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黃金十年”初步探討(六)——戈爾巴喬夫推動蘇聯、東歐政治變革 作者:巴山老狼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世界和中國醞釀着一場巨大的變革。
自從列寧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在的世界建立了第一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國家後,由於共產主義與生俱來的罪惡基因,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沒有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反倒是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最明顯的比較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東德與西德、北朝鮮與南朝鮮,相同的民族、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起點、僅僅是社會制度不同,僅時隔四十年,發展水平就有巨大的差別。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經濟高速發展之時,社會主義國家卻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經濟、道德、信仰危機之中。當老一代的頑固統治者離開政治舞台後,新一代的領導人終於產生了某種危機感,意識到再不進行制度上的變革,就會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歷史真是一個魔幻大師,誰也料想不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竟是從世界第一個共產專制國家蘇聯開始。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登上了總書記的寶座。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飛躍發展的經濟、科技、文化,再回頭看國內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停滯不前的經濟,下定了變革的決心。最初戈爾巴喬夫也想仿效鄧小平進行經濟層面的變革,但是變革的艱難超出了變革者的想象。六十多年一成不變的官僚專制體制對變革的本能性抗拒,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團對變革的阻撓和破壞,使得改革事業舉步維艱。自一九八六年起,戈爾巴喬夫果斷地決定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
一九八六年,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在這次大會上,戈爾巴喬夫不但果斷地撤換了大批思想僵化的老人,而且提出了令蘇聯人民興奮不已、令世界對之刮目相看的兩個政治口號:公開性、民主化。
公開性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國家的重大政策決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主要情況要向人民公開,包括領導的錯誤、工作中的失誤,以及社會的陰暗面。二是要讓人民群眾能夠就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公開發表各種意見,展開討論,甚至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三是人民對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進行公開的監督、公開揭露其缺點錯誤和不法行為。他說公開性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途徑既是動員群眾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法,又是動員群眾實施政治監督的手段;既是改革的一項基本內容,又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公開性是同開放性聯繫進來的,它還意味着對外關係上從封閉走向開放。
民主化的內容是“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戈爾巴喬夫說,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核心,是改革不可逆轉的保證。應當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來認識民主應有的位置。而蘇聯社會以往的做法,實際上是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一種精英統治原則”,是違背社會主義的。人民才是決定性的力量。應當通過改革把人民置於應有的位置上。為使改革不可逆轉、不遭遇失敗,一個單值的結論便是加深和擴大民主。辦有真正感到自己是主人,才會把家裡搞得秩序井然。沒有群眾的“合唱”,改革只會成為“孤鴻哀鳴”。只有通過民主,才能為社會主義最強大的創造力――在自由國家的勞動和自由思維打開天地。他還認為,民主是要突出人的問題,突出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而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感不只是一個心理感情問題,它還是一個經濟概念、政治概念、社會概念。圍繞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要解決人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社會保障,以及為實現人的價值開闢各種途徑,強調發揮個人的作用。這些思想,後來逐步發展成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
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幟下,蘇聯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成了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雖然由於國內尖銳的民族矛盾,民主改革最終導致國家的解體,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極權制度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土崩瓦解,人民獲得了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力得到了保障,成了國家真正的主人。
無獨有偶。就在蘇聯開始搞公開性、民主化之時,東歐的匈牙利也自動開啟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
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民主運動被蘇聯血腥鎮壓後,匈牙利在卡達爾的領導下於六十年代初開始了經濟層面的改革,(後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與此有點相似)也取得了一點成效,但由於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本身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匈牙利的經濟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了困境: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為零,消費品價格卻上漲了百分之十五以上,人民的實際收入下降達百分之五,外債高達一百六十多億美元,平均每人一千五百美元。
面對經濟的巨大困境,自一九八七年起,匈牙利政治局面開始動盪,變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學者在洛基泰萊鎮就匈牙利現實存在的問題和今後的出路召開討論會,會議通過的決議認為:匈牙利正面臨着有崩潰危險的經濟危機,整個民族失去了共同的前景。
此次會議後,各種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新三月陣線”、“青年民主戰士聯盟”、“科學工作者民主工會”、“民主論壇”、“公開性俱樂部”、“匈牙利民主青年”等等。這些組織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對共產黨執政幾十年的歷史、現行政策和社會制度進行猛烈的抨擊。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反對派聯名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卡達爾下台,要求從憲法上限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權力。
也許是卡達爾對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請蘇軍鎮壓本國人民心懷幾分愧疚,再加蘇聯已經開啟政治體制改革,面對反對派的吶喊,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強硬的措施。
與此同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以政府總理格羅斯為代表的一派主張進行改革。同時還有比格羅斯更為激進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愛國人民陣線全國委員會總書記波日高伊。
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呼聲,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上中央機構也大幅度進行了調整,格羅斯當選為總書記。格羅斯當選總書記僅幾分鐘,就對電視台的記者說:“這次代表會議標誌着徹底的變革。”
一九八九年二月,匈黨中央全會又通過決議,正式宣布:“在匈牙利特定的情況下,政治體制多元化可在多黨制的範圍內實現。”
一九八九年五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又為一九五六年反抗共產主義暴政的人民起義平反,重新安葬了這次事件的領導人納吉。
一九八九年六月,匈牙利各黨派舉行圓桌會議,就廢除一黨專制、民主選舉、修改憲法、建立憲法法庭、政黨法、更改國名等達成一致意見。
一九八九年十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更名為社會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覆滅。同時國會根據社會黨與反對派圓桌會議談判結果,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改,取消了馬列主義政黨領導作用的條款,軍隊國家化,內務部門非黨化,解散工人衛隊。
一九九O年三、四月,匈牙利舉行了大選,匈牙利四十五年的共產黨獨裁專制宣告結束。
東歐的波蘭自共產黨當政以來,人民反抗共產暴政的運動就從未停止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爆了震驚世界的大罷工和團結工會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幾近解體,有三分之一的黨員退黨,近一百萬的黨員參加了團結工會,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和一名政治局委員參加了團結工會。面對人民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在當時蘇聯的勃涅日列夫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由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出任總理,宣布全國實行軍管,逮捕了五千多名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並取締了團結工會。
軍管使全國局勢出現了暫時的穩定。但刺刀和槍炮帶來的穩定又能持續多久呢?當波蘭共產黨迫於世界的壓力取消軍管、釋放政治犯後,受壓迫的波蘭人民再次舉行罷工抗議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並強烈要求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
歷史進入八十年代末期,當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走上了改革之路並提出“公開性”和“民主化”口號後,波蘭的共產黨人們終於可以在沒有外來壓力之下自己決定怎樣處理本國的事物了。雅魯澤爾斯基決定與團結工會進行政治對話。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與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就召開圓桌會議問題進行了第一次會晤。這次會晤後,歷時二十天的全國大罷工宣告結束。
一九八九年一月,波蘭共產黨召開十中全會。這次全會是波蘭歷史上不同尋常的會議,對波蘭大步走向民主、自由道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雅魯澤爾斯基在會上提出了在波蘭實行政治和工會多元化的主張。經過激烈的辯論,全會通過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立場》的決議。
一九八九年二月和四月,波蘭政府、各政黨和團結工會和各社會組織的五十七名代表舉行了圓桌會議。經過反覆的磋商,會議通過了三個基本文件:《關於政治改革問題的立場》、《關於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及體制改革問題的立場》、《關於工會多元化問題的立場》。
軍管當局的首腦自行提出並實施政治多元化、民主化,這對波蘭國家和人民是一大幸事。圓桌會議後,波蘭終於走上了民主、自由之路。
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匈牙利、波蘭所進行的民主改革對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從這些變革中人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大廈將傾。
幾乎所有東歐共產黨專制國家都開啟了政治變革。唯一不想變革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在下令對要求變革的民眾開槍後,導致軍隊倒戈。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憤怒的倒戈軍隊打成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