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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出家人都自谦叫“贫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出家人内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为何自甘堕落要做贫僧呢？我童年家贫，甚至三餐不济，但我从来不觉得家里贫穷，虽然无钱入学念书，但是我有双手、双脚，眼耳鼻舌身俱全，我为什么要感到贫穷呢？
我一生历经北伐、中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哇哇堕地了。
十岁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我与家人每天跟随难民潮向苏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求生，沉伏在死人堆里苟活，于此同时，父亲在南京的硝烟里人间蒸发，当时寡母遗孤的窘迫，岂只是贫穷可说呢？虽说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砲子弹洗礼过的人生，对于穷困、生死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十二岁出家之后，贫穷的祖庭宜兴大觉寺、贫穷的参学寺庙南京栖霞山寺，都是生活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无亲无故，连找个寺院挂单，都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仍然不觉得贫穷。
但后来，各种的因缘，正如某些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一百三十多亿，其实何止于此？其中，南华大学有四十多亿，佛光大学六十多亿，普门中学有二十多亿，均头国民中小学和均一国民中小学有近二十亿，老人仁爱之家、孤儿院，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总花费应该不只五百亿吧！在贫僧的下文里，会一一向各位报告。
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
虽然花费那么多钱财，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到了现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贫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贫僧自比也是一个信徒，可以说也乐善好施，佛教里《金刚经》说“布施要无相，度生要无我”，所以关于给人一些小惠乐助，也就不值得在此叙述了。至于办理的学校、寺院，本来就为十方财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贫僧”又是谁呢？
不过，社会还有人说我少报了一条：“星云公益信托教育基金”有十多亿，但那也不是我的。这些款项属银行代为管理，私人不能动用，必须经过委员会会议，用于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银行按照章程规定，直接寄发给需要的机构、人士，贫僧也不能加以过问。这几年办了“真善美传播贡献奖”、“三好校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卓越教师奖”等；虽然有这些钱，也并不是化缘所得，是贫僧六十多年来稿费、版税、一笔字，以及人家的结缘供养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居功。
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回忆五十年前开创佛光山，我就誓愿不积聚金钱，“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我不赶经忏替人念经，我不出外化缘、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于五十多年来，我没有到过百货公司、什么超市商店购买物品。因为贫僧不积聚金钱，所有一切，都归功佛光山教团所有，甚至信徒给我的红包，我都拒绝，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贫僧”。我觉得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在开山初期，所有的拜垫、桌椅、图书、杂志，以及至少可以举办二、三十次展览的名家书画，例如：李自健的油画、施金辉的观音像、高尔泰的禅画、香港阿虫的漫画、何山的敦煌壁画、贺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国画等等，当初都是贫僧分批收藏而有。现在，这些作品，均由佛光缘美术馆如常法师负责管理。艺术无价，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价值又何止万亿元以上呢？
承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我，甚至辱骂我，我都很感念，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点彩色。我一生“以不要而有”为理念，个人什么都不要，佛教、教团当然还是需要发展，虽是“贫僧”，能叫他不爱教吗？
就拿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来说，我想她个人的生活也是淡泊、节俭，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现在佛光山千余众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没有假日，他们使用的教室、寮区，还是维持五十年前的传统生活设备，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冷气空调，佛光山的空调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贫乐道，还要为社会服务，那许多好发表议论却又不了解的人，为什么不对这些时间、空间因缘做一点研究功课、多了解一些呢？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贫僧们的身心、思想、生活天地吗？
佛教徒大多守贫，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亦为寺院所有、社会共有，都用之于社会大众。近来，各媒体对佛教很残忍的践踏，少数的媒体保持传统的道德，为佛教说几句公道话，持之以平。贫僧坦诚的向社会报告：我这一生没有用过办公桌，没有用过橱柜，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公桌、身旁橱柜也很多，但我从来不曾用过、开过。我有一张八公尺的长条桌，吃饭、会客、写作、会议、写字都在这张桌子上，甚至当初李登辉先生光临佛光山和佛教里的万千信徒来访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坐过。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信徒是否还记得这张绿色桌面的长方形桌子？这张长条桌，一直陪伴着我四十多年的后半生。
我能安于贫，所以有许多人缘
贫僧除了自己生活简单，不喜爱对外应酬，不喜欢社会公宴活动，非常欣赏古德所说的：“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当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为在北部佛教界的会议很多，如果不去参加，他说你不同他合作；请你吃饭，如果你不去应酬，他说你看不起他。为了要看得起他、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开会、吃饭，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贫僧感到自己不适合台北的应酬，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来。那时候台湾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减少了很多的应酬，贫僧有了时间写作、读书、课徒，才感觉到人生的乐趣。
不过贫僧也知道，我能安于贫，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我能安于贫，所以有那许多人缘。媒体把宗教骂得一钱不值，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教堂、宫庙、道观，还是多采多姿、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但我们自信，我们用钱用得很有价值。
贫穷虽会衍生罪恶，但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希望我们爱台湾的人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不要仇视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诋毁信仰，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是厚道的。为了佛教许多“贫僧”，为了他们未来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我为例，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二十说之一)
核心提示：台湾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他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弘法足迹遍布全球。多年来，星云大师始终致力于两岸统一，推进佛教改革和民主化。有批评者们认为星云大师是“政治和尚”，偏离传统佛教。面对鲜花和掌声，批评和质疑，星云大师以宗教家的胸怀和佛教徒的智慧，自诩“贫僧”，开诚布公，娓娓道来20说。此文为星云大师“贫僧有话要说二说：佛陀馆的是非风云”。
佛光山的所有，是怪信徒不好呢？还是怪贫僧不好呢
在我们的社会上，有许多有钱的穷人，也有许多清贫的富者；中国人讲道德人格是为人之道，平常不计较金钱多少，是以人格道德为君子之本。佛陀的大弟子大迦叶尊者居住山洞、树下，日中一食，他不以为苦，享受法喜禅悦。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近代天主教的特里萨修女，她也以贫穷为荣。有钱、没钱，都是个人的生活态度、对生活的看法。我虽不敢媲美这许多圣贤，但我也有一个性格：不好积聚，不好私蓄，有什么都是和人分享。
首次喜舍 人生拥有新世界
记得在二十岁离开焦山佛学院的时候，对我近十年出家生活所拥有的一些破旧的东西，虽不值钱，但在那个时候，却是我出家以来的所有。当我要离开焦山的时候，只留下二句话：我所有的东西都跟同学结缘，谁欢喜什么，谁就拿去吧！包括棉被、枕头、蚊帐、书籍等。我是一袭长衫，身边没有盘缠路费，到镇江和师父志开上人会合，由他把我带回祖庭大觉寺礼祖。这一次的喜舍，增加我人生拥有了另一种世界。
我在宜兴做了两年的国民小学校长，收入颇丰；在南京做了将近一年寺院的当家住持，也有了一些积蓄、衣单、用具等，但当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我也只交代了两句话：凡是出家人用的圆领方袍，华藏寺的僧众都可以去拿；日常生活用的锅碗瓢盆等，给我逃难的兄弟李国民所用吧。我孑然一生，临走时，靠着师父给我的十二块银元，走上不知道未来的前途，在太平轮失事后不久，我也乘船抵达台湾。
在宜兰念佛会服务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和学生要跟随我到乡镇布教，火车票虽不贵，但需要筹措他们来回的路费；我也帮助几个青年学生的学杂费、生活费，我自己没有为金钱忧愁，反而为他们烦心。这种忧烦，也是人生的另一种乐趣。
我初建佛光山时，就有许多孤儿集中而来。五十年来，成家立业的已经有七、八百对。丛林学院曾办到有七百名学生之多，我要供给他们吃饭、衣单、医疗、零用等；甚至五十年前，有一些小姑娘国中毕业还没有穿过玻璃丝袜、用过化妆品，我也从国外买回来跟她们结缘，满足她们的愿望。海关人员检查的时候还嘲笑我：“出家人，还买这许多东西！”我想说的是，人是不容易为别人所了解的。
居士发心 共成观光朝圣地
佛光山能到处建立寺院、到处成立佛光会、到处办学校、云水书车、云水医院等公共事业，当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但是我身居一个领导人，我“不要”、“以空为乐”的生活，我想，信徒也是受我这种性格感召吧，而乐于施舍成就佛光山、乐于成就全世界佛教的事业。现在佛光山的所有，是怪信徒不好呢？还是怪贫僧不好呢？这个社会嫌宗教的建筑太多吗？我们的斋堂，不管是信徒、观光客，只要和我们一起吃饭，连添油香的地方，他们都找不到。是寺院的作风不好吗？还是要怪罪于信徒呢？
佛陀纪念馆兴建了，那庞大的费用，哪里是一个寺院所能承担？我们不办厂，不经营商业，当然，总得靠发心的护法居士挺身而出购地、建筑。现在，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共成的佛陀纪念馆，是台湾南部最好的观光朝拜景点，不收门票，不收停车费，每天有三百余位的职工、义工，为每天数万的来客导游、解说、服务，你说，是那些发心的护法居士不好吗？还是那许多职工、义工都不对呢？或是贫僧的错误呢？
佛陀纪念馆的本馆早已正式取得使用执照，但社会少部分的人，一直以佛馆的山门、牌楼未有建筑执照而批评诟病。那只是佛馆的景点，并没有人居住，也正在办理执照中，只是山坡地开发、水土保持的行政程序旷日费时，时间来不及，信徒、游客就蜂拥而来，我们阻止好呢？还是开放好呢？感谢高雄市政府的领导单位，谅解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苦心，协助我们补办执照。我们也不想拥有特权，只是时间迟了一些。我们又不图名、又不图利，我们又有那么大的罪过吗？
免费办展 热心文化传知识
佛陀纪念馆开放了，每天游览车不止百部，小客车也在千部以上，光是解决停车问题，就不是我们民间能力所能负担。贫僧也想，这许多车辆都缴了税金，政府应该要有路给他们走、有车位给他们停才是啊！可怜的佛光山，不得已，只有临时向一些村民租借土地做为停车场，提供来者免费停车。论坪计算，一年一坪也都要千元以上啊！有良心的信徒、旅客，你们觉得佛陀纪念馆应该怎样去发展才好呢？
一般人都知道，书展都在大城市举办，有些书商认为南部是文化沙漠，甚至不肯前来。为了提高南部知识水平，也配合陈菊市长兴建图书馆的政策，佛陀纪念馆位处偏乡，启用之后，已办了多次国际书展，获得些许肯定。为了感谢每个参展出版社的参与，我们都帮助他们新台币十万块。贫僧不是要得到什么赞赏，只是尽一点对文化的热心，希望增加知识的传播而已。
此外，台湾艺术家各种作品的展览，明华园歌仔戏、刘家昌慈善义唱；大陆文化部每年提供珍贵宝物展出；山东、河南、上海杂技团，四川的变脸、浙江的婺剧团、泉州的木偶戏等，提供大家免费欣赏，演出经常爆满。在完全不收费的情况下，你说，佛光山要怎么做才好呢？
佛陀纪念馆里设有四十八座地宫，每一座地宫收藏一、两千件文物，每一百年开启一个地宫。三百年、五百年、四千年、五千年后，当今的文物，都可以给未来的子孙做个见证、研究。这许多文物，当然有的是信徒的捐献，多数还是佛光山的珍藏，你说，这是佛光山贪恋呢？还是喜舍呢？现在，佛光山已经把存放五年的文物录像留下纪录，有心人愿意观看，不妨可以放映出来，供大家观赏、参考、了解。
烟火灯会 为人心增加美好
做了一些事，才稍有成果，就有人批评：“佛陀纪念馆一进门有零星的摊贩、汉来素食餐馆、统一7-11、星巴克……商业气息太重了。”孰不知，如果没有提供吃喝以及店家经营纪念品的地方，游客来了、信徒来了，累了、渴了、饿了，想要购买礼物等等，你想，应该如何替他们解决问题呢？现在，贫僧想在旁边的空地增建一些禅窟，提供给旅行的背包客，可以静修一天半日，让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上加油再出发。但为了山区水土保持而迟迟无法开展，这是青年的损失呢？还是佛光山的罪过呢？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积极辅导。
如今，佛陀纪念馆里有猴子成群嬉戏，西伯利亚的候鸟、绿头鸭飞来双阁楼过冬；观察山上的鸟群，据说有百种之多；蝴蝶翩翩起舞，蜜蜂花丛飞翔；每一年的烟火，数十万人感动欣赏，每一年的灯会，带给多少家庭温馨欢喜，佛光山何止要花上千万啊？但佛光山总当家慧传法师、馆长如常法师和几位副馆长，每次谈及，都是愁眉苦脸，慨叹开销困难。而我们也只是想为台湾社会增添色彩、为社会人心增加美好而已啊！
因为贫穷确实会招致罪恶，我不积聚、不私蓄，以上所说，在我一生似乎拥有一切，似乎又空无所有，但总归一句：“何贫之有？” (二十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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