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炎黃春秋》上看到一文，說的是一件文革初期發生的策動朱德政變的匿名信案件。這很明顯是毛澤東搞的雕蟲小計。朱德老帥是什麼人，什麼事情沒有見識過？一眼就識破了，呵呵，連文章作者都能識破，誰識不破啊？ 你想想，要是朱德真的想搞政變，碰到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匿名信，對他有用嗎？就算他真的想搞政變，他遇到這樣的事情還是會同樣處理，連夜把信件拿回給老毛看。你老毛想用這樣的詭計去試探老帥，有用嗎？ 我看，這就和三國裡面的蔣干盜書一樣的愚蠢。呵呵，我想，文革期間，收到這樣類似的體溫計的人可能還不少。 從這麼一起不起眼的小事就可以看出毛的人品。與朱德比，一個陰險，一個坦蕩；一個愚蠢，一個睿智。 我就搞不懂，這麼一個陰險弱智慧，人品極差的人，為什麼共產黨那幫蠢才還不要不敢與之切割？ 策動朱德政變的匿名信案 楊憲澄 2012年第11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66年8月，文革正在拉開序幕，在林彪“政變經”發表三個月後，緊接着就發生有人從杭州發信，策動朱德老帥起來發動政變的匿名信案件。具體案件情況如下。 據當時公安部一局派專人來浙江省公安廳介紹稱：8月中旬，朱德乘專列從北京到蘭州劉瀾濤處，剛下車就收到從杭州寄發請劉瀾濤轉交朱德老帥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後立即調轉專列趕回北京將信呈交給毛主席。公安部謝富治部長定為第一大案，因為是杭州發信，郵戳日期為8月8日，所以立即派專人帶來信封與部分信箋的影印件（當時沒有複印機）來浙江公安廳督辦。 浙江省公安廳由副廳長叢鷺丹負責，抽調劉德芳、謝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專案組着手偵破。此案因發信郵戳為8月8日故稱為“八八大案”。 此信書寫筆跡沒有偽裝，判斷為作案者大膽妄為：語詞流暢，有顏體功底，字體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廳領導要我將海外重要情報照上述要求抄報毛主席），判斷為首長秘書；全信沒有一個簡體字，判斷作案者年齡為40歲以上。作案者信件從杭州投寄到達蘭州與朱德同時到達時間十分接近，對朱德行蹤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綻。 在此期間我們對湖濱投郵點的大華飯店（內部高級賓館）、民航班機、車站、飯店展開調查，毫無結果。為此我們曾建議應該從北京中央警衛局內排查，從中突破。並準備派人去公安部詳細匯報。當公安部得知我們的意見後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線索，北京的線索由上級安排……此後公安部不再了解過問我們工作情況，對這麼一起大案從此偃旗息鼓實屬反常。 同年12月，我在叢鷺丹辦公室談起對此案的看法（我與叢關係較好，1957年反右時他私下要我多聽少講，當時算是保護部分骨幹的措施）。我大膽地提出懷疑作案的動機，認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為警衛工作內部幹部挑選嚴格，紀律森嚴，電話一律用保密機，首長不直呼姓名而用代號，專列調度也是十分嚴格保密的。從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與劉瀾濤之間的關係以及專列的出發和信件到達蘭州的時間看，連中央警衛局一般成員也不可能了解這些警衛核心機密。會不會是一支體溫表？叢聽懂我的話，立刻沉着臉說：“你怎麼可以這麼想，在我這裡說算了，千萬別在外面亂說。”僵持幾秒鐘後他關上門，輕輕地對我說：“我也有想法，回去什麼也別提……”我點頭說：“我懂。” 1967年2月傳出所謂“賀龍兵變”之類傳聞，張張揚揚一陣後又偃旗息鼓，無非配合林彪的“政變經”的正確預見性。不久，戚本禹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號的大字報，北京紅衛兵舉城響應，毛主席出面阻止說：“這樣提不妥，朱毛朱毛，國民黨的時代他們要殺朱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成黑司令，我算什麼？朱德是紅司令。”一時間所有攻擊朱德的大字報銷聲匿跡。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親自出面保護一位領導層幹部的講話。事後從傳聞中知道毛主席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認為朱德的發言是“隔靴搔癢”而表示不滿。文革開始時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林彪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借批判彭羅陸楊的同時批判朱德反對毛澤東思想，與會的紛紛跟從批判朱德老帥，甚至有的說“毛主席說你是黨內中常委中的定時炸彈”。然而不到一年，毛主席來個大轉變，親自表態：“朱德是紅司令！”應該說那支測量朱德忠誠的體溫表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使老帥能躲過一場災難。 不久砸爛公檢法中，王芳、呂劍光、叢鷺丹三位廳領導被押往北京審查，我則在機關被隔離審查，我一直為自己講過“此案是一支體溫表”而忐忑不安，按照當時的《公安六條》是屬於攻擊污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大罪，是決死無疑的。直到後來我與叢鷺丹先後被解除審查，見面會心一笑，卸下一個沉重包袱。 此文倘能得到有關人士的補充或糾正，我將十分感激。因為歷史不能被彎曲和掩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