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络上不少老右们有不少好的思考，民主程序选出了穆而西，穆而西要搞专制，要搞政教合一，怎么办？于是人们同情，认可军政府的政变，对军政府的屠杀平民的行为不敢谴责，有的甚至认为穆而西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等是伪民主，所以该杀。这个逻辑当然是荒唐的。

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深入思考，过去中国知识分子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就不会选出坏政府吗？显然不是的，埃及的例子说明了，民主本身虽然是好东西，但民主是可能选出坏政府的。

那么问题是，民主选出了坏政府怎么办？是象埃及军人那样用非民主的方式推翻民选政府和民选总统吗？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们的台湾也经过民主选出过坏政府和坏总统，当时台湾总统陈水扁把台湾搞的乌烟瘴气，台湾百姓忍无可忍，包括民进党内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前主席施明德等也走上街头，抗议，绝食，等等。

幸亏当时的台湾国军没有象埃及军人那样冲动，那样镇压，那样屠杀百姓。要不然，经过蒋经国李登辉和台湾百姓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将会毁于一旦。

所以，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应该有有效机制来约束民选政府和民选总统，最最大不了就是等到下届大选。为此，选民需要为他们的错误选择造成的恶果而承担责任。那种认为民选总统可以被暴力推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就是象当年的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希特勒是犯了国际法，犯了战争罪，犯了反人类罪。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精神就是应该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我有一个疑问，象埃及那样既古老又现代的国家，又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如果真的走民主程序，如果绝大部分百姓愿意政教合一，愿意建立穆斯林国家，那么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尊重呢？

这样的问题同样适用于中国。如果在中国，真正的走民主程序，进行选举，如果共产党还是被选上台，那么是否应该被尊重？甚至共产党的左派坏蛋薄熙来被选上台，是否应该被尊重呢？

我对这样的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与这个国家的民智的开启有关。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如果来一个选举，毛泽东还真有可能合法当选中国总统。中国百姓进行公投的话，还真有可能选择专制集权。

所以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顺利不顺利，与这个国家的民智的开启，公民意识公民权利的教育有关。我看，这就需要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力量，公知的力量。所以，公民意识公民权利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了，文化的传播容易了。

在埃及，同样的，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完善，这个过程中需要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的崛起，需要民智的开启。在埃及，因为有穆斯林，这里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处理起来需要十分敏感。

在中国，专制文化已经几千年，民主化进程十分缓慢，这里同样存在文化冲突，同样需要文化更新，需要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的崛起。

我观察，这次埃及军人屠杀平民，有人把它同中国的六四事件联系起来，以说明当年六四镇压的合理性。这是荒唐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六四还是这次埃及军人屠杀平民，都是应该被谴责被问罪的，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屠杀平民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不分是“好”的屠杀还是“坏”的屠杀。

但是这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平常主张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们，对埃及军人屠杀平民的那种尴尬和不忍谴责的态度，对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是有害的。

对埃及军人屠杀平民的“合理化”解释是十分有害的，这会给中国那些屠夫们借口，他们可以用来为六四镇压开脱，也可以为未来暴力阻碍中国民主化找到借口。

我是一开始就谴责埃及的军事政变的，后来又谴责军人屠杀平民，因为这样的反民主，甚至是反人类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是与这个国家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开启的程度有关的，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是有可能选出坏政府的。那么当民主选出了坏政府，应该怎么办？我不赞同用武力解决，而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当年的六四，赵紫阳先生就是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今天的埃及民主危机，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

当然，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制度，对当选人和当选政府的约束也应该纳入民主程序，比如说公投解决重大分歧等等。

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民主意识的开启，民主制度的完善，民主选出坏政府的可能性会降低，对民选政府和民选总统的约束会加强。

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国家民族和百姓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民主选出坏政府则是选民们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