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無聲勝有聲

——讀小說《繁花》，有感金宇澄的“不響”

看電影《繁花》，像吃了一頓加罌粟花的火鍋，心緒有點亢進，大腦卻空空的。

它使你了解了當年商戰的真相嗎？它讓你理解了朋友間的真情嗎？它讓你看到那個國家普通人的真實生活嗎？沒有，都沒有，它不過給觀眾帶來淺淺一樂，淺淺一悲而已。說實話，看到金科長在汪小姐落難時把那本集郵簿送給她，我還真的心酸了一回。能使人這樣子地樂一下悲一下，應該也算是成功了。王家衛說，看了電影《繁花》後，應該去讀讀小說《繁花》。他知道他在說什麼，因為他的電影和小說基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據說現代作家中對上海敘事做得最好的有三位，張愛玲，王安憶，和小說《繁花》的作者金宇澄。然而他們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差在一個“裝”字。張愛玲不裝，這是那個時代決定的。因而她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感覺到什麼就寫什麼。嫁給人渣才子胡蘭成也好，被楊絳說“沒有家教”也好，人們是可以看到她真實樣子的，當然也可以透過她的筆看到那個時代的上海的真實樣子。王安憶生活在一個以裝為基本生活技能之一的時代，她寫的上海是什麼樣子便可想而知。《長恨歌》是支持王安憶上海敘事的最重頭作品，翻開書就不容分說地塞給你“一. 弄堂”，“二.流言”，“三.閨閣”，“四.鴿子”，約一萬多字的煩悶的對上海的自然主義式的靜態描述，於是我便決定不要看小說，還是去看電影來了解這部作品更輕鬆。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的背景，與王安憶同處一個時代，然而金宇澄是這樣想的（用作品告訴我們，而不是用嘴告訴我們）：可不可以避開那些不得不裝的場合，用沒有裝的和不必裝的那些故事，告訴人們這裡的生活，社會，人性的一些真實東西？他作到了。從他筆下細碎的生活，庸常的市井，普通人的一衣一飯中，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真實得多的上海敘事。

   金宇澄筆下，不但敘事是上海的，包裹着敘事的語言也是上海的。那是作者的先天條件，後天修煉，慎密思考的產品。金宇澄說，自己想創造一種獨特的，適合自己敘事的表達方式，既不是上海方言的照搬，也要使人知道這是上海人在講上海的故事，獨此一家。他決定不用“阿拉”，“儂”，“伊拉”之類只有上海人才懂的方言詞語，而是把一些上海人慣用，任何中國人都懂得的“方言”或“官言”用上海的方式講出來，儘量地用得恰到好處。老金說到做到，《繁花》中，他把那個普通的中文詞“不響”用得令人叫絕。

    “不響”這個詞人人都懂。憑着在上海生活的親身體驗和對上海人的了解，我覺得上海人對這個詞情有獨鍾。“儂哪恁勿響吶（你怎麼不作聲啊）？”經常會出現在妻子丈夫，母親兒女，老師學生，上級下級，等等的對話中。為什麼？因為有人“不響”，才會有人問：“儂哪恁勿響吶？”上海人在人際關係上似乎崇尚一種比較矜持的態度，沒有把握的不願很快說出口，有點感覺的要看看別人的態度，很有把握的有時還要體驗一下懸着的快感。因而上海人在“不響”的時候，可能會有意無意地隱藏着他的贊成或反對，誇獎或貶損，明白或糊塗。而且，在處理人際關係時，上海人中還流行一種觀點，“勿響頂兇！” 他們認為，以“不響”來回應別人的挑釁或質疑是最厲害的。我知道四川，貴州也有與“不響”類似的表達，如“你咋個悶起你那個鬥鬥（你為什麼閉着嘴巴不說話）？”但這樣的說法有點傷人，用得並不普遍。

   我作了個很粗略的統計，在近30萬字的小說《繁花》中，“不響”這個詞至少出現過1400次，也就是說，作者平均每寫215個漢字，大約就會使用一次“不響”。我有點吃驚，並不是因為“不響”的使用頻率太高，而是因為在閱讀中我沒有對“不響”的重複使用而反感，反而覺得它的出現是那樣自然，給閱讀增添了滋味。下面這段文字中，蓓蒂爸爸在排隊看電影時，給阿寶講解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

“蓓蒂爸爸拉了阿 寶，走到牆角，輕聲說，一個女人，為了階級感情，槍殺好情人 ，這是一本宣傳暴力的共產電 影。阿寶說，暴力。蓓蒂爸爸說，這是老名詞，法國宣傳暴力革命，英國是‘光榮革命’，共產是。 蓓蒂爸爸講到此地，一個女警察路過。兩個人不響。之後，蓓蒂爸爸說，這種電影 ，只有女權分 子喜歡。阿寶說，啥。蓓蒂爸爸說，老名詞，女權主義傳進中國，四十年了。阿寶不響。蓓蒂爸爸壓低聲音，一字一句說，蘇聯人里，肖洛霍夫最血腥，為了主義，可以父子相殺，相殘，寫了 多少害人故事。阿寶不響。蓓蒂爸爸說，阿寶為啥感動呢，講講看。阿寶說，嗯，我麼。蓓蒂爸 爸說，這是動了壞心機的片子。阿寶不響。”

   蓓蒂爸爸對電影的解釋是一步步深入，但阿寶總是不響，你會猜想阿寶是不是無動於衷？其實不是，因為他不斷在簡單重複和發問，表明他在專心聽，雖然不響，你會感到，蓓蒂爸爸的那些講解，一點一點地印到了阿寶的心裡。

   讀讀這段，體會一下葛老師此時是什麼心情。同意？反對？同情？厭惡？

“葛老師說，講到了老先生，前幾年，我跟一個日本老朋友，到塞班島，點過一個 女人，當地中國小姐不少，講是小姐，多數已經四十出頭，燈光暗，等小姐近身，四十多歲女 人，一面孔哭相，我不大開心。我講日文說，小姐有啥心事。女人講日文說，父母生了重病，缺一筆鈔票，因此苦惱。我不響。”

再讀讀下面這兩段，你大概也會感到“不響”的魅力。

“芳妹說，我簽字了（離婚協議）。陶陶說，好吧，這是要我也簽。芳妹說，我一個人簽了字，安安靜靜。陶 陶不響。芳妹說，除了辦證 ，從此之後，我不會跟陶陶碰頭了。陶陶不響，手放到欄杆上，摸到 了鐵鏽。”

“阿婆篦頭髮。蓓蒂說，阿婆為啥哭。阿婆不響。蓓蒂說，我已經乖了。阿婆說，夢到我的外 婆，心裡急，一口痰吐不出來了。蓓蒂不響。”

    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並不僅僅在於作品本身如何地美妙，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在哪種程度上激發出讀者自身的想象力。金宇澄對這種創作的價值觀深信不疑，並通過他的“不響”來進行實踐。試想，如果把小說中近1400處的“不響”換成基於作者視覺和立場的描述，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效果？它可能會抽去了想象的骨髓，它可能會把一個往眾多方向發展的場景凝固在某種一面之辭上，也可能會把引發各種各樣感覺的同樣事物的意義單一化。人們普遍地認為小說作者都是在充當上帝的角色，因為他可以憑空塑造人和生活。然而作者也只是一個有局限性的上帝，他並不能囊括人在某種境遇下的所有可能的感覺和思考。其實，文學和藝術作品這種激發讀者和觀賞者多樣化感覺和思考的能力，上帝恐怕並不具有吧？因而好的小說家會以各種方式為讀者“留白”，讓讀者參與自己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讀了好的作品，人會停來，靜下來，思考，品味，讀了不好的作品，書一丟，吃火鍋去。

   小說《繁花》中的“不響”，很多是金宇澄贈予讀者的高明又善意的“留白”，它的好處是三重的，它擴大了讀者的感受空間，它提升了作品的價值，它還簡化了作者的工作量。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