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长啥样

——聊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泛读了三卷《毛泽东选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家每篇文章都围绕着一个“赢”字来做文章，而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却念兹在兹四个字：“雪耻、图强”。两相比较，大概是多了三个字，所以没能赢过“赢”。老人家有迫切的“赢”的意愿，体现在文章中，就是他的每篇文章都隐隐有金戈之声、有风雷之势。每一篇文章都自有来由，都有的放矢。文章讲究气场。这些文章里充满了霸气、豪气和算计，老人家是一个政治上的精算师。大多数书生文章，说理、引导，所谓循循善诱，对自己一时拿不准的观点，模棱两可，一句进一句出，一句收一句放，这就是所谓的文章的圆滑老到。老人家的文章，没有一丝狐疑，杀伐决断，溢于字里行间。读老人家的文章，好比咬脆皮黄瓜，很对我的胃口。这里也显现老人家在动笔之前都经过深思熟虑，不，是深谋远虑；都经过调查研究，功课做扎实了，甚至可以说每根政治毫毛都被他筛选过了，掌握得一清二楚，胸中有料下笔有神，所以老人家的文章底气十足。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过之后第一印象就是这哪是什么讲话，分明是一纸训令。近年，有一个成语，叫颐指气使，因为“颐使气指”而成为了网络热词，其实老人家就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大家长。张闻天把总书记交棒给老人家时，对老人家咄咄逼人的霸道很不受用，走出窑洞仰天自语，“老毛这是要当皇帝呀！”老人家提出的观点、问题和立场，就要求你们不折不扣的遵照执行。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要求。但文章的语气就是这个调门。想通的要执行，没有想通的要在执行中想通弄懂。老人家后来不是发话说“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饭吃”，这是对知识分子整肃的前奏。事情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也总有一个脉络可循。42年发表《延讲》这个时候还是笼络他们的蜜月期，手法上更多表现出“怀柔”的一面。《延讲》与其说是文艺总动员，不如说是文艺界的整风。目的是统一文化人的思想，让他们汇成一股洪流，为党服务。老人家开宗明义就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篇政治宣言，也是一篇政治宣传，直白说，跟文学艺术没半毛钱关系。

到了1942年，共产党因为忽悠的好，在延安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小文化人，这些人成份复杂，也各怀心思。有些人是满腔热血真心来抗日，可到了延安一看，哪有抗日，只有日炕，由希望变失望乃至失落。有些人年轻耿直，对国民党失望，就误以为共产党廉洁，兴冲冲跑延安来猎奇。西南联大有两个孩子要去延安“抗日”，钱穆说去那里干嘛？你们好好上学得了，打仗不是你们的事，再说，延安不是前线是后方啊。有些人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到延安寻求出路，结果是实现了弯道超车，过上了另一种荣华富贵。凡此种种吧。你想，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群整天无所事事的人，碰巧又有点文化，农民还可以把它们困在土地上，文化人如果无所事事，必然无事生非。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是非。派点他们活干，既可以解决他们无事生非无所适从的状况，也可以利用他们各自的文艺优势，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荣誉感，搞点小文艺，同时改善延安生活的枯燥，一举多得。我想，老人家就是看到了这点，才决定召开这么一次座谈会。目的很明确，给你们事情做，不要一天到晚吃饱了整幺蛾子出来，给党造成不良影响。譬如有那么一个姓王的小文人，吃延安的饭，砸延安的锅，简直逆天了，还竟然贴墙报，指桑骂槐。

延安，郁达夫徐志摩不会去，胡适傅斯年不会去，如果鲁宗师活着，也一定不会去。以鲁宗师的门槛和狡猾，他知道自己去了，有好脸色，但不会有好位置，也难有好结果。插播一句，他给章廷谦的信中多次提到过对左翼的看法。42年的延安，还是小庙，装不下大菩萨。少年成名或深孚众望的社会名流不会去。去延安的，都是小角色，小有名气但远谈不上出类拔萃。这群人也没有拖家带口的困扰，受共产主义忽悠的蛊惑，说来就来了。来了之后才发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心生失望。我们都知道“杨修之死”，大凡读了三点水的人，都有孤傲、骄傲乃至桀骜不驯的毛病。杨修死于自己的小聪明。王实味也是。58年反右派，老人家第一要打掉的就是知识分子身上骄傲自满的毛病。这群人谁也看不起，谁也看不起谁，谁也看不得谁。这是一群有叛逆性格的人，也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定型的人，也是可塑性最强的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杀威棒，把这群游闲散漫的人统一起来。《延讲》不是请客吃饭，没有温良谦恭让，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文艺界中的延伸。老人家在派给你们任务的同时，让你们在明里暗里互相逞强互相争斗，文艺界明争暗斗最后都得找老人家来裁决，这样老人家既提高了威望又掌控操纵了人和事，这是老人家的驭人之术。

文艺，文学和艺术，本质上只有社会属性，没有阶级属性。什么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华丽花哨的这个文艺那个文艺，实质都是宣传。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借用孟子的话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妓女打扮是为了更好的招徕嫖客，文艺不断的变装是为了更好的宣传。所以岛国小电影中我最喜欢素人，无他，因为本色。每个人因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生长环境不同、认知能力不同，看世界的视角当然不一样。而文学艺术正是这样产生的，文学艺术最可宝贵的就是创作者的差异性。文学艺术没有禁区。文学艺术产生于创作者的创作冲动，产生于创作者的直觉和灵感，艺术没有对和错，没有好和坏，没有正能量负能量之分，传导的是一种和欣赏者产生互动、产生共鸣的感官感觉，乃至通过感官直击心灵的这样一种感受。如果把艺术家的思想意识统一了，那结果就是千篇一律。艺术不是现代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艺术作品的光辉来自于创作者身心的自由。有灵魂的自由，才有艺术的直觉，才有光辉的作品。老人家延续并发挥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的观点，把文艺整成了党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不但使文艺这个概念狭窄化了，也囚禁了创作者的思想。《延讲》一开腔，我就联想到了中世纪的至暗时刻。联想到了“文艺复兴”的前夜。百度“文艺复兴”的词条，“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成绝对的权威。文学、艺术、哲学一切都得遵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实施制裁，甚至处于死刑”。时序进入2012年，《圣经》早已下了定于一尊的圣坛，而新的《圣经》却依然耸立在圣坛上，把百名作家耍的团团转。

读书要做笔记，读《延讲》，我准备了N个赞和N个不同意见的地方，想细细解读。比如说，我对老人家关于文学语言的运用，他说的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譬如“张屠夫混毛猪”什么的，更能为一般群众所接受。显然，这是老人家的心得体会。但是读到最后，似乎是天启神眼，发现我的笔记都是无用功。这个《延讲》哪是什么文艺的春风，分明是禁锢人头脑的迷魂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末尾有这么一段提到文艺，“现代艺术明显不同于过去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过去的文化成就，比如巍峨的教堂，其意义在于激励从国王到农夫的所有人，而现代艺术和音乐却充满着自我意识，衡量其优劣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具有大众不可接近的特性，甚至现代艺术经常会是对大众的有意冒犯或者嘲弄”。这里强调的是艺术家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老人家还在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42年距离文艺复兴过去了大约600年，而如来佛还在给孙悟空划圈圈，这是画地为牢啊！大概莫言也看到了索维尔的这段话，幡然醒悟，从一个认真抄写《延讲》的积极分子，成为了一个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行列的“不耻于人民的臭狗屎”。从自我觉醒对比党的要求，这中间是南辕北辙。古人说“文学与政通”。或许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文艺分两种，一种是文学和艺术；一种是共产主义文学和艺术。

在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衮衮诸公中，我以为缺了三个人，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如果把这三个家伙吸收入党，在党的春光沐浴下，党文化的成绩就更大了，就更能证明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插播一条广告，如果大外宣谁能给我钱，我就能证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一定能把他们的党员身份包装的完美无缺。文学艺术的源头，首先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人性的觉醒。一个灵魂禁锢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呢。老人家在论及人性这东西的时候说，“有没有人性这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老人家这话是失之于偏颇了。我以为，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的，都算作人的话，人就都有共通的喜怒哀乐，善良、同情、怜悯这些人与生俱来所共有的东西，这就是人性。人性中的共通部分，也是普世价值赖于存在的基础。除非共产党员真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才不问黑白只讲党性不通人性。但我看，常熟的国宝还不乏人性，时不时关心我一下。派出所秦教导员也不时扛几斤大米接济我，使我不至于饿死。《延讲》禁锢人性，而早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辈们就在探索发现人性，“文艺复兴运动使正处在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人们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价值”。因为人性的回归和解放，才开启了欧洲蓬勃兴盛的文艺的复兴时代。反观《延讲》，不但是开启禁锢文化人思想的一个朝代，还确立了文化人不得不依附党体制成为附庸的一个坏制度。

演员赵丹生前放的最后一个屁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袁鹰在《人民日报》刊载赵丹的遗言，文中说：“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2021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