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卫生学、康复学、养生学等，不知指出了多少种致癌的食物，致癌的物质，致癌的生活方式，致癌的自然条件，致癌的各种因素、各种公式。几乎到处都是致癌的危险，到处都是致癌因素。然而，恰恰忘记了它们关于这一切的理论、公式、说教本身也可能成为致癌的因素。

【有多少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

文/柯云路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加拉德做过一个实验：一个死囚犯蒙着双眼，被绑在床上，身上被放上了各种探测仪器。法官来到床边宣布对他执行死刑，牧师也祝福他的灵魂早日升入天堂。这时，他被告知将用放血的方法致死。随着法官的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一位助手走上前去，用一小木片在他的手腕上划了一下，接着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水龙头打开，让它向床下一个铜盆中滴水，发出叮咚的声音。伴随着由快到慢的滴水节奏，死囚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他感到自己的血正在一点点流失！各种探测仪器如实地把死囚的各种重量变化记录了下来：囚犯出现典型的“失血”症状；最后，那个死囚昏了过去。

相当多的病人是被“不治之症”的说法吓死的

人类文化中有关疾病的理论的产生，是为了人类战胜疾病，实现健康。

然而，这些学说，这些学说的众多观点，一方面在指导医疗、康复、健康实践，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包围、浸透、腐蚀人类，每日每时在制造疾病。

许多患者在不知道自己患有癌症的情况下，其状态还可以维持相当长久的生命，然而，一旦获悉自己已患“不治之症”，生、心理就会迅速崩溃，很快就死亡了。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作者就听说过很多。

精神暗示既能导致疾病发展恶化，也能导致疾病的发生。

一位年轻女性，其父亲患肺癌，但她本人从未介意。她生育后未能哺乳，过去也不曾介意。后来有一位医学专家告诫她肺癌有很大遗传性，她又反复听闻不哺乳易得乳腺癌的说法，这样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她忧心忡忡，精神压力日增，结果没多久还真患了乳腺癌。

虽然她患癌症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些“医学理论”的暗示，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现代社会是各种医学、卫生学、康复学、养生学理论广泛覆盖的年代。各种传播媒介，各种科学的或商业的宣传，将有关疾病发生、发展及死亡降临的公式无比大量地洒向人类的文化空气中。人类在有关疾病与死亡的多得不可计数的理论公式中生活，到处都是暗示疾病的汪洋大海。在这方面，信息污染有时到了极为有害的的程度。

特别是在医疗彻底商品化的现代，一切医药、医疗器械、保健产品的倾销，都在用疾病威慑民众。有些医疗广告策划人的成功经验就是“威慑”二字。这一类医药卫生产品的商业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在消灭疾病，不如说是在制造疾病。

——因为它们需要制造疾病。

现代医学理论及医学实践被商业化行为扩展以后，造成了广大的暗示疾病的信息污染。

在有些情况下，很难说现代医疗是治疗的疾病多，还是制造的疾病多。

有多少癌症是被“暗示”出来的

譬如癌症，现代医学、卫生学、康复学、养生学等，不知指出了多少种致癌的食物，致癌的物质，致癌的生活方式，致癌的自然条件，致癌的各种因素、各种公式。

——几乎到处都是致癌的危险，到处都是致癌因素。

然而，恰恰忘记了它们关于这一切的理论、公式、说教本身也可能成为致癌的因素。

譬如，还是讲“乳腺癌”。临床上确实发现其发生率独身妇女较已婚妇女高，婚后从未生育者较生育者高，生育后从未哺乳者比正常哺乳者高。这些发现是事实。

我们如果正确地也是有分寸地宣传它、使用它对预防乳腺癌是有益的。

然而，倘若超过限度，立刻变为有害。因为相当一些女性会因种种原因独身，又有相当一些女性婚后不育以及生育后不能正常哺乳。这时若将这样的说法去“威慑”她们、暗示她们，对其心理迫害是可想而知的。那就完全可能如同本章前面写到的案例，暗示出乳腺癌来。

因此，即使是正确的判断，如“生育后未哺乳者乳腺癌发生率高于哺乳者”，在实践中也可能有两种作用。

如果它使女性尽可能哺乳，减少了乳腺癌发生可能性，那么，就起了好作用。

如果它因为暗示作用增加了某些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那么，就起了坏作用。

至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许许多多的致癌公式，就更需要严格而慎重地审视了。

有些没有根据的判断，轻率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就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摘自柯云路作品《破译疾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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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手记】

凌志军一直记得，在2007年《中国的新革命》发布会上，纪世瀛提到的那几个数字：70%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20%是被治死的……当时他以为那是外行人的愤世嫉俗，或者是给予自己的好心安慰。但在不断搜集癌症治疗资料的过程中，凌志军发现，来自肿瘤医学内部，也有“三个三分之一”之说：死于癌症的人，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亦曾表示：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

【医疗对生命只承担8%责任】

文章来源：2014-06-05 北京晨报 晨报首席记者 佟彤

核心提示： 在今年的“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没有像往年那样致开幕词，而是在“特邀报告”环节，给出了《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提出的观点引发媒体一阵惊呼：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作用。

在今年的“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没有像往年那样致开幕词，而是在“特邀报告”环节，给出了《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提出的观点引发媒体一阵惊呼：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作用。

韩启德强调：这“是个人一家之言，只提供一个侧面”，并特别声明，报告中的一些“颠覆性的意见”都有依据，有严肃的科学论文证明。这也是他个人一家之言，只提供一个侧面，希望“媒体完整解读，切勿断章取义”。

很显然，该报告出台事出有因：韩院士所在的医学领域，正在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医患纠纷，伤医事件，永远不够用的医疗资源……都是重压之下的变形产物。

这些之所以出现，而且难以改变的原因。在报告中，韩启德指出：“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

医疗不能承受之重

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通过服用降压药，降为10.5%，也就是说，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后，只有4至5个人受益，还要忍受着药物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

作为国际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提出这样的“个人观点”，是有详实基础的，他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通过服用降压药，降为10.5%，也就是说，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后，只有4至5个人受益，还要忍受着药物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

韩院士还给出了美国一项涉及7.6万例病人的研究：55岁至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做一次前列腺癌的筛查，一半人不做，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中有108人，非筛查组有97人，通过筛查，确实发现了更多的病人，但是13年以后，检查和不检查的两组人，死于前列腺癌的没有任何差别。

无独有偶，美国针对肺癌做了45万人的研究也发现，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

这些结果不仅支持了韩启德的“个人观点”，而且更指向一个问题：医学到底能帮助我们到哪里？韩院士的结论是：只有8%。

人不可能靠医学完成心灵救赎

韩启德 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12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坏人”也可以改造成“好人”

“癌为什么可以被改造，因为癌细胞本来就是从正常细胞变来的，如果是一条疯狗，改造成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坏人可以改造成好人 ”

这个8%的帮助，看上去是悲观的，但是，同样是院士的汤钊猷教授，却把它转变成了一种医疗智慧。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与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名为“中国式抗癌：战略与战术”的中西医对话。

西医出身，用手术刀与肝癌战斗了几十年的汤钊猷，治病理念却颇具中医风范，他甚至更愿意用“孙子兵法”这种中国哲学，来对待癌症这个人类的绝症，而这，也是他无数临床事实造就的：“我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但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不仅如此，随后的动物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个“旁证”，来自一群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它们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了，但是，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由此，汤钊猷将“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列为了他治疗癌症四点体会中的第一位。

这个结论并非来自汤钊猷积累的个案，而是由癌症的特点决定的，汤钊猷说，“癌为什么可以被改造，因为癌细胞本来就是从正常细胞变来的，如果是一条疯狗，改造成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坏人可以改造成好人。 ”

医学对生命只能承担8%的责任

但在那时，无论我还是其他高级别医生，都不懂得甚至没意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战术。

何裕民教授常提到他37年前做实习医生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在一家县医院急诊科实习，接待了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查看了白细胞检查单后，我怀疑小伙子患的是白血病，告诉他要住院治疗。这个骑自行车来看病的小伙子，马上又骑上车回到离县城15公里远的家，拿了住院要用的被褥和暖水瓶，然后又再骑到医院。第二天，小伙子接受了大剂量化疗，到第四天晚上，小伙子就去世了。我心里特别难受，两天前他还能在一天之内骑车来回45公里呢！结果一化疗人就没了……但在那时，无论我还是其他高级别医生，都不懂得甚至没意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战术”。

2007年，一个知名国企的郑姓总经济师，被确认为中晚期胰腺癌，因为财力雄厚，他专门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肿瘤中心诊治。当时，原籍以色列的美国专家告诉他：“我是全球最权威的胰腺癌专家，你这个病，化疗可活6个月，不化疗只能活3个月！”郑回国后找到了何裕民，此时，“不战而屈”已经融入了何裕民治疗癌症的理念，郑就这样靠中医治疗健康地活到现在，而且成了各大媒体报道抗癌神话时第一个要找的范例。

发现得越早，反而不是好事

这位美国专家也承认：“许多肿瘤早发现，不见得是好事情！”

此后，郑又去了美国，见了那位医生，医生很诧异，也因此有了如下的实话实说：

美国从尼克松时代签署“国家癌症法案”后，千军万马研究癌症，研发出非常多的检测设备与方法。若干年后，人们突然发现：这些设备方法尽管标志着科研的重大进步，对癌症的早期认识也很有好处，但推广后，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位美国专家也承认：“许多肿瘤早发现，不见得是好事情！”

何裕民教授还给出了这样一组结果：丹麦学者的基因探针研究发现，40岁女性乳腺组织中，40%有异常蜕变细胞，到了50岁至60岁，这个比例逐渐减少。美国的前列腺局灶癌前瞻性研究，20年后，只有7%的患者最后死于此癌。

很多患者是被吓死的

“治疗癌症要有个‘度’，‘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至少不让它（指医学）承担超过8%的责任。”

“包括癌症治疗，化疗次数越多，后面转移复发率越高，比如乳腺癌，同样两期的乳腺癌，化疗次数越多的后面复发概率也高，因为用多了，癌细胞就退回到更原始的状态，更凶险的状态。所以，治疗癌症要有个‘度’，‘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至少不让它（指医学）承担超过8%的责任。”何裕民这样说。

很显然，把握这个“度”不是个技术性工作，需要高屋建瓴的哲学观，甚至是从生命的角度对疾病和死亡的包容，而在达到这个高度之前，人们会泛化癌症，接下来又会被泛化了的癌症吓死或者治死。

警惕功利化的医学

癌症被泛化，对癌症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诊治“用力过猛”……

癌症被泛化，对癌症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诊治“用力过猛”，一是因为医学的昌盛，有了可以“用力过猛”的工具，同时也是因为人们对死亡的极度畏惧，杯弓蛇影的心态，想赶快找到医生，借助昌盛的医疗技术这根稻草，在面临生死之时，拉自己一把。

因为一直从事健康科普，每年体检季节，我都要接到很多电话，这些找到我的熟人，都是被体检的医生嘱咐要“进一步检查”的，而几乎每个人的体检单上，都会有类似的医嘱。可以想象，每天拥挤在医院的人当中，有很多就是奉此“圣旨”去的，他们急切想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与此相近的是，人们在癌症确诊之后，往往会急急忙忙地迅速手术，如果能今天确诊，第二天就上手术台，那绝对是部长一级才能享受的待遇，一定有让其他人羡慕的医院业缘、专家人脉。

这种诊病、治病的急切也如出一辙地体现在养生上。

功利养生不靠谱

无论是诊病治病的急切，还是对养生的功利化追求，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们认定，昌盛的医学已经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代劳一切了。

中国的养生节目是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而逐渐走红的，据养生节目的编导统计，他们收视率最好的内容，多是介绍某种食物或者方法能在抽了30年的烟之后，保证肺不得癌症；能使每天都要吃红烧肉的人，血脂不升高，只要有一种食物或者方法具备类似效验，这天的收视一定会很高，而这种方法或者食物也一定会风靡……虽然编导们也很清楚，世间绝对没有这种东西，医学不会为人类的所有生活过错“买单”的。

无论是诊病治病的急切，还是对养生的功利化追求，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们认定，昌盛的医学已经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代劳一切了。

分担利己也利人

“小概率要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的人里面，还是在99%里面的人。”

事实上，就像韩启德在报告中提到的：“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他以高血压、糖尿病前期、骨质疏松举例说，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此受到损伤。“小概率要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的人里面，还是在99%里面的人。”

但理解这一点，懂得医学局限性的人不多，汤钊猷院士自己显然是其中一个，“我12年前咳嗽，把骨头都咳断了，做了全身扫描，怀疑是前列腺癌症转移，癌症把骨头吃空了，顺理成章是前列腺癌全身骨头转移。但是我的老伴有怀疑，因此没有开刀手术，没有做化疗，后来我躺了3个月，结果长胖了，所以我觉得不是癌症。”

不急于诊治，只是平静地躺在床上观察自己3个月，就已经不只是一种坚持了，甚至是一份分担，分担了医学以及医生不能承受之重，这种分担的结果是他和医学双方受益。

最简单的方法就在身边

这个效果不只是来自运动本身，还有在运动过程中人们救赎自己健康时的放松和自信。

汤钊猷举了个例子：“有个病患，生了肝癌，血管里面都是癌，去做化疗，我问他你会游泳吗，他说会，我让他每天游泳，然后打干扰素，现在已经11年了，红光满面，比我的各方面都要好。还有个病人，2001年得的肝癌，一年后复发了，一共复发了4次，2005年到我这来，我告诉他去游泳，他半年后来看也是红光满面……我有十几个病人都是这样的”。

汤钊猷还在实验老鼠身上做了类似实验：“老鼠分三组，一组一天游8分钟，一天游8到32分钟，一组游到游不动，过度游泳。结果是：适度游泳的老鼠活69天，多度游泳的活50天，不游泳的活60天，所以，适度的运动对防癌是有好处的。”

其实，不一定是游泳，只要是适度的运动，包括快走或者慢跑等，都会有类似效果，这个效果不只是来自运动本身，还有在运动过程中人们救赎自己健康时的放松和自信。

理解生命，放弃依赖

松开了对生的死结，摆脱掉对医学的绝对依靠，更多地理解并借助生命自身的规律和力量，这也许才是现在人最该有的生命宗教吧。

韩启德将现在中国医疗所出的问题，归结为：“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既然有了魔法地位，为什么治疗达不到预期？为什么还有误诊误治？为什么不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凡此种种对医学乃至医生的错误期待，在增加了对病患自身过度诊疗的同时，也是医患纠纷，伤医甚至杀医悲剧的深层根源。

所谓宗教，其实无非是要完成对自己心灵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可以掌握在每个人手中的，松开了对生的死结，摆脱掉对医学的绝对依靠，更多地理解并借助生命自身的规律和力量，这也许才是现在人最该有的生命宗教吧。(2014-06-05 01:28 北京晨报 晨报首席记者 佟彤)

【好书推荐：《重生手记》】

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了一些切身体验，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做参照，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凌志军《重生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