，但暴露了問題，市政府才有了解決問題的壓力和動力。這是幫我工作，也是推動我的下屬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譬如最近，我就在關注北京出租車的“份子錢”（管理費）為什麼這麼高，出租車司機為什麼會叫苦不迭。靠着市政府研究室的幫助，我大體搞懂了，北京一度有1400多家出租車公司，後來壓縮到200多家，有段時間，北京有過“倒騰”出租車公司營運執照的風氣，營運執照一倒手，就能賺一大筆錢。結果營運執照越倒騰越貴，那些花了大價錢搞到執照的人，必然想在最短時間內把正常投資和加價購買執照的費用，都賺回來，於是，這筆“倒騰”執照的費用就被轉嫁、分散到出租車司機頭上了，的哥、的姐每月交納的“份子錢”，自然被定得很高。怎麼解決，需要統籌考慮。

（這次談話，筆者曾問王岐山: 你到北京之後，怎麼會瘦了這麼多？）王說: 可不是，到北京工作後，我瘦了十七八斤呢！我夫人看了着急，說，這是怎麼搞的，催我趕緊去檢查。我去查了，你猜怎麼樣，過去不正常的血脂，現在正常了；原來輕微的脂肪肝，現在也消失了。你看，多幹事不會吃虧的。

儘管我不大願意接受專訪，但到了北京，這電視曝光還是太多，搞得我現在都不敢隨便上街了。過些日子，我請你吃飯，但我只能請你在市政府的小食堂一起吃個便飯，邊吃邊聊，你可別寫我的什麼專訪……

我後來始終沒敢去叨擾王岐山的這頓飯，我知道，他實在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事要做，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人要見。

ZT：耋耋不休2008年04月17日 10:51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