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9-1

曾幾何時，中國人迷信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於是就有學好文武藝，賣於帝王家和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人生哲學。其實自孔夫子殺少正卯開始，更多的人走的是另外的一條路，就是仕而劣則學，即在官場失意了，實在混不下去了，沒臉見人了，開始辦學校了。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當年的一大代表、被毛稱為理論界的黑旋風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達，最後乖乖地幹上了武漢大學的校長。根據旅泉的博文介紹：

• 作為李達《共產黨》雜誌的讀者，老毛多虧李達這個湖南老鄉，送他100大洋作為上海開一大的差旅費，到了上海李達才知道，毛只是個共青團員，李讓毛火線入黨。建國初年，毛在中南海和李達暢談當年，好不得意。李達知書達禮，對毛已看透七分。深知伴君如伴虎，謙卑地表示做個校長就很好。

即便是如此低調，李達這個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還是沒能躲得過文革這一劫，被人面獸心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和中南局書記陶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等人根據毛的指示和默許，在文革伊始，就打成反黨分子，從肉體上得以消滅了。

• 陶鑄湖南祁陽人，李達湖南零陵人，他們都屬於現今永州市，是山水相連的老鄉。可是，黨內鬥爭無窮期，同志下手無輕重；還有道是老鄉整老鄉，兩眼淚汪汪。文革伊始，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還有王任重）就把黨的一位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給整的烏呼哀哉！

雖然不久，王任重、陶鑄、鄧小平，也先後都收到了文革的鐵拳：

第二位就是不大為人所知的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的張秀山了，文革期間因禍得福，擔任張鐵生為黨委書記的瀋陽農學院的副院長而苟延殘喘。瀋陽農學院是上海復旦大學的農學院北遷，為全國最好的七所農學院之一。根據張秀山的女兒張元生的回憶文章《高崗五虎將之首張秀山：冤屈至死也沒等來一個說法》的記載：

• 1959年，父親已在盤錦農場待了5年，4個弟弟妹妹都在農場，沒法上學，父親覺得不該因為自己影響孩子的教育。另外，孩子們經常在水渠里游泳，農場一位副場長的兒子游泳淹死了，這個事情對父母刺激挺大。最終父親提出調回瀋陽工作，省里把父親安排在瀋陽農學院，但不能進入黨委，只是管基建。文革爆發後，造反派主要是針對院長、書記、教授開刀，所以父親開始沒事。造反派聽說父親是由於反對劉少奇才下來的，所以開始時對他挺客氣，好幾派的造反派都到家裡來做工作，叫父親參加他們的隊伍，父親說：要說造反，30多年前我就造反了，但那是造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我是共產黨員，我不能造共產黨的反。好景不長，北京成立了高饒問題聯絡站，派人下來，指示說還有一個大老虎張秀山在這兒呢！於是，父親被抓到農學院不能再回家，我們天天給他送飯。我每次去看父親，他情緒穩定，送的飯都全部吃光。

• 後來，父親被造反派從農學院抓到東北工學院了。家裡又天天去送飯，父親和當時東北局的一些領導都關在一塊兒，有好多領導都是愁眉苦臉的。我記得第一次是妹妹去送飯，她回來告訴我們：看我爸還行，送的飯吃得可香了，都吃完了。父親畢竟經過一些大風浪。在東北工學院關押期間，造反派拿着四方的床腿打他，父親戴的一塊手錶，錶蒙子都被打碎了。造反派讓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父親死都不承認。那次打得很厲害，父親從後背到腰一大塊地方，整個是大膿包，全是淤血，不能躺着。造反派不讓父親住院，那麼大面積的淤血怎麼辦呢？農學院的醫生，拿着大針管往外抽。每天抽一管子，把膿血一點一點抽出來，慢慢吸收。我們院一個副書記、一個組織部長都挨打受不了，自殺了。我們很擔心，給在長春的叔叔打電話，讓來勸父親。父親問：你幹什麼來了？是不是你們怕我出什麼事兒？我什麼風浪都經過，1935年肅反比這打得還厲害，你們放心，我不會走上那條路。造反派從張秀山那裡什麼也沒得到。後來張秀山隨瀋陽農學院四處遷徙，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直到文革結束。

在《張秀山:隱沒在歷史煙塵中的革命家》這樣一篇文章中，張秀山在瀋陽農學院工作的經歷，被一筆帶過：

• 他擔任瀋陽農學院副院長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為將瀋陽農學院建設成具有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他付出了極大的辛勞,受到全校師生的敬重。

一個地位僅次於東北王的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委，做分管基建的瀋陽農學院副院長，應該是大材小用，殺雞用牛刀了。而在隨後出版的瀋陽農業大學學報《張秀山傳》中，對此也只做作如下的介紹：

• 張秀山（1911-1996）原名張鴻毓。隴西神木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寧夏騎兵四師、甘肅新編十三師做兵運工作，並在甘肅靖遠組織和領導甘肅警備三旅武裝起義，成立紅軍游擊隊。歷任紅軍第二十六軍四十二師騎兵團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供給部長、紅軍幹部學校政委、綏德地委書記、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延安中央黨校教務處主任等職。曾當選中共七大代表。解放戰爭期間，任東北獨立支隊政委兼幹部團政委，中央北滿分局委員，松江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遼寧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後因高饒事件降職，任遼寧盤山農場副場長、農墾局副局長、瀋陽農學院副院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國家農委副主任、國務院農研中心顧問、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專職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著有《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說起來張秀山真的是倒了八輩子的邪霉，因為搭錯了高崗的政治列車，人生最寶貴的二十年，就在這默默無聞當中，給耽誤和浪費掉了。

第三位，是1955年和1956年，在後清最早發生農民大規模非正常死亡以至於非常嚴重的人吃人事件的出身於百色起義的廣西省委書記陳漫遠。1957年6月17日關於國務院第五十二次全體會議的新華社社論報道說：

• 廣西省在1956年因發生嚴重災荒，先後共約有一萬四千七百多個農民外逃；全省可以確定因缺糧餓死的約五百五十多人。其中以平樂專區平樂、荔浦兩縣和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橫縣為最多，確係餓死的有三百多人。。。。這個事件，在廣西省級領導幹部中，中共廣西省委員會第一書記陳漫遠，中共廣西省委員會書記、廣西省代理省長郝中士，廣西省委員會書記、廣西省副省長蕭一舟應當負主要責任。陳漫遠因為滿足於工作成就，滋長了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民主作風不夠，忽視政治思想領導，工作上嚴重地脫離群眾，對於嚴重的自然災害竟至不加重視，沒有及時地加強救災工作的領導，致使災情嚴重化。

  
  

毛澤東在1958年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其實當時公布的廣西省1956年因缺糧餓死的農民的數字，是550多人。這個數字是否準確，尚有爭議，但中共中央的處分，顯然不止是針對1956年的問題，而是包含着對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問責。國務院的決定對此已經講的再清楚不過了，鄧小平對此也有很明白的說法，即中央最不滿的，是事件發生後，省委對有關失職人員一直拖着不處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僅缺乏群眾觀念，連人民兩個字的觀念也沒有。這裡講的廣西省委拖着不處理的事件，也就是國務院處分決定中所說的情況，即對國務院要求嚴肅處理造成1955年餓死許多農民的失職幹部的指示拖着不辦，以至於1956年再度發生大批餓死人的情況。

• 那麼，1955年廣西餓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見有可靠統計，但從廣西一些縣誌的記載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餓死人的情況要比1956年嚴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橫縣，在縣誌里就沒有具體記述當年死人的情況，倒是特別強調了1955年的災情，稱光是該縣南鄉、飛龍兩個鄉，1955年就有2971人因飢餓患了浮腫病，死亡434人。賓陽縣誌也沒有記述1956年的死人情況，但卻特別說明1955年因給農民留口糧偏低，以致該縣因缺糧死亡667人。浦北縣誌也沒有講到1956年的災情，但說明：1955年全縣斷糧者最多時達226959人，患營養不良性水腫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沒有寫出來。

1957年，陳漫遠被撤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此後他潛心學習理論知識，為自己再次復出做準備。1960年，陳漫遠被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的校長，也就是現在在農林口排名第一的中國農業大學，為培養出更多能餓死人的農村和農業幹部做出了貢獻。

• 部隊首長出身的陳漫遠仿照農業八字憲法的風格，獨創了所謂教學六字方針：做、聽、讀、議、總、寫。在科研上，則提出從生產出發，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亂。有些緊跟的教師曾主張，當前生產上出現什麼問題馬上就研究什麼問題，並對主張進行較長遠的科研規劃的教師一概斥之為脫離當前生產。陳漫遠還對科研工作獨創了計、試、觀、果、總的五字方針，猶如廚房裡需要有油、鹽、醬、醋、茶一樣的大實話。現在聽起來可能有點滑稽可笑。但那時脫離實際、不向農民學習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義，成了隨時可以抽打知識分子的政治鞭子。

1964年，他又進入農墾部，陸續擔任了農墾部第一副部長以及部長等職務，為我國的農墾事業發展做了大量基礎工作。

第四位，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擔任貴州省委書記的周林了。

在周林的領導之下，僅一千七百萬人口的貴州，三年期間餓死農民超過一百七十萬，平均每十個人中就有一人被餓死，緊追安徽和四川，排全國第三。維基百科中說：

• 周林在大躍進年代，高舉三面紅旗，頭腦發熱，大辦公社食堂，大搞反瞞產，貴州非正常死亡人口約174萬人。1961年後，周林有所反省，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如恢復自留地，開放集市貿易，三年免徵公糧，甚至默許包產到戶等。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周林向毛澤東檢討時，毛說自己也有責任，對周林撫慰有加。1965年1月，毛澤東對劉少奇已忍無可忍，發布《二十三條》。毛澤東要周林立即復職，李井泉說周林在貴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接着李大章和李井泉壓迫周林承認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周林以《二十三條》辯解，拒不接受指責。文化大革命期間又遭受迫害。

都是一樣的劇本，只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林竟然受到了比他表現還左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迫害，真是洪洞縣裡無好人，互相傾軋。1975年，也是在鄧小平的干預下，周林擔任了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就是校長，1978年又在鄧小平復出後，周林升任教育部副部長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

二零一二年的五月十六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光。《貴州日報》深得春秋筆法之真傳，如是報道說：

• 近日，為紀念周林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由其女兒周芳芳撰寫、陳毅元帥長子陳昊蘇作序的傳記性著作《打開塵封的記憶—憶我的父親周林》，正式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周林同志1912年5月生於我省仁懷，青年時期即參加革命，是新四軍老戰士，長期投身於民族解放戰爭的烽火之中，先後奮戰在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華東中原戰場，為創建新中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周林同志從1954年至1964年一直擔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為我省的建設與開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就是這個曾經餓死一百多萬貴州人的周林啊，先後在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言傳身教為人師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我黨、我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志氣優秀的共產主義的領導幹部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