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让人揪心，无奈，悲伤，它也使很多人陷入不断的争辩之中。我们知道，除了关注和捐助外，我们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当‘旁观者’也有旁观者的优势，通过阅读不同的报道和评说，也许会让你冷静地思考一些你曾认定此生再也不会去想的问题。这些想法也许对当前的地震救援没有实际用途，但也许会为应对未来的自然灾害提供一定的参考。

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总理请李四光组建一支从事地震的专业队伍，由此产生了后来的国家地震局。一些中科院的研究所，如北京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以及兰州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就是在此时分出或划归给国家地震局。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以‘监测预报’为主。在1966-1976年的十年地震活跃期，中国大陆先后发生了十次左右的7级以上大地震，其中1975年辽宁海城大地震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成功预报的范例。但这点喜悦很快让1976年的唐山地震大灾难一扫而光。海城地震是一次不多见的前震-主震型内陆大地震。

经过这段地震预报高峰后，日本和美国的地震人员意识到仅以预报地震来应对地震灾害是靠不住的。他们把应对地震灾害的重点逐渐转向以防震抗震为主。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预知在何时何地有多大地震将要发生，那就设法使新旧建筑设施能抗击一定强度的地震，至少不至于让建筑设施完全垮塌。在日本和美国加州随后发生的地震中，防震抗震的对策的确极大的减少了地震带来的伤亡和破坏。尽管如此，他们又一次认识到震后‘救援减灾’应成为应对地震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条监测预报-防震抗震-救援减灾的合理系列。

国内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给予防震抗震与监测预报相当地位的，但地震预报的龙头老大地位仍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记得当时读硕士时，在科技英语课上读了许多美国和日本人发表的专业文章，从中感到国内外在应对地震事件上的思路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没有几个人公开讲这种差别，因为这是要得罪多数有权有名望的官僚和专家的。

大概从90年起，联合国开始实行‘国际减灾十年’，其中的主题是‘减灾’。国内也轰轰烈烈地宣传了一通，各地地震局都成立了减灾办公室，但并没有实际举措。减灾的核心之一是灾后救援，这需要特殊设备和经过特殊训练的专业救援人员。这种大投资是不会投向地震局的，他们也做不了，所以减灾办公室只是个摆设而已。

76年唐山地震后，中国大陆进入了比较长的地震平静期。尽管发生过几次7级以上大地震，但大多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因此也显不出救援减灾的重要性。此次汶川大地震带来的巨大苦难不知是否能使政府警醒，从而扎扎实实地组建起自己的专业化救援队伍。这不仅仅为了应对地震灾害，而且也是为应对其他自然灾害，甚至由‘人祸’导致的灾难。灾难发生后，抢救生命是最重要的。温总理也是这样说的！

[胡杨子2008年5月15日08:03:50 于五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