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名将诺瓦克·乔科维奇因为拒绝接种武肺病毒疫苗，被从澳洲遣返，无缘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这一结果让许多网球迷们失望了，然而澳洲政府对法治与平等原则的坚持却让人印象深刻。 “法治”是一个外来词，英文对应词“rule of law”。这一说法据说最早出现于英国牛津大学学者阿尔伯特·文·戴西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宪法学导论》，1885年）。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戴西认为法治有三个重要原则，其中之一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任何人（包括立法者、皇帝等）都没有特权，不可以被区别对待（优待也罢，歧视也好），而应该被一视同仁。
与法治相反的是“人治”（rule of man)，也就是华夏民族两三千年来一直向往的“贤人政治”，民间口语里对“包青天”、“好皇帝”的念想都体现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治”理想和“人治”传统。
法治，则无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则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社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在古代是帝王将相，在今天是中共内部的高官，以及与这些高官有关联的权贵阶层。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从秦帝国开始，中国就有“法治”。因为秦国的政治是由中国古代的“法家”主导的，也讲什么“依法治国”。听上去好像有道理。
然而，美国的政治哲学家法兰西斯·福山提出：存在两种“法治”。一种叫“rule of law”，一种叫“rule by law”。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法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后者，如果译成中文，似乎也可以叫“法治”或“依法治国”，但实质上却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某些人或利益集团。
因此，rule by law 的“法治”，虽然也可以说是“依法治国”，但是由于并未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实质上还是“人治”。
如果借用一下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说法，rule of law 的法治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rule by law 的法治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
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几乎都是人治，或者说rule by law，总有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古代，这个法是“王法。于是，君王制订的法律可以统治万民，然而君王却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甚至随意改变法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法”是中共炮制出来的“党法”，用来统治中国的百姓和共产党下层。但是中共高官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甚至随意修改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法规。
网球明星乔科维奇一案体现了澳洲政府坚持法治原则，对网球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与普通民众采用了一视同仁的对待。虽然你牛掰，但是你不符合澳洲法律法规，对不起，签证无效，遣返出境。
这样的结果对于习惯“人治”的民众来说是奇怪的。比如，乔科维奇代表的国家——塞尔维亚的总统就此事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乔科维奇在澳洲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翻译一下：那意思是，乔科维奇没有获得网坛大腕应得的特殊待遇。
人治传统比塞尔维亚还要深厚的中国民众估计会有同感。
人治是讲特权、等级的。所以，像乔科维奇这样的运动明星或其他社会名流、政要、富豪等，在塞尔维亚、中国等人治国家通常会得到特殊待遇。
获得了特殊待遇，就是正当的；失去了特殊待遇，就是“不公平的对待”了。这不就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一些”吗？
乔科维奇裸奔澳网被遣返的事件，凸显了两种“法治”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虽然民主自由制度在二十世纪一直在扩展其领地，以至于在九十年代，法兰西斯·福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政府组织的最终形式——民主自由制度——已经找到且赢得了对其它政治制度的决定性胜利。
然而，过去十年来，中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与庞大的市场，对民主自由制度发起了全面的反攻。中共炮制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标语口号轮番登场，企图搅混水，为中国民众洗脑。试问：从先前的“制度优势”到最近的“全过程民主”，哪一个不是笑话？从外交到内政，中共政府近年来的倒行逆施让世界各国看到目瞪口呆。
在这一背景下，两种“法治”的较量具有了某种现实意义。民主自由制度与非（反）民主自由制度依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共存。两种制度与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会消失，只会加剧。
二十一世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地球社会的走向如何？人类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法治”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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