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華斯和養母 她叫Jenna Cook，中文名叫夏華斯。1992年3月24日，這個剛剛出生1個多月的女孩被遺棄在武漢礄口區宗關街街道辦事處門前，隨後被送往武漢市兒童福利院。幾個月後，夏華斯被一位美國女教師收養。 20年後的2012年，昔日的女嬰已經考入耶魯大學。為了尋找她的生身父母，夏華斯從美國來到自己的故鄉中國武漢。在尋親的過程中，她見到了50多個家庭，可惜最後仍然沒有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
2014年，夏華斯從耶魯大學畢業，並成為富布賴特中國學者。最近，她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從自己的角度講述了尋親過程中的一些遭遇和感受。 
她說：在尋親的過程中，我見到了50多個家庭，他們每一個都在1992年3月在武漢的同一條街上遺棄過他們的孩子。這隱含的意義迫人心扉。那個月中在其它街道上又有多少被遺棄的孩子？那一年的其它月份中又有多少孩子被遺棄？其它的年份又有多少被遺棄的孩子？還有多少家庭選擇沉默，沒有出來同我見面？ 這個問題，細想一下真的讓人覺得有點恐怖。 夏華斯在文章里還寫道：2012年，我去了一個長途汽車站，距離我被遺棄的那條街很近。我問那裡一個年長的工人她是否曾記得在1992年3月撿到一個嬰兒，她嘆息着回憶道：“在那個年代”她和她的同事經常在長途汽車站撿到嬰兒。 對於被不少中文媒體形容為幸運的女孩，夏華斯顯然也頗有微詞。要知道，她幾乎是一出生就被遺棄了。夏華斯寫道：中國媒體對於我的故事大肆報導。我很快被貼上了標籤：我是一個“去了發達國家,” “上了耶魯”的“棄嬰”。一個中國記者對此表示讚嘆：“你是如何從如此不幸變得如此幸運？在一分鐘內，你的命運完全被改變了。” “他們執拗地關注着我的幸運和常青藤名校，但卻完全無視我們這些中國領養兒童的不幸。雖然我們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們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語言和國籍。因為在這些白人社區里很少有其他種族的人，我們中很多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遭受到種族歧視。每年都有從中國領養來的孩子自殺，他們的經歷深深地撼動着我們這些人的靈魂。”
夏華斯在和一位前來尋親的母親擁抱，後面是這位母親的女兒。楚天都市報 夏華斯的文章中還涉及到了中美在家庭觀念上的一些差異。她在文章中說，自己經常被人問到，如果找到親生父母，怎麼同時給兩邊的父母養老。而這個問題對於美國人來說顯然是不存在的，因為美國父母通常會自己攢錢養老，不會指望得到兒女的經濟支持。 還是讓我們來讀一下她的文章吧，夏華斯說，我也沒想過尋親這件事會揭開一片已被遺忘許久、但是遍布中國的傷痛。 
我返華尋親卻意外成為全國隱痛的焦點 原題：A Lost Daughter Speaks, and All of China Listens 作者：Jenna Cook 夏華斯 翻譯：孫韻 原載：Foreign Policy 中國武漢——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手捧着一塊紅色格子的破舊藍布，“你見過它麼?” 她問道，“你記得這塊布麼?” 我拿起那塊襤褸的藍布對着光看，它的邊緣因為已經日久磨損而起了毛邊。“我們當時已經有了三個女兒”，她囁嚅着，“我們需要個兒子。我們很窮，我攢了很久的錢才買了這塊布，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給你縫了小衣服和小帽子。生下你50天后，我把你丟在了一座橋邊。”她說不出“遺棄”這個詞。
“我給你穿上新衣服，希望它能給你帶來好運。剩下的這塊料子，我保存了20年用來記住你。我的孩子，你肯定見過這塊布料! 你一定還保留着那套衣服吧?” 沒有。我搖了搖頭。我從來沒見過這布料做的衣服。她的面容變得悲傷。她開始啜泣。
這一切發生在2012年夏天，空氣沉悶潮濕的工業城市武漢。我在馬塞諸塞州長大，當時和我的養母回到武漢尋找我的親生父母。對於我來說，找到親生父母是我欠他們的。但更重要的是，那是我欠我自己的。我從沒想過我的尋親之旅會引來媒體的廣泛關注，還會引出幾十個家庭悲傷的過去——這些家庭都認為我是他們遺失的女兒，我也沒想過這會揭開一片已被遺忘許久、但是遍布中國的傷痛，這個國家至今仍在同這段歷史和解。 
美國婦女Margaret Cook是一名小學教師，熱愛中國文化，並於1991年向中國方面提交了收養申請。圖為資料照片：分別時，夏華斯(英文名Jenna Cook)的寄養媽媽（右）對她依依不捨。 當年我二十歲，是耶魯大學的一名大三學生。我是藉助大學獎學金才回到中國的，在獎學金申請書中， 我提到“我會記載尋親的過程，以此為其他8萬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領養兒童提供有用的幫助。”我本來計劃前往中國三個不同的政府機構尋找我的領養記錄，還計劃在武漢的街頭髮放尋人啟事。我想要尋找我的親生父母，因為不論結果如何，經歷這尋找的過程對於我來說是個解脫。抵達中國以後，我和養母如計劃中地那樣去了政府機構，在街頭髮放尋人啟事。但一星期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一個朋友的朋友有位記者友人在當地的《楚天都市報》工作，她表示願意幫我們寫篇關於尋親之旅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於2012年5月25日在《楚天都市報》第5頁見報，標題是：“爸爸，媽媽：我多希望擁抱你們，謝謝你們把我帶到這個世界。” 幾周之內，媒體瘋狂報導着我的尋親之旅。各大媒體都刊登了我的故事，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的幾台節目都播放了關於我的紀錄片，湖北、湖南和重慶的地方台，還有土豆和騰訊等網絡媒體也播放了我的故事。在微博上關注我的人猛增到了幾十萬，《楚天都市報》的熱線電話也因此響個不停。 我收到了來自中國各個省份的電子郵件，包括西部的新疆和西藏，來信中還有生活在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德國和英國的華人。有些祝我好運、鼓勵我要“永不放棄”，還有一些認為我應該感激我的美國養母，建議我放棄尋找，別浪費時間。 其中一些來信飽含着遺棄孩子所帶來的深切悲愴。一個大學生來信說他在街上撿到了一個棄嬰，但是他的父母不許他把嬰兒帶回家。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寫信回憶道她的父母90年代遺棄她妹妹的經歷，但是她從來不敢問及此事。還有一位朋友為我寫了一首歌，名叫《風中的蒲公英》，他把歌曲的MP3，歌詞和樂譜寄給了我。 
中國媒體對於我的故事大肆報導。我很快被貼上了標籤：我是一個“去了發達國家,” “上了耶魯”的“棄嬰”。一個中國記者對此表示讚嘆：“你是如何從如此不幸變得如此幸運？在一分鐘內，你的命運完全被改變了。” 他們執拗地關注着我的“幸運”和常青藤名校，但卻完全無視我們這些中國領養兒童的不幸。雖然我們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們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語言和國籍。因為在這些白人社區里很少有其他種族的人，我們中很多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遭受到種族歧視。每年都有從中國領養來的孩子自殺，他們的經歷深深地撼動着我們這些人的靈魂。 我相信我的故事之所以震撼了中國公眾，是因為在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或多或少的聽聞或經歷過遺棄孩子的故事。在尋親的過程中，我見到了50多個家庭，他們每一個都在1992年3月在武漢的同一條街上遺棄過他們的孩子。這隱含的意義迫人心扉。那個月中在其他街道上又有多少被遺棄的孩子？那一年的其它月份中又有多少孩子被遺棄？其它的年份又有多少被遺棄的孩子？還有多少家庭選擇沉默，沒有出來同我見面？ 在1992年到2013年間，有統計表明中國共計有139,696起國際父母收養中國兒童的案例。 他們遺棄孩子的原因繁複各異，有的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有的是為了要個兒子，有的因為太貧困，有的則是因為未成年懷孕，還有的是因為孩子或家庭成員有殘疾。雖然想要確定棄嬰的數量是不可能的，但這數目可想而知非常龐大。 在1992年到2013年間，有統計表明中國共計有139,696起國際父母收養中國兒童的案例。 根據中國政府的數據，在2000年到2013年間，中國還發生了494,616起國內收養，而這些只是通過正規渠道的國內收養，非正式的國內收養並不包含在內。 
2012年，我去了一個長途汽車站，距離我被遺棄的那條街很近。我問那裡一個年長的工人她是否曾記得在1992年3月撿到一個嬰兒，她嘆息着回憶道：“在那個年代”她和她的同事經常在長途汽車站撿到嬰兒。附近派出所的一個退休警察表示同意：棄嬰那時候如此普遍，以至於政府都不再浪費時間進行信息登錄。 即便大部分中國人沒有遺棄過他們的孩子，很多人也都聽說過類似的故事。實際上，我發現幾乎所有人——從餐館服務員到出租車司機——都有熟人遺棄、棄養或者收養過孩子，再或是他們本人就是領養來的。但是他們很多人從來都不知道這些孩子有可能被外國人領養。有一個男人以為他是我的親生父親，他說：“我們從農村來到城裡（遺棄你），就是希望一個富裕的城市戶口家庭能收養你。我們從來沒想過你最後會被送到國外。” 作為富布賴特訪問學者，我花了一年時間研究中國的國內領養制度，這才發現美國人關於領養和家庭的看法同傳統的中國觀念是如此大相徑庭。在2012年，我記得自己完全不能夠理解中國記者的問題。他們會問：“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是領養來的?” 在美國，被領養的子女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是親生的，尤其是像我這種同養母種族不同的孩子。 
夏華斯（右）與一位前來認親的疑似媽媽擁抱合影 他們會問：“你的養母怎麼可能支持你尋親呢?” 在美國，領養中國兒童的家庭非常注重子女尋親，以至於有很多討論會、活動和書籍專門指導養父母如何尋找孩子的親生父母。 他們會問：“如果你找到你的親生父母，將來你怎麼為兩邊的父母養老呢?”美國父母通常會為退休生活攢錢，而不會指望兒女給予經濟上的支持。 
中國人通常認為我的尋親之舉會傷害我的美國養母。 我現在可以理解，當時中國公眾為什麼對養母支持我尋親的決定感到震驚不已。在後續研究中，很多大陸養父母私下表示他們覺得讓養子女永遠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對孩子是最好的。中國大陸的養子女在成年後如果發現了自己的身世，找到了自己的親生父母，他們通常會被兩個家庭撕裂，因為兩個家庭可能都會要求養子女給予他們關心、愛護和忠誠。 這也是為什麼武漢街頭會有陌生人停下來稱讚我養母的無私而譴責我的“忘恩負義”。中國人通常認為我的尋親之舉會傷害我的美國養母。 在後來我採訪過在國內收養兒童的中國父母，他們普遍擔心養子女在發現自己的身世後會不再認養父母。 一位中國老奶奶最近給了我一個解釋：“你好奇怪。在中國，只有生活悲慘的孩子才會尋找他們的親生父母。你的養母對你那麼好，你上了好學校，身體健康，生活快樂，你找親生父母幹什麼?” 在中國媒體報道的評論區和我收到的短信、郵件中，這種觀點異常普遍。但是，在美國，領養專家和專業人士認為尋找親生父母是被領養人群的正常發展階段——所有人都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一位疑似母親的妹妹與夏華斯（右）擁抱 中國公眾對於我的尋親決定爭議如此巨大，也源於他們對我親生父母有種種不同的看法。那些支持我尋親的人認為我的親生父母是善良的，只不過除了遺棄女兒別無他路。那些反對我尋親的人將我的親生父母視為殘忍貪婪之輩。有人在信中說道：“你的親生父母如此殘忍、毫無心肝才會幹出遺棄你這樣的事。你根本就不該找他們，你什麼都不欠他們。” 還有人警告我說我的親生父母可能會要占我便宜：“你不應該找他們，當你找到他們後他們可能會對你不懷好意，比如向你要錢，或者要求去美國等。” 迄今為止，我仍然沒有找到我的親生父母。關於他們為什麼在1992年3月將我遺棄在武漢的那個街頭，我仍然一無所知。但是我可以證明，我所見過的50多個家庭都生活在深切且真實的悲愴中。他們擁抱我、他們痛哭流涕、他們對我鞠躬、他們祈求我的原諒。 
夏華斯（左）與一位疑似媽媽擁抱 見到這些家庭讓我質疑這些父母是否真的在傳統意義上“遺棄”了他們的孩子。他們所有人都強調他們選擇了安全的地點，好讓他們的孩子能夠很快被發現並得到照顧。很多人在孩子身邊留下字條或者特別的衣物，希望有一天這些信物能夠幫助他們再找到她。一個家庭在一張捲菸紙上寫下了女兒的出生日期，說“這是我們的全部”。另一個家庭為女兒起的名字結合了父母的老家城市名稱，希望有一天她長大後知道到去哪裡找他們。一些母親選擇了特別的衣物作為記號，比如前文中那位拿着紅藍格子布條的母親。 當我問這些家庭為什麼想和失去的女兒重聚，他們的理由是：他們想念她，想要知道她是不是活了下來。一位父親眼含淚水的告訴我：“在我妻子心裡，她非常想要找到我們的女兒。不論我們去哪兒，她都覺得街上的女孩兒’也許就是我的女兒!'”另一位父親告訴我：“我只想看她一眼，知道她現在過得好不好。我什麼都不要，我不想打擾她的生活。”來自另一個家庭的母親說：“如果她過得好，我就不會再自責了。” 在見到這些家庭的時候，我們——失去孩子的父母和我——是相互人生中殘缺的那個部分。他們會哭泣，會說：“我真的對不起你，你能原諒我嗎?” 而我則答，“我原諒你，我原諒你。” 在那個時刻，我就是他們今生也許再也不會謀面的親生女兒。 我問：“如果我沒有那麼愛哭，如果我長得更好看，你們會留下我嗎?” 他們會說：“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們是如此想你。” 
夏華斯（右二）與前來認親的家庭合影 我也發現自己會對着這些家庭發泄我的情緒。我終於有機會問：“20年來，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你們。你們記得我嗎?” 他們會說：“我們當然記得你。” 我問：“如果我沒有那麼愛哭，如果我長得更好看，你們會留下我嗎?” 他們會說：“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們是如此想你。” 我們互相擁抱，我們彼此安慰。我們沒有同樣的血脈，但是我們體會彼此相同的傷痛。 在那之後過了四年，這些場景依然縈繞在我的心頭。我和其中一些家庭仍通過短信和微信保持着聯繫，但是通常只是在春節時簡單地祝福彼此“春節快樂”。 2015年夏天，我和2012年時見到的第一個家庭見面吃了午飯。他們仍然未找到他們的女兒。擁抱告別後，那位媽媽抓住我的胳膊，哭着說：“答應我你永遠不會放棄，答應我你會一直尋找你的親生父母，答應我你會盡一切努力找到他們。” 我本想說我已經把尋親一事擱置一陣子了。現在我的故事仍然登在網上，如果我的親生父母和我此生註定有緣再見，我們會再見。 
但是在那時刻，這些話我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看了一眼站在她身旁的男人——那個本來可能會是我父親的男人——他眼中飽含着同樣的絕望。他們需要聽到我說他們的女兒不會放棄尋找，正如他們不會放棄找尋。在那個時刻，站在他們面前的我，就是他們的女兒。 “是的,” 我點頭說，“我永遠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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