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三七：共產會議一邊倒同聲譴責毛澤東  顏面丟盡再《九評》世界歷史留笑談

巴山老狼  著

第五篇：   中、蘇從盟友到仇敵  誰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

第三十七章   共產會議一邊倒同聲譴責毛澤東  顏面丟盡再《九評》世界歷史留笑談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多次提醒全黨，杜勒斯的美國和赫魯曉夫的蘇聯都對中國採取敵意態度。中國已肩負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支持世界民主、民族解放運動的中流砥柱的重任。

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七月三十日，將赫魯曉夫與杜勒斯相提並論，把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將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對中國大躍進的批評和美國杜勒斯對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的譴責一併翻出來作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武器。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一邏輯反證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杜勒斯是一丘之貉。並將彭德懷六月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東歐受到的高規格禮遇視為“裡通外國”進行追查。這時的赫魯曉夫已經是毛澤東頭號“階級敵人”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訪問美國後的赫魯曉夫應邀訪問中國，當興高采興烈的赫魯曉夫走下飛機準備按以往慣例同毛澤東熱烈擁抱時，毛澤東突然將身子一閃避開擁抱，只同赫魯曉夫冷冷地握了一下手。剛下飛機的赫魯曉夫受此冷遇，這次會談的氣氛就可想而知了。隨後的會談中毛澤東處處與赫魯曉夫對着幹，在一些問題上爭論不休。對於好鬥的毛澤東，赫魯曉夫反覆告誡說：“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以這次赫魯曉夫的北京之行為契機，中蘇雙方開始了公開決裂的過程。

一九六Ｏ年九月一日，毛澤東向全黨轉發了某省委一個報告。報告中說：

對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複雜的和艱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們不可能擔當起指導國際革命運動的職責，革命的重心己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己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

毛澤東想當國際共運領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毛澤東通過一九五六年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批評，一九五七年對“和平過渡”的批評，一九五八年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問題上的翻臉，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認定其與美帝杜勒斯一樣的敵人，國慶節公開吵架等一系列逐漸深入地惡化兩黨、兩國關係的行動，終於製造出了許多理由，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頭子”、“帝國主義走狗”等大帽。並使中共高層大多數領導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觀點。這樣，自一九六Ｏ年起，毛澤東的中國在公開場合處處與蘇聯唱反調並對赫魯曉夫進行攻擊誹謗，在世界挑起了一場荒謬的中蘇大論戰，終於導致中蘇分裂。

一九六Ｏ年二月初，華沙條約國組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華沙條約締約國宣言》。宣言中說：“裁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蘇聯在聯合國十四屆大會上提出的全面裁軍的建議，反映了華約締約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立場。”中國代表康生在會上發表了與大會會議氣氛極不協調的發言，聲稱：由於美國在國際關係中一直對我國採取排斥的態度，因此，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都不能對中國具有約束力。中國的《人民日報》二月六日公開發表了康生的聲明。

聲明公開發表後，全世界震驚，中蘇分歧擴大到國際關係領域！中國公開與蘇聯大唱反調，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赫魯曉夫對中國將中蘇分歧再次公開大為惱怒，（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掛斯大林像一事）但又無可奈何。

一九六Ｏ年四月《紅旗》雜誌第八期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的文章。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列寧誕辰大會上作了《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報告。以此三篇文章的發表為標誌，毛澤東挑起了中蘇兩黨的大論戰。

此三篇文章的核心內容就是：列寧關於武裝鬥爭的科學論斷是千古不變的真理，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就只有走列寧指引的道路，採取武裝鬥爭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把死了四十多年的列寧的幽靈抬出來，把他的隻言片語作為教條，採取指桑罵槐的策略，明批“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暗中矛頭直指赫魯曉夫。這三篇文章的發表，即是毛澤東為證明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而尋找的理論依據，也是為自己蓄意惡化兩黨、兩國關係編造的理由；既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策略、戰略標榜正統，也是向赫魯曉夫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發起的挑戰！共產主義世界的“老二”毛澤東迫不及待地想當共產主義運動的 “老大” 了。

毛澤東在未主宰中共時，反對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王明路線，把它斥之為“教條主義”，強調所謂的“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當他坐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老二”的位置上，又對“老大”“把馬列主義同世界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作法提出嚴厲批判，並斥之為“修正主義”，自我標榜是所謂的正統。看來反“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為我所用。

面對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上的挑戰，赫魯曉夫對此似乎沒多大興趣。以沉默作答。但中共並不就此罷休。一九六Ｏ年六月初，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訪問中國，中國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在與列希會談中，大肆攻擊赫魯曉夫和蘇聯。列希在回國途中路經莫斯科時，與列希一同訪問中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治局委員貝利紹娃向赫魯曉夫私下報告了劉少奇、周恩來對列希談話的內容。赫魯曉夫大吃一驚！“多麼可鄙的忘恩負義啊，我們不懂得為什麼中國人要講這些。”（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憤慨之餘，蘇方準備對毛澤東的卑鄙行為進行反擊。這就是著名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蘇大衝突的由來。而那位向赫魯曉夫打了“小報告”的阿爾巴尼亞女政治局委員回國後即被霍查處決。

阿爾巴尼亞之所以當時與中國關係如此投機，其原因也是霍查此人對個人崇拜極感興趣，對斯大林的血腥政策極為讚賞，對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極為不滿。雖然阿爾巴尼亞從蘇聯得到了大量援助，但霍查還是與毛澤東一樣暗中尋找反對蘇聯的同盟者，結果毛澤東與霍查臭味相投，雙方一拍即合。後來兩人都繼承了斯大林的衣缽，在國內大搞獨裁專制，血腥鎮壓異己，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毛澤東、霍查簡直就是一個模子鑄出三大魔鬼！

一九六Ｏ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羅馬尼亞工人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致函中共，建議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共中央復函建議擴大會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但應延期。蘇聯方面表示同意。

先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以標榜正統，再建議召開世界共產黨全體會議，是否有與赫魯曉夫攤牌，爭國際共運領袖的目的？

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於六月十九日抵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彭真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向在那裡的所有共產黨散發中共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想得到其它共產黨組織的支持。

二十二日下午，東道主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喬治烏、德治口頭通知中共代表團：二十四日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會議。

二十三日下午蘇聯方面交給中國代表團一份六月二十一日的《蘇共至中共通知書》。下午十九時又送給了蘇聯起草的會議公報草案。

在二十四日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黨和共產黨代表會議上赫魯曉夫上台發言，歷數中共故意惡化兩黨、兩國關係的言行；譴責毛澤東的中共背信棄義、忘恩負義的行為；駁斥中共在時代問題上重複列寧的論述是“教條主義”；說中共拒絕和平共處，希望戰爭，坐山觀虎鬥，製造緊張空氣是左傾冒險主義；說中國進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動，在國際群眾組織中採取“宗派主義立場；說中共領導人同阿爾巴尼亞黨負責人的談話是為尋找反蘇同盟；說康生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的發表是“向帝國主義送情報；中共散發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動”。赫魯曉夫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支持。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古巴、蒙古等國家代表團紛紛譴責中共的種種言行。

在群起而攻之的會議上，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措手不及，狼狽萬分，陷入空前的孤立。經向毛澤東請示後，於二十六日通過會議主席喬治烏、德治向各國代表團散發了中共代表團聲明，指責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中完全破壞了在會談以前關於這次會談只限於交換意見，不作任何決定的協議，……濫用蘇聯共產黨從列寧以來長期形成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極粗魯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採取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把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同我們黨的關係不是看成兄弟黨的關係，而是看成父子關係。”

從中、蘇兩黨相互指責的情況來看，蘇方指責較為具體，中方指責較為空洞。再說，全世界近百個共產黨組織都沒有感受到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有“老子黨”的味道，就你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有當“兒子黨”的感覺，豈非咄咄怪事？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想爭共產主義世界“老大”的位子，好向其它共產黨發號施令，自己當“老子黨”，別人當“兒子黨”。

中共代表團散發的信件，非但沒有起到改變中共代表團難堪境地的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為難堪的處境，再次受到與會多數代表團的譴責。在整個會議期間，只有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沒有譴責中共。阿爾巴尼亞與中共有勾結，自不用說。而朝鮮、越南沒說什麼並非是贊成中共，只是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近鄰，從毛澤東那裡得到了好處，不便多說。但時隔不久，朝、越都站到了蘇聯一邊去了。

中共代表團眼見眾怒難違，無可奈何“為了顧全大局”只得在隱含攻擊中共內容的會議公報草案上簽字。中共與蘇共，不！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第一回合的公開的較量就以赫魯曉夫的勝利而告一段落。事後彭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

我看這布加勒斯特會議真像中國的廬山會議。赫魯曉夫動員其它國家共產黨整中共，就像毛澤東動員中央委員們整彭德懷。最後都為了顧全大局而在整自己的文件上簽字同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時大獲全勝，赫魯曉夫整中共也滿載而歸。然毛整彭大錯特錯，赫整毛萬分正確。

彭真先生在這次會議上言不由衷的表演令赫魯曉夫極為同情。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雖然他站在了毛的一邊，但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某種焦慮和鬱鬱不樂，我吃不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他身上有什麼東西使我感到為他難過。我可以說他正在忍受着某種內心的混亂，我認為他看到了毛正在把黨領導到什麼地方去，但他不能使自己採取決定性的反措施。”

 布加勒斯特會議後，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名。赫魯曉夫此舉雖屬背信棄義，但毛澤東蓄意惡化兩黨、兩國關係在先，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試想一下，當你盡全力用金錢、技術幫助自己的朋友時，而你的朋友卻背地誹謗你、當面指鼻辱罵你，你還會忍氣吞聲地將金錢投進貪婪的朋友手中嗎？而毛澤東既然惡化兩國關係的目的達到了，對於蘇聯撤走專家一事並無一絲不快。反而更加高興。因為他又有一條新的理由來反對蘇聯、反對赫魯曉夫了。更重要的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時正值毛澤東的大躍進導致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蘇聯撤走專家一事對於毛澤東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正好把餓死人的責任推給赫魯曉夫！一時間中國土地上“蘇聯逼債”、“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償還打美帝的債務而不得不勒緊腰帶”等謠言四起。當時中國人民對赫魯曉夫真是恨之入骨。

十多年後，毛澤東當年對赫魯曉夫的作法，又被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越南的黎筍照葫蘆畫瓢，原封不動地搬來對付中國。在毛澤東死前十幾年及毛澤東死後幾年內，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一百多億美元之巨的經濟、軍事、技術援助。但毛澤東與美國尼克松“眉來眼去”後，霍查也像當年毛澤東罵赫魯曉夫一樣大罵毛澤東是“修正主義”，並一步一步地惡化兩國兩黨的關係，七十年代末，中阿兩黨關係徹底破裂，中共中央向全國傳達的文件中宣稱：中、阿兩黨關係雖然無可挽回，但國家間的關係還在，中國不會作赫魯曉夫那種撤走專家，背信棄義的事情。將繼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技術援助。但中國不撤專家，霍查就處處刁難中國專家，甚至派人暗殺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工程技術人員。最後逼得中國不得不全部撤退專家。中國專家一走，阿爾巴尼亞的報章雜誌就興高采烈地大罵中國背信棄義。霍查真是得了毛澤東的真傳。對付中國的手法與毛澤東對付蘇聯的手法一模一樣！中國遭小小的阿國算計，鄧小平是有口難言，只得門牙打落往肚裡吞――默不做聲。

而越南的作法更甚，黎筍的作法與毛澤東相比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從越南建國時起，中國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援助：派軍事顧問團指揮奠邊府大戰；出兵近五十萬直接與美軍作戰；無償援助達二百多億美元之巨！但越南人毫不記情，因入侵柬埔寨遭中國反對，到後來就干出迫害驅趕華僑的勾當。鄧小平惱羞成怒：小小阿國卑鄙至極，只是隔遠了夠不着，這小小越南也如此不要臉，非整治他一頓不可！乾脆派兵去“教訓了一下越南鬼子”。

難道這世界上還真是因果循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毛澤東二十年前的背信棄義，二十年後就報應在了鄧小平頭上？

有關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一事，一九八八年中蘇關係好轉後，當年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接見來訪的蘇聯代表團時說：“對於五十年代蘇聯黨和政府給予巨大的無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謝！”僅此一句，就能戳穿毛澤東的一切謊言！

毛澤東的中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遭到赫魯曉夫一個突然襲擊，狼狽不堪，一時暈頭轉向，不知所以，最後居然還不得不在隱含攻擊中共內容的會議公報上簽字。彭真等人回到北京將會議經過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內心的滋味就別提了：想當共產主義世界的“老大”，上台與赫魯曉夫過招，結果三拳兩腳就敗下陣來。跌倒不痛爬起來痛。好在來日方長，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機會還有的。沒有機會也可以創造機會嘛。

一九六Ｏ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答復甦共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向蘇共中央提出解決分歧達到團結的五項建議：一、兩黨和所有兄弟黨的團結必須以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和莫斯科宣言為基礎。並且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應遵守莫斯科宣言規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則；三、對社會主義國家間、兄弟黨之間的爭論，根據莫斯科宣言，通過同志式討論求得解決，中蘇兩國、兩黨對於國際形勢、國際共運等一切重大問題應充分協商討論，採取一致步驟；四、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應分清敵我是非，最為重要的應珍惜友誼，共同對敵；五、經過充分協商，開好十一月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在會議上制定一個共同遵循的、團結對敵的鬥爭綱領。

讀者若看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關於把赫魯曉夫和蘇聯當成與美國的杜勒斯一樣的敵人的講話，再來看這五項建議中什麼“友誼”、“同志”、“兄弟”不知有什麼感想？

共產黨之間口口聲聲稱兄道弟，與那袍哥們有什麼兩樣？好時好得同吃一碗飯，同穿一條褲，一旦翻臉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拚個你死我活決不罷休！

赫魯曉夫由於在布加勒斯特會上得到了絕大多數共產黨的支持，出了一口惡氣，此時也想緩和一下與中共的關係，因而對中共建議表示同意，雙方商定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在此以前，先由二十六國共產黨組成起草委員會，準備會議的各項文件。毛澤東派出了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在正式會議召開前的會議文件起草過程中，由鄧小平任團長。

在起草委員會會議剛一開始，中共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就發表了一通與起草委員會的宗旨很不協調的長篇發言。鄧小平既沒有提出與會議有關的文件草案，也沒就會議的程序，內容提出建議。而是針對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進行的攻擊翻出中蘇關係史上的舊帳，以證明蘇聯對中國一直採取敵視態度。另外因波蘭、匈牙利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攻擊中國，鄧小平也特地將一九五六年中、蘇關于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協商爭議過程全部抖落出來，以離間雙方的關係。鄧小平的發言包括十二個問題，主要有：一、布加勒斯特蘇方搞突然襲擊，接着撕毀兩國簽訂的援華協定、撤走全部專家的事；二、赫魯曉夫在會上把兩黨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領域；三、對中印邊界糾紛偏袒印度、指責中國，蘇方推行亞洲地理政治戰略方針；四、美化美帝國主義，對美搞緩和方針，宣傳“戴維營精神”，對中國施加壓力；五、一九五五年九月，阿登納率聯邦德國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赫魯曉夫竟然向阿登納提出請求，把中國說成是對蘇最大的問題，請阿登納幫助對付中國，其他幾點還有關於蘇波關係事件、與匈牙利事件、以及關於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工會理事會上爭論的問題。

鄧小平的發言完全是為了報復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上對中共的打擊，並離間蘇聯與東歐之間的關係，把赫魯曉夫的名聲搞臭，以便在接着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有更多的共產黨站在中共一邊。誰知事與願違，鄧小平的發言在起草委員會上即受到起草文件的大多數共產黨代表團的指責和反對。處境十分孤立。

十一月上旬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正式開幕後，居然有七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譴責中共忘恩負義、破壞中蘇關係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唯有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在發言中對蘇共進行了惡毒的攻擊甚至對赫魯曉夫進行人身攻擊，並支持中共。霍查的發言又遭到與會代表團的激烈抨擊。西班牙共產黨主席多洛斯、伊巴露麗激憤萬分，痛罵恩維爾、霍查是“一隻忘恩負義、反咬主人的狗。”中共、阿共在這次會議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最後中共代表團團長劉少奇在大會閉會前一天發表了一篇口氣緩和的講話，聲稱“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團結具有重大意義，中共要永遠與蘇共一起為之付出一切努力。”最後八十一國共產黨共同簽署了《莫斯科聲明》。

劉少奇作為務實的中共黨的領導人，是不願與蘇聯把關係搞僵的，他清楚地看到那樣做會給中國帶來什麼，但他又不得不順從毛澤東的意志。這一點連赫魯曉夫也看出來了。後來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追述說：“我一直喜歡劉少奇，當我們見面談話，我發現我們立即相互了解，並有同樣的思想方法。我特別欣賞劉在第八次黨代表大全上的報告，他似乎同意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蘇共）黨代表大會決議中所反映的我們黨的觀點。”

 在兩次共產黨會議上占了上風的赫魯曉夫也沒忘記對中共主動做出和解姿態，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一結束，赫魯曉夫即邀請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訪問蘇聯。整個訪問期間至始至終由勃列日列夫陪同。蘇聯方面安排了不少隆重熱情的訪問活動，劉少奇在一萬二千人出席的群眾大會上作了十分感人的講話。劉少奇同赫魯曉夫話別時，雙方都表示願採取措施改善中蘇關係。蘇聯也表示願意重新調整對中國的援助，勃涅日列夫和科茲洛夫還接受了劉少奇的訪華邀請。劉少奇還交待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要他早日促成他們訪華的實現。

當年彭德懷訪問蘇聯、東歐後，受到隆重接待，回國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了大躍進，就被指責為裡通外國。現在劉少奇在中蘇關係全面破裂時訪蘇，也受到隆重接待，回國後也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進行了批評，最後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赫魯曉夫在中國人民面臨巨大災難時，主動伸出了友誼之手，致函毛澤東表示願意以借用方式，向中國提供一百萬噸穀物和五十萬噸古巴白糖，以緩解中國的饑荒。

但是毛澤東並不因蘇聯的主動行動而在“反修正主義”上有所鬆動，反而因國內饑荒原因，為轉移人們的視線，一再鼓吹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對赫魯曉夫援助中國人民的善意加以拒絕。反正缺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餓死幾千萬算啥？“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也沒關係。

由於阿爾巴尼亞在一九六Ｏ年六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和一九六Ｏ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上支持中共，並對赫魯曉夫進行人身攻擊、誹謗、辱罵，導致蘇阿關係嚴重惡化。一九六一年三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通過譴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決議，並提出撤掉蘇軍在阿爾巴尼亞發羅拉的海軍基地。五月蘇聯撤出了駐在發羅拉基地的艦隊，並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八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阿爾巴尼亞派代表出席。蘇阿關係的惡化，作為阿國的事實上的“盟友”中國也不會坐視不管。只是一時沒機會，幫不上忙。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機會終於來了。毛澤東決定派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在會上“捅蘇聯一傢伙。”（毛澤東原話）

莫斯科八十一國黨代表會議派了劉少奇當代表團團長，隨後劉少奇對蘇聯的訪問又使中蘇關係有所緩和，毛澤東對此心中大為不滿。這一次若想發展同蘇聯的關係，那麼劉少奇就是當然的人選了。但毛澤東偏派出多次與蘇聯公開抬槓的周恩來去。

中共宣布派出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團員彭真、陶鑄、康生、劉曉）蘇聯方面立即友好地表示將派專機迎接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由於周恩來此行肩負的使命就是惡化兩黨、兩國關係，面對蘇聯的友好姿態，中共提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穆夫蒂將和中共代表團一道乘專機到莫斯科，再取道回阿爾巴尼亞”。明知蘇聯不會同意，偏要這樣提出來，真是那壺不開提那壺。蘇聯方面明確表示：此專機只接中共代表團的人。對此中共立即拒絕了蘇聯派出的專機，改乘包租飛機。周恩來與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一同到達莫斯科。周恩來到莫斯科的當天即向蘇聯方面提出向“列寧、斯大林獻花圈”這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蘇共自二十大起開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濫殺無辜的罪行，周恩來的要求分明是一種挑釁、示威的行為，蘇聯方面大為不滿。若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次代表大會上，蘇聯的勃涅日列夫派出代表團到北京向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帽子的劉少奇獻花圈，毛澤東不氣得三屍神暴跳、七竅內生煙才怪了。

十月十九日，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向蘇共二十二大致賀詞。賀詞中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政治路線背叛了列寧主義，指責蘇聯對待阿爾巴尼亞的做法是錯誤的，反對蘇聯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論點。周恩來致詞後，與會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團和蘇共代表紛紛起而譴責周恩來和中共。一個受邀請的客人，到主人家中去公開指責主人的內外政策，罵人罵到別人的家裡去了，這種事情只有毛澤東的中共才做得出來。

就在大會期間，周恩來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專門就蘇聯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斯大林問題、和平共處等問題指責赫魯曉夫做錯了。赫魯曉夫對此拒絕接受，雙方不歡而散。

周恩來在莫斯科幾天淋漓盡致的表演後，在世界共產黨的一片譴責聲中，周恩來提前離開了莫斯科。

周恩來回到北京，毛澤東專門為其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以表明中共舉黨一致地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蘇共二十二大後，中共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阿爾巴尼亞的反蘇材料，大張旗鼓地聲援阿爾巴尼亞，自此以後，中國與蘇聯在一系列問題上相互指責、漫罵，雙方鬧得不可開交：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蘇共嚴詞批評中共的“反列寧主義”行為，批評中共在國際上採取與蘇聯唱反調的特殊立場，批評中共惡化中蘇關係的政策，批評中共想發動戰爭的特殊路線等。

一九六二年四至五月間，中國由於大躍進導致的饑荒使得新疆伊犁、塔城地區近十萬民眾跨越國境進入蘇聯，中國方面強烈要求蘇聯全部遣反出逃難民，蘇聯不同意，中國又指責蘇聯方面“煽動叛亂，挑撥離間。”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偏袒印度說：“我們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國打。中國單方面停火、撤退固然好，但中國部隊不從原有陣地上前進豈不更好。”

一九六二年十月，蘇聯運進古巴的導彈被美國發現後，美國政府斷然封鎖古巴，赫魯曉夫不願冒同美國進行戰爭對抗的危險，從古巴撤出了導彈，中國就此事大罵赫魯曉夫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壓力，出賣古巴，被美帝嚇破了膽。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三年一月，歐洲的五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代表大會上，公開譴責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破壞國際共運的團結，誹謗蘇聯，製造分裂的行為。對此毛澤東的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等文章。

面對中共的挑戰，蘇共為緩和氣氛，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至函中共中央，建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經雙方商定，兩黨會談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舉行。但毛澤東此時的“反修防修”政策已到發瘋的地步，非把共產主義世界的內幕向全世界抖出來不可。在會談之前的六月十七日，公開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文中對赫魯曉夫在認識帝國主義、認識當前時代及其基本矛盾，認識對待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反對個人崇拜，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系統的、公開的大批判。拉開了中蘇大論戰的帷幕。

論戰挑起之後，赫魯曉夫也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公開發表了《關於即將舉行的蘇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議的決議》。決議中說“責成蘇共中央主席團在即將舉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談中，堅定地執行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斷然拒絕中共中央對我黨和其他共產黨、對蘇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對蘇共領導的攻擊，”認為“這種攻擊是沒有根據的和誹謗性的。”

會談還沒開始，雙方的交鋒就進入了白熱化。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說蘇共中央對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公開信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

七月四日，蘇共中央再次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對中共中央七月一日的聲明進行反擊。

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再次發表聲明：表示不能同意蘇共中央七月四日聲明中對中共七月一日聲明的歪曲指責和攻擊。責成代表團在兩黨會談  中對蘇共中央的歪曲和攻擊給予必要的評論。

在此期間，中共還利用駐蘇使館工作人員和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莫斯科大肆散發中共六月十四日致蘇共的信，被蘇方下令驅逐出境。事後中共方面說：“這是一種正常的對等活動，因為蘇駐中國的機構和人員在中國就散發過蘇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信。”

 全世界面對中共和蘇共雙方公開的爭吵，大多當成笑料看待。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些西方政界要人也發表過精采的評論。

在這一片吵鬧聲中，七月五日，中共代表團抵莫斯科，與蘇聯會談。到七月十九日，雙方共舉行了九次會談。這次會談氣氛之緊張激烈，前所未有。雙方唇槍舌箭，指鼻指眼，猶如潑婦罵街。不過中國人在罵街問題上頗有傳統，頗有心得，罵得也有水平，也能罵到對方的痛處，也很會激怒對方。康生在會議中攻擊赫魯曉夫，誹謗、歪曲蘇共路線，蘇斯洛夫堅決抗議後，鄧小平反說：“你提什麼抗議？如果要提抗議的話，我們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議。”中共首先挑起了這場中蘇大論戰，但鄧小平卻發言主動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我們黨是不會對任何別的黨首先‘攻擊’的……”真是妙極了。自己首先把與蘇聯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自己首先挑起了中蘇論戰；自己首先在各種場合攻擊蘇共和赫魯曉夫；反倒說出如此漂亮的話來。真是俗話說的“當了婊子又立牌坊。據傳說，這次中蘇會談後，赫魯曉夫給鄧小平起了一個外號“鄧鐵嘴”。真不愧是個鐵嘴，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就把煤炭說成白面，丑鬼說成美女，把蘇方駁了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

這次兩黨會談後，蘇聯在報刊上開始公開發表反對中共的文章，自七月十五日到十月間的三個月中就發表了一千多篇反中共的文章，有的文章還要求中國黨內和國內的健康力量起來推翻毛澤東的領導。而中共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

《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

《在戰爭與和平上的兩條路線》（五評）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

《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

此《九評》可謂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經典”之作。且是毛澤東殫精竭慮、逐字逐句地親筆修改後發表的。若有人想研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千萬別忘了這“九評”。

中共挑起這場大論戰，論戰時勁頭十足。十幾年後，當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存心挑起阿中大論戰時，鄧小平的中共也發表了一大篇文章，加以駁斥。可文章發表後仔細一看：怎麼其中的觀點和口氣竟與當年赫魯曉夫駁中共的“教條主義”時的觀點和口氣一模一樣？鄧小平是毛澤東當年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鬥爭的主將之一，站在毛澤東立場上駁“蘇修”時勁頭十足，現站在“蘇修”當年的立場上駁阿爾巴尼亞的“教條”竟有自煽耳光、丟人現眼的感覺。從此之後閉上了鳥嘴。面對霍查的百般辱罵和挑釁不理不睬。讓霍查討了個沒趣。這倒不乏是明智之舉。

對於中共在兩黨會談中的強詞奪理和《九評》，赫魯曉夫以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召開全世界共產黨大會譴責中共作答，並組織二十六國的共產黨起草相關文件，其中包括中共。要整你，還要你起草整自己的文件並在上面簽字蓋章表示同意，這是共產主義世界的一貫作法。毛澤東對此整人手法看得明明白白，拒絕派代表團起草文件。因赫魯曉夫的下台，此會延至五月召開。毛澤東對這個會議的召開十分憤恨，先是極力阻止，阻止不成後是百般漫罵。

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打擊毛澤東的中共，六十年代初蘇聯以幫助越共統一南越為誘餌，悄悄地和與中共有特殊關係的越南共產黨建立了最親密的關係。五十年代中蘇關係密切的時候，中國在蘇聯的支持下，以世界大國的地位製造出兩個越南。現蘇聯無視中國的臉面，公開支持越南共產黨用武力統一南方，一旦越南統一，你中國在世界和東南亞地區就顏面掃地。毛澤東的中國就甭想在世界扮演大國角色。一九六四年，越南統一戰爭爆發，美國為阻止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擴張而出兵。此時的毛澤東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而且為了表明反對美帝國主義並討好越共，還得傾中華之國力去同蘇聯搞支持越南統一的軍援競賽！幾年間共花了兩百多億美元用於支持越南。可誰知越南在統一後感謝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國，且對當年中國製造兩個越南一事耿耿於懷，一九七九年中越邊界戰爭打響。中越後來反目與其說是越南人忘恩負義，不如說是中蘇關係破裂後，中蘇兩黨、兩國明爭暗鬥的結果。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魯曉夫被昔日忠誠的部下們用合理、合法、和平的手段趕下台，成為一個退休金的領取者。這令全世界震驚。在血腥的共產主義世界裡，領導人的更疊竟是如此充滿西方式的“浪漫”色彩，這也許就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後導致的最美好結局，也是赫魯曉夫一生中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對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自然是萬分高興。以為斯大林分子又在蘇聯得勢了。立即向蘇聯的新領導人聯名發出了賀電。在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前，又聯名電賀節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還出席了蘇駐華大使舉行的招待會。並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慶祝活動，並同蘇共新領導人會談。

周恩來在與蘇共第一書記勃涅日列夫的會談中，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錯誤的，要求勃涅日列夫等人修改，對此勃涅日列夫、米高揚等堅決拒絕說：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制定的，是蘇共中央集體共同制定的正確路線，中國黨提出要蘇共修改它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對此周恩來說：“你們既然同赫魯曉夫一樣，為什麼要赫魯曉夫下台呢？”面對周恩來的無理責問，米高揚乾脆地說：赫魯曉夫被罷黜以後，由中央全會選出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對蘇中關係問題，即蘇聯對華政策沒有任何改變，是和赫魯曉夫一致的。

毛澤東對蘇聯的無理做法，不但令赫魯曉夫憤怒，深知內情的赫魯曉夫部下們也十分惱怒，當然毛澤東在台上，蘇共不會輕易改變對中共態度。但中國卻不同。毛澤東的內外政策在中共內部多數是不贊成的，只是懼怕其權勢而不敢多言。一旦毛澤東死了，繼任者肯定會改變對蘇立場。果不其然，毛澤東一死，鄧小平上台後，也不罵蘇修了，也不罵赫魯曉夫了，也不說蘇聯有什麼路線問題了。

蘇共對中共最明顯的態度可從十一月七日閱兵式後的節日宴會上的一個小插曲中看出來：宴會上賀龍正與崔可夫交談，蘇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過來對賀龍說：“不要讓任何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馬利諾夫斯基的話其實就是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共識。很有可能馬氏是受中央主席團的授意才這樣說的。但有着幾千年忠君傳統的中國人卻沒有這樣的膽量，不但沒膽量，連聽到這句話都有受到侮辱和大逆不道的罪惡感。賀龍當即給頂了回去。並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向勃涅日列夫、米高揚提出抗議：“這是嚴重的挑釁。”勃涅日列夫掩飾道：馬林諾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後失言。周恩來指出：這不是酒後失言，是酒後吐真言。逼得勃涅日列夫不得不道歉。

說者有意，聽者無心。賀龍抱着對毛澤東的一腔忠誠，理直氣壯地同蘇聯人鬥了一場，回國後連忙向毛澤東匯報，不圖邀功請賞，只想一表忠心。誰知賞金沒領到一文，多疑的毛澤東卻將此事牢記於心，隨時提防着賀龍搞政變。兩年以後，賀龍就被扣上“搞二月兵變”、“大土匪”、“大軍閥”等罪名關進監獄，最後慘死獄中。

赫魯曉夫下台給中蘇兩黨、兩國改善關係帶來了一個契機，但毛澤東不改變自己的一套作法，誰也不願意與他修好。此後，中國共產黨內亂再起，毛澤東忙着整治“中國的赫魯曉夫”，也顧不了與蘇聯的關係了，從此雙方斷絕往來。一九六九年，毛澤東為了召開“九大”，挑起了珍寶島武裝衝突，勃涅日列夫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並就此事試探美國態度，由於美國不願看到蘇聯武力吞併中國，加之當選總統尼克松想改善美中關係，堅決反對，勃涅日列夫才未敢動手。

一九六五年五月，世界共產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此會召開一事及會議內容毛澤東的中共及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對中國人民嚴密封鎖消息，至今沒見官方的報紙、電台、電視台有一個字提及會議的內容和會議通過的文件。但越是遮蓋，越使人感受到此會對中共的譴責的激烈程度。在血腥的極權制度下，老大整老二那還有個跑？不知共產世界的新掌門人勃列日涅夫是否也象斯大林開除南斯拉夫、赫魯曉夫開除阿爾巴尼亞一樣把中共開除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血腥的共產主義世界裡，誰要與老大過不去，其結局就是殺頭、坐牢、開除等。那麼蘇聯這個老大整中共這個老二也會與毛澤東這個老大整劉少奇這個老二一樣，不從組織上開除並置之死地是決不罷休的。

一場由毛澤東挑起的中蘇是非之爭，最後以世界共產黨大會召開為標誌宣告結束。沸沸揚揚的中蘇大論戰也在此後嘎然而止。毛澤東的中共因不參加此會而被蘇共剝奪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發言權，剝奪了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說三道四的權力。

此會後，中共與蘇共徹底斷絕關係。毛澤東也不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將蘇聯冠之以“社會帝國主義”頭銜。又把全世界絕大多數共產黨組織統統斥之為“修正主義”黨，並與之徹底斷絕交往。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蘇關係最佳的一九五七年達到巔峰時期，其後因中蘇的分裂而逐步走向了衰落。到九十年代初徹底覆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鬧家務”，竟在客觀上成了分裂、毀滅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罪人。

鄧小平當政時期雖還自我標榜是馬克思主義，但其所作所為與“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世界多數國家的共產黨並不承認中共是馬克思的“正統”部下。八十年代後的中國嚴格來說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封建專制集權國家。東歐、蘇聯共產主義政權滅亡後，因中共曾被全世界的共產黨組織會議排除在外，鄧小平也不好意思公開舉旗要繼承共產主義衣缽，只好看着一個個共產主義政權覆滅而乾瞪眼。

中蘇徹底鬧翻後，毛澤東為了當國際共運的領袖，決心另起爐灶，專門成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世界大力組建、扶持親中共的共產黨組織，準備時機成熟後，召開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共產黨大會，以此向蘇聯的共產主義世界霸主地位挑戰。西方一些無賴之徒得到這一“利好”消息，馬上在國內宣布成立所謂的（馬列）共產黨，並與毛澤東的中共聯絡。中共也在一段時間內以較大篇幅報道某國共產黨分化出了“馬列”派別。但這些被毛澤東封為“馬列”的共產黨組織除了年年向毛澤東索要活動經費外，多少年後都象《沙家浜》中的胡傳魁一樣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花了無數的錢糧竟顆粒無收！毛澤東也心灰意冷，其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夢也就只有到另一個世界去做了。

西方的情報機構趁機指使人以成立（馬列）共產黨派別的名義剌探中共的情報。

對於毛澤東支持和培植西方所謂“馬列派別”一事，最近爆出猛料：一荷蘭75歲退休教師披露了他二十五年來如何被全世界的共產黨領導人當成是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馬列主義黨的領導人而奉為貴賓的離奇故事：彼得、伯維曾化名克里斯、彼得森，名義上是有600多名成員的荷蘭馬列主義黨的總書記。並以這樣的身份到北京見到過毛澤東，他還受到過阿爾巴尼亞和其他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但事實上整個事件完全是荷蘭情報機構一手策劃的騙局，目的是儘可能多的了解北京高層的情報。伯維做得非常成功。且幾十年來荷蘭的情報機構沒有給他一分錢。他把這一驚天秘密透露出來時說：“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滿足，我不用自己掏腰包卻游遍了世界各地，當然，這很可笑。”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徹底改變了與蘇聯為敵的政策。戈爾巴喬夫上任後，中蘇關係好轉。一九八九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談及當年那段歷史，戈爾巴喬夫謙遜地說：你是中國老一代的領導人，我們期待你對此事作出結論。當年毛澤東手下的反蘇主將鄧小平說：那時我們大家都說了很多的大話和空話。讓我們一起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隨後的幾年裡，改革大潮在各社會主義國家涌動。蘇聯解體後，中、俄兩國關係步入正常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