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

　　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

　　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

　　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

　　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

　　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

　　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mpanel(1);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xdx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仅鉴于此，刚才我说，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现在我说，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于是他对汉语"的""地""得"的失去耐心，完全可以忽略。

　　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正处于创作状态，怎么还开着手机呢？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或者，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当天晚上告诉你。放下手机时，赴饭局时，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犹如两人正在追狗，旁边飞来一只鸡，冯小刚会说：朋友，停一下，让我先追那只鸡。这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你去追鸡，狗说，我也歇会儿，还在原地等你；二，等你追鸡回来，狗已经跑出三点六公里。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自己的是：忍耐，我一个人先跟狗玩会儿。

　　修改剧本的地点，一般会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马场”的地方。这里距机场较近，孤零零盖了几栋房，养着几十匹马，四处不见人烟。一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林冲发配。冬天下雪，城里的雪早化了，这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吃过晚饭，记得常到河边散步。暮色之中，要降落和起飞的飞机挺着大肚子闪着灯从头上擦过。散步时，有时半天无声，有时随意谈些与艺术和人生无关的话题。具体谈了些什么，高高低低，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最近这次，当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小刚看着远处暮色中拂动的杨柳，河面上升起的迷茫的雾霭，用老派知识分子的腔调朗诵道：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满天飘。

　　冯小刚这本书，是利用《手机》剧本创作和开拍之间的间隙创作的。时间紧，任务重，但它别具一格。与别的准自传相同的是，它同样讲述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及与这些人和事的情感。物是人非，或物在人亡，送走和重新寻找的时候，感情是不一样的。与别的准自传不同的是，作者在面对往事胆怯和躲闪的同时，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声中长大，会自己横刀立马，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冯小刚过去说过，过去盖起的宫殿中，没有他的位置，他只好在宫殿的旁边，另起炉灶，搭起了一间偏房。问题是偏房越盖越多，越盖越大，越盖越高，渐渐成了一个院落，它就成了另一座宫殿。前年崔永元出了一本书叫《不过如此》，我赞赏老崔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写《不过如此》，是38年长成一根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现在我们读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像看老崔切萝卜一样，能够知道老冯家是如何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一砖一瓦盖起了另一座偏房、院落和宫殿。也有些像看动物，初看有些四不像，非狗非鸡，非驴非马，但它像麒麟哪。

　　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冯小刚也善于化崇高为平庸，对于这本书，他在自己写的序中说，朋友，没别的，就是把我的青春献出去，逗你解个闷儿；那么作为朋友，现在我用这篇序，把解闷儿还给他本人。最后我想告诉他的是，朋友，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一点七公里的路要走，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

　　北京八里庄北里

　　2002年，我没有拍电影，从入秋以后到来年的春天，我有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赋闲在家。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决定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40岁以后，我的记忆装置开始自动地删除一些在它看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这次删除简直就是一次大清洗，波及面之广，受害的程度之大，绝不亚于五七年反右。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粗暴，事先既没有和当事人打招呼，也不做调查分析，就擅自做出了删除的决定。比如说，它只给我保留了“加减乘除”的运算能力，之后的分数、代数统统被洗掉了。再比如说，我只记得和某人发生了某事，但却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丧失了记忆。这一点，人脑远不如现在的电脑人性化，凡欲删除，必先问你是否YES.人脑的这种做法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多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大道，走着走着，路就断了。这种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沿原路返回，重新上路；第二是嫁接一段新路继续前行。我选择了第二种做法，因为我发现通向过去的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记忆不断地塌方，使上溯的脚步磕磕绊绊，有时不得不凭着经验修修补补。

　　由此我得出结论，人脑是靠不住的。记忆中的事情离真实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上面补了许多的腻子，还罩了很多遍油漆。日久天长，究竟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哪些是油漆，我已经很难把他们认清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记忆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早年就补上去的腻子，而被我忽略的部分却有可能是原来的木头。这一点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心虚的，但我仍可以告诉读者，大体上它还是一块木头，而不是贴着木纹纸的铁。

　　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有蹉跎岁月，也有鲤鱼跳龙门；有对生活的坦白，更有对朋友的怀念。我在写作中与往事遭遇，与朋友重逢，有时笑有时哭，有时陷入深深的自责。

　　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这其中又有那么多良师益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机会，赐予我智慧。更为可贵的是，我还得到了朋友们莫大的包容。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我知道，这本书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闪回。我也知道它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毕竟我还没有勇气光着屁服行走在人世间。我更知道，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得全体人的好感。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无聊的冬天解闷儿，写完了才蓦然发现，我已将青春献给了你。

　　我于1978年人伍，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任美术组学员。3年后提成23级小干部，时任美术设计。7年后，部队精简整编遭遇淘汰。

　　那一年是1984年。

　　元旦刚过，政委笑眯眯找我谈话，态度异常和蔼，我心头一沉，知道这回狼来了。我很配合，对组织上的决定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甚至第二天就搬出了军区大院。

　　据我所知，和我一批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些人住在军区大院里没有走。我当时之所以离开的那么匆忙，主要是不想在广大指战员面前丢份。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部队竟是那么的留恋。转业的真正原因我是心知肚明的。

　　很简单，我恋上了一个女孩。女孩的父亲是话剧团的一位老同志。

　　老同志发现女儿有些春心荡漾，于是跟踪排查顺藤摸瓜揪出了躲在幕后的冯小刚。老同志怒不可遏，向我发出严正警告。

　　看在他女儿的份上我没有跟他急。

　　他老人家以为已经遏制了我的想法，却没想到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终止。

　　女孩不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变本加厉与我保持热线联系。老同志恼羞成怒，将该女儿绳之以法，据说蚊帐杆都打折了。

　　女孩的痴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时热血沸腾，要不是战友拦着我，我差点就冲到女孩家，对她父亲说：要打您就打我吧。

　　幸亏我没去。

　　因为，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女孩的心上人根本不是我。宁死不屈是不假，但为谁宁死不屈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被她父亲忽略了，也被我忽略了。事后女孩如实告诉我，她的意中人是一位在民航工作的英俊小生。这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她会频繁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每次都是蜻蜓点水。原来这小丫头儿玩得是声东击西金蝉脱壳。

　　我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了起来。

　　但在日后的岁月里我仍然犯过很多次一厢情愿的错误，我对自己的愚蠢一腔悲愤又无可奈何。

　　谁让我心地善良痴情不改呢。

　　这是后话。当时女孩的父亲依然被她蒙在鼓里。为铲除心头之患，老同志串通我们团的政委借精简整编之名将我纳入了转业的名单。

　　八四年转业的那批干部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公检法战线上去了，而我却被分到了西直门粮食仓库宣传科。

　　战友们得知，笑称我是“西粮太守”。

　　仓库位于西直门火车站的北侧，我沿着仓库的围墙踱步，思绪万千。然后做出决定谢绝了军转办同志的好意，没有赴任。

　　接下来的日子乏善可陈。

　　除了四处托人找工作，就是等消息。幸好我在基建工程兵的两个朋友也面临失业，他们是整个兵种集体转业。同命相怜，我们就天天泡在一起打发日子。

　　一直以来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优越感在渐渐地消失。

　　那时中国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大款，顶多是一些二道贩子。文化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人们的价值观依然是视金钱如粪土。在当时，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所受到的青睐，决不逊于现在的TT界精英。工资高不说还透着出类拔萃领尽风骚。所不同的是，如今的IT界精英们没有统一着装，如果不递名片主动显倍儿，极易混同于普通百姓。对相貌的要求也相当宽容。几大著名网络公司的CEO坐在电视机里集体亮相，看上去也是坑坑洼洼锣齐鼓不齐。相比之下，那时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看上去则整齐体面得多。一水儿的三接头皮鞋皮手套，军装是毛凡尔丁的料子还垫肩，大衣是马裤尼的，栽绒领子，后腰上还有一道横杷，缀着两粒八一军扣。除了腰上没有子弹夹，手里没有刺刀枪和毛泽东时代的仪仗队大致相仿。虽然这中间也掺了一些沙子，比如像我这种长得有点像越南人的，但毕竟是瑕不掩瑜，眉清目秀的比例比IT精英们高得多得多。

　　我们几个人每天穿着军装走在街上，常常招来路人对子弟兵的羡慕与敬重，但实际上我们是解甲还没有归田的待业军人。

　　除了去紫竹院晒太阳，就是去魏公村的自由市场买菜，凑到一起做饭。那一阵子我的厨艺突飞猛进，花10块钱能做一桌子菜不带重样的。

　　再后来，做饭做烦了就开始做组合柜。一开始样子十分简单，就是把一排书柜连起来，后来又不过瘾，又在上面加一溜顶柜，还嫌不复杂又把写字台也夹进去，最后竟然变魔术般能从柜门里变出一张单人床来，令观者惊叹不已。这样的时光过了大约有半年，冬去春来转眼到了夏末，工作仍没有着落。一直没有画画，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干专业，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原本是意气风发不知不觉开始颓废，任光阴虚度，似水流年。许多年后，回首往事，发现正是从那时起踏上了多姿多彩的美丽人生。

　　记得第一次跳贴面舞就是那个时期。

　　一天晚上战友的家里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兵种的同志们，其中有几个据说是军艺的女兵。

　　因为只开着台灯，灯罩上还蒙着纱巾，所以房间里显得有些影影绰绰，似是而非。

　　录音机里播放的是邓丽君、凤飞飞和奚秀兰的歌曲。邓丽君的歌在当时虽然传播广泛，但还是被禁止的。然而对一个找不着工作的复转军人来说，她的歌声却给了我们莫大的抚慰，令我们在空虚中仍有憧憬。

　　很多年后，我乘坐一架海南航空公司的客机从银川返京，飞机着陆的时候，我听到扩音器里响起了邓丽君的歌曲，同时空中小姐向乘客通报当地的时间和地面的温度。空姐的语调非常的职业，但在邓丽君的伴随下竟化成了一曲温馨的惦念。令我不胜感慨，心说这么人性的歌声为什么会遭到禁止呢？

　　幸亏邓小平，要不我们得是这个世界上多么傻逼的一群人哪。

　　贴面舞不同于交际舞，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也不同于现在年轻人蹦迪，音响器材次了蹦不起来。贴面舞因陋就简有个巴掌大的地方，放点靡靡之音即可。可贵的是它能散发出一种幽幽的情调，女孩的下巴轻搭在你的肩上，大部分都能神情自若，任你花言巧语笑而不答。当然也有的女孩看上去有些胆战心惊，手心不停地出汗，随时准备奋起自卫又不甘心来了不跳。一副又爱又怕的样子。

　　那一次来的女兵个个都很开通，表现得从容不迫又善解人意，像是经常光顾这种舞会。我是第一次，相形之下我倒显得有些如入虎口。

　　战友牵着一个女兵的手来到我面前，用四川口音学着首长的口气说：你们两个小鬼跳个舞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来对说四川话的首长充满好感。听到那种语调总会让我如释重负，犹如胃疼的时候喝了一杯红糖姜水。

　　我看着那位女兵有些不好意思，目光躲躲闪闪，假装不着急让同志们先跳。看着女兵和我的战友翩翩起舞又顿时追悔莫及。倒不是没见过漂亮的女兵，实在是难得与漂亮的女兵跳一回贴面舞。

　　我们战友文工团漂亮女兵俯拾即是。可我很少有机会和她们说话，连打招呼都得是成心和她们坐一趟公共汽车进城，还得付出把座位让给她们的代价，才能没话找话地问一声：你也进城呵。因为漂亮的都是歌舞团的，而我却在京剧团。

　　京剧团没有小姑娘，都是大姐还都成了家。好不容易从大连招来了一个能一连翻十几个跟头的刀马旦，人长得也有几分姿色。可这女孩又是性格刚烈的那种，对京剧和爱情都十分执著。到我们团不久就因为失恋服下一瓶安眠药，抢救及时才重新回到舞台上。

　　我是非常害怕和过于执著的女性打交道的，那样很容易把我比得无地自容。面临危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说这种品质干不成大事，我不同意。邓小平大人要不是能忍一时之辱，又怎么会等来“春天的故事”。

　　眼前的这位女兵显然不是特别执著的那种。几支曲子下来，她已经热情洋溢地换了好几个舞伴，对每个邀请她跳舞的人都报以优质的服务。

　　她的长相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脖子十分的光洁。因为是在8月里，天很热，她没有穿白衬衫，空堂穿着的确良夏装，光洁的颈部优美地立在军装的小翻领中，使脖子看上去更白，领章看上去更红。

　　女兵这种穿军装的方式在夏天里很普遍。洗完澡，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光着脖子空堂穿上军装，把军帽塞进军挎包里走出军营。严格地说，这种着装方式是不符合条例的，但看上去却是楚楚动人。

　　现在只要是提到性感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画面就是以上的描述。直到今天我都想为这样一个细节拍一部电影，抒发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女兵情结。

　　我因为没有抓住机会，那天又是狼多羊少，跳不成舞就只得陪着其他蓄势待发的生人聊天。

　　那时我才26岁，正处在行动多于思考的年龄，不像现在身经世态炎凉历尽种种坎坷总有一肚子的委屈渴望向人倾诉。所以聊天就显得十分的苍白空洞，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什么话题。最常用的问话就是，你是哪儿的？你们家住哪个区？你们那儿的谁谁谁你认识吗之类。然后就是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和姑娘们窃窃私语，说是跳舞不如说是在云中漫步。

　　当然也有个别人艺高人胆大，欲擒故纵。能坚持一晚上也不和姑娘们说话，甚至一眼都不看她们，只和男的谈笑风生，以期获得姑娘们的另眼相看。待到曲终人散之时，往往是这种人最终抱得美人归。

　　想当这种人得心理素质好，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错过大好光阴。因为并不是每个姑娘都吃这套，深沉了一晚上被人忽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总政创作组就有这么一位爷，姓邓，叫什么名字恕我年事已高想不起来了。邓爷学识渊博读书万卷且活学活用善于表达声音也洪亮。我常常为了配合他，当众提一些幼稚的问题然后痛遭邓爷一番教诲，令听者有心的姑娘眼睛为之一亮。当然邓爷也得配合我，用他被我当场竖立起来的威信赞扬我的为人。

　　其结果是他吃肉我喝汤，有追求的姑娘跟他走，有同情心的女孩陪我跳舞。

　　过去我们的说法叫“殊途同归”，今天的时髦说法叫“双赢”。

　　我的第一次跳贴面舞的经历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的。在主人宣布这是最终一曲的时候，我苦苦地哀求，那个光着脖子穿军装的女兵同意让我送她回军艺。

　　我们从大柳树南站的基建工程兵地质水文指挥部宿舍出来，步行穿过气象学院和航天部某院的楼群，走向魏公村。当时已是深夜，街道一片沉寂。我对她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穿着军装和她这样的女兵逛一次西单王府井，最好是她老上赶着跟我说话，还硬要挎着我的胳膊。我呢，一脸不耐烦地对她说：注意点影响。

　　我又补充道：就是那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德性。我想一定能招来很多羡慕和嫉妒的目光，这样可以极大地满足我的虚荣心。

　　她听了咯咯咯地笑起来，说：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之后，一路沉默走到军艺。在大门口的卫兵面前分手。

　　分手时，我问她：怎么和你联系？

　　她所问非所答，说：我现在还是学员，不想交朋友。

　　我沿原路返回战友家中借宿。

　　临睡前，我对战友说：那女孩不错挺有上进心的。

　　战友斩钉截铁地说：瞎扯淡。那是敷衍你呢，有上进心还出来跳贴面舞。

　　战友关灯退出去，几分钟后我就睡着了。

　　团里为了迫使我们从速到地方报道，断然采取了停发军饷的决定。

　　就在转业费也快花完了的时候，工作有了眉目。

　　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服役，去廊房武装警察学院电教室当参谋，属军内调动；另一个是转业到地方，去北京城建开发总公司工会当干事。该公司当时是北京最早也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方庄、蒲黄榆、双榆树、左家庄、亚运村都是他们的开发项目。不要说现在的王石、潘石屹、冯伦，就是李嘉诚和这家公司比起来也不是个。它是政府的。那个时候这家公司一个月就能发一百多块钱的奖金了，而且就在木樨地，还答应给我一间房。

　　我选择了城建开发总公司。听人们说，往后转业更难找工作了。

　　去城建开发总公司报道的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躺下了，忽然意识到明天我就沦为一名平头百姓了，一种对军队的留恋让我心如刀绞。我起来重新穿上军装站在大衣柜前，望着镜子里的军人依依不舍。

　　我转过身来对母亲说：您坐好了我给您敬个礼吧，您好好看看，明天儿子就不能穿军装了。

　　母亲也很动情，露出不胜惋惜的神情。

　　她说：你穿什么也不如穿军装好看。

　　那一夜我一直穿着军装，抽了很多烟。天亮了才摘下领章和帽子上的五角星，郑重地交给母亲代为保存。

　　18年后，我无意中看到《激情燃烧的岁月》。看到孙海英扮演的石光荣离休后被摘掉领章帽徽的那一幕时，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也许你们会觉得我有点酸，但我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拍《一声叹息》的时候，摄影师张黎对我说：你和王朔很不一样，王朔对真善美的调侃是发自肺腑的，你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骨子里你是古典主义浪漫情怀。

　　的确如他所说，不怕你们见笑，我独自在家时，常常随着交响乐手握一支圆珠笔情不自禁地作指挥状，委婉处能做出非常不要脸的表情。这一点被王朔发觉，在电影《我是你爸爸》里专门加了一场这样的戏，因为被躲在帘子后面的儿子窥到而败了兴致黯然神伤。

　　我还记得，我在影片中即兴指挥的那首乐曲，旋律气势磅礴又令人沉湎。它的名字叫《走出非洲》。

　　转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穿着军装，像石光荣一样没有领章没有帽徽。

　　“礼堂”是从我记事起就熟悉的一个词汇。也是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起，礼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于北京各大机关院校的生活社区里。礼堂成为了新中国社区文化的核心活动场所。

　　这一点和教堂在西方国家的社区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有点类似。

　　现在提倡建设社区文化，却不建礼堂，我在想它以什么为核心呢？总不能以家乐福超市和街道组织的盲人按摩作为传播精神文明的枢纽吧。

　　我们的礼堂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市委党校的大院里。

　　礼堂的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对着礼堂有一座影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书法。许多年后回到那里，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

　　已经被“实事求是”取而代之，但也已经是油漆斑驳，看上去“实”不是“实”，“是”也不是“是”了。影壁的后面是一片森林，林中有一座欧洲庭院式的墓地，里面安息着意大利的神父“利马窦”。这个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后长眠于此。

　　礼堂的南面是一座美国教堂，还有一座教会留下的口字形校舍，那时已被改作机关的食堂和幼儿园，我就寄读在那所幼儿园里。它的高大浑厚，复杂的结构，还有那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的钟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日后当我成为一名导演时，我回到那里拍下了《一地鸡毛》和《情殇》两部电视剧。

　　礼堂的北面是党校的学员楼，它是苏联建筑师的杰作，楼体非常地敦实，令人心生敬畏。文革中我曾亲眼目睹，有人从那座楼的五层纵身跃下，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直到今天我都在想，自杀者从楼上一跃而下时，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绝望，在坠地前的几秒钟，会不会后悔。我如果自杀是不会选择跳楼的，我特别怕疼。

　　礼堂的后面是一片五七年栽种的果园，果园里有一座很大的暖房，里面培育着数不尽的花草植物。负责管理果园的叔叔姓史，史叔叔住在我们家的楼上，人很厚道，也非常耿直。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在我的父亲成为右派后，他们家依然和我们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母亲最爱养的植物是吊兰，无论生活陷于何等窘境，母亲的吊兰永远在窗台上繁茂地生长，这一点是和史叔叔的努力分不开的。

　　礼堂的样子大致是这样一个面目：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根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党校的历届学员毕业，都会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留影。我的影集里有一幅幼儿园时的合影，也是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一群孩子没心没肺地迎着镜头傻笑。每次看到这幅照片都让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党校幼儿园的“六一”演出结束后拍照的。我们演的节目是表演唱《浏阳河》。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

　　五十里水路到了湘讧，江边有个湘潭县呀，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依呀依子哟……

　　我记得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一根筷子，唱一句敲一下，领唱的女孩叫高丽萍，印象中长得特别漂亮。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少年时代，很长时间她都是我心中的偶像。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

　　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拍一部反映儿时生活的影片，我应该按印象中的环境拍摄，还是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孩子的视线看礼堂的门把，又大又高，成人却不然，究竟哪一种视线更真实呢？思考的结果是，应该按照孩子的视线拍摄，那才是童年。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

　　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排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龇牙咧嘴。

　　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

　　印象中我在礼堂里看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电影，令我眼界大开。细一琢磨，这事有点不靠谱。我六五年上小学，文革是六六年开始的，我七六年高中毕业，文革也于同年结束。

　　这期间我不可能看了数也数不清的电影，我看了数也数不清的“新闻简报”还差不多。就是想给少年时代贴金也不能这么编。真实的情况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有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在那座礼堂里，好像是《红楼梦》，六五年还是六四年我记不清了，现在回想应该是戏曲片。印象中看见穿古装的人非常的害怕，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一半我开始哭，说什么也不要看了，母亲只得带我离去。《红楼梦》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直到今天仍对古装片提不起兴趣。但《半夜鸡叫》我就很喜欢，一点也不害怕，觉得特别好玩。mpanel(1);

　　一个狠心的地主，为了让小孩早点起床干活，想出半夜学鸡叫的主意。影片非常喜剧，而且特别有想象力。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地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在我的记忆中，《半夜鸡叫》是我在礼堂里看过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

　　毫无疑问，也是礼堂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王朔的小说？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王朔与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礼堂里看过《半夜鸡叫》。少年时的他，看到地主学鸡叫，肯定也是乐得前仰后合。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楼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40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丁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李超，你丫快点，就等你了。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光路你丫有票吗？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

　　第一次看王朔的小说是在海南岛尖峰岭的原始森林里。

　　那是电视剧《大林莽》的拍摄地，我是那部电视剧的美工。

　　因为全片的故事都发生在原始森林里，所以美工的活儿主要是在前期给演员设计造型，开拍后就没我什么事了。实在是闲极无聊，我就发挥余热主动要求为全剧组做饭。

　　剧组给我配了两个场工，一个叫阿秋一个叫阿生。打下手的事都是他们俩干，我只负责掌勺。我们的住地是自然保护区的科考站，建在原始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

　　走出小楼几十步就是一道浅浅流淌的小溪，涉过小溪即可进入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

　　剧组的演职员每天早上吃完了我做的饭，就一头扎进原始森林去拍摄。我就垫两扇芭蕉叶铺在小溪边上的沙地上，躺下来看着阿秋阿生洗莱，吃饱了混天黑。

　　中心负责创作的主任郑晓龙，领着人民文学的编辑王小平女士来剧组探班。该女士后来成为了晓龙的妻子，还为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刮痧》，享誉全国。

　　晓龙在剧组一呆就是一个多月。一开始还拎着根棍子打着绑腿见天儿地往原始森林里钻，十几天后，该探的险也都探了，觉得都是一个样也就烦了。晓龙是能文能武的人，出生在军人家庭，也当过兵，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二郎神转世。这一点和北影厂的韩三平厂长十分类似，恨自己生在和平年代没机会驰骋疆场。当然他们都不是那种喜欢八路军装备的人，也非常看不起游击战。他们渴望成为的是那种旗下拥有坦克集群，每个士兵都武装到牙齿，都有可口可乐喝，从来不为弹药发愁，惟一担心的就是没有汽油的指挥官。官衔虽然很高，但不戴大盖帽，就喜欢戴钢盔还不系带，嘴里永远叼着雪茄，飞机扫射也不躲，藐视国防部却又爱兵如子。说白了就是巴顿那种混蛋。后来王朔实在不忍心看着他们这种人在和平环境里忍气吞声，挥笔写下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我把它拍成了电影《甲方乙方》。影片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也起到了麻醉有志青年，维护安定团结的作用。

　　郑晓龙不仅崇武而且能文。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自青年时代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来剧组探班也不忘带上一摞文学期刊，对原始森林失去冲动之后，也于每天午后来到小溪旁躺在我为他铺好的芭蕉叶上沐浴读书。

　　一次，我躺在他的身边望着天空遐想，在一旁看书的晓龙不时发出咯咯地笑声，一边笑还一边骂道：真他妈孙子。

　　我听得出来那口气不是在骂作者，那是一种由衷的喜爱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的赞赏。

　　我问他：

　　谁这么孙子？把你乐成这样。

　　晓龙把书递给我，说：王朔。我认识的一哥们儿。

　　我接过书，看到小说的名字《浮出海面》。印象中好像是发表在《当代》上。

　　那是在1985年的12月。

　　第一次和王朔见面是在八六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他的小说我已经读了两篇，《浮出海面》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发出的赞叹也是：真他妈的孙子！

　　这种用来表达敬仰的句子，是被我们这代人广泛使用的，但却无法写进教科书传给我们的后代。我的女儿对心爱事物的赞美，使用的句子是：哇噻，酷毙了。mpanel(1);

　　这样的两个句子放在一起比较的感觉是：“真他妈的孙子”尤如一个粘着泥土的心里美萝卜，擦一擦，咬上一口又脆又甜；而“哇噻，酷毙了”则更像日本料理橱窗里摆着的那种刷着清漆的假菜。

　　像很多读者一样，我对王朔小说里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使用的语言都十分的熟悉。他笔下人物的嘴脸都酷似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朋友。而这些日常的生活，和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经王朔一番看似漫不经心地描述，竟变得如此生动，令人着迷。这种与时俱进的视野和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日后的导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指导我拍摄贺岁片的纲领性文献。

　　实在对不起，上面的句式是我从报纸、电视上学来的，并非我的创造，但我觉得用在这里十分的恰当。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休息间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异口同声地说着这样一些词汇：与时俱进、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纲领性文献。

　　这样一些词汇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地涌动，呼之欲出，终于我为它们在王朔老师那里派上了用场。

　　那天下午，王朔是按照郑晓龙给他的地址顺利摸到我这里来的。

　　那时我住在位于长安街木樨地一段的三里河三区十四号楼，楼下就是地铁站的出口。因为地理位置的便捷，东去西来的朋友常会思想一闪念摸上楼来。我想王朔也是正好赶上没事顺道过来的。那时的他还没有像日后那样举足轻重。不写小说的时候也是四诲为家。

　　当然还得说是郑晓龙的面子大。直到今天，王朔已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但只要是晓龙张喽的事情，朔爷还是会拨冗出席的。

　　王朔来了。

　　就模样来说，和我的预期大相径庭。平头，娃娃脸，皮肤白里透红，大面积白，小面积红，所有的五官都很饱满，肩膀很宽，穿着一件套头的短袖衫，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冷不丁地却从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的冷漠。我别形容了，大家对他都不陌生。你们现在见他什么样，那时他就什么样。一切姿色基本健在，只是没有那时细嫩了。

　　王朔和晓龙嘻嘻哈哈打着岔，晓龙身为领导，但只要见到王朔必是嬉皮笑脸。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俩正经说话是什么样子。当时晓龙和王朔说了些什么？

　　王朔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时间久远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上来我就搂头盖脸地把王朔大肆吹捧了一番，把王朔的脸夸得红一阵白一阵，迫不得已只能以皮笑肉不笑响应。

　　后来我才知道，在生人面前他是非常腼腆的。

　　这一点很像同样是赫赫有名的王菲，都觉得他们俩特傲不爱搭理人，其实是他们生性怯场。现在有一些演员歌手也模仿他们，上台眼睛不看着观众，接受采访的出言不逊。但分寸不如他们把握的好，往往招致媒体一顿暴瓯。

　　那天王朔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我拿到身份证了，哥哥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

　　在此之前，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每逢外出住店登记，往往费尽口舌仍不能证实自己的合法存在。现在好了，有身份证为凭，早出晚归从容不迫。

　　王朔说：我天天盼着警察截道盘查，然后漫不经心不慌不忙亮出公民合法身份。

　　当晚我们三人共进了我做的晚餐，有两道菜我还记得。

　　一道是，酱猪蹄两个，切碎，回锅，用酱油白糖味精葱丝旺火烹饪；一道是椒麻鸡丝。做法是：第一步，先将整只鸡白水煮熟，淋干晾凉。第二步，顺着鸡肉的肌理手工撕成牙签粗细的鸡丝。此道工序十分耗时，可在聊天时操作不误待客。第三步，大约需要生花椒一两，用擀面杖碾碎，加入食盐白糖香油味精，与鸡丝凉拌。

　　这一道菜乃是晓龙的前任妻子丁丹手把手亲授，复制后，深受朋友称赞。但我知道远不如她做的口味纯正，原因是她用的花椒是从四川带来的，我的花椒是北京的。

　　从那时开始，我和王朔成为朋友。

　　十几年过去了，想必现在王朔的女儿已经初长成人，亭亭玉立。我女儿的个子也已经过了我的下巴颏，虽然像我但并不难看。她们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白云苍狗事事难料，也许她们有幸能在今后的月岁里相逢。

　　希望她们彼此投缘，成为朋友。

　　《好梦公司》成立了。

　　主业是影视策划咨询服务，好像还可以干很多别的勾当，营业执照上一一都予以列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6个字：

　　烟花爆竹除外。

　　公司投资总额拾万。有3位股东，分别是：王朔、冯小刚和彭晓林。王任董事长、冯任总经理、彭任财务总监。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王总踌躇满志，常对冯总和彭总说：今后公司只要卖出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是几千万。后来果不其然，遇到过一家杂牌石油公司的老总，一眼认出我们是千里马，跃跃欲试将“好梦”一口吞下。我们激动万分还把一位知心的姑娘发过去卧底，希望一举将“好梦”卖给这位如意郎君。

　　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姑娘没回来，伯乐也失踪了。

　　与王总相比，冯总和彭总则要小家子气得多，一心想着怎么把开办费扎回来。

　　公司开业那天高朋满座。

　　说学逗唱影视歌三栖的头面人物基本全到，党政军警特也都有代表前来捧场。

　　其到场阵容远胜于当下的“金鸡”盛会。

　　不知道是因为好玩，还是骨子里总是有点心虚，我们在装修办公室的时候，特意将王总办公的套间改造成了一间密室。从外面看上去，密室的门只是一个书架，其实下面有很小的轮子可以滑动，拉开才是王总的寝室。

　　意思是说，有王总不待见的人来访，我们可以谎称王总不在。

　　不想，开业那天我们兴致很高，几乎每位来宾与我们寒暄过后，我们都要邀请他们到王总的办公室参观，追着问人家：

　　你们能看出来这屋子里有暗室吗？

　　参观者都十分困惑，环顾四周找不出破绽。

　　这时我们便得意地，把书架轻轻一推，露出里面的密室。令众人目瞪口呆。一晚上下来，突然意识到宝葫芦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

　　余下的日子里，熟人来访，见王总不在外屋，就径直走进密室寻找。没几天书架下面的轮子就被拉成瘸子，害得王总想就寝时，必得找来帮手，一起把书架移开。

　　最后索性摘下来摆在办公室里变成了真正的书柜。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再说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语叫“激贼”。

　　我们在公司大门的进口处放置了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购买办公家具等一应发票，任来宾选购，摸到哪张发票既按票面上的数额买单。

　　也就是说，仅仅道两声开业大吉是远远不够的。

　　王总的大班台就是在这次捐资助商的活动中被一个手气不好的朋友不幸摸中，于次日将一张四千块钱的支票交到了我们的手中。

　　我印象这是“好梦”的第一笔收入。

　　那张大班台因为始终也没有什么日常的业务，王总很少用来办公，固在日后的很多个夜晚，反而成为了一位女演员宣泻情感的舞台。

　　那位女演员非常的感性，极有表演天赋，人也很率直。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我和王总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能把我们有目共睹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高兴的时候则如一阵春风扑面而来。我们都很喜欢她。

　　那一阵子，该女演员正在恋爱，因为恋人远在天边不能相见，所以心情十分懊丧。懊丧不准确，应该是燥动。就是那种火烧得特别旺，蒸锅里的水都干了，也不关火也不添水，就那么干烤着感觉。

　　她成了“好梦公司”的常客，每天下午必到，出勤率比坐班的都高。每次她来了，我们都笑脸相迎察言观色，生怕惹了姑奶奶不高兴砸了我们的场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赶上那时一家广告公司想在我们筹拍的一部电视剧中加入软性广告，送来一箱VSOP人头马白兰地供我们品尝。偏偏姑奶奶好喝口儿又郁闷，十来瓶酒一个来月就告罄了。

　　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话叫“鸡贼”。每天从下午开始我们就一人一杯小口抿着，吃完饭接着喝。

　　姑奶奶今天爱意正浓，我们就一唱一和地把她的心上恋人夸得都不是人了，乐得她一晚上都合不上嘴；姑奶奶今天想冷静地反思，我们就搜肠刮肚帮她找出其恋人的险恶用心，气得她恨不得将那名无辜的男子碎尸万段烧成灰都不解气。mpanel(1);

　　如果遇到姑奶奶今天一开始是咬着牙根的恨，几杯酒下肚又上演了大逆转由恨而爱，那我们也只能与时俱进跟上她的步伐，全盘翻供颠倒黑白。

　　谁让我们是她的朋友呢，朋友是不好讲原则的。

　　反正我们的话就是她的下酒菜，鬼才相信她会听我们的。

　　喝美了兴致所至，她就一步跨上老板椅，两步迈上大班台，随着音乐即兴起舞。

　　激情迸发时，头发甩得嗖嗖的，皮鞋把大班台磨得纵横交错，全然不顾我们的心疼。

　　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直至一曲终了，我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她才如梦方醒，含笑发问：

　　你们是谁呀？

　　王总的大班台几经搬迁，后来的去向下落不明。有拾到者一定望着台面浮想，这是哪位老板如此操劳，日理万机，竟把台面磨损成这样。

　　“好梦公司”攒的第一部戏是《好梦献给你》。

　　写一帮闲人不甘寂寞，立志改造社会风气，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虽然创意还在务虚阶段，但王朔在生活中已经身体力行。

　　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结伴外出赴宴，席间欢声笑语，逮谁捧谁见谁夸谁，男不分贵贱女不分老幼，一路过关斩将无一幸免。

　　一开始还磕磕碰碰拌拌词不达意，说了一堆的废话也不能击中要害，令吹捧对象心生疑窦。经过反复实践，失败了也不气馁，根据不同对象审时度势，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经常结伴外出，席间欢声笑语。

　　有的可以单刀直入，一语中的；有的则不宜强攻，需要由物及人，声东击西，指桑夸槐。到后来，语言也流畅了，态度也诚恳了，多么难侍候的人都不在话下。

　　实例一：赞朋友。

　　我，还有王朔，还有葛优，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在赵宝刚家吃饭。那是一个节日，好像是国庆节的当晚。

　　刚端起酒杯，王朔突然说：不对呀，今儿是国庆节，像葛老师这一级的人不应该坐在这儿呵？

　　葛优忙问：那应该在哪儿呵？

　　王朔说：人民大会堂，国宴呵。

　　葛优一脸困惑，郑重其事地说：没有人通知我叫我去呀？

　　王朔又说：那是您不愿意去。通知到的往往是经过权衡后才决定允许出席的。

　　像您这一级的还用通知吗？那是必须出席的。您是谁呀？

　　葛优人老实，很憨厚地笑着问：我是谁呀？

　　王朔：您是国宝呵，国家的面子。

　　葛优很开心，说：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哪。

　　王朔说：喝酒喝酒。幸亏您疏忽了，要不老了也轮不着我们能在今天晚上和葛老师一起吃饭。我要出去跟别人说，国庆节晚上我和葛优一起吃饭来着，你们说，有人相信么？

　　王朔用探询的目光看我们，我们几个一起摇头。

　　我对王朔说：人家肯定会说，您说得是梦话吧。

　　葛优乐开了花，那天晚上他喝醉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向葛优提起那天晚上的事，他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他说：真舒服。

　　实例二：赞企业家。

　　一次，与某企业家不期而遇，本来是可以擦肩而过的，但因为彼此敬重停下来说了两句。

　　企业家：听说你们办了一个“好梦公司”，在哪儿呵？

　　我说：瞎混吧，哪能跟您比呀。您现在的生意越作越大了吧？

　　企业家：累。摊子铺得太大。

　　我说：您累我们也累，可您多出成果呀。别的我不敢说，到您老了干不动的那一天，除了心爱的女人您知道那是自己的，旗下的企业究竟有多少，您根本就数不过来。要想知道一大概齐，只能让手下的人扶着您上景山顶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吩咐他们，让凡属于您名下的产业都熄了灯。指示传下去，不到一根烟的功夫，中关村黑了，银街黑了，燕莎一带也黑了，国贸一带黑了，亚运村一带也黑了。

　　企业家还真认真了，追问：那奥运村呢？怎么还亮着？

　　我说：那是您厚道，给国家留了点面子。

　　企业家狂笑，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得请一部长吃饭，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回头咱们再聊。

　　我说：您忙您的，我就是和您打个招呼。

　　企业家离去前，说：我现在吃饭都成负担了，一提饭局脑袋就大。

　　分手后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了企业家的电话。

　　电话里，他迫不及待地命令我：晚上，什么事也别安排呵，我请你吃饭。

　　实例三：赞师长。

　　一次，华艺出版社的老金请王蒙、刘震云和王朔吃饭，我是跟着吃蹭的。

　　赴宴的路上，我开着车，王朔坐在后面。

　　王朔说：王蒙老师不容易啊。今天要好好捧捧他，侍候舒坦了为止。

　　我说：您放心吧。

　　我是带着任务赴宴的，精力高度集中，席间他们说得正事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等着王朔开火。因为王蒙老师与我不熟，地位又悬殊，所以主攻的任务是要王朔完成的。

　　酒过三巡，王朔的嘴越来越甜，话说得越来越好听。

　　大致的意思是，称赞王蒙老师的作品不朽，几十年前的写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仍不落伍，而且常写常新，观察生活依然还是那么敏锐，对年轻人也是爱护有加，丝毫没有半点的嫉妒和不公正。这对一个享誉文坛的前辈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番话如果扔给其他德高望重的权威，又是出自王朔之口，我想一定是行之有效的。但王蒙老师却当即打住王朔的颂词，说道：小王朔，你少跟我来这套。喝酒吧你。

　　王朔没词了，羞答答举起酒杯，这时我看见他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该你了。

　　我马上也端起酒杯凑趣，说：从小就看王蒙老师的书，像《风筝飘带》那些意识流的作品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过去只是崇拜您的作品，今天有幸见到真人，才发现您人格的魅力也很大。

　　王蒙老师冷眼瞅着我不说话。

　　我接着说：一般像您这么有成就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的，应该早就习惯了，不听难受了，可是您偏就不是，就是听不得这些虚头八脑的恭维话。

　　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王蒙老师说：王朔这坏小子，我还不了解他？

　　我忙说：来的时候，王朔是想让您好好舒服舒服的，怎么就让您一眼看穿了呢？

　　您的洞察力怎么那么强呵？一句话就把王朔噎得刘老师仁义，没词了。这么扛得住吹捧的人不是没有，但像您这么有地位的人，不吃捧还反感，我是头一次见到。

　　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让出了一个题目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

　　刘震云老师这时深表赞成地说：唉，小刚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王蒙老师沉着的脸，慢慢地现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一起碰杯喝了酒。接下来的气氛非常地融洽，两位王老师的心情都非常的好，原本就要结束了的饭局又延长一个多小时。

　　分手时大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实例四：赞同行。

　　一次，刘震云、王朔、好像还有梁左，在我位于通县的家里包饺子。

　　对了，梁左来晚了。

　　刘老师和王老师都坚持等梁老师驾到了，饺子再下锅。于是我就陪着两位老师先喝着。王老师对我推心置腹地说：

　　小刚，你不写东西，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也因为你不是作家，我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写字的人来说，刘老师就是一座山，你看着就在眼前，好像还不是很高，你觉得顺着这条道爬上去不难，结果爬到半山腰才发现这山可不矮，咬咬牙再往上爬，累得你都吐血了，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你觉得追上刘老师了吧，可以喘口气了吧。你再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就在你眼前。再重新爬，爬到顶上一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层峦叠嶂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刘老师哪。到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这辈子也别想追上刘老师。枉费心机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的写字的人哪。

　　王老师喝了一口酒，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刘老师仁义，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们让出了一个题材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因为有刘老师的高度在那里戳着，我们才对“绝望”这两个字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斗胆夸一次口，写“绝望”，刘老师不见得写得过我。

　　我心里暗自佩服王朔，吹捧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弯拐的，这麻药打的，这暗箭射的。别说外人，就是我们吹捧行里的人，粘到这种话，也得非死即伤。不晕也都难。

　　再看刘老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端起酒杯问道：王老师您说完了吗？

　　王老师悲观地摇着头，再次强调：绝望。

　　刘老师对我说：冯老师，学生小刘写得再好，再有智慧，再有高度，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高度，在上帝面前，这种智慧和高度都会显得十分地渺小，而上帝眼下正握着王朔老师的手在写作。王老师不仅仅是王老师，王老师是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

　　刘老师真是老奸巨猾。

　　这回轮到王朔笑了，笑得心情舒畅。

　　这时梁左进门了，我忙起身相迎，三两句好话就把梁老师喂饱了。

　　吹捧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我又是心有灵犀，很快就上了路，而且刹不住车。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朔。

　　这是王老师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他确实是打心眼里敬佩，服气，所以夸起他来常常忽略了夸人需要隐蔽的技巧。话说出来多是直给，肉麻的程度使在场的人无不认为我心怀叵测。

　　王朔对此十分警惕，郑重提醒我：我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值得你如此不遗余力巧取豪夺的东西。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我也郑重告诉他：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为，就为喜欢，一吐为快。

　　我也不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庸俗，造成这种局面，责任主要在他。

　　后来我暗下决心，见了面绝不再夸他，心说：骂人谁不会呀？想找不痛快我成全你！

　　再见到王朔，我态度坦率不徇私情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毛选还发了好几千万册呢。不要把你当成神，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饿两天，你眼睛里也照样没神，说话照样没气。再说了，纵向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上看过去，百十来年总会出现这么一两位。前五十年不就出了个鲁迅吗，差不多也是你这么一脾气。恨民族不争气，看谁都不顺眼……

　　我越说越气愤，最后竟拍了桌子，我说：

　　就算你是海明威又怎么了？你也不能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他是人民的！再也不能老是一团和气了。

　　面对我的一腔怒火，王朔宽厚地笑道：消消气，您是我老师行了吧。

　　到后来，王朔也不再怀疑我的动机了，听我的好话也当成了一件乐事。工作之余，泡杯茶，彼此大肆渲染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双方都感到了空前的满足和欣慰，成全了他也就陶冶了我。回到创作中，就觉得责任重大，使出浑身解数废寝忘食，生怕辜负了群众的厚爱。

　　这些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因为工作忙，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仅见过王老师三五次。

　　一次是与梁左老师永别。《大腕》拍摄中的一个晚上，停了戏前往梁左的寓所吊唁。其时王朔正在为朋友守灵，我们相见话语不多。王朔看上去有些疲惫，人显得很安静，说话时也像是仍在回忆。

　　除此之外，和王朔余下的见面，多在人声鼎沸的酒会上，彼此只是点头笑笑，说上三言两语，不咸不淡。

　　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还能时常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一段日子。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

　　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

　　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

　　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开端。

　　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

　　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意，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腾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得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

　　我也深表赞成。

　　那时手里不富裕，如遇有人约饭，事先又没有明确由谁做东，所以凡遇饭局尾声，小姐手捧账单目光在一桌子人里寻摸时，一准是目光游移不定，生怕和小姐的视线遭遇，直至听到有人接单，才如释重负又耿耿于怀。心说：别让我挣着钱，挣着钱了，谁抢单我跟谁急。

　　想象一下，一定是那副神情。

　　先对抢单的人说：没你什么事。

　　然后狠狠地瞪小姐一眼，说：你怎么连找谁买单都看不出来呀？

　　再然后，接过单来一看，当时就急了，厉声质问：把你们经理找来，谁让你们打折了？少废话，实结！

　　付款时，还顺嘴飞个段子（说笑话的意思），令与座的各位不必在别人结账时陷入尴尬。这一点我是从《星工场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姜宏那里学来的。我观察他多次，从中体会出他的细致和周到。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

　　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

　　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

　　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

　　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他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他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文章跑了题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她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我姐妹在火中挣扎。

　　话题扯远了，回忆往事，千头万绪，砸断骨头又连着筋。令我心猿意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

　　文章跑题了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

　　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

　　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犯愣，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

　　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

　　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槛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槛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

　　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槛儿上，过不去了。

　　当时王朔劝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伤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如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两会”召开。香山饭店为接待“两会”代表，把我们客气地请出了饭店。

　　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很奇怪，他的言谈举止里丝毫也没当过警察的人所透出的那种大灰狼式的亲切。我始终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人存在一种误会，总觉得别看他们眼下对你客客气气，但随时可以翻脸，指着你的鼻子尖，说：你给我老实点。但严凯不是，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知道即便有一天轮到他举枪射杀我，他也会眼含热泪对我说：原谅我吧兄弟，下辈子咱们还做朋友。

　　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章。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

　　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个耳房里都有卫生间，浴缸很大，但布满水锈，水笼头里永远滴滴哒哒地漏着水。后来拍《一声叹息》时，徐帆因为修水管的工人进来查看滴哒水的龙头，无意中道破了张国立的奸情。这个细节，就是源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时徐帆正与我热恋，象《一声叹息》里的李晓丹一样，每天排练结束，坐上公交车，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与我幽会。次日清晨，我还沉溺于梦中的时候，她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去。日复一日，不辞辛劳。

　　徐帆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见到我后说人话，往返途中背台词。

　　可以想象，徐老师轻轻带上院门，迎着朝阳，跨过玉带桥，绕过古树假山，穿过长廊，脚步匆匆一路狂奔，同时口中振振有词：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

　　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

　　人们啊，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这段台词本应是阮玲玉在服毒后，娓娓道出的。读者可以试试，在快速的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背诵，想必十分的滑稽。

　　一天，我自然醒来，看到屋子里洒满阳光，我住的是西厢房，知道已经是下午了。所谓自然醒来，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看哪儿都很实，再多一分钟也不想睡了，睡足了。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一发现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要求自己了。除了拍戏，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

　　照惯例，每天起来后，我都会到对面的王朔屋里转一圈，看看王老师今天兴致高不高，伺机动员他开写《永失我爱》的剧本。

　　王老师是不睡懒觉的，这是多年写作养成的作息习惯。他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晚上属于休息的时候。只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有业余作者才会挑灯疾书。从这一标准衡量，我永远都是业余作者。但我早在那时起就已经是“成功人士”。

　　那天，我只在门口和王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又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原因是，王朔正在待客。来人是王朔经常向我提起的作家，刘震云。

　　王朔的评价是：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但那时我还一篇他的小说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

　　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

　　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捡到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

　　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欲，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

　　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

　　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

　　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来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

　　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从她的神情上不难看出似有灾祸发生。姐姐嘱我作好思想准备，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

　　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士喂哺时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

　　医生还告知：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我不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

　　我问医生：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

　　医生做出肯定回答：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作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

　　我说：“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哪。

　　医生笑了，我也笑了。

　　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

　　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小兔仔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

　　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子：冯思语。

　　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女儿长得像我，但不难看。

　　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向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

　　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作了手术。

　　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

　　术前医生叮嘱：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

　　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

　　他说：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

　　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罗嗦几句，至于读者是不是有兴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不是专业作家，著书立说，文以载道。我就是一糙人，人到中年，一腔废话，不吐不快。

　　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

　　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

　　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条：

　　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

　　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

　　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和投资的人交待？

　　他回答：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

　　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

　　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巩哥，真的很抱歉。

　　写这本书时，适逢刘威的话剧《叫声哥哥，泪流满面》首演。刘威邀我去看戏，说句不客气的话，戏很一般。节奏拖泥带水，三个多小时的演出，说了很多车轱辘的话。老想上剪接台重新给他剪一遍。

　　但有一点很可贵，真挚。

　　戏中一声声对哥哥的呼唤，令我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是泪做的人。年龄大了尤其爱动感情。这一点王朔最了解，在一起时，见到我眼圈发红，他就先不好意思，忙说：求你了，千万别哭。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硬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困惑。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洋洋洒洒，一地鸡毛。是接着往下写，把刘老师也捎进这一章，还是另起一章，再不拐弯？

　　我又打电话向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说：一句话。觉得说完了，也可以作为一章。几万字，还觉得有话没说完，就接着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挂上他的电话，我决定抽根烟，接着把这一章写下去。

　　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不知道是因为只是第二次见面不熟悉的缘故，还是急着回城里，离去时，他们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

　　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得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慌、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

　　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形中势不可挡。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

　　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

　　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

　　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

　　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那天我们先后去了亚运村招待所、团中央万年青宾馆、友谊宾馆、盛唐饭店…

　　…，最后天都黑了，才在西直门一带的上园饭店临时租了间房子。人可以回家，但两车东西总得有个地儿放呵。

　　那期间，我们先后入住过：

　　香山饭店、颐和园、吉林大厦、化工招待所、亚运村汇园公寓、总参一招、香蔬阁饭店、北展宾馆招待所、上园饭店、亚城商务中心、北方交大招待所、猴王宾馆。

　　列出这些名单，一方面可以对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发现，除香山饭店我们有非常铁的关系，亚运村汇园公寓和颐和园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之外，我们住的都是一些伪星级宾馆。

　　所谓“伪星级”就是那种，把原有的招待所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也戳两门童，也有肩章高筒帽，但怎么看怎么像北洋军阀的逃兵；大堂里往往都有一大面镜子，镜面上用红油漆写着“某某公司敬献”；前台后面的墙上，也起着哄似的挂一溜时钟，分别标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伯林、卡拉奇，但其中一定会有几块钟的时间已经停了，看得出来是当初心血来潮一时兴起挂上去的；楼层里经常可以听到客人大声呼喊服务员，随即看到披着大衣的服务员拿着大串的钥匙睡眼惺忪地走来；房间里有壁纸，地毯，简易沙发和一摸粘手的客房服务指南，窗帘脱钩有的甚至拉不上；卫生间里卫生纸永远不是夹在架子上，永远是扔在马桶的水箱盖上，热水也是晚饭后午夜前才提供；有餐厅也有小卖部，餐厅里全是端着酒杯互相追逐的科长级会议代表。差不多了吧，就这么个局面。这就是“伪星级”。

　　我如此详尽地描述“伪星级宾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又想省钱，又想在接待来访者时有个大概齐的体面。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影视界的状况，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是中下层。明星们也不例外，刚开始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挣得钱一个子也不花，每天跟着剧组蓬头垢面吃盒饭，即便是穿上一身西服扮大款，也像是风尘仆仆的推销员。

　　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明星们都已经从中下层的劳动人民里脱颖而出，出门也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了，上了组还带着助理老妈子，有的还配了生活车，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可不知怎么的，看着还是有点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穿得也都是名牌，住得也都是大HOUSE，开得也都是宝马，甚至有的也一掷千金，但举手投足还是找不着优雅的感觉，眼神里还是透着心急火燎。仔细分析，是穷了多年养成的做派。钱是有了，但还没有过足满世界显贝炫耀的瘾。我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要等到下一代，中国的有钱人才会神情自若，才会洗尽曾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那个时候，中国就有贵族了。

　　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小人之心揣度过贵族之腹，或者说我梦见过。

　　贵族的气质不是有了钱就能挂像的。那是从娘胎里带出来，一小养成的。贵族从小坐车就有人给拉车门，车到人到，长大了养成习惯，车一停就举步，赶上没有人适时拉开车门，他能一头撞玻璃上。下了车也不会说谢谢，不是不懂礼貌，是不觉得你是在为他服务了。这一点确实不同于平民百姓，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家常理短。人家贵族思考的都是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余下的心思顶多会想一想心爱的女人。遇有闲暇，外出消费，身上是从来不带钱的，买东西都是事先电话里约好了，到了专卖店只管挑选，完了事有人专门给送家里去，回到家，喝怀咖啡，东西也就跟着进门了。出国旅行，看到一座庄园，心生爱意，打听主人是谁？随从马上俯首贴耳：您还不知道吧，这庄园就是您的。贵族听到后，并不感到惊喜，反而有点扫兴。这么说吧，生活上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做爱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但同时，贵族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受到王室的不公平待遇和种种非议，心里的郁闷不能排遣，遂找到在伊顿公学读书的儿子威廉王子，威廉背着手在草坪上踱步，戴安娜一路絮絮叨叨紧随其后，儿子听烦了，一扬手，说：

　　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计了。

　　母亲，你不要再说了。不就是一些议论吗，到我登基那一天，还你清白。

　　戴安娜听了，当时就躬身行大礼，说：谢国王殿下。

　　这就是贵族和灰姑娘戴安娜的区别，你觉得过不去了的事情，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明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土就土点吧，想当贵族眼下是来不及了，怎么也得两三代以后再说了。咱们就凑合着一起奔小康吧。

　　说到这里，心里一阵悲凉。原寄希望有生之年能有幸结识一两个中国的贵族，凭着我的能说会道，哄得他们高兴，赏我良田千顷，老有所依。现在看来只能自己挣了，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算计了。

　　请读者原谅，我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这胡抡，你们就全当是买了我的钟陪你们聊天吧。再说了也不贵，一本书不过十来块钱，您歌厅里找一小姐陪你扯两个钟的淡，不是还得给人家200呢吗。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

　　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

　　有黄金时间打炮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两百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3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30万，3条就是90万，90万乘两百集就是1亿8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15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90万的广告费，90万减15万，多打点减去20万，利润就是70万，一集70万，10集7百万，100集就是7千万，两百集就是1亿4，我们上4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

　　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

　　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

　　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九四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

　　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捡喜欢拍的挑。

　　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创造。

　　王朔虽然离开了“好梦”，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十分的挂念。先后为“好梦”找来投资拍摄了我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九五年又回到”好梦“拍摄了电影《我是你爸爸》，那部影片是王朔导演的第——部电影。

　　曾获‘卢卡诺“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国内至今仍未公演。

　　九六年还为“好梦”写下一个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该片开机不到10天，我们接到电影局停拍通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我们按照拍摄计划，应该是在北展剧场拍摄剧中女主人公在剧院排演话剧《阮玲玉》的戏。前一天晚上美工部门请北京人艺的舞美队奋战了一夜，已将整台布景装置在北展剧场，副导演也按计划将近千名群众演员于清晨集结在北展剧场外，等候拍摄。

　　上午九点半，我接到北影厂制片处的电话，通知我和王朔速到北影，厂长韩三平有重要事情与我们面谈。

　　我开车拉着王朔一路狂奔来到北影厂。路上两个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因为能让剧组把大场面的戏停了，能会有什么好事呢？总不会是国家元首要接见我们俩吧。

　　后来确实有过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来北影点着名要见导演的事发生，但她要见的是陈凯歌。据说她来的时候，把安检门都架在北影大门口了，厂里布满了戴袖珍耳机的保镖，出入者严加盘查，因为不认识厂长韩三平差点连他都轰到外面去。但我们走进北影，厂里一如既往，既设有安全门，也没有戴耳机的保镖。

　　不到10点钟，我和王朔走进了韩三平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厂长书记，领导班子一群人已经就座。个个神情肃穆，见到我们勉强挤出些许笑容。韩厂长起身将我们迎到中间的两个单人沙发上，说：辛苦了，你们坐中间。

　　令我们受宠若惊。然后，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手里拿着一张纸传来传去。

　　见此情景，韩厂长一把抓过那张纸，说：还是我念吧。这是电影局今天一上班传过来的急件。

　　全文如下：对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的意见。

　　北京电影制片厂：你厂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收悉。

　　电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对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起着广泛深刻的导向作用。剧本对于挑逗、追逐、强xx女性津津乐道，反复咀嚼玩味男女之间的性欲及不正当的情感。暴露丑恶而不鞭挞丑恶，有违社会公认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错误引导大众审美趣味。剧本描写的三人关系是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通奸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向为社会所不齿，若非大加挞伐，剧本将难以成立。为此，建议北影另选拍摄选题，或者进行根本性改写，否则，即使摄制完成，电影局也将难以通过。

　　以上意见，请北影厂会同有关创作人员，认真学习“长沙会议”精神，端正创作思想。

　　韩厂长宣读完毕，我和王朔半天说不出话。

　　沉默了一阵，韩厂长问：你们拍了多少了？

　　我忙说：已经十几天了，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

　　韩厂长抽烟，半晌才说：停了吧。

　　王朔又问：能不能先拍完了再说？

　　韩厂长苦笑：文上说得很明确，拍完了也不予通过。

　　我有点急了，说：我们本子里哪有强xx的戏呀？你们说怎么改？怎么改都行。

　　韩厂长望着我，欲言又止，片刻后，说：那你们就去改吧，改完了通过了再拍……我可以告诉你，既使你改了剧本，通过的希望也不大。

　　我说：可是我们的剧本是北影厂通过了的，有北影下发的生产令。

　　韩厂长沉着脸说：现在北影厂的这项权力已经被收回了。

　　我又说：没有道理。我们站在水池子边上，问你们可不可以跳？你们说，能跳。

　　我们跳下去，那里面是开水，把我们烫死了。

　　韩厂长一拍桌子：你可以起诉我，我是北影厂的法人，我可以承担一切责任。

　　我告诉你，倒霉蛋也不只是你们一家，今年北影厂出品了20多部影片，现在有8部影片都被枪毙了。包括王朔的《爸爸》。

　　我的脑子里嗡地一下，《爸爸》也是我们的影片。

　　两部影片加起来五六百万，全都打水漂了。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外面的气温是零度以下，但我的后背出了许多的汗。

　　回去的路上，我和王朔都没有说话。

　　在现场等候的副导演打来电话询问，说现场的群众演员等得已经不耐烦了。

　　我说：给他们结账，让他们回家吧。

　　美工部门打来电话，问拆不拆台？

　　我说：给他们结账，拆吧。

　　制片部门打来电话，说剧场也要按谈好的收费。

　　我说：收吧。

　　下午全剧组开会，我宣布剧组解散。

　　每天热闹喧哗的楼道，一瞬间人去楼空。

　　我的心也空子。

　　晚上喝了酒，喝到醉倒在饭馆外。

　　第二天醒来，徐帆看见我眼泪掉下来。她把镜子递给我，我从镜子里看到，脑袋的右侧，露出一块拇指大小的肉色头皮，上面的头发不知去向。俗称这叫“鬼剃头”。

　　当天我将自己剃成光头。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剃光头，朋友艾未未给拍了张照片，至今摆在书架上。

　　事发的那天是1996年4月1日。在西方国家，这一天是“愚人节”。

　　4年后，我将《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的剧本经过调整，更名为《一声叹息》。

　　剧本获得电影局通过拍摄完成，于2000年10月在全国上映。

　　审查意见很简单：通过。同意大批拷贝加工。同意海内外发行。

　　同年，电影局推荐该片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

　　荣获：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

　　为表彰和鼓励片中小演员的精彩表演，评委会特别授予小演员吴绪“评委会特别奖”。

　　“好梦公司”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根据王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月亮背面》。

　　内容是描写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被金钱异化，在欲望的驱动下疯狂地进行金融诈骗，最终沦为死囚的故事。是一部人间悲剧。

　　片子于九六年拍竣。遭禁。

　　至此，“好梦”拍摄的五部半影视作品，除《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有幸面世，其余全部胎死腹中。

　　没有人再敢给我们投资，行内称我们是“毒药”，提到我们谈虎色变。

　　那一阵我的心理是，什么阴暗我想拍什么。

　　一天，王朔对我说：咱们分开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此后，王朔远走他乡，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韬光养晦。

　　“好梦公司”正式停业。正应了那句话：好梦难圆。

　　“好梦”的故事讲完了，又好像是没有完。

　　从那以后，我开始迷信了。相信冥冥中有一只手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时而把你扶上浪尖，时而把你丢进谷底。与你的努力无关，与你的才情无关，与你的德行也无关，一切全在于他兴致所至，点石成金；弹指一挥，化为尘埃。

　　于今如日中天，转眼灰飞烟灭。一切音容犹在，已是陈年日记。

　　百感交集。

　　在此，特摘选由《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改编的《一声叹息》片断，体味一下我们当年的狼狈不堪。

　　离婚接待室内一名中年妇女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无表情说地：“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都带来了吗？”

　　并排坐在对面的梁亚洲、宋晓英一齐点头，各自掏出身份证。

　　中年妇女又问：“单位介绍信？”

　　梁亚洲说：“离婚是我们个人的事还要单位同意吗？”

　　中年妇女：“当然了，你们又不是盲流。”

　　梁亚洲看宋晓英，宋晓英低下头。

　　中年妇女：“财产分割书写好了吗？”

　　梁亚洲说：“我们自己说好了，无纠纷。”

　　中年妇女：“口说无凭，写成书面文字双方签字按手印。”拿出一张表格，递给二人：“这是申请表，回去一项一项地填好，不得涂改，不能用圆珠笔。下次来送表的时候带两寸免冠照片四张，黑白彩色的都行。出门向右拐路南有‘立拍得’快照。我们的办公时间是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来之前打个电话预约，我姓高。都听明白了吧？”

　　梁亚洲家厨房一家三口坐在餐桌前无声无息地吃饭。

　　梁亚洲端起一小杯白酒，自己喝下半杯，递给妻子，说：“英子，你也抿一口。”

　　宋晓英接过杯子，一口喝干了，手捂着嘴，顷刻间眼里溢满泪花，她忍住，无限伤感地说：“亚洲，别忘了我们娘俩，”

　　梁亚洲又斟满一杯，仰头饮下，红着眼圈给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吃饭的女儿加了一筷子菜，轻声道：“乖，多吃点。”

　　饭后，梁亚洲一边修水龙头，一边强忍着内心的抽搐，叮嘱妻子：“水龙头里的皮钱可能有点老化了，你关的时候不要拧得太紧，要不然一崩开家就淹了：在家的时候一定锁上防盗门，别嫌麻烦。下个季度的卫生费和存车费我已经交了。你每次关煤气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关总阀门……”

　　月月专注地拉着小提琴，梁亚洲望着女儿弱小的背影站了一会儿，默默地走到门厅。

　　梁亚洲没有找到自己的鞋，拉开鞋柜也没有找到。

　　他愣了一会，回到女儿的房间。

　　梁亚洲轻轻撩起小床上的被子，看到自己的几双鞋都被女儿藏在她的被窝里。

　　梁亚洲的心像被人捅了一刀一样的一阵剧痛，他从背后把拉琴的女儿搂在心窝里。

　　月月抽泣着说：“爸爸，我好好练琴，好好写字，就是为了让爸爸夸我，爸爸要是不要我和妈妈？，我就什么都不想学了。”

　　梁亚洲崩溃了，泪止不住流出来，他紧搂着女儿说：“爸要你们，爸没有不要你们。”

　　宋晓英伏在桌上，脸埋在双手里，脊背剧烈地抖动着抽泣。

　　女儿含泪的目光烙在我的心上，无论白天黑夜这双眼睛总是望着我，使我的全部勇气都化为乌有。我以为我是在奔向新的生活，实际我是走上了一条绝路。我无法拒绝女儿的要求，没有和妻子离婚，但我们分居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家庭和情人之间扮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我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女儿面前，我是个父亲，而在李晓丹那里，我更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难以想像我对她身体里蕴含的母性有多么的迷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我们都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

　　歌唱性的，4／4拍的节奏：1997年又是——个春天，有——个导演在中国拍了——部贺岁片，神话般地传遍座座城市，奇迹般堆起了票房的金山……

　　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歌，尤其是交响乐演奏的旋律，每次听每次晕菜（陶醉的意思），我大言不惭地给它重新填了词，虽然有些生硬，但我不想拐弯抹角，只想直抒胸臆，借以表达化险为夷柳暗花明的激动心情。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就原谅我的肤浅吧。

　　1996年的秋天，由于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原因，我的心情一片灰暗，不得已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韬光养晦，那时我住在京郊通县的一个酷似“农民新村”的别墅区里，周围全是庄稼地，无沦白天还是黑夜，四周永远一片沉寂。时逢北京的房地产业陷于低潮，别墅区的开发商心灰意冷，置业主于不顾，撒手而去。别墅区里没有路灯，房前屋后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和盖了一半的残楼断墙，每到夜幕降临，小区一片漆黑，架起摄影机拍《聊斋》，不用美工师布置，其恐怖气氛蒲松龄看了一准满意。不仅如此，当地农民为了向开发商追讨欠付的土地出让金，开来拖拉机封堵了别墅区的大门，业主的汽车出入只能绕道，通过曲里拐弯的河堤才能进入临时扒开的后门，河堤的路面十分狭窄，坑洼不平，每天驾车早出晚归，都像是参加“555越野拉力赛”。徐帆当时刚刚拿下驾驶证，驾驶技术由此得以迅猛提高，任道路崎岖神情自若。见此情景，原本已经入住的二三十位业主相继出逃，偌大一个别墅区里只剩下五六户人家绝望的坚守家园。

　　那一段时间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裹着军大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着繁华的京城方向举目眺望，想着影片接二连三地遭到“修改”，又无计可施，心情巨落寞。

　　我之所以使用“修改”这个词汇，是因为在审查词典里没有“枪毙”一词，取而代之的是“修改”。“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期的，一种是无期的。前面一种是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后画一种则是兵不血刃，彬彬有礼地打入冷宫。

　　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经验告诉我，修改意见不怕多，30条也不可怕，越多越具体，越具体越好修改，也就说明只要听话，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用词十分抽象，比如说：整体感觉有些消极，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看到这样的评语，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汗当时就下来了。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修改”

　　西面的门头沟山里，门头沟的山不好看，都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植被，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山野岭，山里除了采石厂就是煤矿。不知道瑞士人为什幺看上了这里，可能是他们怀有强烈的阿尔卑斯山情结，但这俩山也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一种姿色。

　　郑小龙想了一个创意，就是要把港台贺岁片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来，拍一部贺岁电视剧放在春节期间播出。

　　想来想去，几个人一致认为，续写两集《编辑部的故事》成功的把握性更大一些，一是喜剧，二是大腕云集，三是观众对人物熟悉，不用从头说起，四是很多观众一直对《编》剧的续集翘首以待。编剧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同时小龙还对我委以重任，负责召集原班人马。我用了3天琢磨，10天写完了剧本，起了一个非常喜庆吉利的剧名，《万事如意》。

　　1996年11月的一天，在事隔6年后，《编辑部的故事》的原班人马如约到齐，鱼贯走进香山摄影棚。众人望着依照原样搭建的“人间指南编辑部”，感慨时间无情，似水流年。李冬宝、戈玲、于得利、牛大姐、刘书友和总编老陈，纷纷沉默着坐在自己原来在剧中坐着的位子上，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刘书友和牛大姐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李冬宝和戈玲却已经不再年轻。难得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也是原班，大家相见格外亲切。赵宝刚导演走进来，还是老习惯，耳朵上别着根铅笔，手里拿着剧本，看得出来他也很动情，愣了一会神，喊了一声：给灯。布景上吊着的灯全部亮起来，宝刚说：对词。现场安静了，那一刻我蓦然发现，宝刚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杂生出许多白发。我站在暗处，看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听着熟悉的台词，恍若时光倒流。我的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我想如果把这一幕拍成纪录片，其感人的力量要远大于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剧本。我轻手轻脚默默地走出摄影棚，一个人坐到化妆间里，化妆间里每面镜子前都亮着一圈明晃晃的磨砂灯泡，房间里亮得一片灿烂，令人感到处在一个极不真实的世界。mpanel(1);

　　我想起一件往事，6年前，拍摄《编辑部的故事》时，于得利的扮演者侯耀华，因为晚上总是吃中午剩下的米饭，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找到制片主任刘沙提意见，刘沙表示一定改正，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晚上，侯耀华如愿以偿，吃上了新焖的米饭。没想到侯耀华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更加气愤。我对此非常不解，问他：侯哥，你给人家提了意见，人家马上改正，您怎么还急了呢？侯哥对我说：如果我提了意见他们还是没改，那说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做不到，我今天提了，明天就改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不愿意给你弄。你说我能不急吗？

　　侯耀华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思考角度令我受到很大启发，这种看似情理不通又在情理之中的思路，为我日后认识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万事如意》如期在九七年的春节播出了，平心而论，由于剧本的原因，戏很一般，但仰仗着盛名，收视率还算不低，相当于过去存了一笔钱，这次取了利息。

　　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国内贺岁片的先河，而它的始作俑者非郑小龙莫属。

　　九七年的春天到了。从那时起，借着《万事如意》吉利的片名，我拍电影的事情也开始有点万事如意了。

　　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好梦一日游”。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干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悔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在韩三平的担架队里，由韩三平一手提拔的3个人分别是，霍建起、陈国星和我。霍建起在中国电影的长征路上拍出了《黑眼睛》、《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陈国星拍出了《孔繁森》和《横空出世》；我拍了一堆贺岁片。后来，韩三平把第六代、第八代的一些导演也补充进了他的担架队，比如，王小帅、路学长、陆川等人，但小哥儿几个不好好抬，经常把躺在担架上的首长颠得摔下来，令担架队长韩三平很没有面子。

　　韩三平找我谈话的当天，我就给身在美国养伤的王朔打了电话，王朔对事情的估计没有我乐观，他怀疑这样一篇闲得没事拿别人开涮的小说，又是他写的，是否能通过？我说可以改成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故事。他同意把小说的改编权交给我，只是不抱什么希望。有一件事我有点为难，可还是对他说了，我说：为了便于剧本通过，能不能在电影上不属原著作者的名字？王朔想了想，同意了。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朔曾经非常看重我们的友情。后来影片公映，没有王朔的属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改编自他的小说，每次记者问到这件事我都无言以对。

　　在此，我向读者郑重申明：电影《甲方乙方》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

　　九七年入夏，剧本初稿完成，取名《比火还热的心》。剧本经过北影厂厂审通过，送电影局候审。等信儿的时间很难熬，我显得有些忐忑不安。

　　我问韩厂长：

　　能通过吗？

　　韩三平笑着对我说：放心，这次一定能过。

　　我又问：万一过不了呢？

　　韩三平严肃起来，他说：如果还不能通过，那不是你冯小刚气数尽了，就是我韩三平气数尽了！

　　几天后，喜讯传来，电影局负责创作的副局长王更年，给韩三平打来电话，据说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王局长对剧本中的情节和对话，逐字逐句地和韩厂长交换了意见，并告之这些意见哪些是一定要删改的，哪些只是有些担心，哪些仅仅是出于个人的不同看法，导演可酌情考虑。最后他说：剧本原则上通过，修改后报电影局备案。同意建组筹备。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喝酒！哥哥的剧本通过了！谁再说电影局不好我跟谁急！

　　歌唱的是：美酒啊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美着美着，酒醒了，想起了一件事，剧本通过了，投资还没着落。

　　在我写剧本期间，大约是4月份的时候，一位传奇式的大老板来到了北影。来访的目的只有一个，投资电影。

　　据参加会见的腾文骥导演说，老板问韩三平：你每年的电影投资需要多少钱？

　　韩三平说：以目前北影的状况来说，大约需要8千万，然后就可以靠影片回收自己造血了。

　　老板说：给你两亿怎么样？

　　韩三平说：用不了。

　　老板补充道：我说的是两亿美元。

　　当天晚上，我闻讯赶到重庆饭店，一大帮导演都在，席间主要的话题就是讨论两亿美元怎么花？我多喝了几杯也跟着起哄。

　　我说：首先得弄一个导演俱乐部，最豪华的装修，每个包房都以电影的名字命名，凡是电影导演都可以免费用餐，免费蒸桑拿，一个导演配一个专职按摩师，澡盆要最贵的冲浪浴，水龙头全都是纯金的，大理石全是纯天然的。

　　众导演也都很兴奋，纷纷献计献策，尽所有的想象力铺张浪费，挥金如土了半天，一算，最多也就能花出去两亿人民币。看来不拍电影，两亿美元是花不出去的。

　　这时大家纷纷亮出各自的拍片计划，都是大片。开价最高的是张健亚，他要拍《大闹天空》，需要两亿；其次是何平，他憋了好几年一心要拍《天地英雄》，理想的搭配是高仓健和姜文联袂出演，算下来至少也需要一个亿。（后来，他的剧本终于被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看中，投资8百万美元重金打造，刚开始选景，传来稍息，张艺谋新片开拍，取名《英雄》，何平听说后鼻子都气歪了，据说，为了有所区别，何平忍痛割爱，将《天地英雄》改名为《大地武士》，截止到我写这本书时，《英雄》已经面世，何平的电影还在后期制作。）何平和张健亚瓜分了3亿，其他导演也都不示弱，预算都在几千万之上，都用电脑特技，大家都知道，不用电脑预算上不去。只有我的预算最低，才区区5百万人民币，我当时特别后悔，怪自己抓的题材不是大制作，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回家连夜写出“越王勾践”

　　“火烧赤壁”。

　　两亿美元一顿饭的功夫就被瓜分一空，最后竟还出现了赤字。买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太便宜，吃一顿饭才花一千多块钱，真没劲。冲动之下，我奋勇接过账单，慷慨付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亿美元也得从小钱花起。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一帮导演应邀与老板座谈，地点也是在门头沟的山里，到了地方才知道原来是北京军区254医院。我当兵时，跑到门头沟画写生，曾经通过关系在这家医院的病房里借宿。这家医院有一个特点，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依山势而建，楼与楼之间有许多过山桥彼此衔接，看上去别具一格。医院的前身是一座古庙，如今古庙己不复存在，仅留一座山门矗立在翠柏苍松之中。

　　我们被引领着左转右转走进一个院子，看见一群人正围成一圈读报纸，这些人给我的印象是：小城市的知识分子。这时有人把老板介绍给我们，又把我们一一介绍给老板，我的印象中，老板那天穿得很朴素，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子，脚上穿着一双布鞋，看上去不像大财主，更像是参加“三夏四清”的机关干部，体形发式与当年的华主席有点类似。老板含笑和我们握手，同时告诉我们，他正在组织公司的年轻人讨论中国足球如何能够走向世界。之后，我们被让进一间会客室，会客室的墙上挂了许多面锦旗和奖状，桌上摆着苹果花生，让我想起了下部队演出时受到的接待。

　　老板手里剥着花生，说话声音很小，有点像自言自语。我没有完全抓住他的谈话要领，记住了一些只言片语，他的许多设想，至今令我匪夷所思。

　　他说：我们现在从事的是第四产业，世界上有一些人手里握有大笔的资金，但是没有用，比如说银行、基金会；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充满智慧，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又苦于没有资金，比如说各位导演。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放在那儿投用的钱交给需要他的人，这就是第四产业。

　　他又说：我们现在正在论证一个惊天下的设想，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彻底改变那里恶劣的生态环境，摘掉那里的落后帽子，把青藏高原变成美丽富浇的鱼米之乡。

　　我当时都听傻了，很多天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炸开喜马拉雅山的画面。事后，我问懂行的人，老板的创意是否可行？得到的答复是：扯淡！把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道50公里宽的口子，至少需要数百颗原于弹的爆破能量，爆炸后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连青藏高原带尼泊尔王国的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至少上百年寸草不生；二是，一旦印度洋上的暖流吹到喜马拉雅山的北麓，积雪融化，青藏高原下面的十几个省全都会泡在水里了。虽然很扯淡，仍能看出老板具有超凡的想像力，

　　那种立志为国的精神令人敬佩。后来拍电影《不见不散》的时候，我忍不住，借葛优的嘴把老板的惊世设想告诉了观众。没想到，影片试映时，惹怒了几位身为政协委员的科学家，写信告到中央首长那里，说我们剽窃了他们的创意。北影随即收到通知，由韩三平厂长亲自上剪接台将有关台词剪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哭笑不得，为我们的民族竟拥有这样几位理想如此远大的科学家瞠目结舌。

　　喜马拉雅山啊，你可悬了！雅鲁藏布江啊，你等着哭吧！

　　座谈会开得云山雾罩。之后，我们在老板的带领下驱车进山，沿途老板的手下不断指着一座又一座的山说：这是我们的地，这也是我们的山。同行的张健亚导演，座谈会时多喝了几杯茶，途中尿急。我说：你忍着点吧，别尿在老板的地盘上。他苦着脸说：谁知道老板的地盘有多大呀？车行了大约20来分钟，停在一道山口前，大家下来欣赏风光。张健亚说：应该出了老板的地界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撒完野尿，提起裤子，神情恢复了从容。他问老板的手下：这还是你们老板的征地吗？手下答：这里还是，过了前面那座石桥就不是了。

　　张健亚听后追悔莫及。

　　傍晚时分，我们又回到254医院。老板在医院职工食堂用屏风隔出的一角，款待我们吃火锅，用料都是从四川老家带来的，口味正宗。几杯酒下肚，老板又爆出一项惊人的计划。

　　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和俄罗斯方面谈妥，委托他们用3年的时间，发射60颗通讯卫星，把地球全都罩起来。

　　又说：光有卫星在天上飞着是没有用的，它只是一个载体，需要购买大量的节目来填充它，这样既解决了你们拍片的费用，又解决了片子拍完以后销不出去的难题。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60颗卫星，3年发射完，平均每个月要发射两颗半。大买卖，这得给俄罗斯多少钱呀？不过我对老板的能力早有耳闻，几年前，这位老板获悉俄罗斯副食品短缺，于是抓住商机，用几车皮四川的腊肉和鸡蛋从俄罗斯换回了两架“图154”客机，租给一家航空公司，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腊肉和蛋能换飞机，再搭点别的四川特产，换几颗卫星也不是天方夜谭。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兴致所至，我也向老板倾诉了我的痴心妄想。当时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称：苏联解体后，“黑海舰队”划归乌克兰接管，因为舰队的军费惊人，乌克兰不堪重负，想把舰队还给俄罗斯，但俄罗斯也养不起，双方推来推去，险些动了解散“黑海舰队”的念头。

　　我对老板说：您还不凑点钱，把伟大的“黑海舰队”租借到中国来，完成咱们的海上霸权梦想。就算咱们不想称霸，我也同意。但最起码，有“黑海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李登辉也不敢搞台独。

　　老板对我的想像力也是赞赏有加，双方都如见到知己。末了，临分手时，老板说：你的贺岁片我投资。叫什么名来着？

　　我答：《比火还热的心》，说得就是您这种人。

　　过了一段时间，正当我对老板的承诺有些失望的时候，北影厂传来消息，老板邀请一批著名导演和一批银行金融界的老总们在四川的乐山召开一个“影视投资座谈会”。其时，韩三平厂长正在为北影厂的影片投资发愁，眼瞅着已到年中，一大堆导演捧着剧本没有投资，开不了机。得到这个消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态，韩厂长决定亲自率队前往。

　　座谈会在那位传奇老板的主持下召开，导演们和金融界的老总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了中国电影的现状，去的时候说好了，重点是展望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感谢金融界的老总们对电影事业的热心支持，我们这么多导演现在都在家闲着没事，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会散了，所有与会的导演都跟我急了。大家纷纷谴责我乱讲话。腾文骥说：来之前，我告诉他们，导演都忙着呢，抽不出身，还差点想管人家要出场费呢，你可到好，上来就说导演都在家闲着没事。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

　　李少红也说：就你实诚，你也不想想，老总们一听电影业这么不景气，谁还敢投资啊？你缺心眼呀？

　　我当时真是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很少说实话，好不容易说了回实话，还断送了大家的美好前程。时过境迁，这件事情演变成了笑话，被腾文骥和李少红广为传播。

　　每次见到他们都要提起，每次描述都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感。

　　从那次乐山会议以后，老板往北影的账上打了一笔起动剧本项目的定金之后，从此杳无音讯。

　　我的《比火还热的心》，也差不多快撂凉了。

　　一位贵人现身了，感谢上帝，在拍电影这件事上，他老人家给我派来了一位又一位的使者，算算，加起来足有一个班，时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的张和平约我见面。张和平有一个特点，干一行爱一行，原来做音像，推出了两部王朔的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和《过把瘾》，后来当文化局长抓戏曲，又成功地推出了京剧连台本戏《刘罗锅》，演出时场场爆满。当时，他正好在全力以赴抓电影，紫禁城影业公司刚刚组建不久，一上手，就成功地推出了《离开雷锋的日子》，享誉全国。张和平是一位抓主旋律和市场两手都很硬的制片人，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我的动向。

　　一见面，他就说：我得给你捞出来，干活。

　　这句话听起来和韩三平对我说过的话如出一辙，就像他们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张和平说：有些东西，你的想法不错，可以先放一放，时机成熟了再拍，别跟自己较劲。给“紫禁城”拍一部贺岁片吧，我相信它一定能带热电影市场。

　　我知道他说的放一放的影片指的是后来拍摄的《一声叹息》。我给他讲了《比火还热的心》，听了我的故事，张和平当即表示，“紫禁城”愿意投资，与北影厂联合拍摄这部贺岁片。他当晚一口气读了剧本，第二天打来电话，说：把剧本好好调整一下，干吧。

　　之后的工作开展得非常有效率，一方面迅速把剧本上报市委宣传部；一方面责成“北京新影联电影发行公司”面向全国预订影片的上映档期；同时组织电影院的经理、发行公司管宣传的人看剧本，开讨论会，让电影院的经理说，那些情节观众会感兴趣，反复论证它的市场前景。像首都电影院的老关，北京青年宫的刘岩，大华电影院的老南，新影联的高军、卓顺国、王珠、尉健。都是那时起就和我打成一片的哥们儿，在他们眼里我根本不是什么“大腕”，就是一挨他们批判的对象。

　　尤其是王珠，她就没说过一句我的片子好，发行上映的时候，她都提着心。

　　当张和平得知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对剧本有些担心的时候，她又连夜打电话给正在山西开会的龙新民部长，对剧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得到宣传部的批准立项后，张和平找到我。

　　他问：你有信心吗？

　　我说：有。

　　他说：既然你有这个信心，先不拿片酬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比例，按影片的市场效益分账，票房越高你分得越多。

　　我没有想到，张和平会用这种方式将我一军，但那时我已别无选择，拍电影心切，心想就是没挣到钱也不冤，还过瘾了呢。

　　我在合同书上签了字，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开机前，张和平随团去台湾访问，在香港机场等待转机时，突然灵机一动，随即打通我的手机，他兴奋地说：小刚，我想了一个片名“甲方乙方”，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觉得挺对路子的。“甲方乙方”在现代生活中，似乎每天都在说，一旦变成电影的名字，马上感觉很独特，不仅独特还产生出其他更丰富的含义。我们俩都在电话里笑了。

　　1997年8月14日，《甲方乙方》开镜。当时已确定，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影片将于12月20日在全国上映。

　　拍摄中一切顺利，演员中除我之外的其他人，一如我的想象一样出色。葛优不必说了，换导演都不能换他，写剧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全是他的那种莫衷一是的表情。

　　刘蓓用她独具的特质证明了我对她的信赖，一是起哄架秧子，二是假戏真做，三是心领神会，四是神情暧昧，五是江湖义气，刘蓓一点没糟践，全用在戏里了。

　　拍摄之前讨论女主角的人选时，我拍着胸脯担保，这个角色非她莫属。9月30日全片杀青，拍摄期45天。

　　停机后没有喘气，一头扎进剪接室，一个星期后粗剪完成，两个星期后第二剪完成。录音乐前，张和平和我坐在“紫禁城公司”街对面的一个只能放下三四张桌子的小饭铺里，要了8两水饺，一人一瓶小二锅头，边喝边聊，酒喝完，饺子吃光，张和平拿出笔，找了张纸，写下《甲方乙方》的主题歌词。

　　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

　　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

　　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住在我们的心里。

　　11月初影片进棚混录。混录棚的放映员师傅，一起吃盒饭的时候对我说：小刚，我看了这么多遍都想乐，这片子有人缘。

　　11月中旬，广电部赵实副部长，会同北京市委宣传部龙部长，以及电影局局长、副局长，北影厂各级领导，“紫禁城”各位老总，在北影厂第一放映室联合审查混录双片。放映结束，当场召开会议，对影片做出审查结论。

　　记得是王更年局长首先发言，给影片定了一个可以通过的调子，接着两位部长相继给予影片充分肯定，然后各方面就具体内容、台词，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印象中，龙部长说：胆子还可以再大点，片子有些地方还是有些拘谨，有一场戏容易造成观众的误解，建议删去。

　　赵部长说：葛优、刘蓓扮演地主折磨傅彪那场戏，使用的音乐是二胡独奏“天上布满星”，他们这代人对这首歌曲有很深的感情，放在这里有调侃的味道，建议改成“江河水”或“二泉映月”等其他的二胡曲目。我们摄制组都一一做了记录。

　　因为我们创作人员不便对所有的意见都作解释，所以韩三平、张和平，两位出品人在对所有的意见做总结发言时，帮我们摄制组剔除了一些可改可不改的意见。

　　至此，影片通过，已成定局。

　　这时离预定的上映档期，12月20日，还有25天，按照惯例，影片的大批拷贝应于上映前半个月寄往各地发行公司，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工作，修改、重新混录、套底、配光、校正拷贝，以及大批拷贝加工只能在12月5日之前完成，仅有短短的15天。韩三平厂长给北影厂各有关部门，下达了一道指令，一切生产给《甲方乙方》让路。15天后，150个拷贝发往全国。

　　1998年的元旦降临，在前后的17天里，我带着主要演员跑遍全国21座城市，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空前的欢迎，我们一次次地伴随着片尾主题曲的音乐向观众谢幕，刚开始时，每人都有一肚子的感言，站在台上谈笑风生，到后来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上台前都躺在车上睡觉，站在台上，脸上堆着笑，脑子里一片空白。记得因为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间飞来蹿去，在成都和观众见面时，我竟说成了：南京的观众朋友，给你们拜年了！弄得全场瞠目结舌。

　　虽然累，但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尤以北京的票房最让我们陶醉，元旦期间，每日票房都在八十万至一百万。

　　结束外地的宣传，回到北京后，中国导演协会为《甲方乙方》举行了庆功会，很多导演到场祝贺。腾文骥说：这不是为你个人，是为了鼓励大家为中国电影救市。

　　之后的5年，一路顺风顺水，连续拍出《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一路风景独好。直到2002年，终于歇菜，沦为因伤缺阵的板凳队员。

　　一次凯歌导演对我说：《甲方乙方》里，有一句台词我最喜欢。

　　我说：您得告诉我。

　　凯歌说：最末了优子说的那句，语调也好，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甲方乙方》精选

　　《甲方乙方》之后5年，我顺风顺水，我深信它给我带来了好运。“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甲方乙方》是不能忘记的，特精选片段，共同回味。

　　尤老板眯着眼坐在自家洋楼的廊子下，听坐在对面藤椅上的钱康念协议。

　　钱康：“甲方尤万成。乙方好梦一日游，简称梦游。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责成乙方为其实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之梦想。二，乙方应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完成甲方之重托。三，如甲方未经乙方允许单方中止之梦想，将被视为违约（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尤老板果断地说：“天塌下来了也有效。”

　　钱康接着念道：“甲方应赔偿乙方一切损失。四……”

　　尤老板不耐烦地打断钱康：“你别四了，我给你签字不就得了。我要反悔，瞧见没有？这楼这奔驰全归你们。”

　　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辆“大奔”撵着飞起来的鸡开来，停在一农户门口。

　　姚远和粱子、尤老板先后下车。

　　姚远指着土围子说：“这就是我二舅家。”

　　梁子问尤老板：“怎么样，尤老板，这地够苦的吧？”

　　尤老板把手机一挥：“不苦，还有鸡呢。”

　　姚远对一对纯朴的农民夫妇说：“二舅，我们就把尤先生交给你们了，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尤老板打断钱康：“那可不行，一定要吃得比他们还次，我大老远上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我那吃苦的梦吗？”

　　姚远说：“行。你身上不能留钱，电话我们也得收了。”

　　尤老板：“全拿走。”

　　梁子仔细地搜尤老板的兜，把钱、手机等东西都收了：“这些东西我先替你保管着，车我们先开走，等你想吃肉了，我们就接你回去。”

　　姚远说：“二舅，把咱院子里的鸡看严了，每天过过数。”

　　一张日历从月份牌上撕下。

　　钱康把扯下来的一天揉在手里，感慨地说：“时间过得可真快，又是一个金秋啊。”

　　梁子手里托着一饭盒饺子，捏起一个放进嘴里，说：“老钱，你尝尝，齐大妈包的这饺子真香。”

　　钱康也捏起一个尝，边吃边说：“你回头问问，齐大妈有什么梦想没有？咱们免费送她老人家一个。”又捏起一个饺子，说：“还真给我这馋虫勾出来了。”

　　梁子忽然问：“是不是该给尤老板接回来了？他可在山里呆了有两月了。”

　　钱康愣住，随即拍着脑门子说：“瞧我这记性，怎么给这事忘了个干净，真是忙昏了头。明天我就和姚远去接他。”

　　山里的村子过早地进入了初冬。满目荒凉。

　　尤老板头发疯乱，面呈菜色，裹着件破棉袄，腰里系着根麻绳，揣着两手，在寒风中如一头饿狼般卧在村口大树下的碾盘上，望眼欲穿地遥望着远方。

　　突然，他的耳朵竖起来，噌地直起腰。

　　远处扬起一阵黄土，渐渐地，一辆“大奔”拉着一溜烟开过来。

　　顷刻间，尤老板的眼眶湿了。

　　“大奔”越来越近。

　　尤老板委屈地哭了。

　　姚远的二舅拉着姚远说：“你们可来了，尤先生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俩眼睛放出的都是绿光。”

　　姚远问：“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二舅说：“他现在连老鼠都吃了，就差想吃人了。”

　　姚远问：“咱这院子里的鸡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二舅妈说：“全村的鸡他都没饶了。”

　　尤老板狼吞虎咽地疯狂嚼着钱康给他们带来的烧鸡：钱康拉尤老板：“走走走，下车去和二舅道个别。”

　　尤老板使劲躲着，恨不能钻到座底下，两手攥着鸡腿祈求着说：“我早就跟二舅告过别了，天天在村口大树下等你们。

　　说什么我也不下这个车。你们别想把我再扔下。“

　　钱康：“那怎么行？你把人这村子能吃的肉都吃了，不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尤老板惭愧地：“我知道我把这村子祸害的够呛，我一定给乡亲们办点好事。给村里投资一个养鸡场，吃一只还十只，我说到做到，农民兄弟太苦了。”

　　钱康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过两年山里也富了，你再想吃苦受罪就得往埃塞俄比亚送你了。”

　　尤老板忙说：“拉倒吧，我都想一辈子住饭馆里了。”

　　写这本书时，出版社的老金一再叮嘱我，别老写你和王朔的事，最好多写写那些家喻户晓的戏。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还有后来的贺岁片。

　　她认为写这些读者有亲切感，说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对得上号。我尊重她的意见，毅然把我们的那些馊干零碎撇在一边，集中精力回忆长征路上的重大战役。

　　但我发现，打过的漂亮仗，无不和王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起当年《编辑部的故事》，还得从王朔说起。

　　下面将1992年1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攒一道喜剧》的文章抄录在书中。文章的作者是我本人。

　　一、有这等好事儿1989年11月，那年天冷的早，我正龟缩在家无所适从。

　　电话铃响了……

　　“喂？”

　　“我是公安局。”

　　“噢。”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为了挽救我，让我争取主动，配合你们挖出躲在我背后的坏人王朔。纯洁人民的队伍。”

　　“真他妈的无耻。”

　　我听见王朔在电话里笑，我也肆无忌惮地笑。

　　“郑小龙约我们给你们艺术中心攒一道喜剧。”王朔言归正传，“写一编辑部：本来想把这道活儿掏给中央台，可郑小龙说他要了。他既是编辑又是你们中心的头儿，他拍板组的稿不会瞎迷喽。所以哥儿几个说这活儿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练了。”

　　“都哪哥儿几个啊？”

　　“苏雷、魏东升、朱晓平、葛小刚。你愿意趟这浑水儿吗？”

　　“愿意，愿意趟。”

　　“那也算你一个，过两天你们中心包房给大伙儿聚一块堆儿把故事攒出来。每人分几集回去写。定了地方我告诉你。”

　　“哎哎，谢谢您惦着我。”我又犹豫着问，“可我在中心是一美工，文学部同意我掺和这件事吗？”

　　“我跟郑小龙说。”

　　“他怎么说？”

　　“恩准了！”

　　“得，我踏实了。唉，慢着，这戏叫什么名字呀？”

　　“《编辑部的故事》。”

　　二、为什么找你们来

　　几天后，我们聚到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里。除了我们6个人，被约来的还有赵大年和陈建功。mpanel(1);

　　靠着墙根盘腿坐在地毯上的郑小龙，先代表中心向被邀请来的作者说了一番感谢的话。记得我当时特心虚，不知道自个儿是不是也在感谢之列，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相遇，可房间小周围满是对感谢受之无愧的文坛大腕儿。当我不得不从容地望着房顶时，郑小龙说：“我们中心正在投拍一部50集的室内剧《渴望》，现在已经拍摄过半，估计播出后能引起很大的反响。室内剧是个新品种，多机切换，现场录音，成熟了3天就出一集戏，投资小见效快，观众爱看，关键是要有好故事。今天给大伙找来就是为了拍完了《渴望》，明年后年剧本能续的上。《渴望》是让人哭的，紧跟着呢咱再弄一个让人笑的。就是王朔你们这伙儿攒的《编辑部的故事》。

　　接着咱再弄一部‘言情悬念剧’，就是大年和建功的《皇城根》。中心咬牙跺脚花这笔钱找一牛逼的地方。24小时能拿热水洗澡儿、好饭伺候着，目的就是让诸位高手掏点真活儿。5天，拿出分集的故事梗概来走人。“

　　“不然的话——房费自理。”中心文学部的主任李晓明一脸坏笑地补充。

　　“黑！难怪都管你叫李小黑。”朱晓平咬牙切齿地赞美。

　　一直枕着床头不吭声的王朔笑眯眯地说：“李小明，你刚写了50集的《渴望》，跟我们大家传传经，写室内剧有什么特点。”

　　“没错，这是单一功。”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李小明。

　　“说说？”

　　“说！”

　　“那我就跟你们这帮坏小子们说说，所谓室内剧就是要求每集戏80％的场景都在摄影棚里。外景只能是些过场戏。因为街上杂音大，同期录音不好控制，而且切换台带不出去，只能单机拍，戏写多了拍摄速度上不去，台词也听不清。得把故事引到屋子里去。主要是靠对话发展情节，所以除了故事丝丝入扣，语言上得有彩儿。

　　一般一集剧本15000字的长度就够，室内剧得两万字才能撑满40分钟；50集《渴望》，每集多写5000字，我等于比平常的剧本多写丁25万字，手都写残了，外面游行我都不知道。“李小明”嘿嘿嘿“地笑。

　　“你甭往外摘自个儿，在座的都不知道有游行的事儿。”

　　“上午就说到这儿吧。”郑小龙看着表，“吃饭，下午《编辑部的故事》和《皇城根》分摊开练。”

　　“今儿是第一天，得有酒儿吧？”魏东升走过李小明身边时一脸正气地勒索。

　　李小明豪爽地“有，自个儿买去。”

　　三、敢情这就叫策划

　　“饭也吃了，澡儿也洗了，午觉儿也拿了，该给人家练活儿了吧。”苏雷张罗着。

　　我们凑齐在王朔的房间里开始谈正事儿。

　　“咱们先说说《编辑部的故事》是家什么编辑部？”

　　“反正不能是专业性太强的，最好是家综合性刊物。”

　　“对对，那样读者面宽，有关吃喝拉撒睡，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热门话题全能引得进来。”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呢？”

　　“叫《人生指南》得了。”魏东升来回扭着脖子说。

　　“那还不如叫《人间指南》呢。‘人生’是时间的，‘人间’是空间的。”

　　王朔向大伙儿分析着说。

　　“得，就是它了。《人间指南》编辑部。”

　　“说说几个主要编辑吧。”朱晓平一边记录一边说。

　　“最主要得有一对年轻的编辑，一男一女，未婚。

　　男的得跟咱们这伙儿人似的，机灵，嘴跟得上劲，热心，谁拿他开涮他也不在乎，一不留神还就把你装进去；女的也是人精儿，没事老看英语，到了也没学出来，喜欢弄点情调。他们俩工作上配合得严丝合缝，感情上有点暧昧，又都没断了去见介绍的对象。怕万一错过了更好的。“

　　“还得有一对老编辑，男的50来岁，一辈子谨小慎微，历次运动都躲过去了，家里条件不太好，工作勤勤恳恳，不能独当一面；女的小50了，老头是个大官，跟党绝对是一条心，比一般亲社会主义的人还亲，热衷把刊物弄成阵地什么的。”

　　“还缺一年富力强八面玲珑的。得有这么一位给编辑部拉点广告，增收有术，打心眼里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成！成！就要这么一位。怎么也得有一主编吧，不能群龙无首呵。这几块料一入儿一主意，和各种神头鬼脸的读者打交道难免好心办坏事，弄出笑话，得有一人把点关。”

　　“对对对，万一咱哪集写歪了，让他出来批评几句往正了一收，照样有教育意义。”

　　“几个人了，几个人了，别太多了。”王朔问。

　　我掐着指头算：“俩年轻的、俩老的、一个年富力强的、一个把关的——6个。”

　　“这编辑部就6个人吧。”苏雷10个胖胖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细声细气地说，“这6个主要角色起小儿都是苦孩子，后来识文断字了，当了编辑。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全门清。这么说吧，他们就是文化人里头的糙人儿和糙人儿里头有文化的。”

　　“就是就是，《人间指南》的编辑得跟劳动人民一鼻孔出气，别弄得都跟王公贵族圣人似的，买盒烟也且琢磨呢。咱们哥儿几个以卖字为生，也町以觍着脸算知识分子了吧？不是也没成仙吗？”

　　葛小刚缩在他爸爸传给他的那件里子是羊羔毛的皮猴里担心地说：“喜剧就得有讽刺，咱写的又是当代题材的系列剧，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吧，观众不爱看，说深了吧，不定哪句话捅了娄子。”

　　“也是，咱们弄的不是连续剧，没有人物命运勾着观众，全靠对话上有彩儿，句句得说到群众心里去还得站在党的这边儿。”

　　“好办，咱们把住一大原则，只触及社会问题，不涉及体制问题，善意的讽刺时弊，晚报上不也有刺梅吗？”我说完了观察着大伙儿的反应。

　　“对，咱们是善意的，把住这一点，就不会被‘枪毙’。”王朔指着朱晓平说，“把冯爷的这句话记下来。”

　　我咧着比别人大的嘴真实的乐，心里有一种被大腕儿认可的幸福感。

　　郑小龙走进客房：“怎么样？有点儿意思了吗？”

　　“有有。”朱晓平看着记满了字的稿纸说，“我把刚才大伙儿说的归拢一下你听听。《编辑部的故事》是一部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善意的讽刺时弊，有6位热心忙碌、善解人意的编辑贯穿全剧始终，故事独立成章，语言诙谐幽默的系列室内喜剧。”

　　“好啊，多好啊——撂谁听了不得说又一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佳作问世了。”

　　我特激动。

　　“正经点儿，正经点儿。”郑小龙特严肃地说，“我希望《编辑部的故事》不是靠形体的动作的夸张，逗贫嘴取悦观众的滑稽剧，应该是一部浯言机智、幽默，故事耐人寻味、有文化品位的喜剧。咱们国家过去拍的所谓‘喜剧’或多或少都有点闹，我们绝对不搞闹剧，分寸感一定要把住，让观众会心地笑。”

　　“笑完了也不觉得自己无知。”王朔补充。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还足王朔人聪明，理解领导意图特快。”

　　“不谋而合，我们算不谋而合。”王朔和郑小龙俩人互相敬烟点火。

　　“说点实的吧，现在社会上都有什么热门话题？”

　　“咦，你们听说了吗？前些日子社会上风传，有一颗行星要和地球相撞，说地球上最少得死一半的人……”

　　“谣言，纯届他妈胡说八道。”

　　“咱就以这事儿为素材弄一集，让‘位编辑不同程度都信了这个谣言，成了谣言的牺牲品。一来可以借这个事件生动地反映出6位编辑不同的性格。二来可以揭露谣言的危害，给人民敲个警钟。”

　　“别6个人都信了谣言，也得有不信的。不能一个明白人儿都没有。”

　　“那就主编不信吧……可也不好办，他是领导，有他在编辑部里把关坐镇，这戏不好撒开写呀？”

　　“让他外出开会去，正好这一段时间不在家。咱们这本子最灵活了，觉着谁多余就让他出差开会去。”

　　“这集的名字就叫《飞来的星星》怎么样？”

　　“朱晓平记上。头一集有了。”

　　“咱再写一集保姆的吧，有一小保姆备受雇主的欺凌，编辑部为其打抱不平，并重新给她找到一户理想的雇主，结果她反客为主，成了雇主家的太上皇。弄这集的意思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分工不同，但要相互尊重，人格上是平等的，雇主应当善待保姆，保姆呢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好好，不错，观众准爱看。这集就叫《小保姆》得了。”

　　“你们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写俩待业女青年觉得编辑部特神秘，于是谎称是高智能机器人，设法让编辑部租用了她们，结果在使用过程中编辑们发现……”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个，有位编辑贸然捧红了一位歌星，后来才发现是一哑巴，悦耳的歌声原来是出自另一位瘸腿的丑姑娘。一对双簧，写残疾人自强不息……”

　　“嘿嘿嘿！我那机器人的故事还没说完呢！”

　　朱晓平忙不迭地记着：“我都记上了。”

　　“咱写个好人好事儿的吧？”

　　“写个‘错怪陈世美’，编辑部调解一对夫妻纠纷，错把男方当成了陈世美，为女方出了不少恶招儿，后来发现，敢情‘秦香莲’不是好东西。编辑们好心办坏事儿。”

　　“写减肥的……”

　　“写找对象的，自个儿不怎么样，还非逼着编辑部给他找个十全十美的天仙…７…”

　　5天后，我们把朱晓平加工整理的一份故事梗概交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依依惜别地离开了住一晚上官价儿180块钱，几经磋商优惠成80块钱的宾馆。

　　回家的路上我问王朔：“敢情这就叫策划。”

　　上面这篇文章是10年前写的，我没作任何修改，原文照抄。对于文章中记录的一些对话，是否真实地存在过，我的记忆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不知道哪些是原来的木头，哪些是后补上去的腻子。这点上还望当事人原谅。大体上说，它应该还是原来的那块木头。再次拿出来示众也没有给它刷油漆见新。

　　《编辑部的故事》之初，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李冬宝，听说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最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中心的主任郑小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小龙喯都没打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去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去抬屁股就去了。

　　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叫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记忆摸到葛优住得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有。再敲门，隔壁单元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说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真人。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人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的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

　　葛优和《顽主》里的神色类似，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烟。

　　我们一起上楼。从等电梯到乘电梯到12楼，穿过漫长的走廊，来到葛优家坐定，我一口气已经把来意说了个大概齐了。之后，葛优现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说：我已经答应了张小敏，上她的《大冲撞》。

　　正好和你们的时间冲突了。

　　我问他：你在那部片子里是演什么角色？

　　他说：就是演一个宾馆的经理，小配角。

　　我说：那我们这出戏请你演得是主角，一号人物。

　　剧本就是照着你写的。

　　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两部戏协调一下，都上。

　　我说：这不太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戏，你一走了，全剧组就得趴窝。

　　他真得为难了，说：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应张小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戏有意思，咱俩初次见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写得错不了。可那也不能因为上一个戏得罪朋友啊。

　　我赶紧说：我你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们的戏得罪张小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戏得罪这拨朋友吗？

　　他忙说：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说：那就好办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权衡利弊吧，两害相权取其轻。

　　上张小敏的戏，你得罪了我们，却只演一个配角；上我们的戏，得罪了张小敏，却演得是一个绝对的主角，而且保证戏一出来就炸了。

　　主意你自己拿，我们等你的信。

　　事后，郑小龙开玩笑说：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

　　那时还不像现在，遍地都是影视公司。那时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振臂一呼也是天下响应。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堂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中国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被姜文发现，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的演出不可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提起《编辑部的故事》，有一件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因为《编》是——部以讽刺幽默见长的喜剧，所以该剧从开始就受到了市委领导和广播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剧本的分寸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把关。刚刚退居二线的老局长张永经更是逐字逐句进行推敲，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中心主任李牧、郑小龙也是斟酌再三，认为播出后不至引起不良社会效果，才下发了生产令。

　　片子完成后，经审查通过，中心在“新华社”的礼堂举行了记者专家看片会。

　　消息不胫而走，马上引起有关方面的很大不快。有些居然认为这是艺术中心精心炮制的一部毒草。——些人甚至给张永经老局长写信，说他糊涂，不注意晚节；一时间《编辑部的故事》陷入了被封杀禁播，甚至要追查创作动机的险境。

　　一天下午，作为该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之一，我随中心领导应招来到市委副书记王光同志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市委宣传部的李志坚部长。还有广播局李庭之局长，当然也少不了作为这部片子艺术顾问的老局长张永经。气氛是非常严肃的，王光同志首先听取了电视剧播出后群众的反映，同时也了解到“一些方面”欲对此剧大加挞伐的情况。然后，他对《编辑部的故事》这部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充分地肯定；认为这是一部“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人民群众喜怒哀乐，颂扬真善美”的喜剧作品。并指出，这是中心应该坚持的创作方向。

　　最后，王光同志说：我是市委分管这一领域的书记，《编辑部的故事》如果在政治上有任何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市委宣传部李志坚部长说：我是宣传部长，宣传方面出了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广播局的李局长也马上说：这是广播局主管的事情，电视剧也是局里批准通过的。出了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与市委领导无关。

　　“中心”领导也马上表态：电视剧是“中心”拍的，我们也是始作俑者。因此应该“中心”负全责。

　　老局长张永经很激动，也很动情地说：谁都不要争了，我非常喜欢这部戏，也为它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一些意见也是冲着我来的，就让我为它负责吧。说到哪去，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错。这个责任我担得起。我已经退休了，还能有什么后果呢？

　　听了这些话，我非常地感动。老听说出了事，领导之间互相推诿，但出了事，争先恐后承担责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说实话，那时各位领导在我的心目中既高大又亲切。

　　这时，我哆哆嗦嗦地说：追根寻源，这剧本是我们写的。最应该负责任的就是编剧。要打棍子就打我们吧。

　　当时所有的领导，几乎同时对我说：跟你没关系。

　　哪就轮上你了。

　　我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九二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得到通知，李瑞环、李铁映、王丙乾等中央领导要来北京市的文艺单位团拜，慰问文艺工作者。选中的单位有北京人艺和我们“中心”。

　　“中心”上下欢欣鼓舞，闻讯即刻展开大扫除。那时“中心”只是租借在“四季青公社”的两排平房里办公，条件相当简陋。却连年推出好作品。在《编辑部的故事》之前，已有《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渴望》享誉全国。有幸能接待中央领导，机会不容错过。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希望上面拨钱改善恶劣的办公环境；二是希望中央领导对《编辑部的故事》有一个评价。

　　因为“中心”的院子十分狭小，冬天烧锅炉的煤块都堆放在两排破平房之间的过道上。我们正准备把那些煤临时遮盖起来，忽然有人建议，不如就这么晾着好，让中央领导看看咱们的狼狈像，说不定心一软拨钱给咱们盖一大楼。大家纷纷说这主意好。所以领导来访时，煤就一直晾在外面。事后，果然见效。领导觉得“中心”

　　的条件实在太差，为表彰“中心”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当即决定拨下一笔经费以资鼓励。“中心”没有用这笔钱改善办公环境，把钱花在了更新机器设备上。

　　李瑞环同志来的那天，市委领导也都陪同在场。

　　“中心”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中心”的领导简要地汇报了“中心”的发展情况后，我适时地站起来向李瑞环同志抛出了关键的提问。虽然市委、广播局和“中心”的各级领导都在，但提这样的问题还是创作人员最适合，提错了，或是中央领导不想回答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当。

　　我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了吗？

　　瑞环同志笑。点了点头。

　　我心里踏实了一块，又问：您觉得怎么样？

　　在场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会议室变得非常的安静。

　　李瑞环同志想了想，说：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件事的，既然你问了，我就说两句。

　　艺术上我不懂，是外行。政治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内容上，我认为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一个反映社会生活的窗口。铁映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李铁映同志笑着说：题材应该更丰富一些，比如说，教育、计划生育方面也都应该有所表现。

　　我说：谢谢领导的指示。

　　所有人心里的—块石头部落了地，心里就觉得热。一段时间以来埋在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作为当时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瑞环同志对《编辑部的故事》给予的评价，无疑是对那些欲加之罪的人是一种最好的回击。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北京日报”头版登出的李瑞环同志的讲话。标题是：李瑞环同志给予《编辑部的故事》充分旨定。

　　这标题据说是巾委副书记王光同志亲定的。

　　这可能是我这本书里读者读起来最枯燥的一篇文章，但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欣慰，就看到厂文艺创作的繁荣还有希望。

　　原谅我正经一回吧。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

　　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

　　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5000块钱。

　　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

　　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演员忙说：别催场呵，我能唱歌呀哥哥。

　　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

　　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

　　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

　　弄得大家都很尬。

　　让这么一位爷演《一地鸡毛》里的小人物，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是捏着把汗的。

　　《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是什么人？是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人。在“八部七局六处”他谁也惹不起。曾经也特傲，刚到机关的时候也执扭，马上就被磨平了，适应了，然后游刃有余了。最后他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了乐趣，应付自如。不知不觉小林变了，变得心平气和，人莫予毒了。

　　眼前的陈道明行吗？就算把他放在“八部七局六处”的办公室里，他低得了头吗？别拍出来象皇上来民间微服私访就坏了菜了。

　　陈道明看出了我的顾虑。一天晚上约我去他家里聊聊。令我惊讶的是，迎接我的是一瓶二锅头，没有菜，一人一半，干喝。

　　认识陈道明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喝酒，因为不喝酒也就特别不喜欢饭局。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场面。那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有的只是同事。

　　他说：朋友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跳出来伤害你。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一错误立场。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

　　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面孔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首先申明：这次我听你的。该怎么要求，你就说。

　　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

　　他问我：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

　　我说：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mpanel(1);

　　道明很痛快：就照你说得办。

　　他又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把他在戏里与他有关的人物关系一一摆正。那一夜，谈兴很浓，不知不觉聊到天亮。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糟贱。

　　我问他：你不能喝酒，喝了半斤怎么也没事呵？

　　他说：我不是不能喝，是喝到嘴里没滋味。

　　这是惟一的一次，往后再也没有见他喝过酒。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仍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踢里踏拉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托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

　　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

　　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

　　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

　　我又问：那葛优呢？

　　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

　　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

　　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

　　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

　　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度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

　　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迎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子，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

　　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向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

　　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

　　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得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再说戏外的葛爷：

　　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得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既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

　　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

　　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

　　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作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

　　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了观众的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轻易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了。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演喜剧的，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表演生动自然。似乎是与功力无关。mpanel(1);

　　我们就以此浅薄之见约定俗成吧。

　　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

　　“专家”们见到葛爷了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

　　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

　　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

　　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

　　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

　　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戈玲吗？

　　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台词说：这大HOUESVERYNICE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ILOVEYOU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葛爷真的晕菜了。不知道是应该听专家的悬崖勒马，还是应该听观众的回头是岸。

　　我们不妨找出一些读者都熟悉的，葛优出演的影片作一比较。

　　喜剧片有：

　　《顽主》

　　《编辑部的故事》获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

　　《大撒把》获金鸡奖最佳主角男奖。

　　《天生胆小》

　　《过年》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甲方乙方》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不见不散》获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男演员奖。

　　《没完没了》

　　《大腕》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艺术片有：

　　《活着》获坎城最佳演员奖。

　　《秦颂》

　　《霸王别姬》

　　《蝴蝶的微笑》

　　通过这一比较，不难看出，如果按照葛爷的想法只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话，他应该走哪条路已经一目了然。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

　　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眩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个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唯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摘选电影《没完没了》片断，感受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观众还买他的账吗？

　　香山山巅葛六亿和刘小芸坐在山顶的一座已经颓败了的废墟的石阶上，眺望着远处的城市。

　　葛六亿：“我已经好多年没上山顶了，北京的变化真大，哪哪都变了，人也变了，只不过天天混在里面不觉得，我还清楚的记得上学的时候，一帮同学站在这儿找自己家的楼，找天安门，找民族宫，军事博物馆，找我们的学校，现在全淹在里面了，找不着了，连同学都找不着了，都忙着挣命去了。越活越没意思了。”

　　刘小芸：“大伟也是，过去的歌过去的事说起过去就特别激动，眼神都不一样了，这一点你们俩有点像。”

　　葛六亿：“我们这岁数的这拔人都这操性，甭管现在变得多不是东西，一提过去的人和事心里都还敬着。”

　　刘小芸：“我当初喜欢大伟，就是因为他对人满真诚的，尤其是对过去的朋友特别义气，他这次的作法真是让我吃惊。”

　　葛六亿：“他可能欺负我老实，我刚才没跟你说，欺软怕硬也是我们这拔人的一大特点。”

　　刘小芸问：“你觉得你老实吗？”

　　葛六亿：“所以说他看错了我了。我属于蔫坏的那种人，就是你们说的小人。

　　回头你告诉大伟，惹谁都别惹小人。“

　　刘小芸：“他给了你钱，我也该回去了，谢谢你这两天对我的照顾。”

　　葛六亿：“别忘了给我跟警察作个证，你可别也是个小人。长得有点模样的女的，都有点让人不放心。”

　　刘小芸反问：“我好看吗？”

　　葛六亿端详着说：“乍一看不怎么样，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刘小芸笑了，她推了葛六亿一把：“你好讨厌啊。”

　　阮大伟和几个朋友分乘两排上行的缆车上。

　　阮大伟回过头对跟在后面缆车上的人说：“呆会逮着他了，先给他抽成一胖子，（指着脚下树林间山泉冲出的河道说）然后等缆车下来的时候就从这给他扔下去。”

　　后面的人问：“不剁他了？那你刀不是白带了。”

　　阮大伟：“不剁了，改摔他了。”眼睛俯看着脚下掠过的地形说：“这不行，太矮了，得找一高点的地儿扔。”

　　后面的人又问：“摔死怎么办呀？”

　　旁边的人：“你还认真了，让他过过嘴瘾吧。”

　　阮大伟指下面的一道深沟喊：“就这儿就这儿，就从这往下扔。”忽然他愣了，指着下面的手僵直地停在空中。

　　顺着阮大伟的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葛六亿站在一块巨石上，向着空中的阮大伟挥于：“伟哥，我可是守信用的。咱俩这算见着面了吧？小芸在上面等着你呢，你把钱从这给我扔下来。别琢磨了，你也没胆跳下来，还钱吧。”

　　阮大伟无奈又恶狠狠地说：“行，你真是够高的，我给钱。”说着拉开提包的拉链，把一提包裁成人民币大小的纸钱撒向葛六亿，嘴里说：“纸钱，留着自己烧去吧。我就防着你这手呢。”

　　纸片在葛六亿的头顶飞舞，像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山谷里。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

　　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mpanel(1);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

　　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说“牛逼！”。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虑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每次看见那种裸露着水泥墙、水泥地面，大铁罩子吊灯，黑房顶的装修方案，我就马上会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后，我再次回到纽约，那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我发现缺少了他的纽约，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

　　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

　　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我实话告诉你吧……

　　“实话告诉你”的含义有两层：

　　其一，原来说的都不是实话。

　　其二，下面要说的不是好话。

　　很难想象“实话告诉你”后面要说的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比如，医生一直欺骗病人患了不治之症，待病人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时，再对他说：实话告诉你吧，您身体健康屁事也没有。这基本上不成立。

　　“实话告诉你”差不多都是坏消息。

　　以下是生活中常见的句子，我把它列出来佐证。

　　朋友对朋友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烦你了。

　　丈夫对妻子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外面有人了。

　　上级对下级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次长工资没有你。

　　家属对病人说：实话告诉你吧，你的情况不好。

　　老师对家长说：实话告诉你吧，您的孩子太娇气了。

　　师傅对徒弟说：实话告诉你吧，你就不是这块料。

　　导演对导演说：实话告诉你吧，你拍得片子不是一般的臭。

　　我在生活中最怕听到有人对我说“实话告诉你”，知道准没好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您还是别跟我说实话为好。

　　由此我对不说实话的人产生了由衷的好感。

　　它的好处如下。

　　一，粉饰太平。让大家有面子。

　　二，报喜不报忧，让领导心里痛快。

　　三，回避矛盾冲突，让当事人意识不到危机四伏。

　　四，你好我好他也好，让全体人民都皆大欢喜。

　　有这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拧巴：别扭，偏执，并且一根筋，劝不回来，贬义的与众不同。

　　比如说：大家都白天精神，晚上犯困（长期上夜班的除外）；而某人却正好相反，白天睁不开眼，一到夜里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说：身为食肉类动物，大家见了鸡鸭鱼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却惟恐避之不急，长着伶牙俐齿，一日三餐却只吃蔬菜。

　　这种人就可以称其为“拧巴”。

　　我就是这么一个，在吃饭这么一个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拧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鲜也不吃，粘腥带荤的食物一概拒绝。

　　我不吃肉，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虽然我也举双手赞成植树造林，绿水青山。但我始终认为，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的数量越少越好。看见坐在电视里侃侃而谈，对狮子和鳄鱼充满同情的人，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觉得他们是在助纣为虐，一点起码的是非观念都没有。

　　我不吃肉，是因为我的味觉异常敏锐，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两盘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诉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鸡鸭也是如此，煮熟了，酱了，再风干了，各取一片放在嘴里，嚼一口，我就能把它们区分出来，因为鸭子比鸡少许有点腥。如此敏锐的味觉造成了我对食物非常的挑剔，从小养成了偏食的习惯。不吃肉，几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猪肉馅和菜包的饺子还行。不吃蟹，不吃虾，海里的动物只吃带鱼和黄花鱼，还得是狂搁葱姜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鱼腥味，得搁白酒“二锅头”。所以要是不胜酒力的人吃了我们家做的鱼，走路有可能打晃儿。如果我是生活在丛林里豺狼虎豹，赶上饭点，羚羊斑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们，我也不会看它们一眼。并不是因为我善良，不忍心伤害它们，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说，我可以参加捕猎，但也是重在参与，我宁可用爪子拍死猎物，也绝不会咬它们一口。这一点，国宝熊猫和我有点类似，身为食肉类动物，可胃里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欢吃的是西红柿，洋名叫番茄。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母亲每天都会挑几个没有疤拉的西红柿放在脸盆里用自来水拔凉，通红的柿子圆的，屁股朝上飘在水里，放学回家，挑一个大个的，带着丝丝的凉意，咬一口，然后将酸甜的果汁嘬进嘴里，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时代，西红柿对我的诱惑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位超级名模（含苏菲玛索、舒琪和张曼玉）。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比喻时，我先想到了张曼玉，接着又想到了舒琪，她们两个人都能和西红柿的诱人相媲美，我费尽了思量，权衡再三，难以割爱，所以毅然做出并列比喻的决定。

　　在我的学生时代，一年当中有两个念想：秋天的时候盼冬天，因为能带栽绒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灯心绒面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时候盼夏天，因为能敞开了吃西红柿。

　　西红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鸡蛋。下午游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红柿炒鸡蛋搅和着带锅巴的剩米饭，囫囵吞下去，那种满足感、那种成就感，比现在把我评为“十大杰出青年”还称心。每到秋天临近，我就会变得惆怅，原因很简单，西红柿的季节过去了。为了留住西红柿离去的身影，母亲和姐姐费尽了心机，她们会在夏末西红柿还很便宜的时候，把西红柿煮了制成酱，用筷子一点点地塞进啤酒瓶里封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吃。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外）；而某人却正好相反，白天睁不开眼，一到夜里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说：身为食肉类动物，大家见了鸡鸭鱼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却惟恐避之不急，长着伶牙俐齿，一日三餐却只吃蔬菜。

　　这种人就可以称其为“拧巴”。

　　我就是这么一个，在吃饭这么一个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拧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鲜也不吃，粘腥带荤的食物一概拒绝。

　　我不吃肉，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虽然我也举双手赞成植树造林，绿水青山。但我始终认为，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的数量越少越好。看见坐在电视里侃侃而谈，对狮子和鳄鱼充满同情的人，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觉得他们是在助纣为虐，一点起码的是非观念都没有。mpanel(1);

　　我不吃肉，是因为我的味觉异常敏锐，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两盘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诉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鸡鸭也是如此，煮熟了，酱了，再风干了，各取一片放在嘴里，嚼一口，我就能把它们区分出来，因为鸭子比鸡少许有点腥。如此敏锐的味觉造成了我对食物非常的挑剔，从小养成了偏食的习惯。不吃肉，几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猪肉馅和菜包的饺子还行。不吃蟹，不吃虾，海里的动物只吃带鱼和黄花鱼，还得是狂搁葱姜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鱼腥味，得搁白酒“二锅头”。所以要是不胜酒力的人吃了我们家做的鱼，走路有可能打晃儿。如果我是生活在丛林里豺狼虎豹，赶上饭点，羚羊斑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们，我也不会看它们一眼。并不是因为我善良，不忍心伤害它们，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说，我可以参加捕猎，但也是重在参与，我宁可用爪子拍死猎物，也绝不会咬它们一口。这一点，国宝熊猫和我有点类似，身为食肉类动物，可胃里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欢吃的是西红柿，洋名叫番茄。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母亲每天都会挑几个没有疤拉的西红柿放在脸盆里用自来水拔凉，通红的柿子圆的，屁股朝上飘在水里，放学回家，挑一个大个的，带着丝丝的凉意，咬一口，然后将酸甜的果汁嘬进嘴里，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时代，西红柿对我的诱惑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位超级名模（含苏菲玛索、舒琪和张曼玉）。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比喻时，我先想到了张曼玉，接着又想到了舒琪，她们两个人都能和西红柿的诱人相媲美，我费尽了思量，权衡再三，难以割爱，所以毅然做出并列比喻的决定。

　　在我的学生时代，一年当中有两个念想：秋天的时候盼冬天，因为能带栽绒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灯心绒面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时候盼夏天，因为能敞开了吃西红柿。

　　西红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鸡蛋。下午游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红柿炒鸡蛋搅和着带锅巴的剩米饭，囫囵吞下去，那种满足感、那种成就感，比现在把我评为“十大杰出青年”还称心。每到秋天临近，我就会变得惆怅，原因很简单，西红柿的季节过去了。为了留住西红柿离去的身影，母亲和姐姐费尽了心机，她们会在夏末西红柿还很便宜的时候，把西红柿煮了制成酱，用筷子一点点地塞进啤酒瓶里封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吃。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让我当国家主席，我会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让我吃上西红柿，每天最少吃五个；第二是，巧克力随便吃；第三是，白薯干管够，而且必须是红薯晒成的干。三个条件都答应我，我就干，有—条不答应，我还就不受那个累。

　　西红柿的美好印象不仅留在了我的少年时代，在我初长成人的青年时代，它也给我留下了甜蜜的回忆。记得在198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我刚结婚，那时我还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夏天的时候，吃过晚饭后，我都会把两个西红柿切成片放在冰桶里，然后提上冰桶，带上妻子，于傍晚时分下楼散步，一是为了消食纳凉，二是顺便到马路对面的冷饮店买上两个冰激凌，放在冰桶里，把西红柿冰凉以后再搅在一起吃，几乎每天如此。

　　后来冰激凌吃腻了，白薯干和巧克力也渐渐失去了我的宠爱，只有西红柿爱不释口，久经考验，痴情不改。

　　在祖国的各大菜系中，我最怵的就是粤菜。出了名以后，经常被奉若上宾，饭局不断，且多是粤菜的局。

　　在北方，粤菜被公认是最铺张的，稍不留神就能中了埋伏，光是一人喝一盅汤就比叫满—桌子的川菜贵，刀刀见血，做东的人不带上万儿八千的，看菜牌的时候就得把第一页翻过去，直接从第二页点菜。正因为如此，也就凸现出宴客的体面；：北京吃粤菜最负盛名的酒楼叫“顺风”，10年前兴起，贵客—直如云，有头有脸的天一擦黑伞在那里聚齐儿。据说头一拨腋下夹着包，—手拿“大哥大”，一手拿车钥匙的座上客，现在已经大部分折进了大狱，每天以白菜汤咸菜窝头度口了，但“顺风”的粤菜，却依然是新贵们宴客的首选，潮起潮落高朋满座。吃粤菜的特点是，开饭前先请来宾围着鱼缸笼子一通端详，分别指出自己心怡的活物，接着就有一批生猛海鲜英勇就义。处决的方式也是十分残忍，龙虾通常是被活着凌迟，肉都吃完了，头上的须子还疼得直打哆嗦。蛇一般会当众剪掉脑袋，挤出血和胆献给主宾。虾的下场有几种，赶上喜欢白灼的算它们上辈子积了德；但大多数会被扔到烧红了的石头上煎熬，美其名日“桑拿虾”；更有惨无人道的是活着用酒麻翻，生吞活咽，席间常能听到“咝咝”的叫声，那是活虾发出的呻吟。原来我一直认为汉族善良儒雅，粤菜的风靡，令我发现，这个民族也很残忍，对弱小动物犯下的罪行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菩萨若是为此惩罚汉族，我申请对我网开一面，因为我不吃肉，也不怎么吃诲鲜，尤其是不吃活物。凡属这类饭局，我能推则推，能不去就不去。实在是盛情难却的，就先在家吃饱了再去赴宴。席间我也是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躲闪不过，又不想给别人扫兴，就象征性地夹两筷子放到自己面前的盘子里跟着瞎比划，别人一让我吃菜，我就端酒杯，掩护自己蒙混过关。近来因为心脏不好，酒也不能喝了，赶上粤菜的局，就只能拿话搪塞，让我吃菜，我就讲笑话飞段子，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弄得我，每次赴宴之前必得搜肠刮肚冥思苦想，段子不够用了，就说报纸上的新闻，说广州的夜总会发放安全套，是不是鼓励性解放？说姚明现在值多少钱？

　　说好莱坞的各种轶事。连传谣带造谣，凡是能引开别人注意力的手段全都施展出来。这种时候最怕有心人，一眼识破我的伎俩，出于好心一再追问：鲍鱼不吃吃鱼翅吗？鱼翅不吃吃蟹吗？蟹不吃吃虾吗？虾不吃吃乳猪吗？乳猪不吃吃蛇吗？蛇不吃吃鲜贝吗？贝不吃吃白鳝吗，鳝不吃吃牛柳吗……你他妈到底能吃什么？你怎么那么事妈呀？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逢此情景，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们要是真疼我，就给我点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口重点别放太多的糖就行。要是你们心里还过意不去，觉得亏了我的嘴，就干脆把那些奇珍异折成现钱直接给我也行。我太太徐帆如果在座，她会挑几个蒜瓣、葱段，舀两勺酱油汤，放在米饭里拌吧拌吧递给我，同时对大家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理他，他这人特别拧巴。

　　虽然吃饭很拧巴，但我也没耽误了干工作，吃得是草，挤得是奶。没有蛋白质撑着，写出的剧本也照样好看。

　　另类：不被主流和大众接受的另一类。数量极其少，极富想像力，善于破旧立新，对世界有独到的认识。不爱钱也不怎么讲卫生，没规矩，有今儿没明儿，吃了上顿没下顿，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地球上属于饥寒交迫的一小撮。

　　另类反对流行、模仿和千第一律。

　　伪另类：不被主流和大众及真另类所接受的另一类。没有想像力，破旧不立新。自私，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假装不爱钱，假装有个性，假装脏乱差。

　　伪另类模仿真另类，渐成一种流行趋势，所以伪另类的人数远远超过真另类。真另类在全世界也只是一小撮，伪另类在中国有一大群。

　　中国的伪另类，总体表现出一种伪霸气，对商业也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功利的伪愤怒，这种伪霸气和伪愤怒唬住了媒体，也唬住了一批伪前卫的评论家，因此显得人气很旺。

　　伪另类非常需要借助于形式，单个看都很有个性，集体一亮相，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的作品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八个字：雷同，做作，言不由衷。

　　先说电影。

　　特征一：闷。不说话。半天也不说一句话。表情麻木。镜头一动不动。什么事也没有，淡不刺咧。

　　特征二：镜头从头晃到尾，主人公游手好闲，心里倍儿阴暗。一般不睡在床上，直接把床垫子放在地上，基本上每天都喝高了才回家，不脱鞋撂倒就睡，睡醒了，两眼发呆，直目瞪眼地望着天花板，有时候还手淫，特脏。白天出门，喜欢戴墨镜，耳朵上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乐穿胡同，走铁道线。

　　我对北京很熟悉，胡同和铁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两条出行的线路组合在一起，不知道主人公是要奔哪儿去？

　　特征三：泡酒吧。这一点和港片很不一样，港片的主人公喜欢泡夜总会歌厅，伪另类的主人公喜欢泡酒吧，飞大麻。提到大麻让我想起真伪另类的又一个区别：真另类是真吸毒，吸的是海洛因；伪另类是伪吸毒，吸的是大麻，没抽两口就假装飞起来了，谁飞得快谁就能躲过买单，所以经常是一大帮伪另类扎在酒吧里，要了一大堆酒，到买单的时候一个清醒的人也找不着。mpanel(1);

　　特征四：伪愤怒。具体表现是，不知好歹，跟爹妈犯浑，跟朋友说翻脸就翻脸，假装跟真善美不共戴天，可是找女朋友绝不找难看的。

　　特征五：模仿。模仿欧洲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连电影的名字都模仿，起的名字尽可能不知所云。伪另类电影的基本套路大致如此。

　　再说音乐，说老实话，我对伪另类音乐没有什么印象，记住的是一组组非常雷同的合影。其面目大致如下：三五成群，迎着风站在楼顶上，山坡上，更多的是喜欢散漫地站在纵横交错的铁道线上，或是废厂房里、旧仓库前，或光头、或扎马尾巴，上身大部分是穿套头衫，外面罩一件肥大衬衫敞着怀，冬天穿拉锁特别多的皮夹克，下身穿牛仔裤，还得必须把膝盖磨破，足蹬高腰厚底大皮鞋，有的拿着乐器，有的什么也不拿，或坐或站，高高低低，各想各的心事。其神情看上去有点气焰嚣张，浑不吝，又显得有些百无聊赖。前段时间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幅，电影《英雄》摄制组的工作照，是张艺谋和旗下的一帮人在片场的合影，其排列的阵形布局，与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合影十分吻和，所不同的是，神态表情相对安详友善，看上去有点像一群老实孩子想学坏。当然，张艺谋绝不是伪另类，他是真主流，所以看到他们如此照相令我感到有些意外。主流的合影方式通常是，站成几排，主角站前排中间，打杂的站两边后排，每个人都伸出两个手指组成v字，领头的喊“一二三”，大家脸上堆满假笑，嘴里一起喊“茄子！”。

　　戏剧方面，我因为看得很少，没有什么发言权，印象中肯定得是小剧场，怎么看不懂怎么来，孟金辉排了两个看得懂的话剧，票房很好，于是立刻遭到其他伪另类的质疑，一气之下，拍了一部看不懂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总算在伪前卫的评论家那里挽回了尊严。

　　伪另类也分两种：一种是止别人晕，如坠雾里云端，自己心里很清醒，知道是在作秀，目的还是商业。

　　王家卫就是成功的一例，类也另了，钱也赚了，名利双收。另外—种比较傻，别人晕，自己也晕，本来是伪军，却非把自己当鬼子来严格要求，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饥寒交迫，一腔悲愤。我要是有一天丧失了想像力，为了掩盖创作的低能，又还想在电影界混饭吃，可能也会摇身一变，成为伪另类，那样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成为前面的那种，做一个有利可图的伪另类。

　　2001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零二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

　　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5月13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

　　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2001年5月13日晴

　　早7：10全体出发，8：30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

　　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因为前一天拍摄时老萨曾为摄影使用广角镜头拍摄他与摄影师张黎发生不快，老萨坚持拍他只能用50毫米以上的镜头，而张黎告诉他，虽然用的是25毫米的镜头，但拍的是中景，不会变形，老萨因此闹了情绪。导演希望用样片证明摄影师是对的。正说着，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血压160、心跳150，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

　　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9：40。

　　10：20，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

　　午1：00，王益民回到拍摄现场，他告诉我王中军夫妇在医院探望，嘱咐小陆要对导演的生活作息严加管教。此时我们已经拍完7、70场，甩下71场车上的戏，大队回到第二拍摄点，紫金宾馆。

　　已安排关之琳和保罗回酒店待命，现在是正午，顶光不利于拍摄，导演还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23、66、68场的群众演员，服装，道具已准备完毕，全部等候在现场。

　　2：30，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迅速接来小关和保罗，拍摄23场。4：30完成拍摄，进入66、68场的准备，导演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坐在监视器前和张黎讨论拍摄方案。拍摄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出色，这么大的场面，布置的井井有条。导演很满意，5：40，完成拍摄。

　　导演指示：明天的拍摄照常进行，地点，气氛，顺序不变，上午10：00准时开机。

　　晚6：00，大队撤出现场，道具撤景。

　　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40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下午王中磊夫妇也到现场慰问。

　　人过鬼门，气度霄关。

　　这是一位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高人，拿着我的出生时辰，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

　　走入2002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

　　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所谓“中国电影周”的一些个人看法。说穿了，就是由一两个美国穷人，打着热爱中国电影的旗号，从中国的制片厂免费拿到一些电影拷贝，在美国华人集中的城市转着圈的卖票放映，从中有利可图的个人行为。国内的电影制片厂也全无版权的概念，拷贝一撒手就是几个月，条件只不过是几张往返美国的机票。“电影周”放映的电影院条件环境都很差，观众大部分是华人，也有少数闲着没事跟着起哄的白人，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中国情结，看什么破片子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掌声与影片的质量无关，只能反映新老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明真像的导演误以为自己拍的影片多么伟大，回国后马上约记者采访，据此抱怨国内的发行公司和观众对他影片的冷落是不识货，吹嘘他的影片在美国放映引起轰动。其实也就是寄居美国的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一个派对，主流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谓的中美文化交流，说白了还是华人与华人的一次收费联谊会，跟美国大众八竿子打不着。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这篇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新打工，带着积攒的6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但因为当时有其它片约在身，拖了下来，后来小说的改编权被一家公司买走，不了了之。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

　　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

　　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

　　4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

　　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士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

　　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

　　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采访，那是我去参加开罗电影节，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

　　《一声叹息》获奖的当天晚上，电影节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别墅”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影人。那里富丽堂皇，1943年，决定命运的“开罗会”曾在那里举行。我和刘震云端着香槟酒在这座宫殿般奢华的别墅里穿行，可想而知，当时的委员长作为灾民的领袖，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相晤于此地，其心情绝对没有我和刘震云这般轻松，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不会比我们好。

　　丘吉尔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委员长，拒绝为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援助。罗斯福总统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丘吉尔和蒋介石坐到一起。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必须援助中国，以使他们留在战争中。您应该知道如果中国脱离战争，对美国公众说来，会比对俄国脱离战争更为关心。中国人使150万日本军队陷在那里。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们的会谈。

　　我想，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一定包含着委员长对河南灾情的陈述。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这期间，我也为这样一部影片的问世建立起庞大的观众队伍，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温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为了让读者对我的创作冲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篇散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供大家阅读。这里就不再多说它的内容了。

　　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3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和原来自然生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排异，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在他拍摄前，“剧本论证中心”请我们帮忙论证，看了剧本之后，我找到张艺谋和王斌，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们。

　　我说：这种人物关系过于独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戏，但一落实到剧本上，处处显得非常被动，处处都在为说圆了这么一事拼命的编，编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那种自然生动，直奔着一种人为的、概念的，“人性”主题驶去。

　　就像挖一锹土，原本里面应该有挖断了的树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还有裹着泥土的石头子，抓一把潮湿的泥土，闻一闻还有一种孕育着生命的气息。可现在的这锹土，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筛过了，又晾干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树根、蚯蚓一类的东西摆放在了里面，是一锹没有生命的假土。

　　《老吴太太》的改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养成一棵榕树。这一发现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来又失去了创作冲动，所以当作者把剧本改编完成后，我几乎失去了阅读的勇气。我得承认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

　　《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

　　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9月底，我的2002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

　　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弟兄们也都随着我尊称刘震云为“刘老师”。其中有两个人见到刘老师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叫中磊，一个叫小文。中磊每次见到刘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刘老师不痛快，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入刘老师的耳。

　　中磊30岁刚出头，人称小帅哥，旗下拥有无数漂亮的女演员，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个电话在刘老师听来都觉得非常暧昧，似有无穷耐人寻味的秘密，随便说出一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于是就会引出如下一番对话。

　　比如中磊刚刚接完手机，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望着人到中年，好奇心强烈的刘老师。

　　刘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刘老师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准备，又问：是女的吗？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电话。

　　刘老师：长得比舒琪好看吗？

　　中磊反问：你觉得舒琪好看吗？

　　刘老师：我就是打一比方，你急什么呀？

　　中磊：我就不认识难看的女孩。

　　刘老师：是你一叫就能来的吗？

　　中磊：叫不来张三叫李四呗。

　　刘老师：我还真不信，你叫一个来让我们看看。

　　中磊：我一人偷着乐的事，干吗非让您信呀？

　　刘老师：那我就认为你说的都不是实话，其实给你打电话的都是男的。

　　中磊随手拨通手机，递给刘老师。

　　电话里传来一个妹妹水灵的声音：中磊哥！你在哪儿呢？

　　中磊挂断电话，问：刘老师，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吗？

　　刘老师愤然答道：全是他妈的破鞋。

　　小文和中磊相反，对刘老师永远是热情过分，见了刘老师必先单腿下跪，接着就是热烈地拥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恭维话，说的语无伦次，把刘老师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小文有个特点，思维太快，嘴跟不上，所以话说出来都是半句半句的，不了解人的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比如初见刘老师时，他想说：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崇拜您五体投地，今天见到您三生有幸。但他的表达则省略为：大名如雷贯，崇拜五体投，今见三生有。

　　再比如他心里想着三件事，说出来却省略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学学，然后我再帮您翻译。

　　他原本想说的三件事，分别是：萨达姆把武器专家都藏起来了，美国逼他要人。

　　俄罗斯用麻醉气体解救人质，已经死了一百多人。东方时空报导说，有一家医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回收后再次卖给患者二次使用，院长做工作，当事人不说实话。

　　但他说出来的句子却是：萨达姆把人都藏起来了，人质已死一百多，心脏起搏器二次使用，院长都急了不说实话。

　　小文每天通过看电视、上网、读报、偷听敌台等方式，接收到大批小道消息，信息量极大。见到刘老师特别想一口气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往往适得其反，一件事也没说清楚，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望着一脸茫然的刘老师，小文充满歉意地说：您要是想去哪儿，我开大汽车侍候您。这时我得赶紧帮他翻译给刘老师，他是想告诉您，去年他丢了的那部本田车，警察已经在哈尔滨给他找到了。

　　小文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婿，谈恋爱时，有一次骑车带着老司令的女儿吴巴璀，闯过一次红灯。

　　巴璀紧张地提醒他：警察！

　　小文一边猛蹬，一边说：你可真不如你爸爸，老司令连政变都敢搞，你连红灯都不敢闯，真给你爸爸丢人。

　　小文就是这么一性格的人，好动不好静，生性乐观，乐于助人，为老司令的晚年带来了不少乐趣。每次他到工作室来都是神出鬼没，眨眼的功夫来了，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他的身体出奇得好，冬天也只是外面一件夹克，里面一件衬衫，头上还永远冒着汗。每逢刘老师来工作室，都要包饺子自娱自乐，甭管包了多少，只要小文在，永远不够吃。

　　工作室还有一人，是跟了我多年的制片主任，名叫陆国强，圈里的人都叫他小陆。小陆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只要见了刘老师也会变得有一肚子的话要向刘老师倾诉。而且说出的话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令刘老师这等老谋深算的人也大为吃惊。

　　比如一次在开罗，小陆陪着刘老师在尼罗河畔散步。刘老师感慨，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严重，但最大的腐败还不是贪污腐化，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又大权在握。

　　小陆却对此不以为然，还安慰刘老师说：这就像家里有一块蛋糕，谁都不喜欢吃，但你要扔了，老太太还会舍不得，愣是要扔，老太太一准跟你急，结果蛋糕没扔成还弄得全家都不痛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着它，不去想它，有一天发霉了，长毛了，甭你动手，老太太自己就悄不声地把它给扔了。

　　日后刘老师向我说起这件事，对小陆的“蛋糕理论”蕴含的深刻道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小陆平日少言寡语，但每天都要用光两块以上的手机电池，也就是说，他的话都在手机里说完了。

　　刘老师对我说，他印象中凡见到小陆，必是正在戴着手机的耳机，自言自语。

　　说话的神情也和平时判若两人，接起电话，不卑不亢，话语流畅；放下电话，一脸谦和，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整话。

　　我对刘老师说：他已经习惯了通过电话与人沟通，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态度，也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越是在开车行走时，他的思维越活跃，打固定电话就远不如打手机，似乎不在移动中，判断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大打折扣。

　　在影视界中，有两种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手机。一是制片主任，二是经纪人。

　　他们可以在手机里讨论条款极其复杂的合同，谈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真到见面时一切尽在不言中。很难想象，一天不允许打手机，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沮丧。

　　我和小陆一起去美国出差，看见他手里没有手机，我都会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边的不是小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讨论剧本时，宣布所有人都关掉手机，但我发现，小陆想方设法改成振动也要开着机，对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理解，想必是手机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

　　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中磊和小文、小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都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刘老师来了，三个人都能陪着刘老师喝到尽兴。

　　刘老师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的那么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风，弄得每个人都变的猴精，说话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对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9月底刘震云来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你们半途而废是明智之举，你又多拍了一部电影有多大的意义呢？张艺谋、陈凯歌今年拍的电影，无论其规模大小，成败如何，有一条两部电影的创作途径是一式的，都是“向艺术要艺术”写出来的剧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会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密，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

　　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

　　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著，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层，又落一层，整个京城被白雪覆盖，从我家的阳台向下俯瞰，风把楼顶的积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车流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犹如摄影机升格后拍下的高速镜头，缓慢地移动着，令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忧伤。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带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想起的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

　　她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到后来，她每次见到我都哭，但已经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无声干哭了。医生说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含着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母亲去世时，我在挽联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

　　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

　　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老吴太太》这篇散文什么时候读起来都让我感动不已，并因此产生创作冲动。

　　但改编起来才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静静阅读，一旦改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特将此文收入，与大家共享。

　　老吴太太

　　刘齐（旅美作家）

　　我住纽约皇后区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勤，下了扫，扫了下，街上总是白晃晃的一片。有一天我比较闲，就去法拉盛的中国音像店租带子。店主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对流行影视梃了解，挑出一摞带子，铺在台面上介绍说，这盘不错，写上海舞女的，有不少大胆镜头。那盘也挺火，两广黑帮联手贩毒，逼良为娼，都逼到女警察头上了。

　　我说，有没有写东北的？

　　店主说现在没有，过几天能进一盘。

　　这时忽听有人高叫：谁呀，这么想看东北片？

　　我一怔，定定神说，我想看。

　　那人呵呵笑了：纽约还是大小，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爱看东北片呢。又说，小伙子，你是沈阳人吧？

　　我说，叫我猜，你也是沈阳人。

　　那人又笑：吾们还用猜？一张嘴，一股苣荬菜味儿，除了沈阳人，谁说话能这么好听？

　　把家乡话与家乡野菜连在一起，多好！说这话的是一位女性，我心头一热，立刻对她有了好感。

　　不仅仅因为她是家乡人。

　　也不仅仅因为她爽朗、快活。

　　关键在于，她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大，年龄与我妈相仿，模样、神态也接近。

　　最像的是身板儿，都是宽宽绰绰的，富富态态的。

　　那一个时期我总想家，尤其想母亲，街头遇见胖一些的老太太，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可惜美国人大多是西方模子做出来的，胖则胖矣，派头却不对，一说话更离谱，急里拐弯的，很难让你往家乡方面联想。现在好了，茫茫异邦，突然出了这么一位可爱的老人，苍天对我真是挺关心。

　　我们顾不上挑带子，随便找个长凳，坐下就聊。

　　老太太姓吴，来自沈阳郊区新城予，穿一件老式的黑呢短大衣，长得慈眉善目，实实在在。手背麻约约的，手指也发糙，没有粗活细活的长期磨砺，断然成不了这个样子。八成她是哪个留学生的家属，办到美国来，看看孙子，做做家务，房前房后见缝插针，栽三把韭菜两把葱。今天有空了，就到这里转转，租一盘录像带消遣。

　　纽约的带子，红的血红，粉的艳粉，搂搂抱抱，杀杀砍砍，未必合老人的心思。她应该喜欢评戏或者二人转，可能还会咿咿呀呀唱两口，比如《茶瓶计》，比如《小姑贤》。

　　这一次我没全猜对，老吴太大喜欢东北地方戏不假，说她是家属也不错，但却不是当今留学生的老人，而是前国军的妻眷，念过私塾和国高，算得上很有来历了。

　　多年前她随丈夫从大陆东渡台湾，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她的丈夫也是沈阳人，戎马半生，官至上校。假如这些年我的岁数一点儿没长，仍然停留在少年时代，相信我的反应会很强烈。国军！上校！这两个词可不简单，能引出一长串让人心跳的东西：大盖帽，小配剑，白手套，长筒靴，鞋根儿周围非常厚实，好像还钉了铁，以便提到蒋委员长时啪地一磕，打个立正。给我上！谁不上我毙了谁！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等等等等。然而，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又赶上见怪不怪的多元社会，出国后阅历更是大增，因此，我只是摸棱两可地说了声挺好，并不是特别的惊讶。

　　老吴太太提起往事，语气也很平淡，仿佛在谈针头线脑一类的家常话。她哪里像个官太太，她那双手勤劳朴素得可以纳鞋底子。补靴子可能也行。在纽约的洋氛围和华人聚居地的粤语环境中，听她用醇厚的乡音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甚至有回家的陶醉感。我家在沈河区，沈河区的北边是皇姑区，再往北走，穿过楼群，穿过铁路，穿过河流和小湖，就是新城子区的大片庄稼地。我念初一时曾到那里的一个村庄参加过夏锄，夕阳西下，暑气渐消，齐腰深的苞米黑绿黑绿的，冒着清甜的香气，用乎一握苞米杆儿，凉津津的特别好受。夜幕四垂，年轻的女教师素于一挥，我们便七长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老吴太太说出她家所在的村名，问我当年去的可是这个堡子，我说记不清了。

　　她有几分失望，又详细打听我父母家的住址，听说住在三经路，便很兴奋，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对那一带很熟悉，一连提了好几个街名和老旧的建筑物，还提到市府广场的那幢咖啡色大楼，说抗战胜利后，全市开大会，老蒋和宋美龄就站在楼上，向欢呼的东北百姓频频招手。

　　当时老吴太太还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也在场，穿一条蓝色的旗袍，激动得直想掉泪，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我也在市府广场开过会，庆祝十一，批判“四人帮”

　　什么的。参加会的官员也不少，挤挤擦擦都站楼上，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最高才是省委书记，离得又远，隔着人山旗海，军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长的什么模样。

　　老吴太太笑说，中国人就是爱开大会，吾们开完了你们接着开。

　　我说现在不怎么开了，再说那个楼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围一些摩天大厦、玻璃大厦相比，灰头上脸，黯然失色。广场倒是扩大不少，一律种上青草，围上栏杆，不准进去耙踏，谁进去罚谁款。

　　两个老乡相识之后，经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见面，因为都是同一时间租带，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还带。

　　租完了还，还完了租，转眼冰消雪融，春风拂面，我与老吴太太已经很熟了。

　　她老人家快人快语，热情乐观，性格挺像我母亲，我们自然相谈甚欢。谈的范围极广，南朝北国，东海西洋，逮啥谈啥。对台湾一些比较露脸的成就（篇幅有限且有目共睹，恕不罗列），我竖大拇指说好，多好啊。老太太却不满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怀全局的高级长官。我并不认为可笑，因为我恭维老太太面相年轻时，她也会一迭声地说不行。当然，争执还是有的，尽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简化字的问题，老太太就很不屑：你们大陆啊，尽胡来。好好的汉字，用了几千年，说改就改，丢胳膊拉腿的，还得从左往右看，别扭不别扭？

　　我听了有点儿不乐意：你们的繁体当然好了，不但消磨时光，还锻炼体力，而且从右往左看，宇里行间遇到洋丈或者阿拉伯数码——这些都是从左往右看，你们的脑袋就往这边一甩，然后再往那边一甩，知道的说你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吴太太朗声大笑，并不以为忤，反而称赞我口才好，说大陆出来的口才都好，难怪台湾连推带挡，磨磨蹭蹭，不愿意跟北京谈判。

　　她的嗓门非常豁亮，这一点也像我母亲。不论是夸我们，还是训（东北土话叫“狠叨”）我们，母亲一律高门大嗓，余音绕梁。甚至“丈革”中说当局的怪话，余音也敢绕梁，害得天天换批斗的父亲胆战心惊，一再哀求：小点儿声，小点儿声。

　　两位东北妇女的区别在于，母亲嫁的是共产党，老吴太太嫁的是国民党。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辈子呆在远处，想念家乡又够不着家乡。

　　我说，为啥你们的嗓门都那么大？

　　老吴太太：小子，松辽大平原你知道吧？宽宽绰绰的，亮瓦晴天的，又没墙又没盖儿，人就爱敞开嗓于可劲儿喊，这样才痛快。

　　我们虽同操乡音，互听不厌，但有时也会遇到语障，谈话就卡了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为嘴或耳朵出了毛病。细一问，却原来布希是布什，卡斯楚是卡斯特罗，飞弹是导弹，便当是盒饭，徐蚌会战是淮海战役，大陆沦陷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于是她笑我，我笑她，笑过之后每每发问：刚才吾们谈到哪儿了？

　　店主允诺的那盘东北片，姗姗的，终于进货了，竟是我在文化一元时代看过无数遍的黑白老片——《铁道卫士》，里边的台词熟得都能背下来。我对老太大说，这盘真还就挺不错，是在吾们沈阳拍的，有中街百货大楼，还有中山公园，你老先睹为快吧。老太太说演的啥内容，我说防奸反特，反你们国民党。

　　谁们国民党？老太太说，你看我像国民党吗？我要是说了算，国民党也不会有今天。

　　我和老太太都不是政治人儿，好不容易碰到一起，理应多聊点儿别的。美国一般民众，该吃饭吃饭，该娱乐娱乐，没事谁扯政治干嘛？我曾问一个修车老头儿谁是国务卿，老头儿一翻白眼：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然而我跟老吴太太却很蹊跷，两人不管唠什么，三弄两弄总弄到政治上，仿佛我们兴冲冲赶到音像店，是来参加例行的干部学习活动。这老太太发言极踊跃，心得体会也多，有一些我听来相当新鲜，甚至匪夷所思。比如她指出，“八一五”光复后，应该把张学良放出来，派他回东北主事，这样共产党就不好意思打了。谁知老蒋错了一步棋，把陈诚派了出来。陈诚这个人哪，大“正”，喜欢清水养鱼，伪满军队送上门都不要，嫌人家不干净，结果可倒好，全让林彪接过去了。林彪还嫌兵不够，就把炕烧得滚烫，让农村小伙儿都坐上去开会，讨论抽丁的事。庄稼院的人顾家，不愿跟解放军走：可是炕太热，屁股烙得直冒烟儿，一挪窝儿，得，人家说你表态了，主动要求上前线。

　　我觉得她这么说，有点儿抹杀人民的积极性，就反驳道，老百姓其实最不愿当的是中央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老吴太太眉毛一挑：中央军并不都像你们说的那么糟，也有一些纪律严明的，她还顺手举了几个例子，滔滔不绝说谁谁如何英勇，如何善战，说得我挺来气，真想噎她一句狠话——你们那么能打，为啥还“转进”到台湾去了。又一想，算了，人家不过一个老太太，属群众一级，犯不上那么严肃。再说仗也不是我打的，是我打的老提当年勇也没意思，有能耐把大陆弄得好好的，让台湾老的少的，穷的富的，本地的外省的，都争着抢着搬过去，咋撵也不走。

　　见我不吱声，老太太好像觉察到了什么，语调随即蔫下来：你看我这嘴，尽说些没用的，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旁的意思，就是爱跟家乡人唠，唠啥都高兴。你心肠子热，不嫌我老婆子絮叨，换个旁人，老外不用提了，一般中国人也不行，谁稀罕听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这些年，还是头一回，我当当当当，一下说了这么多话：我说没事，我挺爱听的，在国内时，一回家，我妈也总念叨过去的事；我说妈，我帮你干点儿活吧。我妈说不用你干活，跟我唠嗑就顶干活了。

　　老吴太太叹口气，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人哪，谁都不愿说自己白活了一辈子。

　　有一天傍晚，还完录像带，老太太执意要请我吃饭。我怕她着急，就不过分椎托。纽约的中餐馆大多是南方口味，偶尔有一两道北方菜，做的也随心所欲，四方不着调。于是，我们在餐桌上怀念起东北的吃喝来。我说现在要是有一碗猪肉炖粉条，让我到中东当敢死队都不惧。以前北京人说相声，嘲笑东北土老帽儿，就知道吃这个。如今他们品出味道，也想当老帽儿了，街头巷尾，恨不得每个小馆都炖一大锅。

　　大锅炖怎么行？老吴太太提出疑义：又不是连队伙房，剁几斤肥肉片子，撒两把糟粉条子，咕嘟咕嘟就得。正经的猪肉炖粉条相当有讲究，不是随便哪一个老张老李就敢整的，那肉得五花三层，那粉条得上好的土豆宽粉，别小看宽粉，学问大了……老人两眼放光，说得十分仔细。那一瞬间，她还真有几分食不厌精的官太太派头。

　　老人家告诉我，她最爱吃的还是酸菜。一九四八年秋冬（多么遥远的日子），国共辽沈大激战，她丈夫所在的部队开始还挺硬实，渐渐就抗不住了，残兵败将，妻儿老小，凄凄惶惶往关内跑。老吴太太离开沈阳时，看着家里那缸白白净净的酸菜，心里怪舍不得的。丈夫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惦着吃。快走吧，晚一步小命就保不住了。老吴太太说她当时不知怎么搞的，刚走两步又折回来，从缸里捞出一棵酸菜，把帮子啪啪掰掉，剩一个小菜心儿，攥在手里，边走边吃。上了丈夫那辆中吉普，还吃，惹得一车的人全看她，像看一个傻子。

　　一晃快五十年了，老人垂下干涩的眼皮，低沉地说，再没吃过那么好的酸菜。

　　晚餐临近结束，我假装上洗手间，趁机到柜台把饭钱和小费都交了。老人知道后，并不刻意争执，只是轻声责备了几句。

　　由饭店出来，大西洋的夜风已经很凉。我搀着老人横过马路，去公共汽车站。

　　老人步履蹒跚，嘴却挺硬，说她自己能走。她的家并不远，每次来法拉盛，都要走很久。等车时，老人说，下回上我家串门吧，我给你馇小米粥，烙韭菜盒子。我满口答应，老人显得很满意。分子时，她突然搂住我的胳膊，略有些喑哑地说：孩子，你自个回家，也要加小心。

　　上了车，隔着玻璃，她一再向我招手。车帮上的英文广告暗影斑驳，车厢内的异域乘客昏昏欲睡，惟有我那忘年的老乡目光幽长，鬓发如霜。

　　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忙，无暇光顾音像店。老吴太太打过几次电话，邀我去她家“认认门”，我特别差劲，居然一拖再拖。夏天里，我获得一次回国机会，行前百事纠缠，实在抽不出身向老人当面告辞，就打电话过去。老人很感突兀，半晌不吭声。

　　我说，我去新城子看看吧，替你老。

　　她说不必了，老家那边早没人了。

　　我说，还有什么事要办，你老尽管吩咐。

　　老太太沉默片刻，缓缓说，给你老母亲，带个好，儿子回家，她该有多高兴。

　　白云苍狗，世事难料。重新看到纽约的天空，竟是一年之后了。我翻开通讯录，找到老吴太太的号码。通讯录旁放着一本最新版的沈阳游览画册，外加一袋真空包装的东北酸菜。电话铃响了几下，没人接，又响了几下，听筒里传出话务员的录音声，瓮声瓮气，零度情感——对不起，这个号码已经注销了。

　　我跟老太大是“单线联系”，她生活圈子里的人我都不认识。她的老伴去世多年，独生子也因病早夭，世上亲人只剩下一个孙女，远嫁比利时，逢年过节总不忘寄个贺卡过来。老太太靠不多的一点儿积蓄维生，有时给人打打零工。不知现在她老人家身体怎样，还去租带子吗？

　　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作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地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翻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作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1993年9月里的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画的朋友想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女友，葛优拉我过去，借机向徐帆吹嘘一番朋友的诸多优越之处。我对她说：此人是我的战友，人品端正，家有小楼一座，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随和通情达理，画画的收入也很丰厚。徐帆笑答：谈恋爱的事得自己认识，别人不能代包，谢谢你们的好意，往后就别再操这份心了。

　　至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徐帆。那天也是兴致所至，绝无事先预谋。事后我问过她多次，她说：一听声音也脑子里就跳出了我的名字。她的回答不能令我信服。茫茫人海，我又不是“唐老鸭”，她怎么能一听声音就不打地说出我的名字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兹当是上帝的召唤吧。

　　她在电话里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约她出来坐坐。就在你们剧院隔壁的华侨大厦。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在大堂等我。

　　晚上8点，我准时抵达华侨大夏。正在大堂徘徊，恰逢张健、刘蓓一伙人穿堂而过。

　　刘蓓笑莹莹对我说：等徐帆哪吧？

　　我又是一惊，问她：你怎么知道？

　　刘蓓一脸坏笑，说：我一猜就是。

　　嘿，这事真他妈神了。我怀疑我的电话上安装了图像传真，连着电视台，一言一行都能被全北京的人了如指掌。我后来疑虑重重问王朔，让他帮我分析。他说：一点都不奇怪。人艺就在旁边，你一个人大晚上戳在大堂里，脸上保不其还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刘蓓是何等聪明的人精，察言观色是她的强项。都写在脸上了，还不猜个正着。

　　事后我也问过刘蓓，果不其然和王朔的分析如出一辙。但仍不能令我信服。我可以约无数人在此碰面，怎么就非得是徐帆呢？这件事很长时间都在困扰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辈子只能在“看得见的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不能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国献身了。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安全战线的同志们，有国家掏钱开着大买卖，有的甚至还能开夜总会，也没有人敢捣乱，遇到警察冲进来，其他的人都吓得筛了糠，他们却能泰然自若地亮出真实身份：哥哥是安全部的，自己人。警察即刻恍然大悟，二话不说，立马收队。黑白两道都给面子。时间一长自己都不知道是黑道还是白道的了。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徐帆来了。

　　那时她是短发，穿着一条墨绿色灯心绒的背带裤，裤腿肥大且短，吊在脚脖子上面像个打鱼的南海姑娘。mpanel(1);

　　徐帆一脸的歉意，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把衣服泡水里，洗完才过来。我这人有一毛病，活不干完了心里疙硬（难受）。

　　我说：你就那么自信，不怕我走了？

　　她说：你不是说没有什么正事吗，反正也是闲聊走了就走了呗，又不是我要找你。

　　都说湖北姥不好对付，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之后，我带她到饭店地下的歌厅去和刘蓓一伙人汇齐。见到刘蓓、江姗、陈小艺，徐帆立刻变了一个人，就是那种原形毕露的感觉。先是互相拥抱彼此抚摸对方的小脸蛋，然后发出一声声不怀好意的尖叫，气氛出现一种汗地拔葱式的热烈。然后她们开始唱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这两种歌徐帆都不行，徐帆拿手的是民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徐帆能唱得很高，并且声情并茂。很多年后我偶然发现，她不仅可以唱“一条大河”，还能按李娜的高度唱“青藏高原”，最撕心裂肺处仍显得游刃有余。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存折里的一笔钱突然利息暴长。

　　当时，我为了不让徐帆觉得我过于心怀鬼胎，所以一进去就和李强、张健左一杯右一杯地干酒，基本上就没怎么和她说话，只在一扫而过的视野中盯过她几眼。

　　时间不长，徐帆起身告辞，我陪她走回剧院。

　　路上她对我说：不喜欢熬夜。

　　因为剧院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又陪她绕到后院的一个小门处，告别后，她身手敏捷翻过墙消失在黑暗中。

　　我是怀着那样的心情离去的，觉得她还行，同时也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

　　第二次见到徐帆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

　　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挑气氛的，话也密，人也风趣，生熟不忌。一对一就傻了，不知道说什么。说出来得话也都是言不由衷，特别容易把自己弄得道貌岸然，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大灰狼。明眼人都知道有几个姑娘喜欢正人君子？多数还是期待着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为了避免一对一的情况发生，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

　　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走进了徐帆的宿舍。

　　徐帆见到我们也不感到惊讶，态度不卑不亢。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吧。

　　她说：今天不行，我得去青艺看话剧去。

　　我问：什么戏？

　　她说：《火神与秋女》。

　　我说：看那玩艺有什么劲呵？

　　她说：跟你吃饭有什么劲呵？再过半小时我就得走了。

　　这时我有点打退堂鼓了，趁徐帆出宿舍去水房。

　　我对王朔说：咱俩自己吃吧。

　　王朔说：你要听她，下回她也不见得去。叫她一起上车，路上不停车直接给拉饭馆去就完了。去向阳屯。

　　向阳屯是一个朋友开的，在颐和园那边，那一阵子特火。吃得全是忆苦饭，进屋就脱鞋上炕，弄得跟进了村里似的。那种饭抽不冷子吃一顿还行，连着吃个两三顿就真觉得是回到旧社会了。后来很多人效仿，深受那些想请客又不肯吐血的假大款欢迎，口口声声说，尝个新鲜，冒充山珍海味吃腻了。我是从小吃贴饼子长大的，难吃的感觉至今仍牢记在心，想忘还忘不了呢，决不想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我同意去向阳屯吃饭的惟一理由是，那儿离市里远，一旦把徐帆拉到那里，天也黑了，戏也开演了，估计她也就不非得回城里看戏了。

　　就这么定了。还得说人王老师高，哪能她说不去就不去了。

　　徐帆从水房回来，看我们还在屋里坐着，就说：你们还没走哪，我可得走了。

　　我们一起下楼。

　　我对徐帆说：上车吧，我们先顺路把你送到青艺去。

　　徐帆说：不用了，谢谢你们。我自己骑车去。

　　我说：这你就有点没劲了，吃饭不去，车也不肯坐，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们一起上了路，小白兔钻进了大灰狼设下的圈套。

　　我当时开得是一辆“天津夏丽”，汽车拐出“人艺”，经美术馆、五四大街、北海，一路向西扎下去。

　　徐帆说：“青艺”不是这么走。

　　我说：我们就没打算去“青艺”。

　　徐帆有点急了，说：你们怎么这样呵？这不是绑架吗？我命令你停车。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徐帆：那我跳车。

　　我加快车速，说：你跳吧。

　　徐帆见硬的不行，又变成商量的口气，哀求道：求求你们了，好哥哥们，让我去看戏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还不行吗？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心软了。也怕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不好收场。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王朔表情泰然，又坚定了决不放弃的信念。心想，反正也得罪她了，要么一起吃饭，要么再也不见面了。

　　汽车一路向西，徐帆破口大骂。声称，就是到了地方，她也不会进去吃饭。

　　到后来，车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汽车仍一路向西。

　　我的心都差不多碎了的时候，汽车开进了向阳屯。

　　我以为，车一停她就会嘭地摔上车门扬长而去。但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

　　车停了，王朔说：都到了就一起吃吧。

　　徐帆想了想，跟我们一起走进饭馆。

　　事后我对徐帆说：当时我已经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就希望车能飞到向阳屯，然后你下车走人，好像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局。

　　徐帆对我说：我确实是觉得天也黑了，又那么远，赶回去戏也看不成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人。要真是流氓我就跟你们拼了。那天一进饭馆，怎么就那么巧，又撞上了张健、刘蓓一大群人也在那里吃忆苦饭。徐帆见到他们，气消了一半。

　　那天吃饭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仅有一瞬间的功夫，只记得，坐下就端起了倒了半碗的白酒，连干3碗向徐帆道歉，然后就晕了，最后说得话还隐约记得，拉着徐帆的手，挨个人地嘱咐：一定要把我妹妹送回宿舍。

　　据王朔第二天告诉我，坐下没有15分钟我就自己给自己灌趴下了。回去的路上是别人开的车，我一直躺在后座徐帆的腿上。一路上车停了无数次，我重复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吐。

　　当我听到我一直躺在徐帆的腿上时，酒全醒了。

　　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该喝坏了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两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的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和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呵？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呵？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作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那时天已经凉了，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卸，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3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嘛。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座奖怀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这句话好像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放在这件事上仍很贴切。看来此话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以表示制裁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失。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

　　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发沙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

　　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求要，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既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我常对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营造的这种环境非常适合赵宝刚，写出来的剧本都是风花雪月。你让我还怎么“温故一九四二”？我还想愤怒呢。

　　她说：你愤怒什么？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拍你的喜剧吧。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托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如果徐老师回来了没有香，上的是一根香烟，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得马上做出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虽然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也知道卑躬屈膝未必就能躲过一劫，但争取一个好态度还是非常明智的。这是我受党教育多年，观察历次运动所作出的正确结论。我父亲曾是右派，一生受尽凌辱，原因就是态度不好。不明白黑和白是可以颠倒的。

　　徐老师年龄不算大，但对传统的祭祀活动并不陌生。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去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朝拜，从走进寺院的山门到最后踏进大殿，什么时候烧香？

　　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跪？我都是跟在徐老师身后如法炮制。我想，徐老师虔诚的态度也能令佛祖动容。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

　　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3柱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祀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总之，我徐老师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订了一套《青衣》的光盘。每天晚上写累了看上两三集。这出戏应该说是徐老师的当家戏，就像葛优演李冬宝一样，非她莫属。

　　拍完《青衣》，徐老师对我说：人都掏空了，心累了。

　　演员有几类，一类是形象极其靓，演戏极其傻，演什么都不走心，走心的都是演戏之外的事；另有一类是，私底下看着稀疏平常，就是一普通人，可一到戏里就不平常，不普通了，演戏的时候，心思里装满了角色，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事，附体了。我认为这后一类就是好演员。

　　徐老师是好演员。

　　别让她赶上好戏，兹要她走了心，酿出来的就一定是酒，绝不会给你一杯白开水。

　　这从她演出的戏里就能看出来：《大撒把》、《一地鸡毛》、《不见不散》、《一声叹息》、《阮玲玉》、《蔡文姬》、《青衣》。

　　显见得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是结结实实，承载着徐老师的一番苦心。

　　刚开始看《青衣》我还挺激动，越往后看，心里越不安。为戏里的“面瓜”愤愤不平，也为戏里的“青衣”竟然如此自恋感到恐惧。尤其是想到，徐老师戏里戏外都是青衣，而我又没有“面瓜”那么好的脾气，或者说没有“面瓜”那么有心计，不由得为日后的岁月忧心忡忡。看到后来，汗都出来了，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在万念俱灰中含泪睡去，一觉醒来，望着打扫庭除的徐老师，忽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入戏了。

　　顷刻间，一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油然而生。

　　徐老师用筱燕秋的青衣腔调唤我：夫君——我仍心有余悸，听到召唤应声而起。

　　啊，娘子——。

　　为妻的演技如何——？

　　那还用说吗。

　　怎——么——讲？

　　精——啊——湛！

　　背后说了徐老师很多好话，有溜须拍马之嫌。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领导呢。

　　我丈夫属狗，人也特别狗，嫁给他是我万没料到的。

　　第一次让我领教他的狗脾气是刚和他认识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他当时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演戏，那时我在剧院排《阮玲玉》。那天中午我刚排完练就接到他的传呼，马上回了一个电话，他说拍戏很冷，想吃点热乎的东西，让我送到现场。我放下电话，就去剧院旁边的小饭馆一个“烧二冬”，要了一个炒油菜，顺带要了一个软炸虾，还给他买了一瓶贰两装的小“二锅头”，一盒米饭。

　　我怕凉了，就用浴巾把饭菜裹起来放在车筐里，骑上自行车直奔景山后街的拍摄现场。现场人很多，工作人员，群众演员——大堆，我正在人群中寻找的时候，他冷不丁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他画着红脸蛋，抹着红嘴唇，戴着一副白色塑料框的眼镜，理着盖头，挺滑稽的。我忍不住想笑，他有些羞涩地问我：我这样挺难看的吧？我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忍住笑，对他说：不是，挺好玩的。说完之后，他拉着我走过马路，上了组里的工作车。看到他有些害羞的表情，走路都不自然，像个孩子似的需要我照顾，我的心里美滋滋的。上了车以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我带来的饭菜，只见他的脸一下子拉下来，气吭吭地说：这有什么吃头？

　　我说：那底下还有软炸虾呢，还给你拿了瓶酒。

　　他说：干活呢喝什么酒？我被他一下噎住了。

　　我说：你不吃肉……我不知道该买什么素菜。

　　他嘟囔了一句：那也不能这么素啊。我当时没再吱声，觉得特别委屈，一股火蹿上来，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眼睛看着别处，心想，我还没吃饭呢，你还这么说，我这饭算是喂了狗了。

　　记得那年，我和他还有刘震云老师一起去上海为《一地鸡毛》做宣传，走之前他问我：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我特有把握地说：没问题。到了机场换登机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身份证没带，一下子我慌了神。他知道后马上和刘震云老师去跟机场的人协商，被对方拒绝，他匆匆走回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你是猪啊，走的时候一再问你忘了东西没有，你说没有。

　　他嘴里嘟囔着，同时帮我翻着箱子里的每个角落，当他彻底失望的时候，把箱子盖狠狠一扣，说：滚吧，你自己改票，我不管你了，晚上到上海。旁边换机票的人都看着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扔下他们冲出大厅，差点被出租车撞上，被他赶来一把抓住。他死死抓着我，问我：你干吗呀？我说错了吗？我看见刘震云一个人拿着我们3个人的行李走过来，说：算了算了，我们都不走，一块儿改机票。我当时觉得，你不是让我滚吗？干吗还拉着我？我死了都比跟你在一块儿好。

　　后来，还是我们3个人都往后改了一班飞机，我回去取身份证，他和刘震云在机场等我。到了上海以后，制片人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席间他又主动跟我认了错，他说：我的脾气是不好，但你也确实不对。这一下又把我的心说软了，其实我回去取机票的时候气已经消了一半，也就没有再和这个狗东西较劲。

　　让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领结婚证的那天。我忙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把介绍信、体检表、户口本、身份证，能想到的所有材料都备齐了，到了登记处，万没想到我的户口本出了问题，因为我是集体户口，单位还没有给我们换新的户口本，登记处的人让我们上东华门派出所换成新户口后再来登记。可我们跑到派出所，出示了登记处的证明信后，人家说：你们单位有24个人都没换呢，要换一起换，不能单个换。他一下子急了，说：我又不跟24个人结婚，为什么非等他们——起换？而且登记处说了，你们看了他们出的证明就会给我们换，可到你们这儿又说不行，这不是来回折腾人吗？他又赌气对我说：算了，太麻烦，这婚我不结了还不行吗！我当时头都大了，既怕他把人家惹急了，又怕人家把他惹急了，我知道他的狗脾气上来说出的话不管不顾，人家真不给办了，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本来好好的一件事，心情一下变得特别沮丧，可我只能耐着性子跟人家解释，想方设法打通了登记处的电话，让两边的人直接对话，这才把户口换了。直到今天，看到我们的结婚登记照，都会想起他当时跟人家犯狗脾气的样子。

　　我们经常一起回家，进门的时候还好好的，等我换完鞋再找他就找不着了，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要在卫生间里、厨房的门后面、卧室的床底下、储藏间的柜子里、阳台的拐角处，一通乱搜，当我实在没地儿再找他的时候，他从窗帘后面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一找就找着了，他说不算，再来。有的时候为了不让我找到，他“迷彩”一下，把自己弄得满身是土，有时他其实知道已经我看见他了，还躲，顾头不顾腚。有时，我成心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我一转身的时候逃跑。我喜欢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他也喜欢。他逗我玩的招数很多，总是让我没有防备，突如其来，把我吓着了，生气了，他再哄我。他有好多笑话，荤的素的都有，有的我听了好多遍了，他在饭桌上给别人讲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好笑。偶尔他也带我去酒吧，拉着我蹦迪，弄得我心里一阵一阵的想跟他起腻。在家干活的时候，我不小心磕在柜门上，他总要拍打柜门，把自己的手打疼了之后，跟我说：好了吧，哥哥替你出气了。他常常拿我当孩子哄，又常常随着我们家保姆叫我阿姨，更多的时候叫我徐老师，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瞎指道”，因为他开车的时候，我老给他指错道。

　　我觉得他是个离不开朋友的人，特爱往家招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习惯，后来不招了我倒不习惯了，再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朋友们都到那里去聚齐，我反而要到工作室去追他们了。他交朋友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除了工作室的几个死党之外，一阵儿这拨，一阵儿那拨儿。有一阵儿总是和梁左见面，也没什么正事，就是爱听梁左闲聊，彼此一见面，那高兴劲甭提有多美了。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不怎么来往了，很长时间也不联系，忽然有一天他对我说：梁老师没了。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再看他整个人都扪了，除了拍戏，一天也没说什么话，晚上收了工，他说：跟我一起去看看梁老师吧。出门前，他向我要了一个信封，装了些钱。

　　我什么都没说，跟着他默默地上了车。路上他打听《人民日报》的宿舍怎么走，进了几个院也没找对，那时他正在拍《大腕》，心脏刚犯过毛病，一路上我提着心，生怕他又不舒服，但他一路上都很平静。进了门，迎面看见了粱左的大照片，他的表情一下就僵住了，梁天把他引到梁左的灵堂，他在那儿蹲了很久，我站在门口看见他的肩膀有些抽搐，能感觉得到，他使劲想忍没忍住，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向梁天要了一张纸，写了几句话，塞进信封里交给梁天，托他转给梁左的女儿。mpanel(1);

　　我还记得他写的话：梁青儿，我是你爸爸的一个朋友，以后有事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他还写下了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

　　回去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和梁老师有约，谁要是先走了，孩子的事得帮着点。

　　他还说：当时还觉得是开玩笑呢。听了这些话我有些感慨，觉得他们朋友一场也不都是吃吃喝喝。

　　同时我的心里也有些责怪他，本来挺善良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媒体面前总不能正面的把善意传达给大家，老是拧着，好话也不会好好说。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年前我们一起去纽约参加“侨报”组织的《不见不散》观众见面会，活动期间，主办方安排大家去“大西洋赌城”参观，他没去，让我陪他去长岛，说当时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他们剧组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上住了好几个月，小镇上有一家旧货店，他们剧组的人总去逛那家店，A儿块钱就能买到一个老式的台灯，他还记得开店的是一个老太太，一晃快10年过去了，他特别想再去一次那个小镇走走，看看那家旧货店，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否还健在。我俩开着车找到那里，一进小镇，他就显得很兴奋，像老华侨回到了家乡似的，连连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接着我们又去找那家小店，找到后，他慌了神似的下车，快步走到小店门口，火急火燎地说：给我照张像。

　　他从来也不主动吵吵照像的一个人，一连让照了好几张。进了店，一眼看见老太太，握着她的手，激动地对我说：就是她，没变，一点都没变。之后，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跟老太太聊，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好像老太太也听不懂，但我能看出来，他特别激动，而老太太一直也没有想起来他是谁，态度还有点不耐烦，两个人一冷一热，形成很大的反差。看着他有点尴尬，我对他说：那么多年了，人家想不起来了也是正常的，咱们随便转转，买一样喜欢的东西带回去留个念想也算没有白跑一趟。后来，我们共同选中了一件造型非常独特的老式茶壶，据懂行的朋友说，是英国货，几十年前是东西，一个漂亮的铜架子，下面是酒精炉，上面是铜壶，煮红茶用的。老太太见我们要买东西，一下子热情起来，脸上堆满笑容。离开小镇时，他显得有点失落，但仍流露出浓浓的怀旧之情。我喜欢他的怀旧，喜欢他的恋恋不舍，喜欢他有时本应流露出来的浪漫，又因不好意思掩藏在心的表情。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是一种互补，虽然也有磕磕碰碰，那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缀。我属羊，他属狗，这辈子我是被他看死了，谁让他是只牧羊犬呢。有了牧羊犬看护的羊，走路吃草都踏实。其实我也很怀念以前的旧时代，那时候的女人嫁了人之后都随丈夫的姓，一听就能知道是谁家的媳妇。去年曾有一度兴起个性车牌，当时我想，如果我要是上车牌的话，我一定在我的车牌前加上FXS三个字母，意思就是“冯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