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中國最對不起的外國人！-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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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中國最對不起的外國人！
來源: 趣歷史 時間: 2014-12-30 編輯: 鄒逸俊
司徒雷登 在民國遠比白求恩知名，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中國為家，為中國效力，他創辦了躋身世界一流的燕京大學……然而，在1949年，毛澤東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讓他成為不光彩的角色，最終很不愉快地離開了中國……
在美國現任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闊別中國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國杭州。(2008年)11月17日，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安眠於青山蒼翠的懷抱之中。墓碑上簡簡單單寫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先生總說西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裡就是他的故鄉。今天，他總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學校友代表姚林傑老先生說。
長久以來，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們遺忘，僅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虛偽形象停留在中學語文課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划過人們的視野。
司徒雷登，一個在中國現代史被書寫為“聲名不佳”的人，一個虔誠的傳教士，一個生活中西文化邊緣里的人，如何在個人意願和宗教所需之間，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取得平衡並融合美好理想和現實困難?
一
這是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學裡熱鬧非凡。一場盛大的文藝演出正在進行。開幕前，年輕而英氣的學生向那位鶴顏的外國老翁獻上了一副中國傳統刺繡，此時，全場觀眾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後，這個老翁回憶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動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壽。不僅在燕大，全國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舉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壽活動。在燕園的祝壽活動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贈送了錦旗，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分別代表中外來賓向司徒雷登致祝辭。燕京大學的校工甚至敲鑼打鼓送了一塊匾額，上書“有教無類”，用這種最為傳統的中國方式表達他們的讚美。
時任燕大教師的 冰心 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對校長的懿德嘉行給予高度讚美：“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他登上了作為一個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事業的巔峰。
這遠遠超出了他的夢想，他曾經為了去不去做這個麻煩的大學校長而猶豫盤桓。在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他承認：
時間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過去，雙方都催促我儘快作出決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時又得勉強答應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況。以後，我多次想脫身，但最終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諾言。
在金陵神學院執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應手，而且還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他似乎可以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傳教士和寫作者。但命運最終把他推向了一條更為輝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達北京。他坐着一輛臨時雇來的黃包車，頂着深冬凜冽的寒風，來到位於城北的長老會布道團上任。他發現自己陷身於一團麻煩之中。
首先是給這所由幾所教會學校合併的大學命名的問題。《在華五十年》裡他回憶了當時的“緊張”和“分歧”。當時的匯文大學校長劉海藩博士堅持保留舊校名，並要求新校址緊靠原校址。匯文大學畢業生代表團也聲稱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認這所學校是他們的母校。而其他學校的師生則堅決反對新校用“匯文”作校名。華北協和大學的一些學生宣布如果採用了“匯文”這個校名，“他們會戲劇性地把他們的畢業文憑堆積在通州的校園裡付之一炬，以象徵其母校的毀滅”。司徒雷登會見的雙方畢業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們在教會工作中都表現突出。他們對聯合表現出的強烈的反對情緒，司徒雷登認為這是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
在糾纏的泥坑之中，作為唯一的中間人，司徒雷登建議提名由一些不帶偏見的中外人士組成一個專門委員會作出決定。一位叫誠靜怡的傑出傳教士提議用“燕京”。古代燕國的首都，這是富有魅力和詩意的名字，每個人都感到滿意。也有一種說法是，這個名稱是由蔡元培和 胡適 提議的。
然後是為新校選地址而奔走。幾校合併以後，燕京大學分為男女兩部。男部在原北京內城東南角的盔甲廠和馬匹廠(今北京火車站附近)，女部在燈市口的佟府夾道胡同。兩部相隔過遠，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到盔甲廠這邊來上課，極不方便。而這幾處地方又都很狹窄，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司徒雷登認為應當重新選一個新校址。
“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有一次，他應清華一些朋友之約聚會，其中一位朋友問到：“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皮呢?”一次談話產生了一座美麗的校園。
選定校址後，司徒雷登面臨的是大學最重要的籌款問題。在正式接受董事會的聘請之時，他曾提出不管經費的事情。據說那是美國私立大學新任校長的通例。作為一所教會大學，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經費完全依賴教徒捐贈和教會組織籌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魯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薦他擔任紐約燕京託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經費方面的問題。到任後，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極大精力為資金而奔波。抗戰前，他曾先後十次回到美國，向社會各界尋求資助。後來還在中國發動募捐。要說動美國人為一所在遙遠的中國的教會大學獻金並非易事。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訴苦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說：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樓，更大的圖書館和圖書設備，還需要添建一座婦女醫院和幾座教職員住宅。我們每年收入已超過七十萬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採用最經濟的計劃，也還是不夠支付目前所進行工作的費用，而且還沒有儲備足夠資金用作擴充建校計劃及作臨時救濟金和彌補物價高漲之用……
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會“找錢”的大學校長。 經過他不懈努力，爭取到了中美兩國民間機構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爾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財力雄厚的組織的資助，可以為學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維修設備，興辦文化事業(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到1937年為止，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250萬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學總預算為35000美元，有87%來自教會撥款;到1937-1938年預算為215000美元，其中教會撥款占到14%。
三
財政成長使許多熱情洋溢的理想的實現成為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幾位皆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一起為燕京大學擬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務”的校訓，他們認為教會學校應當是一個由宗教信仰、科學精神與方法，以及無畏的探求精神所構成的混合體。它來源於《聖經》中的兩句格言：一是《馬太福音書》第20章第28節的“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約翰福音書》第8章第32節的“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後一句也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校訓，由托馬斯·傑弗遜書寫在該校的正門上方。靈感使司徒雷登將這兩句話結合起來，作為燕京大學的校訓。多年之後，他自豪地說：“我所知道的大學校訓沒有哪一個曾對它的學生產生過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長方形的漢白玉墓碑告訴過往的人，這裡是著名的 斯諾 墓。墓地往南，是兩幢古典式的二層樓，這是當年燕京大學新聞館，斯諾曾經在這裡教授“新聞特寫”、“旅行通訊”兩門課程。後來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學樓。燕京大學是中國首個創辦新聞系的大學，初創於1924年，中間因經費短缺而一度停辦，1929年重新建系。新聞系的指導思想在今日的新聞人看來，仍然令人激動：“借着鼓勵許多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從事新聞工作，以協助中國發展高尚、富有服務精神及負責任的新聞事業。” 彼時的中國，新聞事業尚處於草創階段。燕大新聞系的首屆畢業生竟然只有趙恩源一人，若干年後，他成為著名的《大公報》的副總編輯。1931年始，新聞系開始大量聘用校內外的專家和國內外有影響力的資深報人、報業專家和著名記者來系裡做兼職教師，做講座。新聞系聲譽日隆，畢業生大受歡迎。
這一切，當然與校長司徒雷登的努力有關，他曾說新聞系是他特別偏愛的一個系。當他躺在“臨湖軒”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聞系的畢業生一度“壟斷”了中央新聞社派駐各國的代表，那種滿足感一定非常美妙。 從司徒雷登尋到這塊土地之時，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把最高級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獻給親愛的中國”。
在第一個十年間，燕京大學走向了更加徹底的中國化。在56位教授級的教師中有36位是中國人，其中20位是在美國大學裡獲得博士，其餘15位也都取得碩士學位，有一位是在中國舊 科舉 制度中取得功名的進士。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統計，燕大被列為甲級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其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司徒雷登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以彰顯他為燕京大學所作的努力和作為個人的成功。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教授們在一起（資料圖）
戰爭的到來打斷了順利行進的大學教育。1937年7月7日， 盧溝橋事變 爆發，中日兩國全面進入戰爭狀態。之前，華北高校紛紛南下或內遷，司徒雷登經過仔細權衡並商請在美的燕京託事部同意，決定留在北平繼續辦學。燕京大學升起美國國旗(這以前它只掛校旗和中國國旗)，恢復了因為戰爭而中斷的入學考試。據當時統計，原來燕京大學的學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變後聚增至1200餘人。然而，小心謹慎並沒未能使燕京大學逃掉厄運的打擊。正所謂：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 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凌晨，日軍包圍燕京大學，宣布燕大即時由日軍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學生，男女生一千餘人，略攜衣物，一時俱散”(鄧之誠《南冠紀事》)。美麗的燕園淪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傷兵醫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學生相繼被日軍逮捕。此後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兩天)，司徒雷登在監禁中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又十天。
司徒雷登聲望如日中天，成為那時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然而，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是“盛極必衰”，那是因為在風雲詭譎的政治社會裡，個人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中國為近代以來首次的勝利而揚眉吐氣之時，司徒雷登的道路，卻悄悄扭轉了方向，進入了他一生中的厄運時期。
1946年周恩來在南京會見司徒雷登（資料圖）
四
1946年，二戰結束，70高齡的司徒雷登戲劇性地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扮演着雙重角色——既是國共談判的調停人，又是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毀於一旦。1949年，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司徒雷登拒絕撤退，敦促美國政府率先承認共產黨政權，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秘密邀請他北上，但由於美國政府反對，中美之間高層的接觸機會稍縱即逝，此後便是幾十年的敵視和對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舊的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中國，他心情沮喪，離開了一生的大部分事業所系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園裡長眠着的父母妻子。為了挽回影響，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司徒雷登也成為頂罪者之一。因為他曾秘密建議白宮拋棄國民黨政權， 蔣介石 1952年也明確表示不歡迎他再派到台灣。
而8月18日新華社播發的社評、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最終使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徹底的悲劇使者。在中國生活並苦心經營的50年成為政治笑料，並永遠淡出中國人和美國人的視野，司徒雷登備受打擊，中風偏癱，他被送到了醫院。十三年後，他因心臟病發逝世於 華盛頓 ，臨終遺言是希望自己的秘書傅涇波把自己的骨灰帶回中國，安葬在燕大校園內妻子墓旁。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由於有人聯名上書反對他歸葬燕園，認為他是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帝國主義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終安放於生與斯長於斯的杭州。
他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里開篇第一行寫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屢屢紐帶把我和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聯繫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家裡，而且還在那裡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裡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裡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提升為美國駐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為大使，最終卻是很不愉快地離開了那個國家。
1952年，幾乎熔鑄司徒雷登畢生心血的燕京大學被解體分別併入了八所大學。 儘管他身上“匯集了希臘文化的智慧、希伯來的宗教聖靈和中國文化的、溫和的人道主義精神，沒有一般傳教士身上所表現出的狹隘性”(北大校長蔣夢麟語)，他仍然不免於困惑、無奈和尷尬。他最終悲劇性的命運和燕京大學的消亡，是那個特殊時代東西方關係的結果。
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全文）
20120624《檔案》：司徒雷登離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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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
真理、自由、服務，揭櫫燕大的精神與標誌。
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像司徒雷登這樣的美國人，一位基督教的傳教士兼教育家，他豐蘊的一生，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宗教、教育、新聞、政治等領域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人物
然而曾經扮演着影響中國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人物，司徒雷登隨着廿世紀下半葉的時代變遷，幾乎已被湮沒或遺忘在歷史的深處了。直到了08年末，他又重新出現在全球華人的視線中。
1949年8月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共產黨軍隊攻占南京三個多月後黯然離開中國返美，懷着無奈與遺憾，告別了這個他前後整整生活了56年的國家。2008年11月17日，在他離世46年後，其骨灰終於依其遺囑，從美國運回他的出生地中國杭州下葬，這是他臨終前魂牽夢縈的國度。在他的墓碑上只是簡單地以中英文刻着這麼幾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碑文雖少，或許這就是對為人謙遜、行事低調的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好寫照。
作為傳教士和神學院教授的司徒雷登，曾以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愛人以德的精神，竭力履行光榮使命，在落後的中國盡心傳布福音；對中國底層民眾和學生，施以愛心與關懷。身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為創辦燕京大學奔走呼號，在中美兩國間四方募捐籌集辦學經費，終於建造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大學；我們才知道這位燕大首任校長，為中國培養社會有用人才殫精竭慮，在他哺育下，燕大英才輩出，成為近代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
任職外交官的司徒雷登，曾傾心於力圖促成國共和談，希冀中國通過和平談判方式組成聯合政府；我們才知道這位戰後美國駐華大使，為建立國府敗退後的中美全新關係，盡了可稱得上是最大的努力。
可以說，司徒雷登參與了動盪的中國近現代史的長期進程，他的成功和辛勞，曾廣泛地贏得中國人民的尊敬；他的失敗和無奈也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對應着中國社會脈動的感應和深刻的歷史背景。
傳教士兼教育家
司徒雷登一生從事過多項事業，特別是作為教育家，他是成功優秀、深具影響力的。這不僅因為他蓽路藍縷創辦了燕京大學，又主政燕大期間取得不凡成就，更在於他為中國教育，確立了一種全新、切合現代的辦學和教育理念。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從血統上說，他是一位純粹的美國人，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父母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他11歲時回到美國維吉尼亞州上學，在大學期間受「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遂立志於傳教。
作為一個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畢生的事業，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而他創建這樣的一所新大學，是為了可以更好地服務中國。司徒雷登與燕大，彷佛根本就已融為一體。他可謂當時燕大的靈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個人努力之上。這位主持校務工作長達廿七年之久的大管家和主政者(1919-1945)，在當時的燕大師生中受到極高的推崇，而被譽為“燕園之父”。他無愧於這一稱號，乃因為他所確立的“燕大精神”。
成為最有用的學校
他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1933年，明確地提出辦學目標：“我們的目的，是要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 我們不是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史上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目的很清楚，就是強調大學教育是要服務現在中國。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學期間，提倡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則，他保障燕大教職員及研究者，在教學和研究時不受校內外製度和勢力的干預，給燕大學者們一個自由教學、自由討論學術觀點的場所，以無障礙地傳播他們的專業學識。他要求燕大的學生，既要中國化，又要國際化。因此對師生的政治立場不加以干涉。
在北京淪陷期間，燕大選擇了一條最難堅持的道路，既沒有內遷到安全的地方，也沒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堅持獨立的教學理念，為此他甘冒牢獄之災。在他的努力堅持下，燕大校園裡充滿着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具有很強的學術多元包容性。
司徒雷登校長以自己對中國的熱愛，作中國教育界人士都望塵莫及的工作，取得中國教育界人士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堪稱中華民族偉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長外，又一位傑出教育家。
在有關司徒雷登的著述里有不少他的老照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到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園裡與學生交流討論、鼓勵他們、專注於學術的和藹可親的樣子，我的心裡總是會心一笑，覺得這才是教育家，一個生命飽滿、無比地熱情、單純、徹底的教育家。
聲譽卓著的教會大學
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裡，教會大學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奮興時期，越來越多的來華傳教士意識到建立教會大學的重要性。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震驚了中國的知識界，戊戌運動把改革教育作為革新政治的前提，中國興起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教育改革浪潮。來自國立高等學府的競爭壓力，促使教會大學必須增加完備的實驗室和圖書館，聘請更多更好的教師，從質量上和公立大學抗衡。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國許多教派的大學合併。經過十幾年的談判、聯合，組建成後來的燕京大學。作為一所教會學校，其首要的目的就是傳播基督教，1916年時任校長的Lowry(燕大前身的校長)在會議上談到創辦這所大學的初衷，講到：“這所大學的建立，是為了使四萬萬人民都基督化 中國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使它有可能維持這麼多的人口。它將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燕大建在這個大國的首都中，有可能為中國革新做更多的工作。除了傳播福音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方法能比。”
之後接管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很清楚燕大的這個使命，便提出了允許學生宗教信仰自由的觀點。司徒雷登認為：“燕京大學的創辦，是基督教事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不但能為信徒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更能為教會培養工人 。我要求燕大一直保持基督教的風格與影響，但同時要求它不被人看作是宣傳運動的一部分。學校不應該要求學生必須參加禮拜，也不應該強求他們參加其他宗教儀式；既不能在學業上優待信教的學生，也不能在學業上給不信基督教的學生設置障礙。燕大必須是一所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大學。”
燕大不強迫學生參加宗教活動，並不等於不為有信仰的學生創造學習和深入研究基督教的條件。事實上，司徒雷登在“保持基督教的風格與影響”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方面最為突出的，當屬燕大的宗教學院。1925年，在眾多教授的倡議下，燕京大學利用在教育部立案登記之際，將原神學科和宗教系合併，組成了宗教學院，並把招生對象擴大到在職的教會工作人員。
作為第一所基督教神學研究院，燕大宗教學院不僅在中國高等神學領域內一直處於領袖地位，而且曾被譽為遠東第一流的神學教育機構。燕大的基督教社團辦得也有聲有色。早在1919年，燕大就存在着一個忠實履行和貫徹基督教辦學理念的機構 證道團(Apologetic Group)。他們隨即發行了一份雜誌《生命月刊》，以“闡釋基督教義之真理，並促進基督教改革運動”。證道團是燕大的一個核心組織，這個證道團是由北京的十幾位基督教學者針對新文化運動中反基督教傾向而組成的。該組織的宗旨是“一方面證明基督教與時代精神相適應，並為當時代進化的先驅；一方面要坦白的討論教會內部的各種問題，作革新教會的準備。”
燕大的基督徒團契也非常興旺。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興起了“非基督教運動”，主要以中國知識分子為主力，強調宗教與教育的分離，社會各界很支持。在此壓力下，中國政府頒布外國人在華設立學校要求，禁止學校以傳播宗教為宗旨，不得以宗教為必修課。因此神學院無法正式併入燕大的組織系統。司徒雷登希望整個校園都能夠瀰漫着基督信仰的氣息，於是想出變通的辦法之一，就是設立「燕大基督徒團契」，來對學生傳福音。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燕大校訓的由來有一個典故。司徒雷登剛到燕大工作幾個月後，他與幾位教師同工準備為學校制定一個校訓。他們都是出生在中國的外國人，都認為教會大學應該既能夠涵蓋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學的精神與方法，及大無畏的探索精神。有人主張採用《聖經》中的經文：“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20:28, 可10:45，即“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做燕大的校訓。司徒雷登立刻想到第三任美國總統托馬斯 傑斐遜用希臘文鐫刻在弗吉尼亞大學校門上方的一句經節：“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因此把這兩句話結合為一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大的這一校訓很快便滲入到學校的各個方面，它不僅見諸於學校的精神生活、學生的出版物、象徵性的圖案和校歌中，更重要的是深入學生的心靈，成為大多數學生的生活準則。他們立志付諸實踐，並把它作為衡量周圍人群的標準。其中一些學生追隨政黨後，還是忠誠地履行這一校訓，為民眾做有益的事。廿世紀上半葉沒有其他任何大學的校訓，能對學生產生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司徒雷登奉行寬容的治校態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學的學者，不問其個人宗教信仰、政治傾向和學術流派如何，一概誠懇聘請。他說過：“我的任務，是讓老師儘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他全力邀聘當時的中國著名學者、甚至學術大師來校任教，藉以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思想學術界方家名宿，紛紛奔赴燕京大學，造成燕大一時名師雲集。有大師方有高材，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和學術界輩出賢才而具有深遠影響。
而真正讓燕大開拓國際學術視野的，則是1928年春成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與世界一流大學進行各種學術交流。到了1930年代，當時的燕大已經享譽國際，而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也成為當時中國最美麗和最有成就的大學。畢業生活躍在中國的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和其他領域。可以說，燕京大學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着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為中國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重振燕京大學的精神
緬懷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的是，一個真正教育家的風範，和大學教育的真諦。這在中國逾半個世紀後已然漸趨式微了。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的這種躬身力行、實踐出來的基督信仰教育思想，才是最應該被我們後人所記取的，如今當我們感受這位教育家的超拔與熱忱，感受這所教會大學的純真與執着，也希望能使當前中國的教育現狀和基督信仰狀況為之提升。
注: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經調整、合併，北大遷入燕大的校址，兩校實行合併，燕京大學也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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