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 啊，真 操 蛋 ——淡讀《零年代》 老鼠嗅到氣味能追蹤到食物，閱讀者也能根據因緣際會碰上心氣相通的文字。零八年冬，偶爾買了打折的《當代》，還有《收穫》。恰巧撞見了兩篇心投的文字，一篇《零年代》，一篇《巴比倫少年》。之前，從來沒接觸過這兩篇小說的任何訊息。能在鋪天蓋地的作品中，一眼相中，不得不說這是上帝下的投緣狀。而我，於閱讀《零年代》兩年後仍念念不忘要寫這篇評論，足見傾心。 兩年心儀一個小說而寫不出評論，於我有諸多思考。一是文學和故事的區別。文學趨於冷， 故事趨於熱。故事的熱在於情節和敘述，某種程度上帶有消遣的性質；冷的文學，於字、句、段落的邊角能猝然遇見人性的幽微，洞徹人性的陰暗或者幽光，人性的幽光嵌在字縫的針腳處，產生激盪心靈的綿密或者微瀾，此所謂耐讀、所謂打動人心。年輕人讀不進冷文學，人生一帆風順的人讀不進冷文學。 《零年代》寫趙伏文這個人的操蛋生存。一個在社會邊緣徘徊、然後是一家子在社會邊緣徘徊。平庸、瑣碎；但真實、活泛。寫山村，寫城市，那種孤獨光陰中流瀉出來的細節特別能打動人，勾動人心裡的角角落落，處處不能平靜。把冗沉的雜事寫得起伏跌宕，這是筆力。我一向覺得寫這類小人物的小說比寫那種史詩背景的小說更需要作家的創作衝動和創作自覺性。有一次和心懿聊到小說什麼最重要，我說是激情和勇氣最重要。激情是心靈是靈魂是光芒是人身全部血氣，是作家碰到的苦難本身激發的激情爆發出創作的欲望。 老實說，相比於《零年代》《一地雞毛》這類日常敘事類小說，史詩背景的題材更容易討巧一些。《零年代》整個基調是冷，就是寫結婚、寫打情罵俏這樣愉悅的人間情狀，鍾求是敘述的語氣和語態都是冰冷的，沒有興高采烈熱情洋溢的文字折射，那種十足的冰冷，冷到骨子裡，仿佛鐘求是這輩子沒經歷過喜悅高興的情感體驗。文學是作者內心的外化，一個心累的人，才寫不出高興的文字，好在，留下了一個“悲欣交集”的結尾，為蝗蟲樣的人生邊際撕開一抹曙光。讀完之後，忍不住落淚和難過。為故事，也為自己，小人物的痛苦掙扎和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於我心有戚戚。心裡想，這個時刻被生活壓迫着的人生一點意思也沒有，無以言語的感傷。 我和《零年代》一見傾心，但作品中的趙伏文和林心沒有一見傾心，而是一次看電影的偶遇慢慢傾心。爾後因為一個林心村而把林心的今生後世，都融入了進去，事實上其後出現的王雲琴代替了林心的角色，也一同融入了進去。趙伏文結緣林心村，是其對理想生活的實踐。對成功人士來說，這個鳥小說不過是一部卑微小人物的頹廢史，這類小人物不計勝數，有權有勢者唾口吐沫，就能把這類小人物淹死了。然而不，成功人士大多雷同，交際背景鑽營理性，這些必須的裝備成就了他們的成功。而小人物的任性頹廢失敗沉淪，譬如寫趙伏文放棄公務員而躲進閉塞的山村，而這個山村閉塞到被村民自己也遺棄；寫林心，因為兩個人落水趙伏文無意的一揣，致使趙所以被人流林心跳樓；歌廳女王雲琴的出現，兩個人的結合，送孩子，一家子由聚到離，很多時候讀着令人泫然落淚，心裡堵得慌。生命是一個表現的過程。正是這些生活的無奈引發的悲歡離合以及由此引發的內部種種人生走向的不確定性、人生的游移，才使人類生活變化莫測，多姿多彩，儘管這個姿彩帶給人的結局各各不同，有的甚而很不美妙，令人噓唏令人感喟，而這個噓唏和感喟，正是生命的共鳴。 小說中清明因為唇裂漏聲被同學取笑而打架，趙伏文帶孩子看過醫生之後父子倆平靜的對話：“趙伏文說：‘聽見了吧？這是小手術。等爸爸攢夠了錢，就過來給你做。’清明說：‘那什麼時候攢夠錢？’趙伏文說：‘也許半年，也許稍長一些。’清明說：‘半年時間不長的。’清明說：‘我可以把這事兒跟同學說嗎？’趙伏文說：‘可以的，你跟同學說，這是爸爸答應的。’趙伏文又說：‘你還可以跟同學說，手術做着做着連疤痕也找不到了，這是醫生答應的。’”敘述很平淡，平淡得不落痕跡，但平淡之下是被生活壓迫的困頓，不落痕跡之下是小說感染力的爆發。小說中類似這樣的敘述比比皆是，讀此類情節，總有一股壓抑纏繞心頭，很多時候，讀完一段，就要緩一緩，喘口氣。 小說敘述語態猶如心如死灰中在柔婉低徊，正像林心愛聽的鋼琴曲《寂靜之聲》的意境。讀《零年代》，我一直感同身受，沉浸在這樣的氣氛里。作家對題材的選擇，寫什麼，不寫什麼，受作家自身生存環境的影響很大。小人物身上更多的人性脈絡，人性的變化起伏，從文學角度說，反而小人物更多地支撐了文學的人文內涵。《零年代》的好，在於把操蛋人生的平庸生活轉化成了人類共通的精神的內核，轉化成了靈魂的通約性。這也是我這個小人物和《零年代》的共通之處，是魂魄的共性產生共鳴。殘雪說：“一部作品，裡頭共性、通約的東西越多，文學價值就越大”，讀者和作品的共性和作品深度成正比。 讀者對作品產生感情，才能兩年後仍久久不忘。彼此之間有一個強大的、隱喻的鏈接，這個鏈接就是具有同一個柔軟，同一個感性，同一個痛，同一個冷。柔軟感性痛和冷，都緣於對理想生活不能達到而長久淤積於胸的堅冰，理想豐滿而現實凋零，兩者之間永無和解的衝撞，才使堅冰更堅硬。堅冰是不如意，堅冰是心累。感性的人有童話般的要求，林心就是如此，想活出率性，現實是程咬金的板斧，三板斧就擺平童話，充滿理想的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磨損的越厲害，生活的信心就越弱，林心也就不得不死。理性的人，一定對林心的死不屑一顧，認為那是任性偏執的咎由自取。 林心死後，趙伏文擺脫城市生活，去林心村，既是守衛自己的理想，讓生活和自己的性情零距離接觸，更多，是守衛自己和林心的心靈契約，趙所趙以當然是趙所以的延續。在這點上，《一地雞毛》沒有擺脫生活的囚籠，而《零年代》能使人處處感受到理想的光暈。我們鄉村出身的人，童年都有一個城市夢，可是新世紀以後，展現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個個病態的城市，我們不得不思考，城市化生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耀人的心靈。人類對物質的研究成果，並沒有深刻地影響到人類內心。城市帶給絕大多數人的不是機會，而是迷茫加渺茫。克里希那穆提和博姆對談時有句話，“現代化的生活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一個人的性情往往決定他的價值取向。經歷了世事冗沉，《零年代》還能帶給我感動，不能不說同為小人物的貼心是主要的，同樣主要的還有帶給我其後人生的思考，“什麼樣的人生是美好人生”，我找到了一個消極頹廢的答案：性之所至的人生最好。趙伏文如此，我也嚮往如此。 2012年1月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