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之三：共产党搞暴动如火如荼 毛泽东耍阴谋爬上高位 巴山老狼 著 第一篇： 共产邪教传入中华 封建势力借尸还魂 第三章 共产党搞暴动如火如荼 毛泽东耍阴谋爬上高位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以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发动南昌起义。起义部队有贺龙指挥的二十军，叶挺指挥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起义成功后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再加上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三个国民党内的知名左派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部队沿用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番号，挥师南下，拟打通出海口，重新得到苏俄援助，重新恢复广东根据地。但孤军无援。十月初，起义部队进到广东潮州、汕头后，终于失败。余部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发动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日后中共党内最著名的战将林彪就是此时跟随朱、陈走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他叱咤风云，残忍血腥，大红大紫，盖世奇冤的一生。 中共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到四大期间不显山不显水，在中共党内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也难怪，从湖南乡下来的毛泽东，比起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知名学者和那些留洋归来的学子们，浑身都散发出农民朴实的泥土味。知识分子大概从心眼里瞧不起从穿着到言谈举止都不太洋气的毛泽东，所以中共历次高层的改选，中央领导核心都被那些年龄比毛泽东小，资历比毛泽东浅，言谈举止比毛泽东更显稚嫩，更富激情的知识分子们所占据着。好不容易在“三大”上崭露头角，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学生们回国后又很快把毛泽东挤出前台。如果国共两党的关系不出现大的问题，那么毛泽东大概在中共党内难有大的前途。蒋介石、汪精卫的分共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提供了天大良机。一九二七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实行这一总方针对于最了解中国农民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占有很大的优势。九月毛泽东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残兵败将几百人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旗号，随后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收编当地土匪袁文才、王佐几百人。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发动农民群众，组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进行游击战争，使共产党的武装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为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站稳脚跟的毛泽东后来密令彭德怀杀掉了袁、王二人。 毛泽东走上井冈山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向向传统的封建农民起义的道路转变。马克思主义中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变成毛泽东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封建主义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开始受到被阉割的命运。毛泽东夺取政权后，把上井冈山一事吹得神乎其神，说成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实际情况却是与斯大林操纵的第三国际的指示有关，也是中国几千年农民战争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践的成功，对各地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他们纷纷以此为样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一九三Ｏ年夏，全国已有十余块农村根据地和十七个军近十万的红军队伍。较大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井冈山、湘赣、赣南、闽西根据地，黄公略及后来的彭德怀、腾代远领导的湘鄂赣根据地，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贺龙领导的湘鄂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根据地规模最大。毛泽东根据自身实践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建军原则对于推动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军事角度看，毛泽东确有一点天才的味道。 就在共产党热火朝天地开展武装斗争，准备夺取政权时，苏俄在中国物色的第一位“俄奸”、苏俄钦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开始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完成。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只能在议会中进行合法斗争。认为共产党在农村的武装斗争是流寇运动。拒绝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的见解为一心抓枪杆子，想武装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所不容。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终于看清了当初引他跳进政治旋涡后的苏俄共产党的悲剧：“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在孤独中认定“改悔之事确难从命”，坚信“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陈独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中最早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迷雾中清醒过来的。绕了一大圈子，陈独秀先生终于重新回到了“德莫克拉西”。陈独秀晚年不同任何政治势力苟合，谢绝胡适先生的美国之邀和参加国际参议会。拒绝蒋介石出十万元经费要他再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叫他当劳动部长也不干。早两年被共产党开除的谭平山和后来从延安出走的张国焘请他组织第三党他也一概拒绝，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提出让陈独秀到延安并把他养起来，陈独秀拒绝并反唇相讥：“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凄凉病逝。 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暴露出残忍嗜杀的帝王本性.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期间，重用李韶九，将反对自己的人冠之以“改组派”、“AB团”等各种罪名加以清洗杀害，被冤杀者近万人。如此屠杀，引起了内部的极大恐怖和反感，暴发了著名的“富田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第二十军三千余名红军官兵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的口号。这一事变又以二十军的副排长以上的指挥员七百余人惨遭毛泽东杀害而告终。一九三一年一月，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坚决批判并纠正了毛泽东滥杀无辜的行为。毛、项二人因此结下“梁子”。 不但毛泽东残忍嗜杀，就连共产党内最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周恩来也表现出了残忍的本色。一九三一年，中共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周恩来派陈庚率特科人员将顾顺章一家男女老幼十余口全部残杀，连不相干的小保姆也不放过，杀人后尸体全部埋在屋内，并用水泥浇铸！ 与此同时，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夏曦在洪湖苏区也如此这般地对不信任的手下红军高官进行血腥的清洗和屠杀！ 红军的发展极大地震动了国民政府，蒋介石自一九三Ｏ年十月起，调集大军对红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第一、二、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第一次围剿时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当即下令杀掉。对共产党残忍的杀俘政策，蒋介石以牙还牙，将一大批关押数年的共产党人也杀掉。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因在中共党内遭到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排斥，被剥夺了军权。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也取得了胜利。在毛泽东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排斥出红军领导核心后，到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围剿开始，中共的武装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红军由十万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武装发展的全盛时期。共产党建国后的一切党史由于服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需要，对此事实只字不提，只提王明路线使五次反围剿失败，使红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大肆吹嘘自己指挥的一、二、三次反围剿，贬低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大力抨击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采取德国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面修筑公路封锁红军，断其食盐通道，使其坐困。新的堡垒主义战略果然有效。红军在百万大军围剿面前再难有所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终于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万红军浩浩荡荡从江西瑞金出发向西逃窜。蒋介石此时若部署得当，大可将共军一举歼灭，以免日后败逃台湾之辱。上策是四面围困，使共军逃窜无路，就地歼灭。中策是在不得已时东南方向网开一面，把共军赶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也不难歼灭。谁知蒋委员长竟鬼使神差在西南方向开一口子，出此下下之策。虽然湘江一战歼灭共军大部，终究斩草未尽，使共产党死灰复燃，蒋介石亦留下千古遗恨。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毛泽东在共产党内东山再起提供了难得良机。毛泽东从共产党十几年的历史中悟出了一条真理：共产党的事业一旦遭到挫折和失败，领导人就必然下台。此时又恰逢共产党同苏俄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被炸毁，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已完全失去了操纵的可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利用自己在反一、二、三次围剿时在红军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一路上不断地拉拢王稼祥、张闻天等共产党中央的决策者们，又与曾是自己亲密下属的林彪、彭德怀等人保持密切联系，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积极进行夺取共产党最高权力的秘密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跟随红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负责人、以及各军团长、政委。当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军事报告后，张闻天发言对周恩来的报告大加指责，并作一“反报告”，“反报告”中历数中央自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错误，要求罢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林彪、彭德怀等也在会上公开指责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要求毛泽东重出江湖指挥红军。其他与会要人纷纷附和，博古、周恩来、李德陷入孤立。张闻天等人敢对中央的报告进行公开指责，若是在平时，马上就会弄出个“反党集团”之类的东西，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前后左右都有国军在围追堵截，哪有时间去“窝里斗”？再加上一年多来的“反围剿”确是失败了，博古、李德等人只得顺从多数人的愿望交权。 毛泽东是这次“倒阁”的主谋，但他知道这样靠阴谋诡计就把太上皇共产国际派来的代理人赶下台不是名正言顺，一旦共产国际知道后不知会有什么反应。深知江湖险恶的毛泽东并不急于抛头露面。作为过渡，将无权力欲望，文雅懦弱的张闻天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周恩来挂名军委主席，毛泽东则接过李德手中的红军指挥棒，开始对枪杆子发号施令。毛泽东上任后，虽在土城一战中受挫，但随后改变策略，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红军中赢得了较高的威望。此后毛泽东依靠红军的力量，在中共高层纵横捭阖，几年后终于坐上了共产党和共军的头把交椅。 毛泽东会在长征路上搞阴谋诡计推翻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此事早在红军长征前就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守苏区游击队总负责人项英“英明地”预见到了。长征前夕，项英对博古、李德等人说：毛泽东对被中央剥夺了红军指挥权一直心怀不满，要警惕他在长征路上利用当年在红军中的威信篡夺中央的领导权。但博古等人自信满满：中央的路线是共产国际为我们制定的，中央路线的正确性和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红军广大指战员也是拥护中央的，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中央的正确路线。项英的远见为毛泽东所不容。项英的远见为日后自己在“皖南事变”中遭毛泽东暗算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东山再起，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向忠发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向忠发在其总书记任上做出了两个对毛泽东的前途和中共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是向忠发以张国焘与毛泽东关系不太融洽为由，反对共产国际远东局让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将其派到鄂豫皖苏区。若张国焘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以张的性格、才干、魄力，断不会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出江湖。二是向忠发提名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为毛泽东日后政治上的发展和登上高位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否则在长征前，无职无权的毛泽东很有可能与曾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当时也无职无权的瞿秋白一道留在苏区并被蒋介石抓获处死。向忠发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叛变并被处死。毛泽东感其知遇之大恩，从未说过向忠发的一句坏话。在《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中，毛泽东把所有前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大批一通，唯独对叛徒向忠发网开一面，甚至大大赞扬向忠发任中共总书记的“六大”到六届四中全会期间“路线正确”。向忠发任总书记期间发生的“立三路线”，在《毛泽东选集》中说是因向忠发工人出身，文化不高，当时中央主要是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说了算，向忠发以“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为口头禅，向忠发扮演的只是一个傀儡角色。但据近年披露的史实表明：向忠发其实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工人运动领袖，写得好文章，对党内事务也很专断，敢公开与共产国际唱对台戏，所谓“立三路线”其始作俑者乃是向忠发而非李立三。毛泽东为政治需要而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张冠李戴。当然也为共产党脸面――共产党被一个叛徒总书记再加上一条他的“错误路线”统治几年，这算什么玩意儿！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十四年间，终于完成了从一个名符其实的具有苏俄意识的、比较“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到名为共产党、实为封建法西斯党的脱变。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创立了共产党，但知识分子们不懂中国政治，不谙官场权术, 在中共高层的政治角逐中一个个败下阵来。而有浓厚封建意识和帝王思想的毛泽东却靠其精明的政治手腕，玩弄阴谋诡计，登上了共产党的权力顶峰，并牢牢地掌握权力直到命赴黄泉。遵义会议首开共产党内搞阴谋诡计把对手赶下台的先例，这本身也说明共产党的上层是一个腐朽的封建政治场所。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得势者永远是精于搞阴谋诡计的小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却屡遭失败。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农民意识和封建帝王思想去指导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却取得了成功。这也说明几千年封建思想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不是什么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思想能轻易改变得了的。孙中山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来改造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陈独秀想用苏俄的马列主义改造中国，他不但失败了，而且还被自己亲手创建的共产党所抛弃。蒋介石接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旗，也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孙、陈、蒋三人都是想用外来的思想文化改造中国，却同归失败。毛泽东接过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搞完全彻底的封建帝王专制，他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这或许是近百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启迪！ 毛泽东指挥红军翻越四川西部的夹金山后，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由于张国焘人多势众，张闻天为团结四方面军，提议张国焘担任总书记。毛泽东坚决反对。张国焘也姿态颇高地说：大敌当前，打仗要紧，不当总书记。结果张国焘只得到一个有名无实的红军总政委头衔。然张国焘七倍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实力难免不遭到毛泽东和中央的猜忌。中共中央的首脑们隔三差五地轮流到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总部，对四方面军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说四方面军不该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就是说四方面军对中央不尊重，或者说四方面军纪律不严明，有军阀作风，是土匪。意思很明白：你四方面军虽有雄兵八万，但工作没做好。我中央红军虽仅万人，但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得听我的指挥。你张国焘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得夹着尾巴做人。红军的两大主力刚一会师，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也埋下了张国焘日后遭到整肃的伏笔。 毛泽东此人有一大特点：谁的力量比他强，就越是提防着这个人，想方设法要削弱他的实力，怕他以实力为后盾夺权。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率一万多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因朱德力量比毛泽东强过数倍，毛泽东就想法把朱德的部队的大部分约八千人派出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坐视被歼灭而不救援。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张国焘人多枪多，毛泽东就把四方面军主力派到河西走廊，坐视国民党吃掉西路军而不管。借国民党之手削弱政治对手的力量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如果谁的力量比他弱，就想方设法施以恩惠收买拉拢。贺龙与张国焘会师时仅三千人，却提升贺龙为二方面军总指挥。到陕北后徐海东的力量很弱，毛泽东也采取收买拉拢的办法。同样毛泽东在苏区为共产党打下了一块地盘，但共产党中央一迁到苏区就对毛泽东进行批斗并解职，原因也是怕毛泽东恃众而骄，用枪杆子指挥党中央。现张国焘手握八万雄兵，毛泽东不日夜将他提防才怪了。只是中央现处于山穷水尽之境地，对张的大军有依赖，暂时不会下手。一旦中央脱离险境后缓过气来，张国焘定难逃被整肃的下场。 会师后的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和中央机关北上。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和红军总司令部北上，军事行动统一由总司令部指挥。当全体红军走出草地到达川西的阿坝地区时，毛泽东忽然率领右路军中的林彪、彭德怀的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约八千人悄悄地背着徐向前及右路军的四方面军两个军逃之夭夭。完全违背了由张国焘、朱德的总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的规定。对于这个关系到毛、张二人今后命运的中共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毛泽东开国后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张国焘想武力危害中央，给陈昌浩发密电，要全体红军回师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电被叶剑英截获，叶剑英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连夜率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脱离险境。毛泽东死后，叶剑英多次在华国锋面前如此这般地演义这一事件，以表当年挽救党中央的丰功伟绩。但张国焘的密电至今未见公诸于众。这就难以自圆其说。当事人之一的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除愤怒批判张国焘外，未提有此电文，只说叶剑英悄悄地拿走了军用地图。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大动乱年代》作者王年一先生也说没有证据表明张国焘想武力危害中央。 据张国焘本人回忆：毛泽东违背统一行动的协议，悄然率中央机关北上，是想造成挟天子今诸侯的局面，遥控四方面军。没有北上的部队，包括原中央红军的五、九军团，都一致谴责毛泽东和中央背信弃义的行为，才有后来成立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的举措。据徐向前将军的回忆：毛泽东等人率一、三军团悄然出走，且派兵对四方面军进行警戒。徐向前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毫不知情。陈昌浩得知消息后想派兵把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追回来。徐向前说：世上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放弃了调兵追赶的打算。徐向前一句话，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火拚，也避免了自己日后落得张国焘、陈昌浩那样的结局。 此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何？至今为止，中共官方也没拿出一个令中外史家信服的材料来证明是因张国焘想武力危害中央，毛泽东才率中央秘密出走的。二ΟΟ一年，中共播出据说是有史以来最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的电视剧《长征》。但此剧对这一历史公案也采取《春秋》笔法，镜头中只见叶剑英把一张纸交给毛泽东并与其密语，这张纸的内容也不向观众明示，毛泽东看了一眼后拍桌大怒，找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开会，宣布“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完全败露”。随后立即率彭德怀的三军团悄悄出走。让所有观众又是一头雾水。编剧们肯定也不知叶剑英手上的纸飞飞儿上写的是什么，只能这样来图解毛记党史。最近中共党史学界对此争论很大：中共高官们原在中央的人（如杨尚昆等）说有，原在四方面军的人都说没有。更有甚者，调查发电报一方的人，众口一词说没有。调查收电报一方众口一词说有。但中共党史史档案馆查不到。有文章竟说出了这种话：“我相信毛泽东、叶剑英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但毛和叶的个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已全都作古，其真相看来是永难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率中央悄然出走后，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感到被愚弄、抛弃和欺骗了。张国焘随即率大军再过草地南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加上四方面军高干和原中央红军的五、九军团高干在卓木碉召开联席会议。此会上中央红军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当众揭露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所作的、令在场四方面军高干不可思议、万分愤怒的事。（徐向前语）与会者愤怒声讨毛泽东和中央背信弃义的行为，一致决议另立中央，张国焘任书记。 张国焘虽人多枪多，但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后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经林育英（又名张浩，林彪的堂兄）调解，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取消了中央。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任弼时、贺龙率二、六军团（此时的二、六两军团总兵力不足三千人）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立即授予任、贺与张国焘分庭抗礼的权力并削弱张国焘的力量。于七月六日发布命令，由二、六两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的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一道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朱德五人以组织宁夏战役的名义，联名下令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西渡黄河。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转战到次年三月全军覆没，仅余李先念率几百人从新疆回到延安。历来的中共文件和中共党史均将此事定为：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擅自命令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最后破产。就是彭德怀被关押期间所写的《自述》也说西路军渡河是张国焘的阴谋。这一公案直到毛泽东死后经徐向前、李先念多次申诉才得以澄清这一事实：西路军从决策到渡黄河直至失败，所有战略战术部署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 关于西路军人数，中共史册众口一词说是二万余。但《彭德怀自述》中说因西路军惨败，抗战初共军仅二万八千人，否则将有六、七万人。以此分析，西路军人数有四万人左右。 西路军渡河其实是毛泽东为消灭红四方面军的一个阴谋：为什么组织宁夏战役只有四方面军的主力渡河，而无其它相应的军事部署？为什么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十一月八日中央军委就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其余部队向东、向南调动（与西路军的方向相反）？为什么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后不电令西路军立即撤回？为什么西路军渡河后任其孤军深入，直到全军覆没而没派兵支援？（在西路军全军覆没一个多月后，才派出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而援西军距西路军渡河的靖远尚有三百公里就停止前进了）这些疑问归结到一点就是：四方面军到陕北后，尚有五万多人枪，而一、二方面军之和仅一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是一、二方面军总和的四、五倍。毛泽东要除掉张国焘这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很难，张国焘还有可能凭四方面军的实力取得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于是来个釜底抽薪，把四方面军调到远离陕北中央的河西走廊去，借国民党之手，消灭四方面军，再逐步开展党内斗争，除掉张国焘。当西路军兵败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大概是兴奋得几夜都睡不着：这下可以无任何顾虑放心大胆地收拾张国焘这个家伙啦！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给张国焘的机会太多。如果张国焘在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以实力为后盾，对共产党中央进行改造，就会名正言顺地登上主席宝座。日后中国几亿百姓就会高喊“张主席万岁”了。如果张国焘在毛泽东背信弃义逃跑后，立即率大军追去，抓住毛泽东等中央要人，召开高干会议，将其斗个七晕八素，这共产党的宝座也是他的。如果张国焘不自行解散自己的中央，而是据理力争让毛泽东先承认背信弃义的错误，毛泽东断没整治张国焘的口实。如果张国焘不让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而是驻扎在自己身边。毛泽东是万万不敢对张国焘下手的。而张国焘竟没有抓住一次机会。最终落得个客死异国它乡的下场。 四方面军主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就开始收拾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了。西路军没失败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张兼任红军总政委。大家相安无事。第二年三月底，西路军失败消息传到延安，中共政治局立即开会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西北局书记一贬再贬，最后名义上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实际上却处于软禁状态。万般无奈，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只身从延安出走。陈昌浩因有想派兵追赶中央的罪状，从此一贬到底，永不再用。抗战爆发后，被送到苏联去，并不准其回国。五十年代初回国当了一个翻译局的副局长。文革一来被批斗。其苏联老婆也与他离婚。一九六七年在关押中吞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六十一岁。徐向前因说了一句：世上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此不再重用。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无法施展。建国后虽因其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得以封元帅衔，但毛泽东在世时一直郁郁不得志。 四方面军的各级高干如许世友、王建安、詹才芳、王宏坤、何畏等数百名被送进林彪任校长的红军大学关押批斗，许世友因有高超武功，关押期间还戴了脚镣手铐。逼得许世友等人秘密联络四方面军将领近百人，策划逃出延安回大别山。不料临举事时，王建安（此人后任共产党兵团司令，衔授上将）向林彪告密。毛泽东闻报后大惊，思虑再三，亲自出面接见了全部被关押的四方面军将领，并说：四方面军的问题由张国焘一人负责，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无关，应当全部释放。对主谋许世友原本要处决，许世友见事不妙，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脚下求活命。毛泽东见许大和尚识趣，关押两年后重新起用。所有被关押的四方面军高干们经历了这次血腥整肃后，也只有死心踏地地为毛泽东卖命。 关押斗争是毛泽东的决策，但毛泽东决不露面。而释放时，毛泽东却亲自来宣布。这一关一放，妙味无穷。恩威并用不由你不服，有心从政的人最好先在毛泽东这里学一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