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羨慕朋友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由得感嘆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現狀，恨不能早日金盆洗手、享受清靜無為的安樂時光。朋友多少還是了解我的，也勸我把工作看淡一些，放棄名利，興許會得到其它意想不到的收穫。一個月前，朋友用蘇軾的“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來傳遞此意，其中有沒有其它深意，還需另立項目深究之。

用太祖爺衡量人的標準判斷，蘇軾既不輸文采、又不遜風騷，實屬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俱佳的罕見聖手。說到底，蘇軾只是個有良知文人而已，基本上沒有什麼政治智慧，所以始終在政治浪潮中沉浮不定，曾三次被貶。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遭誣陷，以“作詩攻擊朝廷”之罪被捕入獄。由於事關重大，除了蘇軾弟弟蘇轍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極力為蘇軾開脫之外，滿朝官員皆避而遠之。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嫉妒蘇軾才藝，恨不得致其於死地而稱心的所謂文人才俊。那時王安石已罷官隱居江寧，等他知曉“烏台詩案”一事，蘇軾死罪已定。儘管蘇軾曾經反對過王安石倡導的變法運動，王安石不計前嫌，連夜寫信用特快專遞送給神宗。信中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神宗覺得王安石說的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軾放了，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初到黃州（今湖北黃岡），蘇軾以自嘲詼諧口吻寫下了《初到黃州》：

初到黃州

蘇軾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雖然是發牢騷，但蘇軾能在逆境中苦中作樂，這種豁達樂觀的態度實難可貴。最後兩句蘇軾調侃自己拿着朝廷的銀子，又不能為國家作貢獻，實在是酒囊飯袋。

越是文采高的人，政治理想也大，可是文采與治國是完全不同的事。所以對文人的政治能耐，沒有人比皇上（不包括傻瓜皇帝）更了解。皇上只能依照文人實際的治國能力來分配工作，可是文人卻是以自以為是的個人理想來選擇崗位。這其中的差距往往導致一些文人最終變成“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的牢騷滿腹的酒囊飯袋。

李白寫得一手好詩，特別是在似醉非醉的時候更是思如泉湧。唐玄宗讓李白供奉翰林，做皇上的文學侍從，可算是專業對口、充分發揮李白的一技之長。可是李先生自命不凡，皇上的文學侍從豈能入了李大仙的法眼，故認定皇上埋沒了自己的治國安邦之才，因此經常喝得爛醉如泥，根本不願做翰林該做的那點小事。如果唐玄宗真讓李大仙做宰相，舉國軍民上行下效，每日爛醉如泥，安祿山根本不需造反，一馬平川進入長安直接當皇帝的了。您可甭說李大仙是當翰林後才開始借酒澆愁的，他本來就是個酒鬼。三年後，唐玄宗把這個牢騷滿腹的酒囊飯袋“賜金放還”已經是寬宏大量了。

相比之下，蘇軾雖然反對過王安石的體制改革，但他是個正派文人，不是政客。蘇軾在外任期間，因親眼看到了改革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從中反省反對派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回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蘇軾對新法認識上的改變，淡化了在政治上對王安石的對立情緒。王安石罷相之後，不涉政治，雙方就更欣賞對方的正氣與學問了。“烏台詩案”，王安石救了蘇才子一命，劫後餘生，有鮮魚嫩筍日日相伴，蘇才子又豈能不感嘆：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您就知足吧！

南星子感言，20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