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从王绩《野望》说起

书烂成灾，本来强忍不再买书，读“大家小书”袁行霈《好诗不也百回读》，忍不住击节，谦说小，我视之为《人间词话》2.0版。终于耐不住，在中图网一口气把能搜到的“大家小书”又下了个遍，荒费三百大洋下了个单。我与书，成了欢喜冤家。 

《好诗不厌百回读》简直等同于《人间诗话》。“味道好极了”。读到第七节《野望》，为之折服。坊间史话风流，有人喜欢南朝的人物晚唐的诗。而我喜欢初唐的开拓者，特别是“文中子“王家那几位。袁行霈说《野望》，“南朝诗风大多华靡艳丽，好像浑身裹着绸缎的珠光宝气的贵妇。从贵妇堆里走出来，忽然遇见一位金钗布裙的村姑，她那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就会产生特别的魅力。王绩的《野望》便有这样朴素的好处”。 

历史大的发展脉络不谈，单从文学上来说，一个朝代承平久了，倚丽奢靡之风是必然的，社会风气如此，文学风气也是如此。为统治者涂脂抹粉，掩盖民生疾苦。这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多有论及。他还特意把汉赋中司马相如《子虚赋》和其后的西昆体、台阁体拎出来当例子。《子虚赋》开篇写山，在首段中就用尽力气，从山的全貌，到山“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高”“其西”“其中”“其北”“其上”“其下”。司马相如写山，把子子孙孙的山，多写完结了，让后人无山可写。据说欧阳修写“环滁皆山也”，也是不得已。写了好多的山，都觉得是别人的山。刘大杰批评这类富丽堂皇和装腔作势，“这是子虚中的首段，只写了一个云梦，就费了这样大的气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作赋的手法。他的目的，是要夸张那地方的盛况，因此无论什么珍禽怪兽，异草奇花，只要脑子里有的，一齐排列在那里。山水怎样，土石怎样，东南西北有什么，上面下面有什么，老是这样铺陈下去。外表是华丽夺目，堂皇富丽，而内容实际贫乏，加以奇文僻字，令人难读，这就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司马相如拍汉武帝马屁作《子虚赋》后，稍后代就有人批评：“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远；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某些新出现的文学手法，免不了都有推陈出新的新鲜感，但随着后人的模仿跟风，难免因滥变质，因而被遗弃。 

“赋”本脱胎于屈原“辞”和“骚”，在文学演化的过程中，有它特定的历史作用。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物极必反。你譬如在宋初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馆阁文臣因唱和而有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西昆体”。 西昆体效法盛、晚唐诗风，注重辞藻华丽、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善用典故代语，形成雕润密丽、音调铿锵的艺术风格 。其诗歌多脱离社会现实，题材狭窄，被指缺乏真情实感 。欧阳修评其“风采耸动天下”。西昆体在宋初风靡数十年，后在宋真宗喊停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逐渐衰微 。 

在文学的衍化演进过程中，总有人振臂起弊，挽救文学的颓败颓废之风习。当然更多人是守旧保泰奉正朔。袁行霈说《野望》：“读熟了唐诗的人，也许并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从南朝的宋齐梁陈一路读下来，忽然读到这首《野望》，便会为它的朴素而叫好”。写到这儿，我忍不住又要“呵呵”了。想到有人劝我“从俗”。呵呵“从俗”。我去年晚岁到今年，花了些精力，把过去的一些老文章改了，投《中国作家网》。大家知道，投稿发表，总要应编辑的要求而作修改，在我的意识里，也认为“修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改着改着，我有一时突然醒悟到，这改过的文章，还是我写的文章吗？有多少我的写作初衷原汁原味体现在经过修改之后通过编辑法眼放行的文章之内呢！十之不及二、三吧。 

垂垂老矣。有几个晚生后辈，我看着他们从无到有，一步步成长过来。现在在大学里教书了。他们大学毕业，读研、读博，然后充实国家机关，有些流向讲台，流向编辑岗位。这些小辈从家庭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学校或者到文化机构，三十来岁从来没有接触社会，有的只是对文学的概念性理解。文学的把门者都是一些没有社会历练的温室巨婴，这和一个纺织女工纺好一个线团一样，同样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没有阅历，从书本到书本的文科生，你指望他们懂多少文学。我的改稿投稿，改着改着、投着投着，最后发现，我修投的是现代的西昆体和台阁体，和东方安澜散文有一毛钱、但没二毛钱关系。这一毛钱是作为东方安澜的作者署名，而其内容都被姓“编”的编辑纳入了西昆体台阁体。所以啊，从俗从俗，结果就是从到粪坑里去。从俗，就是同流合污。你闻不到臭，是因为久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叫我一个乡下的措大，又弄不来蝇营狗苟的活儿，但粪坑还是看得清的。 

在没有自由思想的时候，才会出现蝇营狗苟的抄袭，在纷纷扰扰的世态下，怎么可能有人固守青灯黄卷，写出传世之作呢。某种东西，有了利益纠葛，时间久了，就会引成利益集团。再厉害点，就会引成家族和门阀。这个文学也一样。文学碗也是蜜糖碗。在魏晋之时，就是门阀取士。在我理解里，文学、寺庙，都是苦行苦修的静地。苦行僧苦行僧是要像寒山、拾得或者贾岛那样苦行苦吟。现在菩萨碗也变成了蜜糖碗，你看，少林寺方丈那个吃的像肥猪，从他身上，你能看到善、修行等等佛菩萨的影子。在文学上，出现文二代文三代，利用先辈的资源，隐然成了门阀，譬如贾某某，譬如那个巴小林。人可以鹑衣百结，可以蔽履破毡，但内心不可以低贱，这就是王绩《野望》的高贵所在。 

刘大杰在论及汉赋和台阁体的高潮时这样描述：“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艺文志所载汉赋九百余篇，作者六十余人，十分之九是这时期的产品。武、宣好大喜功，附庸风雅，一时文风大盛。元、成二世，继其余绪，作者不衰”。班固《两都赋》说，从公卿到侍从，几乎人人赋家，“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刘勰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早晨，我一投放鱼饵，鱼儿马上群起喋唼。人面对蜜糖时，同样如此情景。“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中，明代政治比较安定，文学上所出现的，是由宰辅权臣所领导的台阁体。那一种作品，缺少现实内容和气度，大多是一些歌功颂德、雍容典丽的应酬诗文。当日的代表，是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其次就是李东阳，刘大杰论其诗说，“也与台阁体略近”，“表明典雅工丽，内容一般贫乏，并多应酬题赠之作”。任何时代，都是急功近利的时代，“（李东阳）立朝所十年，推奖后进，门生满天下”。火凭风势，风借火威，台阁体风生水起。人，很容易随波逐流。在像飓风一样的俗流中，特别是在政治鼎新之际，文学面临改头换面的关键节点上，乌黑的俗流更是催桅折杆，所向披靡，许许多多伪文学就在洪流中涤荡殆尽。在文学发展史的潮流当中，《野望》不但昂首屹立，而且，开后世之先锋，用时髦的说法，为后世指明律诗发展的方向。袁行霈说，“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律诗。…………到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而早于沈宋六十余年的王绩，已经能写出《野望》这样成熟的律诗，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式的人”。 

提到这个“勇于尝试”，我又是一本《消灾经》。一个写作者，如果汲汲于发表，梳理他从头到脚的作品，会发现他尽管投稿、过稿率高，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你阅读他作品，一两篇觉得很好、很有新鲜感，一旦读多，就味同嚼蜡。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类作品有个共性，重复别人，抄袭自己。在每篇文章中多要有所变化，这就要讲到作家对作品的探索和开拓精神。不怕失败，勇于、敢于尝试，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度的难能可贵。一部文学史，作家千千万，但真正求真、踏实，能够自我戳破脓疮，不断颠覆自我重塑自我，使自己和作品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作家，凤毛麟角。《野望》能在俗流当中卓然屹立，甚至逆流而行，这是文学的文格气度。只有作者对文学发展具备了穿透历史的眼光，才可能拥有饱满的气格。 

文学的小痞混只能看到文学的脚趾板。回望《野望》，文学作者是需要气格的。可以说，作家品质托住气格，气格托住作品。文学是人生态度，是生命状态，虽然跟个人兴隆不无关系，但更多是人生态度。展现的是文学和日常互相观照，相扶相搀，甚至互为因果这种依存关系。文学发展是历史，历史不是文学，历史是触类旁通，如果窄眼看文学，不能在大的历史环境中看文学，不能在史地哲和科学当中看文学，不能在玄学和冥学当中看文学，不能在日常观照当中对文学有所触类旁通，不能在文学的历史中看到自然与世俗的艰难抉择，看到个体精神、个人意志、自由灵魂的萌发、觉醒，那你看文学就如同雾里看花，看到屁眼里去了。乳臭未干，就不要来跟我谈什么从俗不从俗。 

多读读史地哲科学等等这几类书。等乳毛吹干了再来跟我谈从不从、俗不俗。

202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