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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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
来源: 趣历史 时间: 2014-12-30 编辑: 邹逸俊
司徒雷登 在民国远比白求恩知名，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为中国效力，他创办了跻身世界一流的燕京大学……然而，在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他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最终很不愉快地离开了中国……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2008年)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说。
长久以来，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划过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中西文化边缘里的人，如何在个人意愿和宗教所需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并融合美好理想和现实困难?
一
这是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而英气的学生向那位鹤颜的外国老翁献上了一副中国传统刺绣，此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后，这个老翁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动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
时任燕大教师的 冰心 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他登上了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事业的巅峰。
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他曾经为了去不去做这个麻烦的大学校长而犹豫盘桓。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承认：
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应手，而且还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传教士和写作者。但命运最终把他推向了一条更为辉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他发现自己陷身于一团麻烦之中。
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华五十年》里他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其他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作校名。华北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司徒雷登会见的双方毕业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教会工作中都表现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对情绪，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
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 胡适 提议的。
然后是为新校选地址而奔走。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司徒雷登认为应当重新选一个新校址。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到：“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一次谈话产生了一座美丽的校园。
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是大学最重要的筹款问题。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荐他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到任后，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而奔波。抗战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的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七十万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作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
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 经过他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000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000美元，其中教会拨款占到14%。
三
财政成长使许多热情洋溢的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多年之后，他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墓碑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是著名的 斯诺 墓。墓地往南，是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这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馆，斯诺曾经在这里教授“新闻特写”、“旅行通讯”两门课程。后来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学楼。燕京大学是中国首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初创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短缺而一度停办，1929年重新建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在今日的新闻人看来，仍然令人激动：“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彼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草创阶段。燕大新闻系的首届毕业生竟然只有赵恩源一人，若干年后，他成为著名的《大公报》的副总编辑。1931年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做讲座。新闻系声誉日隆，毕业生大受欢迎。
这一切，当然与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有关，他曾说新闻系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当他躺在“临湖轩”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一度“垄断”了中央新闻社派驻各国的代表，那种满足感一定非常美妙。 从司徒雷登寻到这块土地之时，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
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走向了更加彻底的中国化。在56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20位是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 科举 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彰显他为燕京大学所作的努力和作为个人的成功。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教授们在一起（资料图）
战争的到来打断了顺利行进的大学教育。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据当时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聚增至1200余人。然而，小心谨慎并没未能使燕京大学逃掉厄运的打击。正所谓：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 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
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盛极必衰”，那是因为在风云诡谲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为近代以来首次的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厄运时期。
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资料图）
四
1946年，二战结束，70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之间高层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父母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 蒋介石 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再派到台湾。
而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50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他被送到了医院。十三年后，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于 华盛顿 ，临终遗言是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墓旁。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有人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终安放于生与斯长于斯的杭州。
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开篇第一行写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并入了八所大学。 尽管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北大校长蒋梦麟语)，他仍然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全文）
20120624《檔案》：司徒雷登離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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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
真理、自由、服务，揭橥燕大的精神与标志。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人，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兼教育家，他丰蕴的一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教、教育、新闻、政治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影响近代中国深远的人物
然而曾经扮演着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人物，司徒雷登随着廿世纪下半叶的时代变迁，几乎已被湮没或遗忘在历史的深处了。直到了08年末，他又重新出现在全球华人的视线中。
1949年8月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三个多月后黯然离开中国返美，怀着无奈与遗憾，告别了这个他前后整整生活了56年的国家。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46年后，其骨灰终于依其遗嘱，从美国运回他的出生地中国杭州下葬，这是他临终前魂牵梦萦的国度。在他的墓碑上只是简单地以中英文刻着这么几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碑文虽少，或许这就是对为人谦逊、行事低调的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好写照。
作为传教士和神学院教授的司徒雷登，曾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人以德的精神，竭力履行光荣使命，在落后的中国尽心传布福音；对中国底层民众和学生，施以爱心与关怀。身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为创办燕京大学奔走呼号，在中美两国间四方募捐筹集办学经费，终于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大学；我们才知道这位燕大首任校长，为中国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殚精竭虑，在他哺育下，燕大英才辈出，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任职外交官的司徒雷登，曾倾心于力图促成国共和谈，希冀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组成联合政府；我们才知道这位战后美国驻华大使，为建立国府败退后的中美全新关系，尽了可称得上是最大的努力。
可以说，司徒雷登参与了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期进程，他的成功和辛劳，曾广泛地赢得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失败和无奈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应着中国社会脉动的感应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传教士兼教育家
司徒雷登一生从事过多项事业，特别是作为教育家，他是成功优秀、深具影响力的。这不仅因为他荜路蓝缕创办了燕京大学，又主政燕大期间取得不凡成就，更在于他为中国教育，确立了一种全新、切合现代的办学和教育理念。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父母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他11岁时回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上学，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遂立志于传教。
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而他创建这样的一所新大学，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司徒雷登与燕大，彷佛根本就已融为一体。他可谓当时燕大的灵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这位主持校务工作长达廿七年之久的大管家和主政者(1919-1945)，在当时的燕大师生中受到极高的推崇，而被誉为“燕园之父”。他无愧于这一称号，乃因为他所确立的“燕大精神”。
成为最有用的学校
他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1933年，明确地提出办学目标：“我们的目的，是要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我们不是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史上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目的很清楚，就是强调大学教育是要服务现在中国。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期间，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保障燕大教职员及研究者，在教学和研究时不受校内外制度和势力的干预，给燕大学者们一个自由教学、自由讨论学术观点的场所，以无障碍地传播他们的专业学识。他要求燕大的学生，既要中国化，又要国际化。因此对师生的政治立场不加以干涉。
在北京沦陷期间，燕大选择了一条最难坚持的道路，既没有内迁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坚持独立的教学理念，为此他甘冒牢狱之灾。在他的努力坚持下，燕大校园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学术多元包容性。
司徒雷登校长以自己对中国的热爱，作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望尘莫及的工作，取得中国教育界人士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堪称中华民族伟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长外，又一位杰出教育家。
在有关司徒雷登的著述里有不少他的老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到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园里与学生交流讨论、鼓励他们、专注于学术的和蔼可亲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会心一笑，觉得这才是教育家，一个生命饱满、无比地热情、单纯、彻底的教育家。
声誉卓著的教会大学
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奋兴时期，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意识到建立教会大学的重要性。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惊了中国的知识界，戊戌运动把改革教育作为革新政治的前提，中国兴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浪潮。来自国立高等学府的竞争压力，促使教会大学必须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聘请更多更好的教师，从质量上和公立大学抗衡。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许多教派的大学合并。经过十几年的谈判、联合，组建成后来的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1916年时任校长的Lowry(燕大前身的校长)在会议上谈到创办这所大学的初衷，讲到：“这所大学的建立，是为了使四万万人民都基督化 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使它有可能维持这么多的人口。它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燕大建在这个大国的首都中，有可能为中国革新做更多的工作。除了传播福音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比。”
之后接管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很清楚燕大的这个使命，便提出了允许学生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的创办，是基督教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不但能为信徒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更能为教会培养工人 。我要求燕大一直保持基督教的风格与影响，但同时要求它不被人看作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学校不应该要求学生必须参加礼拜，也不应该强求他们参加其他宗教仪式；既不能在学业上优待信教的学生，也不能在学业上给不信基督教的学生设置障碍。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大学。”
燕大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并不等于不为有信仰的学生创造学习和深入研究基督教的条件。事实上，司徒雷登在“保持基督教的风格与影响”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燕大的宗教学院。1925年，在众多教授的倡议下，燕京大学利用在教育部立案登记之际，将原神学科和宗教系合并，组成了宗教学院，并把招生对象扩大到在职的教会工作人员。
作为第一所基督教神学研究院，燕大宗教学院不仅在中国高等神学领域内一直处于领袖地位，而且曾被誉为远东第一流的神学教育机构。燕大的基督教社团办得也有声有色。早在1919年，燕大就存在着一个忠实履行和贯彻基督教办学理念的机构 证道团(Apologetic Group)。他们随即发行了一份杂志《生命月刊》，以“阐释基督教义之真理，并促进基督教改革运动”。证道团是燕大的一个核心组织，这个证道团是由北京的十几位基督教学者针对新文化运动中反基督教倾向而组成的。该组织的宗旨是“一方面证明基督教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并为当时代进化的先驱；一方面要坦白的讨论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作革新教会的准备。”
燕大的基督徒团契也非常兴旺。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主要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力，强调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社会各界很支持。在此压力下，中国政府颁布外国人在华设立学校要求，禁止学校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为必修课。因此神学院无法正式并入燕大的组织系统。司徒雷登希望整个校园都能够弥漫着基督信仰的气息，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之一，就是设立「燕大基督徒团契」，来对学生传福音。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大校训的由来有一个典故。司徒雷登刚到燕大工作几个月后，他与几位教师同工准备为学校制定一个校训。他们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认为教会大学应该既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及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有人主张采用《圣经》中的经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20:28, 可10:45，即“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做燕大的校训。司徒雷登立刻想到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 杰斐逊用希腊文镌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校门上方的一句经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因此把这两句话结合为一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大的这一校训很快便渗入到学校的各个方面，它不仅见诸于学校的精神生活、学生的出版物、象征性的图案和校歌中，更重要的是深入学生的心灵，成为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准则。他们立志付诸实践，并把它作为衡量周围人群的标准。其中一些学生追随政党后，还是忠诚地履行这一校训，为民众做有益的事。廿世纪上半叶没有其他任何大学的校训，能对学生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司徒雷登奉行宽容的治校态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学的学者，不问其个人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如何，一概诚恳聘请。他说过：“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他全力邀聘当时的中国著名学者、甚至学术大师来校任教，藉以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思想学术界方家名宿，纷纷奔赴燕京大学，造成燕大一时名师云集。有大师方有高材，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辈出贤才而具有深远影响。
而真正让燕大开拓国际学术视野的，则是1928年春成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到了1930年代，当时的燕大已经享誉国际，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也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最有成就的大学。毕业生活跃在中国的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和其他领域。可以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重振燕京大学的精神
缅怀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风范，和大学教育的真谛。这在中国逾半个世纪后已然渐趋式微了。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这种躬身力行、实践出来的基督信仰教育思想，才是最应该被我们后人所记取的，如今当我们感受这位教育家的超拔与热忱，感受这所教会大学的纯真与执着，也希望能使当前中国的教育现状和基督信仰状况为之提升。
注: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经调整、合并，北大迁入燕大的校址，两校实行合并，燕京大学也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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