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之一：中华没落民族多艰邪教泛滥  苏俄谎言列宁操纵建立共党

巴山老狼  著

第一篇：  共产邪教传入中华  封建势力借尸还魂

第一章  中华没落民族多艰邪教泛滥  苏俄谎言列宁操纵建立共党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野蛮、罪恶的发端点之一。在她广袤而辽阔的国土上、在她古老而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创造世界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奇迹的雄唐盛汉、康乾帝国，然而更多的却是年复一年的战争、流血、烧杀、抢掠。中华民族在不断创造辉煌文明的同时，又不断地亲手将其焚毁。天使与魔鬼共生，文明事业与野蛮暴行齐头并进。文明战胜野蛮，历史就前进，华夏大地经济繁荣，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野蛮征服文明，历史就倒退，神州大陆刀兵四起，赤地千里，百姓背井离乡。面对五千年古老而沉重的历史，我们不仅应为那悠久而又短暂的文明而自豪，更应当反思造成我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寻找出避免历史灾难往复循环的办法，推动中华民族大步迈向世界，跟上世界文明的发展步伐。

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是沉重而缓慢的，缓慢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百家争先、列国争雄、秦皇一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从奴隶社会大踏步地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华民族独步世界，有谁能与其争锋？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帝王竟相仿效，其恶果是人民的思想受到束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制度难以变革，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农民造反绵绵不断，经济、文化惨遭破坏，再建立新的王朝。再束缚人们的思想……代复一代，周而复始。就在中华民族陷入动乱、战争的恶性循环时，欧洲民族却大踏步地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几百年后，先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欧洲民族的经济、工业、科学、技术得以飞跃发展。随即又爆发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欧洲民族建立起人类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从此欧罗巴人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把人类的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飞跃发展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欧洲民族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使得有着悠久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逊色。中国的封建主义文明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复较量中惨遭失败。鸦片战争后，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渐传入了中国。可谁曾料到，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最初却是被国人拿来当作实现个人皇帝梦的工具！洪秀全、杨秀清之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西方的基督教义与中国农民起义的实践相结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基督教义，把基督教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拜上帝教。”（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对洪秀全是最适合不过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这方面的天才比起洪秀全来还“稍逊风骚”）洪、杨自封“天父、天兄”，用“天父附体”之类的巫术来欺骗愚昧无知的贫苦农民，制造出了祸及十余省的巨大战乱。古老的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第一步就被满脑子皇帝梦的洪、杨引入歧途。“拜上帝教”带给中国的灾难竟成日后共产主义邪教祸害中华的先声！

封建文明不敌资本主义文明，大刀长矛不敌洋枪洋炮，平定洪扬之乱也不得不借助于洋鬼子的武装，若有朝一日与洋人们开仗，怕是还没开战就得投降！面对民族的积弱落后、面对列强的欺凌压迫，无数志士仁人在思考、探索、奋起，于是有林则徐“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呐喊；有曾国藩首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和在中国开办西洋学堂的划时代奠基；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的洋务运动、西学中用；有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悲壮的百日维新政治改革；有袁世凯晚清新政；更有一代伟人孙中山十次发动武装斗争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伟大壮举。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终于使中华民族看到了新世纪自由民主的曙光。

辛亥革命后，思想开明的军政实权人物、原大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此时的中国若朝野同心，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民主强国并非难事。但是在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度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谈何容易。有着总统、众议院、参议院的现代化民主国家机器，操作者却是些封建传统文化意识浓厚的政客。这就如同当今的中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引进来，却没有人会操作。民国之初的中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宋教仁遇剌、袁世凯登基；曹昆贿选、张勋复辟；军阀称雄，地方割据。一片乌烟瘴气。古老、贫困、落后的中国巨人双手趴在了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彼岸，双脚却陷在两千多年深的封建思想文化泥潭里难以自拔。

虽然北洋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几千年封建王朝向民主政体转型的阵痛。不是国家、社会的主流。北洋政府的历任总统、当家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段祺瑞、张作霖其统治思想中，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的理念是其主流，封建独裁专制思想属于次要地位。如果把北洋政府与其后的蒋介石政权、共产党政权相比较，北洋政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保障人权、民主、自由最有力的政府。但那位宣称“和平、民主救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居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把政坛变成了角逐个人权利的战场，一切为我所用。为了实现个人的总统大梦，多次发动武装斗争想推翻合法、开明的北洋政府。

二十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的危机不是来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其根源却是传统道德、文化、思想、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束缚。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中华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了学习传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必要。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改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胡适、吴虞、钱玄同、鲁迅等在文化领域里又掀起了革新运动。蔡元培先生在激烈投身辛亥革命后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教育救国论者，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已任，惨淡经营北大。他们宣扬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思想，抨击封建专制；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文化两条战线对封建主义传统思想文化的进攻极大地动摇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富有远见的西方文明国家也起了积极作用。当今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美国政府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索来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开办的。用中国向美国的赔款在中国办学校，对中国人进行启蒙教育，美国人的用心可谓良苦。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建立了第一个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所领导的苏俄所进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广泛宣传，以及公开宣言废除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制度。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世界列强无理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的正当要求，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无条件交给日本。弱国无外交。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学生面对民族的危亡，不顾校长蔡元培的再三阻拦，奋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五月三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代表一千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会议，决定次日各高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举行游行示威。

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高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他们高声呼喊：“要民主，要科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要求惩办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示威学生冲进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赵家楼。当局出动军警，抓捕学生三十二人。第二天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奋起响应，学生运动席卷全国。北洋政府为控制局势，于六月初逮捕学生近千人，此举又引发了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抗议。至六月三日后，运动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此起彼伏。最后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免除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拒敌于国门之外而胜利结束。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二十世纪一次重大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分水岭。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苏俄公开宣言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意识的革命者转而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真理。以宣传民主、科学著名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它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刊物大量涌现：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北京李大钊主编《少年中国》，上海沈玄庐创办《星期评论》，湖南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上海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天津周恩来创办觉悟社，出版《觉悟》。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等五所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等课程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一时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成了中国最时髦口号，全国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报纸多达百余种，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广为泛滥。同时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反封建、反专制等时代最强音反倒极少有人问津。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又步入歧途。与此同时，苏俄的列宁秘密派人到中国寻找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中国代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左倾激进的人被列宁相中，经多次秘密接触，陈、李等人成了苏俄在中国建立邪教共党的不二人选。

贫穷落后的国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土壤。一大批热血青年通过种种途径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唯一良方，并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终身。这样中华民族在迈进现代化的道路上又步入歧途。而那位公开宣布归还中国领土的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这个魔鬼引进中国之后，非但没归还中国一寸土地，反而趁中国一盘散沙之际，于一九二一年派出苏联红军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外蒙古武力肢解。共产主义者带着其与生俱来的欺骗世人的本能，一开始就将淳朴善良的中国人民狠狠地嘲弄了一番。而那些号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不但将这一欺骗世人的本能在中国发扬光大，更将其与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中高深莫测的帝王之术相结合，中国人民成为任其蹂躏屠杀的牲畜，肆意宰割。

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列宁的秘密支持，使得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成为必然。一九二Ｏ年三月，列宁派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会见，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六月，陈独秀委托施存统与周佛海组成东京共产主义小组。八月在魏金斯基的主持下，陈独秀建立了上海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九月，上海共产党召开会议，讨论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问题。十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十一月，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共产党小组。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陈独秀授意张申府与周恩来等组成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这些共产党小组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典定了基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Ｏ六号，在苏俄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十二名中国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会议由苏俄指定没出席会议的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一大”十二名代表日后的人生之路也不尽相同：李达后来脱离共产党，共产党夺取天下后回国在武汉大学当了一名教授。张国焘在日后党内血腥内斗中败于毛泽东之手，只身出走，共产党夺得天下后出逃香港，后死在加拿大。刘仁静被共产党以“托派”罪名清除出党，共产党坐上天下后在北京大学当了一名教授。陈公博、周佛海先投国民党，后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成了共产党江山的垫脚石。唯毛泽东、董必武得以享受共产党人拼命夺下江山后的胜利果实，毛泽东更成为共产党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揭开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血腥黑幕。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启蒙与救亡两难，反列强与反封建两难。列宁不时时机地在中国成功地寻觅到一大群代理人搞起了共产主义革命。弥漫在中华大地上的封建思想文化幽灵逐渐靡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共产主义最时髦的口号与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思维模式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复辟专制制度的势力。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白莲教等封建极端势力的衣钵，建立了有史以来的最严密的红色法西斯组织。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激情和极度贫困的思变心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把数百万的贫困农民骗上了的战车。一场血腥的战争之后，终于夺得了国家政权。坐上了江山的共产党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招牌，操起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旧业。在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共产封建法西斯专政，把中华民族引入了中世纪野蛮、残暴、愚昧、落后的深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