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

遲浩田

同志們，

我今天很激動，因為我們委託新浪網做的大型網上問卷調查說明，我們的下一代大有希望，我們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在回答“你會向婦孺和戰俘開槍嗎？”這個問題時，有超過80％的人做了肯定回答，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料。

我今天想着重談談，我們為什麼要委託新浪網對我們的人民進行這項問卷調查。我今天的談話是上次講話的續篇，那次講話中我從三島問題談起，提到，20年來牧歌式的“和平與發展”已經終曲，軍刀下的現代化是中國下一步的唯一選擇，還提到我們有巨大的海外利益。今天我會就這兩點做一些具體說明。

我們這次調查儘管表面上的核心問題是要不要對婦孺及戰俘開槍，但體現出的意義並不局限於這一點。粗看起來，我們主要意圖是摸索中國人民對於戰爭的態度：如果這些未來的戰士連非戰鬥人員都敢大開殺戒，對於戰鬥人員自然會百倍殺戮，所以對問卷的回答能夠體現出人民對於戰爭的總體態度。

但事實上，我們的真正意圖不盡在此。中央決定搞這次調查的目的是進行思想摸底，我們想了解，如果我們中國向全球發展，必需伴隨着敵對國家人口的大規模死亡，我們的人民能否接受，我們人民是擁護還是反對。

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的核心思想是“發展是硬道理”。錦濤同志也總是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要緊緊扭住它不放。但同志們往往理解片面，以為只是局限於我們國內的發展。而事實上，我們的“發展”，指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復興，當然不會局限於我們現在這片國土上，當然要擴展到全世界。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黨的老一輩帶頭人劉華清同志，及我們黨的年輕戰略學家何新同志，都反覆強調了世界文明中心轉移論。我們復興中華的口號，就是根據這個思想提出的。大家可以翻翻我們歷年來的報刊資料，上網查查，我們黨是誰最先提出民族復興這個口號。就是何新同志最先提出來的。你們知道何新這個人嗎？雖然他在做報告時挽着袖子和褲腿、一副與人打架的架式令人討厭，但他的歷史眼光卻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

這個問題要從頭講起。

大家知道，按照西方學者宣傳的觀點，全地球的人類，都是發源於非洲同一個母親，所以無所謂哪個民族的種族優越性。但是按照我們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研究，我們中國人與地球上其他人種不同，不是發源於非洲，而是獨立發源於現在的中華大地。大家熟悉的周口店中國猿人，就是我們祖先的一個發展階段。我國正在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就是力求完整探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進程及發展。過去一直講“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而現在，我們眾多從事考古、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歷史研究的專家認為，東北紅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四川金沙遺址、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遺址的新發現，進一步清晰了中國早期文明的生存狀態，證明僅中國稻作農業文化的歷史就可以推到８０００年至１萬年前，從而打破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成說。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是“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進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同一實體”。這就是我們引以為傲、自稱為“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如果說當年希特勒德國鼓吹他們日爾曼民族是地球上最優越民族，那麼我們的民族要比他們優越多了。

正由於我們民族的悠久歷史，我們的民族早就擴散到美洲和環太平洋區域，這就是美洲的印地安人和南太平洋各個地域的東亞人種。

大家知道，靠着我們的民族優越，在我們的大唐盛世時，我們的文明發展處在世界的頂峰，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文明能夠同我們並肩，我們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只是由於後來的故步自封、閉關鎖國，西方文明超越了我們，世界文明中心才轉移到西方。

在回顧這個歷史時，大家很自然會關心，世界文明中心是否會再回到中國呢？

何新同志在1988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如果說，世界主導中心自18世紀以來位於西方的歐洲，從二十世紀中葉又轉移到美國的話，那麼，到21世紀，世界主導中心將轉移到地球的東方。這個“東方”當然主要是中國。

類似的思想，其實劉華清同志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來了。他從歷史分析指出，世界的文明中心正在發生轉移，過去從東方轉移到西歐，再轉移到美國，現在又要轉回到東方。所以，如果說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那麼二十一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紀。

自覺認識這一歷史規律，迎接中國世紀的到來，就是我們黨的歷史使命。大家知道，上世紀末我們在北京建立了一個中華世紀壇，在新世紀來到的那一時刻，黨中央領導集體在那裡高舉周口店火炬，舉行了迎接中華世紀的誓師大會，就是要按照歷史規律，把實現中華世紀做為我們黨的奮鬥目標。後來我們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寫進了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還在新黨章中明確規定，我們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體現了我們黨的膽略。大家知道，過去馬克思他們可從來沒有講過，共產黨是哪個民族的先鋒隊，也沒有講過，民族復興可以做為共產黨的口號。即使毛澤東同志這個有魄力的民族英雄，他也只敢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而不敢把民族復興的口號喊得最響。

我們要高舉民族復興的旗幟迎接中華世紀的到來。怎樣奮鬥才能實現中華世紀？我們必須借鑑人類歷史的寶貴經驗，掌握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吸取其它民族的教訓。

這個教訓就是蘇東喪權亡黨的教訓和當年德國、日本的殘酷教訓。蘇東喪權亡黨的教訓，近來有好多討論，我這裡就不多講了。我今天只談談德、日的教訓。

大家知道，希特勒德國也是非常重視對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教育，納粹黨和政府專門組建了“全國宣傳指導處”、“國民教育與宣傳部”、“世界觀學習與教育監察處”、“新聞辦公室”等多個宣傳教育機構，從小學到大學，向全國人民灌輸說，日爾曼人是最優秀民族，他們要讓人民相信，他們雅利安人的歷史使命是要成為 “主宰世界”的“地球之王”。德國當時萬眾一心的凝聚力比我們現在強烈多了。

但是最後德國慘敗了，與它一起的日本也慘敗了。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在探求大國興衰定律的政治局學習會上，在總結德國日本快速發家的經驗時，也進行過總結。我們在確定走德國道路復興中華的同時，決不能重犯他們犯過的錯誤。

從具體原因來講，就是以下幾點。第一，他們一下子樹敵太多，沒有抓住各個擊破的原則；第二，他們急於求成，缺少成大事的耐心和耐力；第三，該狠狠出手時他們不狠，以致留下後患。試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德日能夠始終中立美國而在蘇聯戰線步步為營打持久戰，如果採取這一方針而爭取時間把核武器及導彈搞過關，然後用核武器及導彈對美、蘇突然狠狠下手，美、蘇必然招架不住而投降。尤其是小日本，犯了一個絕大的錯誤，發動了珍珠港偷襲。那一小下沒有擊中美國的要害，反而把它拖進戰爭，加入為德日法西斯挖掘墳墓的行列。當然，如果他們不犯這三條錯誤而勝利，歷史就要改寫了。那樣，恐怕就沒有我們這些人在駕馭中國，而是日本遷都中國、駕馭中國了。然後，又可能是日本駕馭的中國和整個亞洲，發揮東方智慧，戰勝德國人的西方智慧而統一世界。這些都是廢話，不講了……

從根本原因來講，德日所以慘敗，是由於歷史沒有安排他們做“地球之王”，因為事實上他們不是最優秀民族麼。

當然從表面上看，現在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相比，歷史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認為自己的種族最優越，他們都有受列強欺凌的歷史而有復仇心理，他們都有崇拜自己權威的傳統，他們都感到生存空間嚴重不足，他們都高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所以自稱為“民族社會主義”，他們都崇拜“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但是如果真正把德國同中國相比，拿江澤民同志的話來講，那它簡直就是小兒科！德國它才有多少人口、多大地方、多長歷史？我們三年就消滅了國民黨八百萬軍隊，他們德國才殺了對手多少人？他們一把虛火才竄了十幾年就熄滅了，我們搞了八十多年還活力十足。我們提出文明中心轉移論，當然比希特勒的那個“地球之王”理論高深得多。我們文明的博大精深，決定了我們比他們要高明得多。

我們中國人所以比德國人高明，歸根結底由於我們的民族比他們優越，所以我們歷史久、人口多、地域廣。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老祖宗給我們留下兩個最根本的傳家寶，就是無神論和大一統。我們中華文化的奠基人孔老夫子，就是創始人。

這兩個法寶決定我們比他們西方有更強的生命力，所以中華民族經久不衰，不論有多麼嚴重的天災人禍和民族災難，我們都註定“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我們的優勢。就拿應對突發事件的戰爭形勢來講吧，美國至今所以沒有亡國，是由於戰爭沒有正式打到它本土。一旦敵人瞄準了它的本土，等它國會爭論完了再授權總統對外宣戰，敵人早就打到華盛頓了。而我們呢？就沒有這種扯皮的事。小平同志講，“黨的領導決定問題迅速，定了就辦，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扯皮，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建立在大一統傳統的基礎上。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雖然也強調高度的集中，但注重的只是元首個人權力，卻忽視中央班子的集體領導，所以希特勒後來眾叛親離，從根本上動搖了納粹黨的戰爭能力。

我們所以與德國不同，是因為我們是徹底的無神論，而德國原來是個天主教和基督教國家，希特勒只是半個無神論。希特勒雖然也認為普通老百姓的智力低下、所以應該由領袖說了算，德國老百姓那時雖然也非常崇拜希特勒，但德國不象中國這樣，有廣泛的崇拜“聖人”的經久傳統。我們中華社會所以歷來崇拜“聖人”，就是因為我們不崇拜任何神。你崇拜了神，就不可能崇拜人，除非你承認誰是神的代表，就像中東一些國家一樣。而你一旦承認了誰是聖人，當然你就要由他領導你，而不是由你來監督和挑選他。這就是我們民主集中制的基礎。

所以，說到底，只有我們中國，而不是德國，才是對抗西方議會民主制的可靠力量。德國出了個希特勒專制，那可能只是瞬間的歷史誤會吧。

說到這裡，大家也許可以理解，為什麼近來我們發決定，要進一步宣傳無神論。如果讓西方的有神論到中國來把我們掏空，如果讓中國的老百姓都去聽神的話、跟神走，還會有誰能老老實實地聽我們話、跟我們走？如果老百姓不相信錦濤同志是合格的領袖而對他打問號、要監督他，如果我們教會的教徒置疑我們為什麼要到教會裡去領導上帝，我們黨還能領導中國嗎？！

德國要想當“地球之王”的努力失敗了。歸根結底是由於歷史沒有賦予他們這個歷史使命。但是德國當年的三條經驗，卻是我們在完成我們歷史使命、實現民族復興時應該汲取的。這就是牢牢抓住民族的生存空間問題，牢牢抓住執政黨的領導，牢牢抓住當“地球之王 ”這個大方向，緊緊擰住這三個問題不放。

下面我要談談這三個問題。

首先是着眼於生存空間問題，這是我們民族復興的最大着眼點。上次講話我提到，爭奪基礎性生存資源（包括土地、海洋）是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的根源，在這個信息化時代會有變化，但不會有本質的變化。我們本來的人均資源就比當年的德國少很多，再加上這二十幾年發展經濟的惡化作用和氣候的急速惡化，我們資源嚴重耗竭，環境嚴重惡化，尤其是土地、水源和空氣問題，格外嚴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是民族的生存，都面臨着嚴重的威脅，嚴重性遠遠超過當年的德國。凡到過西方國家的人都能感受到人家的生存空間遠遠超過我們。他們高速公路旁是大片森林，我們公路旁難得見到幾棵樹；他們的天空常常是藍天白雲，我們的天空罩着一個黑鍋蓋；他們的自來水管扭開就能喝，我們連地下水都污染得不過濾就不能喝；他們的大街上沒有幾個人，他們兩三個人就住一棟小樓，我們滿街人擠人，幾個人擠一間房。多年前有人寫過一本書，題目叫《黃禍》，說我國到了人口十三億的時候，由於我們人人瞄準了美國式生活方式高消耗，有限國土資源承載不了，而導致社會大崩潰。現在我們的人口已經超過這一極限，靠着進口資源來維持。這個問題我們不是不重視，我們有個國土資源部，每天都在專注這個問題不放。但由於“生存空間”一詞與納粹德國有太多聯繫，我們所以不便公開多講，以避免西方想起納粹德國而助長“中國威脅論”。所以我們在按照何新理論強調“人權就是生存權”時，有意只講“生存”而不提“空間”，避免使用“生存空間”這個詞。從歷史來講，中國所以面臨生存空間問題，是由於西方國家搶在東方國家前面發展，所以得以在全世界殖民，從而在生存空間問題上占據了有利地位。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帶領人民走出去，向國外發展。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要着眼於執政黨的領導能力，這個問題我們比他們那個國社黨（即納粹黨）要抓得好。他們雖然把納粹黨的權力伸展到德國國家政權的各個方面，但卻沒有能夠象我們這樣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權，沒有象我們一樣把“黨要管黨” 做為第一要務來抓。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我們黨打天下的“三大法寶”時，把建設好我們這個共產黨，把共產黨的領導權，做為最重要的一條法寶。

我們現在要鞏固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加強領導能力，關鍵是抓住兩條。

一條是宣傳好三個代表理論，強調我們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而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很多群眾在下面議論說，“我們從來也沒有投票讓你們共產黨來代表我們，你們怎麼可以自稱為我們的’代表’？”

對這個問題不要擔心。毛澤東同志講，帶領同盟者取得勝利，使他們得到利益，他們就會擁護你。所以，只要我們帶領中國人民走出去，解決了中國生存空間不足問題，中國人民就會擁護我們，那時就無所謂什麼“專制”“獨裁”的帽子了。所以，我們能否永遠做中國人民的代表，就看我們能否成功帶領人民走出去了。

所以這第二條，能否帶領中國人民走出去，就是關繫到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最大課題和關鍵課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知道，沒有我們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的一切。所以永遠保衛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就是我們的最高宗旨。“六四”前我們模模糊糊意識到，只要使中國翻身就能贏得人民對GCD的擁護和愛戴，所以我們就要爭取幾十年的和平時期把中國發展起來。不管什麼主義，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把中國發展起來就是好貓！不過那時對中國發展起來以後怎樣處理國際糾紛還沒有成熟考慮。那時小平同志提出，當代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但“六四”暴亂給我們黨敲響了警種，上了最記憶猶新的一堂課。中國和平演變的壓力使我們對時代主題必需重新考慮。我們看到，和平與發展這兩個問題一個也沒解決。西方敵對勢力總是按照他們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中國，妄圖用和平演變推翻我們共產黨的領導。所以只搞建設發展還有丟掉共產黨江山的可能。那次“六四”暴亂差一點和平演變成功，如果不是我們大批老同志健在並在緊要關頭把(敏感詞類)班子的權奪了下來，我們都會被關起來，被整死了也沒有臉面到馬克思那裡去報道。但是雖然“六四”這一關過去了，等我們最後這批老同志死光了，沒有我們掌舵，和平演變還是要光臨中國，就同前蘇聯一樣。五六年他們撲滅了當時的匈牙利事變，打退了南斯拉夫鐵托修正主義的進攻，卻頂不住三十幾年後的戈爾巴喬夫，原因就是，一旦打天下的老同志死得差不多了，共產黨的天下就要被和平演變奪走。

“六四”平暴後我們一直在考慮如何防止中國和平演變以保住共產黨的領導權，我們想來想去，想不出好辦法。如果我們拿不出好辦法，中國的和平演變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經過我們黨的深刻反思，我們終於得出結論：只有把發展起來的國力轉變為打出去的拳頭力量，帶領人民走出去，才能永遠博得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愛戴，我們黨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人民就少不了共產黨，就會永遠心甘情願地跟共產黨走，就同以前我們農村常見的一副對聯寫的那樣：“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

所以六四暴亂使我們認識到，必須把國家的建設發展同準備打仗、帶領人民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所以從那時以後，我們的國防政策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們越來越強調“平戰（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結合”，我們的一切建設發展都要為戰爭需要做準備！我們公開強調的仍舊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事實上經濟建設是以戰爭為中心！我們花大力建設了“長城工程”，在全中國的海防、邊防及大中城市附近，建設起能打核子戰爭的堅強地下長城，儲備好一切必需的戰爭物資。所以我們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要帶領人民走出去，保證我們黨的領導地位。無論如何，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我們寧肯要這整個世界甚至整個地球與我們黨共存亡也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現在不是有什麼“核捆綁”理論嗎？就是說核武器把整個世界的安全捆綁在一起，要死大家死到一起。我看事實上還有另一種捆綁，就是我們黨的命運與整個世界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如果我們共產黨完了，中國就完了，世界就完了。

我們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帶領中國人民走出去。如果我們高瞻遠矚，就能看到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第一，中國悠久的歷史造就了世界第一的大陸人口和海外華人人口；第二，利潤掛帥的西方資本家為了追求我們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必然要在我們打開大門時來中國投入資金和技術支援我們建設發展；第三，那麼多海外華人的力量為我國引進外資、外國技術和先進經驗創造了最佳條件，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必然能取得極大成功；第四，中國的經濟大發展必然伴隨着中國人均生存空間的縮小，促使中國向外爭取新的生存空間；第五，中國的大發展也必然伴隨着我們軍事力量的大發展，為我們走向世界、向海外發展準備了條件。從拿破倫開始，西方就對中國睡獅的甦醒懷有極大的恐懼。但是中國睡獅站立起來並走向世界是不可阻擋的！

我們完成民族復興歷史使命時應該牢牢扭住的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堅定不移的抓住“美國問題”這個大方向。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有決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什麼是我們最大的正確方向？就是解決美國問題。

這看上去很驚人，道理其實很簡單。

何新同志提出的一個根本性論斷很有道理。他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斷言：中國的復興與西方的戰略利益有着根本性矛盾，所以必然受到西方國家的全力阻擋。所以中國只有衝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圍堵，中國才能發展，才能走向世界！

我們要想走出去獲得新的生存空間，美國會答應嗎？第一，如果美國堅決出面阻擋，我們難以對台灣及另外一些國家有什麼做為！第二，即使我們從台灣、越南、印度甚至日本那裡打下來一些土地，那能增加我們多少生存空間？微不足道嘛！只有象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才有廣闊的土地能夠供我們大量殖民。

所以解決“美國問題”就是解決其它一切問題的關鍵。第一，這使我們有可能向那裡大量殖民，甚至建立同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另外一個中國。美洲本來就是我們黃種人先發現的嘛，哥倫布卻把功勞記在白種人身上，我們黃炎子孫有權去享有這塊土地！聽說黃種人血統的居民在美國地位很是低下。我們要去解放他們。第二，解決了 “美國問題”，歐洲西方國家就會向我們屈服，台灣、日本和另外小國就更不在話下了。所以，解決“美國問題”就是歷史交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

我有時想，中美兩國真是冤家路窄，真是太殘酷了！你們記得有一本關於劉鄧大軍的電影，叫做“決戰中原”吧，影片有句氣吞山河的名言：“冤家路窄，勇者勝！” 就靠着這種破釜沉舟的拼殺，我們才奪取了中國大陸。歷史註定中美兩國要冤家路窄地互相拼殺！雖然從歷史上來講，美國沒有象俄國和日本那樣侵占和危害中國，而且在抗戰時幫中國打日本，但是它將來必然會是我們民族復興的阻力, 而且是最大的阻力！長遠來講，中美關係就是這種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關係。有一次美國人來訪，勸我們認清中美關係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小平同志很客氣地回答他們：“告訴你們政府，中美之間不存在那種互相依賴、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其實小平同志是太客氣了，沒能直率講，“中美之間是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關係”。當然我們現在還沒到同他們撕破臉皮的時候。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還要依靠他們的資金和技術，還離不開美國，所以我們使盡渾身解數發展與美國的關係，在各個方面全力學習美國，以美國為榜樣來重新打造我們國家。這些年來在國際交往中我們是怎麼過來的？我們哪怕是陪盡笑臉，哪怕是被打了左臉再伸出右臉，也要硬着頭皮頂住忍住，發展與美國的關係。還記得電影《武訓傳》中那個武訓嗎？他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強忍着疼痛挨盡了多少拳打腳踢！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只有我們把它的一切有用經驗都學到手，我們將來才能取代它。我們雖然現在也學着美國人的腔調說“中美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文明史反覆教育我們，一山不可二虎。我們也千萬不要忘記，小平同志強調的“韜光養晦”，它的潛台詞其實說到底就是：對於美國，我們必需忍耐，必需隱藏我們的最終目的，隱藏我們的能力，等待時機。這樣我們就會頭腦清醒：為什麼我們沒有使國歌“與時俱進”地帶上和平色彩，沒有使國歌離開戰爭這個主題，反而在這次修改憲法時，第一次明確規定《義勇軍進行曲》是我們的國歌。這樣我們也會理解，為什麼我們始終高喊“台灣問題”而不提“美國問題”，大家都知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個道理。如果說普通老百姓兩眼只能看到台灣這個小島，那麼你們作為國家精英，應該能夠看到我們事業的全局。這些年我們按照小平同志的部署，把那麼大面積的北方領土都讓給了俄國，難道我們黨中央是傻瓜?

在解決“美國問題”上我們要跳出框框。歷史上一國打敗了另一國，或是占領了另一個國家，但都不能把被征服國家的人民殺光，因為那時大刀長矛甚至步槍機槍的殺人效率太低，所以不可能只得到一片土地而不要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但是如果按照這種框框征服美國，我們也不可能往美國大批殖民。

只有用非常手段把美國“清場”，才能把中國人民帶領過去。這是唯一的一條道路，而不是我們願意不願意的問題。用什麼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國“清場”呢？飛機大炮導彈軍艦之類的常規武器不行，核武器之類的高破壞性武器也不行，我們不會傻得真要用核武器與美國同歸於盡，雖然我們高喊為了台灣問題不惜一切代價。只有非破壞性的大規模殺人武器才能把美國完好地保留下來。現代生物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新的生物武器層出不窮。當然我們也沒有閒着，這些年來我們搶時間掌握了這類殺手鐧，我們已經有能力達到突然把美國“清場”的目的。小平同志還健在時，中央就高瞻遠矚地做出了正確決策：不發展航母戰鬥群，而集中力量搞滅絕敵人人口的殺手鐧。

從人道主義考慮，我們應該先向美國人民發出警告，勸他們離開美洲而把他們現在生活的土地讓給中國人民，或者至少把半個美國讓給中國殖民，因為美洲最早是中國人發現的麼。但這行得通嗎？如果這行不通，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用果斷手段在美國“清場”，以迅雷不及掩兒之勢把美國這塊土地騰出來！我們的歷史經驗證明，只要我們造成了既成事實，世界上誰都不能把我們怎麼樣，何況美國這個為首的敵人被消滅了，其它敵人只好向我們低頭。

生物武器是無比殘酷的。但是不死美國人就死中國人，如果中國人民被困死在這現有國土上發生社會大崩潰，根據“黃禍”作者的計算，中國人要死掉一大半，八億多人口！我們這片黃土地在解放初時承載了近五億人口，現在的公開人口就超過十三億，這片黃土地的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極限，說不定到哪一天，說崩潰就崩潰，人口死掉一大半。

我們要有兩手準備。如果生物武器偷襲成功，中國人民將在對美鬥爭中付出最小犧牲代價。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發美國的核報復，中國恐怕就要遭受損失過半人口的災難，所以我們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準備。但不管怎樣，為了黨和國家及民族的前途，我們只能大膽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艱難險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犧牲！人口即使死了過半，還能再生出來，而共產黨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遠完了！

中國歷來改朝換代都是殘忍者勝仁慈者敗，最典型的就是霸王發了善心沒能對劉邦“追窮寇”，結果最後反而死在劉邦的面前。所以我們強調要不惜採取果斷手段。未來中美冤家窄路相碰，如果我們心慈手軟就是對中國人民的殘忍。

我講到這裡，難免有人會問：那麼我們在美國的幾百萬同胞怎麼辦？他們說，我們不是反對中國人殺中國人嗎？

這些同志很迂腐，太不講究實際了。我們如果堅持中國人不殺中國人，我們能解放中國嗎？至於在美國的幾百萬華人，這當然是個大問題，所以這些年我們也在研究基因武器，就是不殺黃種人的生物武器。但是這項研究的難度很大。全世界的基因武器研究，是以色列走在最前面，他們的基因武器是要對付阿拉伯人而保護以色列人。但即使他們，也沒有達到實用的階段。我們同以色列有研究合作，可以把他們一些技術拿過來一些，把他們用來保護以色列人的技術加以改造，用來保護黃種人。但是他們的技術不過關，我們也難以在幾年之內超越他們。如果基因武器在五到十年以後才能突破，我們已經等不及了。我們這些老同志的有限生命已經等不及了。雖然象我這樣的老戰士還可以再等待五年十年，但那些三八式老同志和僅有的那幾個老紅軍，都不能再等了。所以我們只好放棄對基因武器的期待。當然從另方面來講，在美國的華人，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負擔，他們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薰陶慣了，不容易接受我們黨的領導。如果他們生存了下來，我們以後還要搞運動對付他們，改造他們。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打倒國民黨解放中國大陸時，有那麼多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都舉雙手擁護我們，但後來我們還不是要搞“鎮反”和“反右 ”來重新清理和改造他們他們？有些人隱藏很深，到了文革才被挖了出來。

歷史證明，任何社會大變動搞得不好都會大量死人。可不可以說：死人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三國爭霸死了多少人？成吉思汗征服歐亞大陸死了多少人？滿清入關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倒沒死多少人，但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加上“鎮反 ”、“三反”、“五反”死了至少兩千萬人。……我們原來擔心一些年輕人一聽說打仗死人就會嚇得心跳。我們戰爭時期死人見得多了，血肉橫飛、肝腦塗地、橫屍遍野、血流成河，我們見得多了。到了戰場，大家殺人都殺紅了眼，因為那是你死我活、勇者勝麼。要美國人死它一、兩億人確實是殘酷，但只有這條路才能換取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世界的世紀。我們不希望死人，我們是革命人道主義者。但是如果歷史一定要我們選擇：是死中國人還是死美國人？是保全幾億中國人的生命重要還是保全我們黨的生命重要？我們只能選擇後者。誰叫我們是中國人？誰叫我們是共產黨員？從我們入黨那第一天起，黨的生命就是高於一切！歷史將證明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現在，當我講完這些以後，你們大概可以理解了，為什麼我們要搞這次網上問卷調查。簡而言之，我們這次網上調查就是要確實了解，如果有一天我們秘密地用果斷手段在美國搞“清場”，會否激起我們人民的反抗？人民是擁護的多還是反對的多？我們的基本判斷是，如果人民贊同對對戰俘和婦孺開槍，那就會贊同在美國搞“清場”。二十多年來，中國基本處於和平年代，整整一代人沒有受過戰爭的洗禮。尤其是，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的戰爭形式、戰爭理念和戰爭倫理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垮台以來，西方意識形態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占據了主導地位，西方的人性論和人權觀對中國青少年的滲透日益加強。所以，我們本來對人民的態度沒有很大把握。如果我們的人民基本上反對我們在美國搞“清場”，我們當然就需要要有相應的應對措施。

為什麼我們不通過行政途徑而是在網上搞調查呢？這當然有原因。

首先，減少人為干擾，有助於摸清人民的真正思想，另外，不會泄密，不會暴露我們搞調查的真正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夠參加網上回答問題的，主要是有一定文化背景、有一定頭腦的群體，他們是我們人民中起決定作用的中堅群體和帶頭羊。如果他們擁護我們，整個人民就會跟我們走；如果他們反對我們，他們就會在整個社會中起登高一呼、揭竿而起的危險作用。

令我們非常欣慰的是，他們沒有交白卷，反而，他們交了八十多分的優秀成績。這是我們黨幾十年來宣傳教育的優秀成果。

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受西方影響，反對對戰俘和婦孺開槍。他們有的說：“看這麼多人說都要對婦孺兒童下手，真是膽戰心驚。大家都瘋了嗎？”有的說：“中國人號稱愛好和平，實際上是最為殘忍的民族。評論上滿篇殺伐之聲，令人心寒。”

雖然持這類觀點的人太少而不足以影響大局，但我們還是要針對這類論調，加強宣傳工作的力度。

這就是大力宣傳何新同志的最新論斷。他這個最新論斷早就報告了中央，你們也可以上網查到。

如果你們上網用關鍵詞查一下，就可以看到，何新同志前些時間同香港《商報》談話時指出：“美國有個驚天大陰謀”。據他掌握情況，1995年9月27日至10 月1日由美國出資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邀集當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經濟界領袖和科學家，其中包括喬治·布什（當時他還不是美國總統）、撒切爾夫人、布萊爾、布熱津斯基以及索羅茲、比爾蓋茨、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等全球熱點人物，在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舉行高層圓桌會議，討論關於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導人類走向21世紀的問題。據何新掌握，到會的全球精英們認為，在21世紀，僅啟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其餘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創造新價值的人類廢物。與會者認為，這多餘的80%人口屬於垃圾人口，應該逐步設法用“高技術”手段消滅他們。

所以，既然敵人在秘密策劃消滅我們的人口，我們當然不能對他們大慈大悲。何新同志的報告非常及時，證明了我們做針鋒相對鬥爭的正確性，證明了小平同志生前高瞻遠矚部署對美戰略的英明正確。

當然，我們在宣傳何新同志這篇談話時不能把它登在黨報上，以免引起敵人警覺，因為何新的談話可能使敵人想到，我們掌握的現代科學技術，包括“乾淨”核子技術，遺傳基因武器技術以及生物武器技術，能夠為大規模地消滅他們的人口，提供有力手段。

最後一個問題，我要談談牢牢抓住軍事鬥爭準備的問題。

當前我們處在進與退的關口。一些同志看到我國到處泛濫的腐敗問題、國企問題、銀行壞帳問題、環保問題、社保問題、教育問題、艾滋病問題、上訪請願問題甚至暴亂問題，動搖了準備軍事鬥爭的決心。他們認為，應該先抓政改問題，認為我們自身的政改是第一位，解決了國內問題以後，然後才是對外的軍事鬥爭問題。

這使我想起了1948年中國革命的關鍵時期。當時解放軍大軍飲馬長江，但解放區面臨十分複雜的形勢，到處都發生難以解決的問題，中央每天都接到告急的警。怎麼辦？是先停下來整頓後方和內部再前進，還是一鼓作氣打過長江去？毛主席以他非凡的智慧和膽略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進軍令，解放了全中國。原來那些最初看來“不得了”的矛盾問題，都在革命大浪洶湧向前之中解決了。

現在我們似乎正處在當年革命大軍飲馬長江的關鍵時刻，只要我們牢牢抓住軍事鬥爭準備這最根本的一條，中央相信，只要我們一舉解決了美國問題，我們國內的問題全都會迎刃而解。所以我們的軍事鬥爭準備表面上是(敏感詞類)，實際上是針對美國，遠遠超過打航母打衛星的範圍。

馬克思主義指出，暴力是新社會誕生的產婆。所以戰爭就是中華世紀誕生的產婆。在戰爭向我們走來之際，我對我們下一代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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