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老狼把《铁血中共：1921—2008》一书发表在海外《博讯》网站的个人博客上后，（发表在《万维》网站上的是以《红朝演义：1921—2008》为书名）在高点击率之下，也有读者致信老狼：你写出了这样一本书，莫非是因你或你的上辈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对这样的疑问，老狼只有淡然一笑。如果照这位读者的逻辑来推断，共产党六十七年对中国的统治，受到迫害的中国人达数亿之多！其中迫害致死的达八千万之巨！似乎他们的后代才会写出类似《铁血中共》、《红朝演义》的书来。可是今天中国受到共产党迫害者和他们的后人写书揭露共产党罪恶统治的人并不多。还有一些受到共产党迫害者以“母亲打儿子，儿子不应该记仇，应该爱母亲”之荒唐比喻在大肆宣传共产党统治的好处和一贯正确。为独裁专制大唱赞歌。这一批人以年轻时遭受共产党惨烈迫害，到八十年代又四处讲演宣传共产党好处的曲啸先生为代表。

而老狼的家庭从祖父起的三代人中没有一个受到共产党迫害者。如果按照个别读者的逻辑来判断，老狼应该天天为共产党唱赞歌才是。之所以没有唱赞歌，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然人，老狼天生了一个大脑，这个大脑是有思想的权利，老狼写出《铁血中共》或《红朝演义》的一书，是老狼五十多年来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目睹种种中国之现状后，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认真思考的结果。与受到“共产党迫害”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现实摆在那里，只要你是个正常的、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会发出“十万个为什么？”的疑问。只是有的人发出疑问后不再深究。而老狼把自己的疑问用文字的方式写了出来。并发表在海外网站的博客上。
为了让广大的读者了解巴山老狼的更多情况，老狼想到应该写一篇《自述》之类的文章，向关心我、支持我、反对我的所有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的祖父是重庆巴县曾家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据父亲说，祖父从小父母双亡，一个字不识。祖父的父母葬在什么地方，父亲一辈的兄弟姊妹都不知道。祖父很小被一好心的地主婆收养，为地主家中做事。一直到三十六岁时才结婚成家。我的祖母与祖父结婚时只有十八岁。祖父祖母一生育有五子二女。其中一子幼年夭亡。祖父一生勤劳节俭，临到共产党掌权之前，已经六十多岁的祖父居然买了几亩田地。共产党坐天下后，祖父定的阶级成份是“下中农”。成了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在共产党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祖父解放前买了土地，曾被打成“漏划中农”受到过打击。不过一个没有一点文化、只会种地、且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祖父对社会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的威胁。所以祖父的“漏划中农”问题也没受到深究，得以安享晚年。我的祖父一九七七年以九十四岁的高龄辞世。在此前几年，我的祖母因摔伤而离世。

我的父亲是一个头脑很聪明、天性善良、没有心机、情商低的老实人。父亲这几点在我的身上都有遗传。父亲读了几年旧学、从不会独立思考、轻信毛泽东和共产党、工作严谨。不会独立思考使他能平安地从毛泽东那个罪恶的时代里活着走出来。

一九四八年，我的祖父将一生的积蓄交给我的伯父，到重庆市开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年仅十三岁的父亲跟随伯父一起艰难打拼。他们起早探黑没日没夜地干。刚刚有了起色。共产党掌权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掌权，以我伯父、父亲的勤劳、智慧，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成为千万、亿万富翁。随后这个小小印刷厂被共产党公私合营。几年后，公私合营变成了国营。伯父在这个厂工作直到退休。我的父亲因年龄小，没留在印刷厂。几年后被召进了国营四川煤矿第三建井公司。我父亲在工作单位上二十九岁升到财务科长。在科长任上干到四十八岁升到了财务处长。在财务处长任上直到退休。父亲那一代人的廉洁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一个财务处长少说也有几百上千万的资财。而我的父亲除分配的一套住房外，积蓄极少。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家中随时板着脸，极少在儿女面前有笑脸。就象儿女们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一样。平时没事从不与儿女进行语言的交流。经常为小事或不相干的事在儿女面前发无名大火并打骂儿女。我从小面对严肃而易怒的父亲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的父亲甚至在儿女面前表现出很自私的本性：只顾自己，不顾儿女。我父亲从小对我打骂是常事。甚至我二十七岁结婚后还挨父亲打。

我的父亲是个老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洗脑几十年后变成不顾亲情、不通人性、顽固、幼稚、僵化的人。还好，父亲不知道我写了这么多的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文章。如果知道了，以父亲对共产党的忠诚，和胆小怕事、害怕被株连的心态，肯定会大义灭亲，主动向共产党举报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与我划清界限。我如果被共产党处死，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肯定会在我的尸体上踹上几脚！

我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曾经读过旧学。有时听母亲念书信什么的，完全是旧式学校朗读课文的语气，如同唱歌。特别的好听。母亲性情急躁，对儿女动辄打骂。母亲有时说话很有幽默感。老狼文章中有幽默感的文字来自于母亲的基因。天下所有母亲都爱唠叨，我母亲也不例外。这让人心烦。与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儿女的幸福就是母亲幸福的全部！可惜的是我天性情商太低。母亲在世时，我完全不明事理，不会体谅母亲的心。因我人生道路坎坷，母亲为我操了无数的心。应该操的心和不应该操的心母亲全都操碎了。而我又很少让母亲顺过心。我的母亲于一九九六年初脑溢血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回忆往事，总感觉欠母亲的太多！但愿天下的儿女们在母亲活着时尽到一个儿女的孝心。让世界上最爱你的母亲健康、幸福、快乐！

顺便提一下的是在重庆市唱红打黑运动中被薄熙来处死的原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是我祖母的亲侄孙。文强当年下乡时就在我祖父祖母所在的生产队。据我父亲说，当年他每次回家探望祖父祖母时，祖母就对文强说：“文强，你四舅（我的父亲文强喊“四舅”）回来了，过来喝两杯。”文强下乡时我的三伯父邱万福是生产队长，对文强很是照顾。可是文强后来发迹后，从来没有对当年照顾过他的亲戚有什么回报。甚至怕亲戚朋友找上门麻烦，与其断绝来往。文强出事那年，我父亲说了句：“文强这人就是该死，六亲不认。当年我每次回乡都约他来喝酒，可他当官后再也没认过我这个四舅。他经常出差到成都，没来看我一次，家中几百瓶好酒，都没说给我这个四舅提一瓶来。”至于老狼与文强这个表兄弟从没打过一次照面。更别说其他什么的了。不过老狼认为文强死得太冤。贪那么一点钱就处死太过分了。比文强贪污多了几百倍的都没死凭什么文强就处死？薄熙来想立威，非得杀人不可吗？

老狼儿童时期的记忆不多。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九六二年，七岁的我，因吃饭时吐胡豆壳被父亲一顿暴打。父亲一边打我，一边要我将吐在地上的胡豆壳捡起来吃了。父亲狂殴我的理由是：现在好多地方饿死了人，你有胡豆吃就不错了，还敢吐壳？？？

也是在一九六二年，老狼经历了第一次生、死大关：七岁的我，掉进河中，被洪水冲了七、八百米远还没沉下去，被我家邻居杨雨群大哥从洪水中救起时已经昏迷不醒。住院三天后才醒来。二○一五年二月，老狼退休后专程到杨雨群大哥所在的合川县肖家镇农村家中看望了他。

人生的少年时代是充满幻想的时代。老狼少年时也有理想，有幻想。当时最爱看的业余书籍是《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爱科学》。看了这些书，少年时代的我有了一个理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做一个科学家，去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老狼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幻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读书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后来的电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两名。且从不偏科。数、理、化、语文、英语成绩都很好。换在今天用时髦的话说：老狼是学霸！只可惜毛泽东发动的一场罪恶的文革毁掉了老狼的科学家美梦。

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那样深深地刻在脑海中。老狼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家庭的贫穷。

当年我的父亲是单位的财务科长。但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当年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父亲一九五六年工作。当科长没长一分钱工资。再就是工人的工资比机关干部高！我的母亲没有工作，我有一个姐、两个弟。全家六个人就靠父亲这微薄的收入度日。人均不到八元！我的父亲还时不时地要接济在乡下的我的祖父祖母！日子过得之艰难可想而知！从我有记忆的八、九岁开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新裤子！十多岁时穿的是母亲的旧衣服。长高了后，穿的是父亲的旧衣服、旧裤子，且衣服和裤子上补了很多的疤！而且大疤上面还有小疤！衣服的疤主要在两肩上，袖肘上。裤子的疤在双膝、屁股上。冬天的棉衣、棉裤都是母亲旧的。好在穿在里面没人看见。再小也没关系。一直到十八岁那年父亲才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从我有记忆开始，春、夏、秋三季我都打赤脚。当年初中、高中的同学都叫我“赤脚大仙”。到了冬天只有一双胶鞋。连袜子也没有穿过。胶鞋穿脏了洗后放在火上烤干又穿。记得一九六八年冬天，我鞋子洗后没干，我打一双赤脚出去割草卖。那天把我冷得浑身发抖，双脚冻得红肿了。吃的就不必说了。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能吃上肉。其余的日子都不知肉是什么滋味。一九六八年，父亲在珙县工作。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荣昌县艰难度日。那年母亲带着我们养了一头猪。年底杀了约有五十斤肉。我记得只在过年时吃了几顿肉，年一过再没吃肉了。因为母亲说：爸爸一个人养活全家人辛苦，肉留着让父亲吃。一九六九年，我父亲常从珙县回荣昌家中。父亲回家，母亲就煮一块猪肉。饭桌上，父亲一个人吃肉吃得津津有味，四个儿女在一边眼馋得要命，我当时闻到肉味清口水长流。但母亲不准四个儿女吃。母亲自己也不吃，父亲也不叫儿女吃。当时那种场面至今想起来都不是滋味。直到那头猪的肉剩到最后一块时，父亲回过神来，主动给四个儿女一人碗中夹了两片。一九七二年，我家从荣昌搬到达县，路途中专门到綦江县我舅舅家。舅舅一看到我，就大声吵我父亲：“国权都是大小伙子了，怎么打个光脚片子？”随后舅舅带我上街给我买了一双新的塑料凉鞋。我全家到了达县后，我父亲就把我的新的塑料凉鞋拿去他穿。把他自己的一双很烂的凉鞋给了我。或许是我没有穿鞋子的命。父亲的烂凉鞋在我脚上只穿了几天就掉进了河里。我只有光着脚丫直到冬天来临。父亲在儿女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不完全是他的错，与毛泽东时代虐民、残民、害民的政策导致民众和父亲的极端贫穷有关。也是这一次搬家，从荣昌县坐火车到重庆时，身为单位财务科长的父亲居然没有钱给我买三元钱的火车票！为了逃票，上火车前父亲反复叮嘱我：“如果被逮住了，什么话也不要说。找机会逃出车站。记住到重庆伯父家的路。出车站就问路，先到两路口，再到七星冈，再到和平路159号就是伯父家。”出站时父亲想蒙混过关，我走在父亲前面，到了检票口，检票员把我档住，父亲在我身后使劲把我往外推，并把他的票在检票员面前晃。但检票员不理睬我父亲，死死把我拉住不准我出站，我父亲票没检就出了站，我被带到一边被检票员盘问良久。我红着脸低头一言发。我的父亲和母亲焦急地在车站外面等我。十几分钟后，父亲急中生智，因他票没检就出站，父亲就在车站外拿着票大喊我的名字，我在站内答应着。父亲隔着栏杆对我大骂：“你死到哪里去了，人都找不到，你的车票在这里。”父亲在站外把票递给检票员。检票员才放我出了站。

屋漏偏逢连阴雨。如此贫穷的日子过得也不太平。一九六八年夏天，小偷砸掉我家窗户的木栏，把我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扫而光！当时母亲带着四个儿女睡得太沉，什么也不知道！睡得沉也好，保住了一家五口人性命。被偷的东西有所有的现金，母亲所有好的衣服，还有母亲结婚时祖母送给母亲的金戒指。刚刚被偷，母亲几近疯狂！如果不是还有四个幼小的儿女在身边给她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估计也自杀了！随后的几个月，母亲一直神情晃忽，天天跑到荣昌县城据说是小偷销赃的地方去想找到什么。结果一无所获。一直到半年之后，母亲终于想通了：对邻居说，我的女儿快长大了，我的儿子也有几年就长大了，再苦几年就好了。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正在读小学的我也“停课闹革命”了。当时学校不上课，在学校所在的成渝公路边搭起了“红卫兵服务站”。专门为重庆、成都串连的红卫兵们提供热开水。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在服务站里为路过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服务。后来我们学校里年轻的老师酝酿成立造反组织，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娃娃们也成立了“红小兵”。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我的小学校成立了一个名叫“毛泽东思想四、一一红小兵野战军”的娃娃造反组织。老狼领到一枚“毛泽东思想四、一一红小兵野战军”的臂章。虽然娃娃们也成了造反派，但当年我们这些红小兵什么也没干，什么也干不了。只在一边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吵吵闹闹、打打杀杀地批斗折腾。一九六七年底当时造反的大娃娃还给过我一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永荣八一造反团十一分团”的臂章。真是好玩又热闹。因家庭的极度贫困，母亲打听到“荣昌县种猪站”八厘钱一斤收购猪草喂猪，就叫我姐和我每天上山去割猪草，再背到种猪站去卖。母亲在家照顾两个小弟弟。姐姐与我每天能割上五十多斤草，有约五角钱的收入。每天割草的日子直到一九六九年我进荣昌煤矿子弟校读初中。

一九六七年，老狼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生、死大关：七月份，不会游泳的我在河中玩耍掉进深水中，眼看没命了，我家邻居潘新明大哥将我救起。二○一五年，老狼退休后专程到自贡看望了潘新明大哥。

一九六九年三月，停课三年后中国的中、小学开始复课了。当时我父亲单位在珙县，我与母亲住在荣昌县城边。附近的荣昌煤矿新建立了子弟中学。子弟中学由工宣队领导。我的母亲恰认识工宣队的队长陈显华。因这层关系我进了荣昌煤矿子弟中学。这新建立的荣昌煤矿子弟中学是个四无学校：无教室、无课桌、无板凳、无老师。解决办法是：腾出煤矿的四间办公室做教室；学生自带小板凳一张坐地听课。学生的双膝当课桌用于写字。抽调矿上几名技术人员当老师。与我一起上这个中学的还有我儿时的好友兰先进。但兰先进只上了不到一个月就退学了。当时问他什么原因他不说。事后才知道：因学校发了一个表格让学生填写，表格上有一栏“家庭成份”。他的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后来定阶级成份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可能是怕受到岐视而退学。兰先进为人敦厚，通情达理，情商很高，善解人意。工作后经努力当上了单位劳资科长。与他分别有四十四年之久。去年与他恢复联系。或许不久就有见面的一天。

就是这个“四无中学”我在那里上了两个月就突然停课了。原因是共产党的“九大”开了后，国内派性斗争回潮。荣昌煤矿的两派又开始闹事了。直到一九六九年秋才重新开学。一九七零年下半年，荣昌煤矿为子弟校新建了平房教室，置办了课桌板凳。“四无”的局面才告结束。

老狼的初中生涯正值文革期间毛泽东搞教育革命、贯彻“五七指示”。天天搞“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最初连正式的课本都没有。后来发的课本是《语文》、《政治》、《工业基础知识》（内容是三机一泵的使用维修，怎样炼钢）、《农业基础知识》（内容是水稻、小麦、玉米……各种农作物的种植）、《生产队会计》、《水土测量》、《土改田》。没有数学、物理、化学课。当时已经在搞上山下乡运动了。所以我们初中毕业的命运就是下乡。开的课都是在为今后下乡做准备。两年半的初中读书期间是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就“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学工：到荣昌煤矿机修厂劳动。劳动内容是男的打道钉，女的做杂事或学开机床什么的。还经常组织我们到井下与矿工们一起挖煤炭。（让十五、六岁的娃娃下井挖煤，现在想来真的够荒唐、残暴了）记得两年多初中到井下去挖煤有十多次。当然有老工人带着。荣昌煤矿的煤层很薄，只三十到四十厘米厚。得睡着挖。挖煤的工作面看着都吓人：掏空煤炭的地方用木柱子撑着。还是约四十五度的倾斜面！学农：学校把所有学生带到山上开荒种地。在灌木从生的山上开出几十平方米的土地种下了豌豆。学军：上级专门给学校调一来一位退伍的连长当校长。这个军人校长又组织我们学生经常练兵。学生们按校长要求自己制作红樱枪，连长一周数次教我们练什么“突刺”、“防左刺”、“防右刺”、“防下刺”……。 因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全国一片战备声。荣昌煤矿子弟中学的编制都是军事化的。四个初中班全称“荣昌煤矿子弟校初中连”，下辖：一排、二排、三排、四排。每排四十多个学生。我在四排。这还不算，还在班上成立了“民兵”组织。“民兵”组织又分“基干民兵”、“普通民兵”两种。凡家庭出身好的就是“基干民兵”，凡家庭出身不好的就是“普通民兵”。我是“基干民兵”。“基干民兵”训练时间还多些。练兵的同时，又在离教室不远的山脚下开挖“防空洞”。一副要“准备打仗”的样子。现在回头想：如果当年中国真的与苏联开仗，我们这些学生“基干民兵”很可能成建制地开到前线当炮灰！批判资产阶级：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又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召开各种批判斗争会。批判会的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刘少奇、批判矿务局和矿上的走资派。……两年多的初中正经上课的时间不多。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喻华章原来是个井下的技术员。他才华横溢，经常看到他在学校的大批判专栏上发表文章和诗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五十周年，喻华章老师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歌颂毛泽东。其中两句诗在我头脑中印象深刻：“庐山峰顶扫乱云，北戴河上战逆浪。”当年初中时我的作文就经常用得到喻华章老师的赞扬。一次我们下井挖煤回来后，他叫全班同学写一篇作文。我写了一篇作文：《为革命挖煤》。喻华章老师非常赞赏，在班上对我的作文进行了讲评。喻华章老师还自己写歌词、谱曲。我们初中毕业时喻华章老师专门给我们作词谱曲的歌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且会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到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我们肩负着革命的重担，祖国的希望。”可惜的是喻华章老师一九七二年在一次游泳中失事。一九八一年我路过荣昌，专门到他坟前看望。

初中时期正是人生情窦初开之时。当时我觉得班上两个女生肖兰英、张来萍长得特漂亮。让人心生爱慕。但我因家庭贫寒，且衣衫褛烂，长年赤足，自卑感特强。不但不敢正面与女生目光碰撞，就是与男生也不敢说话。怕受到鄙视。当时班上同学给我取了两外号“邱老木”、“赤脚大仙”。现在想来真是可笑。肖兰英学习成绩很好。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她考上江津师专。毕业后在重庆电大任教。职称副教授。我于一九九一年到重庆电大专门去看过她。张来萍是老革命后代，保送进大学成“工农兵学员”，后来在无锡工作。九十年代我出差无锡也去看过她。初中还有一女生崔桂兰印象深刻。他工作后被领导树立为标兵。二十多岁就提拔为荣昌煤矿政治处主任。一九八一年我路过荣昌，在她的办公室见到她。当时她刚生了小孩。当年班上还有一女生刘绪银。她的父亲是关押的“反革命”（现在看来肯定是独立思考者）她整日沉默寡言。家庭出身带给她压力是巨大的。

一九七二年二月，老狼在荣昌煤矿子弟中学从初中升到了高中。四个初中排的学生升到高中的只有两个班。随着林彪的死亡，周恩来批“极左”，教育开始走向正轨。高中的课本有了数学、物理、化学。高中第一学期不再半工半读。教学内容完全改变，也不搞什么大批判了。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紧了些。因为我们的初中什么也没学，对数学、物理、化学特别的陌生。这一期全班同学成绩都不太好。七月放暑假时，我父亲因工作地点从珙县迁到大竹县。我们全家也从荣昌县搬到了大竹县清河区柏林乡。我离开了荣昌煤矿子弟中学。

父亲单位是建煤矿的。煤矿建好后，交给生产单位再到新的地方建矿。这样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员工生活极不稳定。到了大竹县柏林乡，我家租的是农民的房子。因父亲单位说是要招工人。我父亲就不准我再读书了，让我在家耍，等着单位召工。在等待召工的期间我每天到十里以外的柏林煤矿矸石山捡煤渣再挑回家。从一九七二年七月到一九七三年一月，这一等就是半年。

一九七三年初，父亲单位突然宣布不再召工了。还说以后就是召工也要从下乡知青中召收。长久在家耍不是办法。父亲又再次联系学校让我读书。一九七三年二月，我进大竹县中锋中学直接读高中二年级。

中峰中学自然环境特美，四周是河，中间是约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两座石桥与岛外相连。岛是一座山，山的顶部有一天井，井水清凉甘怡。岛上有一半建有住房、校舍、操场，另有一半全是原始森林，且古木参天，几人都围不住的古树比比皆是。原始森林中蝉鸣鸟唱，置身于这样的环境让人倍感神清气爽，是个读书的是好地方。（二○一二年我又回到当年中峰中学原址时，学校早已经迁走，原教室、校舍依旧，只是破败不堪。有几户农民在此居住。原来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掉，只剩灌木丛林。）

刚进中峰中学，学校成绩测验时，我因停学一个学期，成绩特差，全班倒数第几名。但在这里学习有个最好的条件：住校，没有一切干扰，且除正常上课外，还有早自习、晚自习。当时批极左，学校学习风气、教学风气特浓。一九七三年的上半年，我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到了一九七三年七月期末考试，我每科成绩（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英语）都是九十以上，名列全班第一名。班主任蒋老师对我大加赞扬。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张朝禄对我写的作文很欣赏。张朝禄大学毕业后因对工作不满意，又再次去考大学。也就是读了八年的大学。一九五七年他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因学校缺老师，他又是大学双学历，被破格起用。但工资特低。每月工资二十四元。张朝禄老师的才华更佳：自编、自导、自己作词、自己谱曲一藏族风格的小歌剧让学生表演。其中一段歌词至今我都记得并会唱：“金色的太阳照亮紫曲河，河水翻金波。军民联防筑长城，钢枪紧紧握。”

在中峰中学住校期间，父亲每周给我两元的生活费。学校伙食特差。没有一点油水，没有炒菜，一年只有三个菜：南瓜汤、牛皮菜、空心菜。牛皮菜和空心菜宰成节放大锅一煮加点盐就行了。每周六回到家中吃泡菜都感到特别的香！在这里参加的劳动就是为学校食堂挑煤炭。学校用煤是从六十里以外的山上小煤窑购买。学校为节约开支，就组织学生去挑煤。因挑煤体力消耗很大。每次挑煤前，我都得饱餐一顿。早上吃了四两饭，九点出发前再吃八两饭。煤炭挑回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了。再吃晚饭，再晚自习。

一九七三年七月，中国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一炮走红。中国的教育界乱起一股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批判风。批判风一来，全中国所有学校没有人敢再抓教育了。我所在的中峰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也不再抓学生的学习了。下半年开学后，学校领导四处联系周边的公社，组织所有学生到生产队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班上所有学生背着背包，扛着铺盖到生产队农户家打地铺吃住。又组织学生到大山上的“五七学校”去开荒种地达一个月之久。从大山上开荒回到学校已经是年底了。随后匆忙发了“高中毕业证”。一九七四年一月，老狼的中学生涯结束。总计两年半的初中、一年半的高中。四年八个学期，只一九七二年上半年与一九七三年上半年是在正经地学习读书。其余三年时间都是白白地混过来的。什么知识也没学到。

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中直到下乡的半年时间里，我先是砸石子卖钱。十元钱一个立方。每月有八、九十元的收入。比父亲工资高多了。后来又到采石场跟石匠们开山打石头。每月约七、八十元。
一九七四年八月，父亲单位动员所有在家闲耍的年轻人上山下乡，并且说什么：“现在如果不下乡，以后招工就没希望”。我报名后下乡到四川大竹县柏家公社柏家大队第一生产队。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知青：李方平、秦邦华、罗恒斌、兰树彬。五人中，我是高中毕业，他们几个都是初中毕业。

在农村的两年零四个月中，我们老老实实地每天与农民一道干活挣工分，从不缺勤。但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很低，两角多钱。因李庆霖于一九七三年给毛泽东写了信反映知青生活艰难，我们下乡时国家对知青有优待政策：每个知青拨四百元钱。其中两百二十元用于给知青建房子。另一百八十元由生产队掌握每月发给知青几元生活费，分三年发完。再就是不管生产队的农民年分配粮食多少，必须保证知青一年最低的四百斤基本口粮。有人说当知青比农民生活好。但以我的体会知青比农民苦多了。农民家中人多。上工时可以留下人在家中做饭。收工回家就能吃上热饭。可知青收工后回家冷锅泠灶。还得自己做饭。饭刚一做好，上工的钟又响了。农民一家有几分自留地，可以种很多品种的菜。知青一人一分自留地，种的菜品种不多。经常没有菜吃。农民家家养猪，到年底杀猪后，国家抢走一半，自己还有一半，所以偶而有肉吃。知青一天三顿饭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养猪？更别说吃肉了。我们几个知青住的房子原来是生产队放杂物的库房。因为屋子有一边不是人工建的墙体，而是山体。一到下雨天，水就从山体的缝中流进屋里。满屋子是水，我们向生产队和公社知青办反映多次都没人管。直到我们离开农村。一次我们搬动水缸，水缸下面居然盘着一条大蛇！真吓人，连忙操家伙把蛇打死。知青最大的困难是经常没菜吃。我下乡时就偷过农民的菜。还被农民发现了。实在没有菜时，到田头剥生产队的芋头叶当菜。至于吃肉什么的想都不要想。我们下乡时偷偷地把农民家的猫打来半夜吃掉。也向农民买狗来吃。农民家的狗生了一窝狗仔，我去讨一个来吃了。生产队的一头老母猪病死了，社员一人分三两，知青一人分了半斤，那吃起才叫香！下乡两年多几乎与外界隔绝。什么都不知道。好在刚下乡时知青一人发了一本《毛泽东选集》。遇到下雨天就看“毛选”。一本《毛选》四卷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现在只要说到《毛选》中的文章名字我都知道内容是什么。下乡两年多把身体锻炼得结实了：生产队常让社员到二十里路以外的大竹县氮肥厂挑氨水，二十里的山路，且翻两座山，从山脚下到山顶得走近三十分钟。刚下乡时，一天挑两挑都非常吃力，得休息七、八次才能挑回生产队。经锻炼后，一天能挑三挑：清早天不亮就起来到氨水厂挑一挑回生产队吃饭，吃饭后再去挑两挑回到生产队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八、九十斤重的担子在肩上，居然一口气不歇从氨水厂挑到生产队！还一颗汗都不出！三趟来回，单路程都有一百二十里！生产队组织送公粮，二十里山路，一人一百斤的担子，一口气挑到粮站。现在回头看，真的是不可思议！

刚下乡几月，老狼经历了人生的第三次生、死大关：爬桐子树上打桐子时，从树上掉下来重重摔在石板上，桐子树在半山腰，桐子树根距离下面的石板还有三米左右，摔下来的高度至少有五到六米！庆幸的是没有骨折，但全身各个关节都感到极痛。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不知道在那里看伤。只有自己买跌打丸吃。一月后疼痛才消失。

下乡的第一年还有新鲜感。到了第二年，每到夜晚就常想：这一辈子就真的要扎根农村了？想着想着，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一九七六年，因对前途绝望，老狼每周不再出满勤，经常一个人走路到周边的乡场上晃荡，走路到县城转悠。（从我下乡所在地到县城有六十多里地。）

一九七六年底，喜讯传来：父亲所在单位召工了！而且是专门召收职工子弟！我们几个知青都同时召进了单位。几百新工人有三个工种可分：汽车队当学工。土建队当泥工。下井当掘进挖煤工。在分配工作时，当时的劳资科长问我的父亲：给国权安排什么工作？我父亲说：家中经济困难，就让他下井打掘进吧。当年普通工人工作十八元，半年后转正二级工三十八元。但如果是在煤矿下井，工作就是三级工四十五元。半年后转正就是四级工五十二元。还有下井津贴、夜班津贴、保健津贴。每月有约八、九十元。比我父亲高了一倍。下井挖煤最让人难受的是三班倒：一月十天早班、十天中班、十天夜班。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睡眠成了大问题。每到上夜班我下班后就难以入睡。更要命的是上夜班上午睡不着觉，到下午还要政治学习！卧草！

就在这井下，老狼经历了人生的第四次生、死大关：一次下班，我推一装满矸石的矿车出巷道。巷道很窄，这矿车很死，下坡路都推不动。我后面一装满矿石的车很活，不用推也疯跑。我推车时，后面的车风驰电掣般地追上来，我躲避不及，怕被撞上，就往车上面爬，刚爬上去，后面车咣地一下重撞我推的车，我从车上一个仰翻倒在道中间，后面的车只停了一下，又快速向我碾压而来！与我一同下班的工人们见状全都“啊”地一声大叫，以为我完蛋了！也是天不绝我，瞬间我如有神助，一个翻滚，从道中间翻进了旁边的水沟中。矿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奇迹般地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但却吓得随后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一躺在床上就想起那要命的恐怖一幕！

一九七七年底，中国宣布恢复高考。这让无数年青人看到人生的希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我立马报名参加高考。并把旧书翻出来看。本来我想自己数理化底子太差，准备报考文科。但父亲说理科时髦。劝我报理科。我一想：学理科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就报了理科。半个多月后我走进了高考考场。可打开试卷后我完全懵了：数学考卷六道大题，有三道大题我头脑中没有任何概念，从没学过！物理考卷多数内容在我头脑中是一片空白，从没学过！化学考卷上多数内容我完全不懂，从没学过！只有语文和政治考卷知道多些！参加完考试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但让人意外的是我收到了让我参加中专体检的通知！可能是因我语文和政治得了高分吧？因我填的自愿不当，没有被中专录取。

参加了中专体检，我对自己有了信心。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完全能考上大学。遂一边下井挖煤，一边买初中、高中的课本来自习。当时我掘进队的书记李仁玉对我想再参加高考大为不满，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我：有的人不安心本职工作，天天想什么高考，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首先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才是。但我不管这么多。也不顾三班倒的劳累，也不顾二十多名职工的大宿舍吵闹，在随后的半年中拚命自习。也没有任何人辅导，全凭自己的悟性。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再次参加参加理科高考。五门课（语文、政治、数、理、化）得了二百八十五分。除语文六十多分外，其它几科都是五十多分。当年四川招生不到两万，录取线二百九十分。经过这次高考，我对自己更有信心：我只自习了半年就接近了录取线。如果再努力一年，明年肯定考上！高考成绩刚一下来，我就准备明年的高考了。但一九七九年初我单位所在的达竹矿务局招收电大学生。读电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带薪学习，不给家庭增加负担。我想了下就报了个名。当时电大招生考三门课：数、理、化。只要三门总成绩达到一百二十分就录取。我只参加了数学一门课的考试，得分九十多。后来招生的老师对我说：你去年高考成绩好。不考试也能录取。我就没有参加物理和化学的考试。直接读电大。整个达竹矿务局录取了二十名学生。其中有两名同学：王从善、杨卫华在一九七八年的高考中都考上了大学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去读。王从善考了三百二十多分。杨卫华考了二百九十五分。全班同学年龄差距很大：年龄最大的是王从善，三十二岁。年龄最小的是桑露（女）十七岁。我当年二十四岁。

一九七九年初，我终于告别了两年多的井下掘进挖煤工作走进了电大校园。当时达竹矿务局电大班设在金刚煤矿。在电大学习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中，我获得了总成绩（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第一名。总计电大六个学期，我有三个学期总成绩第一名。但此时无论我如何努力，少年时代想当一个科学家的人生梦想都不可能实现了。罪恶的毛泽东毁掉我的青春和理想。

在电大学习期间，我一边努力学习自然科学，一边到矿机关的阅览室阅读各种书籍、报纸、杂志。还自订《人民文学》、《诗刊》、《短篇小说选刊》、《文汇》杂志等在课余时间看。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思想解放和右派平反，一大批深受文革之害的青年作家和右派作家写出了震憾人心的反思作品。著名的有卢新华《伤痕》、刘心武《班主任》、高晓声《陈焕生上城》、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从维熙《走向混沌》、柯云路《三千万》、张贤亮《男人一半是女人》……也是在电大学习期间我抽空看了大量的当代小说和古典文学、历史、诗歌，知道了苏东坡、辛弃疾、唐诗、宋词、元曲……此前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政策让我什么都没有学到，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终于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有了大概的了解。现在回头看：我的文字功力除天生的灵性外，也是电大三年自学而成。因没进共产党的专业文科大学洗脑，思维中有更多的自由驰骋空间。

一九八二年初我电大毕业后回到单位，成了一名井下电工。这比起三年前的掘进挖煤工轻松多了。但生活环境恶劣。我的宿舍门口就是煤矿的抽风机。巨大的噪音二十四小时响个不停，夜晚都极难入睡。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父亲因工作调动，从达县到成都。按当时的政策调动人员身边可带一名工作了的子女。我随父亲到了成都。父亲之所以带我到成都，或许也是考虑到我人老实，对家庭贡献大的原因。到成都后，工作非常的轻松。我时常到四川省图书馆看各种报刊、书籍、杂志。还一个人骑自行车旅行，最远处骑到了贵州省。历时一个多月。

一九八九年，全国爆发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我在成都经常到人民南路学生绝食、静坐的地方观看并捐款。还与现场的人进行辩论。我写了《中国乌纱帽工业总公司广而告之》、《邓小平十年改革政绩一览》、《外国什么东西都好、就是他的制度没中国好》等文章贴在人民南路。引来大量学生抄写。“六、四”大屠杀后，我非常愤怒，当即写了《通辑令》、《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信》（这两篇文章收在《铁血中共：1921—2008》一书中）。并悄悄张贴在人民南路成都百货大楼大门上和四川大学校园内。几天后的夜晚我再到百货大楼我张贴文章的地方看时发现：百货大楼我张贴文章的大门被封闭。且我一接近张贴文章的大门，立即有红灯亮了并发出声音。我估计是红外线监控仪。遂不动声色自然离开。当我再到四川大学门口想进去看时，发现门卫对每个进出的人盘查很严了。我没有再进川大校园。

“六、四”大屠杀后，我决定自己写一部中共党史。以揭穿中共自己编造的党史中的无数谎言。此后几年，我每周几天都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收集各种资料。又经几年时间写出了《铁血中共》（即《红朝演义》）一书。

因我这个人与人交往没有任何心机和城府，也不懂处世的技巧。所以在单位不讨领导喜欢。甚至因事得罪领导被搞下岗！

一九九五年，我遇到一生中最谈得拢的朋友焦鸿。当时他在成都西玉龙街的立交桥下开一书店，我回家路过他的书店就进去看书。最初的交流就是他问我对毛泽东怎么看。我就对他说：毛泽东一生干了无数缺德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当时算半个毛粉。我与他发生了争论。此后我与他在一起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争论。他后来观点与我逐渐接近。但还是有很多的争论。现在年龄大了，老了，争论得少了。通过焦鸿认识了余成明、熊永林。后来又认识了成都读书会的发起人周雨樵先生。去年朋友焦鸿对我有一个评价：“你的情商低于正常人。”听了他的评价，我如提壶灌顶，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也瞬间明白自己六十多年的种种不顺都是因为“情商”太低的缘故！同时也很感谢焦鸿：对我这个“情商”特低的人包容了二十多年！

二○○四年，国内网络开始普及。我在国内《网易》注册网名“巴山老狼”并建立了个人博客。十几年来，我《网易》的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其中有几十篇文章因内容敏感被网站屏蔽了。随时能查阅的文章有二百多篇。我写的《丑陋的中国皇帝》系列文章就是在网易论坛上发表文章时偶而获得灵感而于二○○四年十月开始创作的。

二○○六年，经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雨樵老师的帮助，给我下载了翻墙软件，我在海外《博讯》网站建立了个人博客。把我写的《铁血中共：1921—2008》、《丑陋的中国皇帝》发表在《博讯》网站上。二○一七年，老狼又将《铁血中共：1921—2008》改名为《红朝演义：1921—2008》在海外万维网上发表。同时在万维网上还发表了《丑陋的中国皇帝》和其他杂文。

刘晓波《08宪章》在海外发表后。我是第二批在上面签名者。后来国保及单位领导找我就此事谈话。其后几年间我被国保喊到派出所多次谈话。每次都做了笔录，还让我签字。记得有一次谈话后让我签字，我见上面有“对邱国权进行训诫”的字样，我不愿意签字。国保对我说：如果不签字，将对你进行处罚。我很不情愿地签了字。与国保的谈话气氛缓和，但给人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几年间我极少写文章，每天都到棋园下棋混时间。当时有个预感：或许因为我的“反动文章”而进监狱。但后来预感还是没有成为现实。这反映了国家的某种进步。如果是毛泽东时代，我肯定是被枪毙的角色。

习近平上台的这几年，中国大幅度向左转。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空间、思想自由空间大幅度紧缩。二○一七年三、四月间，本人在《网易》、《猫眼看人》上建了十多年的“巴山老狼个人博客”被销号。三百多篇文章被删得干干净净。还有特别提示：“该博客所有文章不可恢复地被删除”。与此相反的是我在近两年写了较多的文章发表在海外个人博客上：二○一六年写了二十多篇，二○一七年写了六十多篇。

中共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集权大获成功。中国还会大幅度向毛泽东时代倒退！国家的命运难料，巴山老狼个人的命运也难料。我的朋友提醒我：你写了这么多的文章发表在海外，搞不好会成为共产党的专政对象。身在国内的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头巴山老狼无处能躲，无路可逃。巴山老狼一生也没做任何的亏心之事，无需躲、更不必逃。如果老狼因所写文章而获罪，这是老狼一生最大的荣光！

巴山老狼更坚信：

在中国，开历史倒车没有任何出路！

中国，会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