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少年往事

“恶毒攻击雷锋”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 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我们没有联系。

王岐山早年经历披露 履新一月迎硬仗

他是中国高官中少有的拥有丰富金融实践的实干派，低调，干练，雷厉风行，并拥有多次“救火经历”，被誉为“救火队长”。今天，中国金融调控和对外贸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他再次临危受命，去探索一条既控制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增长的光明之路

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首度破七。随着美元的加速贬值，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

正在激烈博弈中谋求重构，这就是目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和机遇。今天，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国务院副总理们正好履新一个月。

3月1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当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提名，投票表决王岐山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王表情平静。

自去年10月被擢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一刻起，关于这位政坛明星的仕途，外界的“预期”一直不断，而其“版本”却是惊人地一致。那就是:他是中国高官中少有的颇具金融实战经验的实干派，行事低调，作风干练，雷厉风行。他是中国高官中少有的工作经历复杂，并具有多次完美“救火经历”的“救火队长”。在中国金融调控和对外贸易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形势的今天，他将是出任主管金融和贸易的副总理的不二人选。

后来王的分工与“预测”完全吻合。在2008这个被温总理认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这位60岁的新科副总理再次临危受命，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寻找光明之路。

从“史学家”转向“金融家”

王岐山这位早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传奇人物，为何中途转型，从历史的“故纸堆”转向“经世致用”的金融学，外界至今知之甚少。

有一段简短的履历这样记载:1979年底，31岁的王岐山从陕西省博物馆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继续从事自己的“老本行”。然而，在他完成《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记》的编纂工作后，突然对现实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不务正业”地写起了经济学方面的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文章竟然被“一些高级领导”看到，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王岐山的金融才干首次崭露头角。

他的命运自此发生转折。1981年，随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纸调令，王岐山彻底脱离历史，开始从事极具现实挑战性的农村政策问题研究。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金融家”生涯。从这里起步，他又实现了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身）副行长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人生跨越，历时仅4年。

首次“应战”高通胀

对王岐山而言，人生充满了机遇，更充满了挑战。1993年，正是中国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开局之年，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突然来袭。这一年，一轮强劲的经济过热风潮在全球兴起，为遏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美联储在1994-1995年的一年间，接连6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994年的3%提升到1995年2月的6%，为历史罕见。

中国国内经济周期不幸与国际经济周期发生重叠。过热的基建投资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而粮食的减产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人们再次萌发了抢购商品的冲动。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这一切，预示着一场猛烈的通货膨胀即将来临。

时年45岁的王岐山正是在那时走向更多人的视野。1993年6月，王岐山正式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在这里，他必须应对人生的第一场严峻挑战。

为配合中央应对此轮通货膨胀危机，从199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取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1993年7月11日，央行宣布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从两个月前的9.18%骤然提升到10.98%，此次加息周期间隔时间之短、幅度之大，创下了历史之最。与此同时，央行还在全国范围内清收超过限额的贷款，削减基建投资，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

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的数据显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借资金达332亿元，增加储蓄405亿元，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有效遏制。“王岐山当时作为朱镕基的得力助手，不仅经受了考验，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雷厉风行的风格，也为自己积累了应对通胀的宝贵经验，这对他日后被委以重任非常关键。”3月13日，经济学家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回顾。

组建中国首家投行

1994年，王岐山回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担任行长兼党委书记。直到1997年，王岐山一直在这里度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尚处于破冰期，银行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一直受到政府最严厉的管制。但王岐山却选择在此时做了一件“最先吃螃蟹”的事情。他多方奔走，最终说服政府高层同意与国际上最知名的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合资组建中国第一家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在此过程中，王岐山结识了包括现任美国财长鲍尔森在内的一大批国际著名金融机构的领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今天，注册资本已达1.25亿美元的中金公司已成为国内最负盛名和最具实力的投资银行，并成功举荐了一大批巨型中资公司在海外上市，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和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更大的考验和挑战还在后头。

铁腕处理广国投破产案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是他选择了历史的话，这一次，却是历史选择了他。中国金融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把王岐山这个名字推到了前台。

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内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因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政府宣布破产倒闭。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此前，广国投及其下属三家子公司在没有得到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向境内外多达一百多家金融机构大量借贷。后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审计，广国投总资产214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 147.45亿元。这其中，境外债权人数超过130家，金额近160亿元。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正式宣布关闭广国投。并决定:对广国投登记的境外债权人和自然人债务予以优先偿还。然而，在广国投的全部债务黑洞被完全掀开、债务规模远远超出中央政府最初预料之后，为了严肃整饬金融秩序，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决定让广国投彻底破产，以儆效尤，并按照国际通行的破产做法，对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不再对境外债权人的债务予以优先偿还。这意味着，这一百多家境外债权人将自食苦果，其贷给广国投的巨额资金将血本无归。

这一决定宣布后，世界哗然，广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国际压力，很多境外债权人更是大为不满，甚至扬言要状告中国政府。一场事关中国政府信用的危机在全世界蔓延。在此紧急关头，已在金融领域初露锋芒的王岐山被紧急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全世界的金融界都在关注着王岐山，而王岐山深知此次困境非同一般。首先，长期以来，很多外国债权人认为，借给广国投的钱，就是借给广东省政府的钱，应当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政府最后应当负责偿还。此前，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国农村发展信托公司破产案时也是优先偿还外国债权人债务的。其次，广国投债务规模之巨，债权人数量之广，前所未有，几乎囊括了当时国际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影响极其巨大。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信用，给中国企业日后的国际融资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面对复杂形势，王岐山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当硬则硬、当软则软的策略和方针。王岐山抵达广东后，一方面，态度坚决地表明“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境外债权人如果愿意打官司，我们将奉陪到底”。

另一方面，王岐山耐心做好说服工作，向债权人反复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早已悄悄发生变化，政府背景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而且，中国政府对广国投依法实施破产，正是为了整饬信用环境，严肃金融秩序，真正按商业规则办事，为外资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王岐山的努力没有白费，多数欧美债权人最终与王岐山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广国投的破产说明，中央政府决心严厉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致力于金融改革，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中国防范源于国内的金融风险，对其日后在中国的投资会更加有利。

2003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历时4年的广国投破产案已经审理终结，广国投的破产清偿率为12.52%。至此，这宗建国后最大的国企破产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王岐山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不仅捍卫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威信，也避免了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界信用等级的恶化。

事后，在总结这一“经典案例”时，王岐山把广国投破产案这一重大决策比喻为“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为全面化解金融风险“杀开了一条血路”。

SARS中救急首都

2000年，带着广国投之役的成功经验，声名大噪的王岐山回到了北京，就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对他而言，重回理论战线的从容或许能使他对实战经验有更多时间进行沉淀和总结。的确，暂时远离“战场”的王岐山从没有被人遗忘。2002年，当海南房地产泡沫完全破灭，正在艰难寻找新生之路的关键时刻，王岐山再次被人记起。

2002年11月，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这个距离中国心脏最远的省份的一把手——省委书记。人们希望这位“救火能手”能带着他昔日的“救火”经验，再造海南奇迹。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意外。上任仅仅5个月、刚刚摸清基本省情的王岐山正踌躇满志地谋划海南未来之时，一场发生在几千里之外的“非典型肺炎”（SARS），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2003年4月，王岐山从海南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是自己熟悉的金融问题，而是与金融毫无干系的传染病危机。

此时，由于公众未能及时获知准确疫情数字，疫情信息不畅，多数公众对这种神秘的致命病毒知之甚少，隔离和防护措施更是严重匮乏，从而导致疫情不断扩大。

王岐山决心勇敢地揭开这个“盖子”。而揭盖子的后果则是:北京被感染SARS的患者数据和死亡数据比此前成倍扩大。从2003年5月初开始，几乎每天上百人的感染数量令整个国际社会震惊。“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北京现在每天上报中央的数字都是由我和刘淇同志一起签字的。”王岐山坚信，公开透明和实话实说，将是战胜SARS的一项重要法宝。“王岐山不想报喜不报忧，他喜欢说实话。”时任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的亨德里克·贝克达姆(HendrikBekedam)也愿意这样评价这位新任的北京代市长。

随后，王岐山再次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风格。他开始在北京执行最严厉的筛查和隔离措施，在全市各大医院建立专门的发热门诊。当他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座防治SARS的专门医院时，仅仅用了7天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就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投入使用。

很快，2003年7月份以后，人们看到，电视上公布的SARS患者数量开始逐渐减少。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世界则再一次记住了王岐山这个名字。

2004年2月21日，任代市长长达305天的王岐山高票“转正”。自此，王岐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命运已经与北京紧密相连。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王岐山被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一升迁不仅开创了中国在任的城市市长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先河，也开创了王岐山人生的新旅程。也正是从此刻起，人们对王岐山也有了新的“预期”。一个多月后，随着王岐山辞任北京市市长，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王岐山即将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被委以重任。

挑战史无前例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两会”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刻，如人们所愿，王岐山的名字进入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行列。人们相信，王岐山此次步入中央政府决策层，不仅是民众，也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对这位敢打硬仗、能打赢仗的“救火队长”过往经历和政绩的高度肯定。他们期待着王岐山能再次打赢当前这至关重要的一仗:治理通胀。

这是一个高难度挑战。2008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8.7%，创近11年来新高；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达到6.6%，创3年来新高。同时，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桶，创下历史新高。此外，铁矿石、农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几乎全线创下历史新高，对国内CPI、PPI上扬的压力不断增强。

金融数据更不容乐观。中国自2007年历经6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达4.14%，而美国自次级贷款危机后历经数次降息，美联储基准利率已经降至2.5%。随着中国加息预期与美国降息预期的不断增强，中美利差还将继续扩大，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俱增。仅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就已超过4%，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7∶1关口。

一方面，传统经济学说主张应对通胀的典型措施——加息、控制信贷等做法将导致资本市场继续下行，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民币与外币利差持续扩大，热钱套利加剧；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升值又将使出口受到削弱，影响就业，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滞胀。

因此，当前需要的，或许是对通胀形势更全面、更精准的认识和判断，进而采用更为科学有效的金融调控工具。以宋国青、谢国忠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当前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过盛，因而应当坚决加息，“刀快不怕脖子粗”，只要加息力度够大，就能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让他们安心把钱存进银行，从而遏制通货膨胀。而以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却认为当前通胀的首因是美元贬值导致国际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外部输入型通胀，因而主张以加快人民币升值、推进节能降耗为主要措施，以降低国内产品价格压力，遏制通胀。

显然，对本轮通胀形势成因和应对措施的争论不仅反映了学界的矛盾，同样也反映了官方的分歧。就在此次“两会”间隙，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呼吁采取措施应对外部成本上升，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认为投资需求依然旺盛，存在进一步的加息空间，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则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尽管王岐山拥有应对1993—1994年通胀的成功经验，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十多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驾驭金融工具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这对任何领导人都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3月13日，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金融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也将是王岐山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此前，随着“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实施“大部制”的合并动议正式搁浅，尤其是在经历了去年轰动一时的“5·30”印花税事件后，如何加强“一行三会”之间以及“一行三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已经成为摆在王岐山面前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经济的突然疲软，长期被看好的外贸形势也变得迷幻叵测。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幅度同比降低6.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幅度同比上升9.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0.6个百分点，净减少50亿美元。“内热”未消，“外冷”已经初现。由此带来的新风险，使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既要防通胀，又要留心衰退的双重困境。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这，或许正是王岐山的新使命。

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一次没有公开的访谈

■各行各业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多向其他人学习

■可以这样讲，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历史恰好把“做市长”的这个机遇交给了我，我对这一点，还是能认识清楚的

■如果你们在生活中听到有人批评我工作没做好，尽管打电话告诉我

■我们的许多官员或许还没想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

在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的今天，如何有效驾驭金融工具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这对王岐山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挑战 CFP/图

等我1990年代再次见到王岐山时，他已经做了广东省的副省长了。有一次我们见面，谈的是他奉命处理广国投和粤海公司破产案的一些情况。再后来，他又“进步”了，调入北京，担任市长。于是，2004年我们曾有一次长谈。

我是做记者的，王岐山开门见山就说，我可不是接受你这个记者的专访，你要是答应不报道，我才能敞开谈……四年时间过去，这些经过删节的对话，或许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王岐山，应该可以未经允许而对外公布了吧。

做市长是历史机遇

（谈SARS）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锦涛同志去陕西考察的时候参观了陕西博物馆，馆长介绍说，王岐山在这里工作过，锦涛同志很惊讶，回到北京开会时问我: 你还在陕西博物馆工作过呀？

你（指笔者）知道的，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是，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譬如社会上流传的“京城四君子”，哪个人不聪明？哪个人没能力？他们都是极聪明、极有水平的人，就说周其仁，他多有口才呀，他讲课是很受欢迎的。可以这样讲，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历史恰好把“做市长”的这个机遇交给了我，我对这一点，还是能认识清楚的。

今年（2004年）4月，央视记者王志（“面对面”栏目）找到我，说抗击SARS一年了，能不能再做一期节目，回顾一下我到北京的这一年。我说不行，王志说，他（王志）都评为抗击SARS的英雄了，你这个抗击SARS的市长在一周年的时候，怎么反而不说话了呢？我说真的不行，抗击SARS成功，功劳是中央的，是大家的。至于我，现在北京要做的事太多，还不是我接受采访、总结成绩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的赵启正，也是几次邀请我去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也没有答应。当然，如果你们这些记者不在，电视摄像机不在，市政府关起门来开会，我还是不客气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办好奥运

（谈奥运）你知道的，我在北京有许多的老同学、老同事。见到每位老友，我都会拜托他们做个事——包括你在内，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在生活中听到有人批评我工作没做好，尽管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的，我妈妈做过咱们大院的居委会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也是北京市这个“大居委会”的主任。我必须给全体居民服务好，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我来北京，五年任期恰好和奥运会的筹办、举行相重叠，因此，我还必须把这届奥运会办好。可以说，我这个任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办好奥运。而且，作为北京市长，我还必须利用北京举办奥运的机会，力争让北京的城市化、现代化的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这就是我在本届任期内的一个主攻目标了。

还有，我还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这两个任务——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和让北京的城市化、现代化再上一个台阶，都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挑战。譬如北京市的交通、环保、城市管理，都还有许多难如人意之处。我这样讲，并不是怨天尤人，不是的，任何国家处在中国、处在北京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处在市场经济的探索、转型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必须努力，不能放弃。

（谈调研）作为市长，我真的是希望你们新闻记者能够把你们看到、听到的北京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足，暴露出来，反映给我。我们的许多官员或许还没想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舆论监督必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这是帮我工作，也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譬如最近，我就在关注北京出租车的“份子钱”（管理费）为什么这么高，出租车司机为什么会叫苦不迭。靠着市政府研究室的帮助，我大体搞懂了，北京一度有1400多家出租车公司，后来压缩到200多家，有段时间，北京有过“倒腾”出租车公司营运执照的风气，营运执照一倒手，就能赚一大笔钱。结果营运执照越倒腾越贵，那些花了大价钱搞到执照的人，必然想在最短时间内把正常投资和加价购买执照的费用，都赚回来，于是，这笔“倒腾”执照的费用就被转嫁、分散到出租车司机头上了，的哥、的姐每月交纳的“份子钱”，自然被定得很高。怎么解决，需要统筹考虑。

（这次谈话，笔者曾问王岐山: 你到北京之后，怎么会瘦了这么多？）王说: 可不是，到北京工作后，我瘦了十七八斤呢！我夫人看了着急，说，这是怎么搞的，催我赶紧去检查。我去查了，你猜怎么样，过去不正常的血脂，现在正常了；原来轻微的脂肪肝，现在也消失了。你看，多干事不会吃亏的。

尽管我不大愿意接受专访，但到了北京，这电视曝光还是太多，搞得我现在都不敢随便上街了。过些日子，我请你吃饭，但我只能请你在市政府的小食堂一起吃个便饭，边吃边聊，你可别写我的什么专访……

我后来始终没敢去叨扰王岐山的这顿饭，我知道，他实在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事要做，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人要见。

ZT：耋耋不休2008年04月17日 10:51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