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八三：胡耀邦去世引發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趙紫陽開明啟動中國政治改革進程

巴山老狼  著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三章   胡耀邦去世引發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趙紫陽開明啟動中國政治改革進程

一九八九年是人類歷史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年。用蘇曉康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仿佛註定要同許多歷史巨靈會晤的奇異的紀念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第二國際成立1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第三國際70周年、建國40周年、廬山會議30年祭、‘九大’20周年、劉少奇死難20年祭，……可謂‘低頭不見抬頭見’，……。”

不過以筆者的看法：除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共黨開國40周年、廬山會議30年祭外，相比之下，其它要麼中國人民不是很熟悉，要麼不算個什麼。

歷史為一九八九年安排了如此多的重大紀念，那麼它又會以什麼樣的結果來回報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呢？

一九八九年初，圍繞釋放被共黨關押達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上書共產黨實權人物鄧小平。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以此為契機，拉開了向共產黨獨裁政權爭民主、自由的序幕。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先生發出了《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信中說：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會有不少紀念活動。

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着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

鑑於此，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這兩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我想，無論對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社會的良好氣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勵之的公開信為發端，北京知識界及海外民運人士紛紛向中共當局呼籲要求釋放魏京生。

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締的“星星畫會”部分成員在香港舉辦了“星星畫會十周年畫展”。該組織負責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寫完了《重審魏京生》劇本，擬於三月份在法國上演，屆時將在海內外掀起一個釋放魏京生的高潮。

二月八日，中國民聯成員倪育賢在美國成立了“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準備發起十幾萬人的簽名活動，以呼請釋放魏京生。

二月十三日，著名詩人北島發起，由中國民聯成員王軍出面，聯繫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識分子聯合簽名發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簽名者不但有李澤厚、蘇曉康、金觀濤等著名學者，而且還有數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中共欽定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公開簽名反對關押政治犯，這在中共四十年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二月十九日，中國民聯成員陳軍公開宣布成立“釋放魏京生公開信簽名聯絡處”，準備在工廠、學校徵集簽名並將簽名提交全國人大討論表決。

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

三月八日，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出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主任記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發出致七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人。”

面對社會各界的呼籲，中共當局以“法院審判是完全獨立的”作答，拒絕了社會各界的呼籲。

當簽名釋放魏京生的風潮正盛之時，美國總統訪華時，邀請方勵之赴宴一事又鬧得沸沸揚揚。

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國總統布什在結束對中國的訪問時舉行答謝宴會並邀方勵之出席。美國總統邀請方勵之出席美國的宴會，這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了。但共產黨卻不這樣認為，依照它們的邏輯：你在我中國舉行宴會，邀請什麼客人得經我共產黨批准才行。結果方勵之被阻宴會大門之外。這一公然干涉美國總統事務的不道德行為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又招來一片譴責聲。

就在各界呼請釋放魏京生的同時，大學校園學生們的愛國激情和爭民主、人權的意識空前高漲。自一九八八年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在北大組織“民主沙龍”後，參加活動的學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北京各高校紛紛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研討會”、“討論會”、“演講會”、“圓明園沙龍”、“自由論壇”等。其中的骨幹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學運領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學生祭奠胡耀邦為發端，一場席捲中國，震撼世界的反抗共產專制暴政的愛國民主運動全面爆發了。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未經中共當局批準的遊行示威活動，遊行的主題是悼念胡耀邦。中共當局對此未進行干預。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高校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遊行。遊行隊伍高喊“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權階級”、“打倒官倒”“自由萬歲”。當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遞交請願書。請願書中提出了七點要求：（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平反。（3）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對貪官污吏。（4）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言論自由。（5）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6）取消有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7）要求政府對他所承認的政策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適當改選部分領導人。但中共的幾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絕了學生們的請願要求，並派出警察進行干預。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第十六次會議上成立了“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員有王丹、丁小平、楊濤、熊炎、封從德、常勁、楊丹濤。

也就在這一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和《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座談，與會者強烈呼籲在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並為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叫好。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研究員包遵信貼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學生們在遊行、靜坐、請願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積極的民主要求。

四月二十日，數萬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獻花圈，但是中共當局以清場為由派出數千警察對學生們採取了強硬措施，學生受傷達數百人之多。製造出了震動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後，北京各高校學生們更是群情激憤。經各校學生領袖們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動委員會”，並於當晚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誓師大會，決定立即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會，同時向中共當局遞交請願書，並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出現在胡耀邦的追悼會時。

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和高校數萬大學生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當胡耀邦的追悼會後，數萬學生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的口號。但無人理睬。學生們又推舉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軍、張智勇在人民大會黨東門外要求向李鵬遞交請願書。當時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說李鵬答應十二點十五分鐘與學生見面。“高校行動委員會”負責人吾爾開希用話筒向全體學生公開了此事，學生們情緒趨向緩和。

孰不知李鵬在此時玩了一個“金蟬脫殼”的花招：為了保證追悼會的順利進行，會前對學生們的一切要求都表態同意；但追悼會剛一結束，李鵬等中共的頭頭腦腦們就一窩蜂地從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胡耀邦的追悼會已結束很久，說好的李鵬出面接見學生卻沒有兌現，學生們情緒激憤！十二點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學生代表為見李鵬一面並遞交請願書，競採取了中國幾千年老百姓見封建皇帝老兒的古老方式：下跪！

在下跪請願都不被中共當局理睬的情況下，中午一點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沿途學生們呼喊“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

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長沙、合肥、哈爾濱、大連、重慶、杭州、蘭州等城市的大學生們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長沙市的中共官員派出大批公安人員進行干預，警察與學生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造成學生多人受傷並被捕的嚴重後果。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等七人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學生們提出了開展民主運動的宣傳綱領和行動目標：(1)耀邦下台誰之過；(2)政治公開；(3)懲辦貪官污吏；(4)廢除特權；(5)政治平等；(6)廢除終身制；(7)廢除世襲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權；(10)反對通貨膨脹；(11)人民軍警愛人民；(12)依法治國、教育治國。

四月二十四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萬里在聽了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匯報後，不敢擅自表態，向李鵬等人建議聽取鄧小平的意見再作決定。四月二十五日，當李鵬、喬石等人畢恭畢敬、在八十五歲的老朽鄧小平面前聆聽教誨時，不知費了多大的勁才聽懂鄧一連串嘰哩咕嚕的單音節，意思是“動亂”。連忙回去組織秀才們寫了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

此社論一發表中共地方官員們紛紛表態以示緊跟，這其中猶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表現最突出。就在社論發表的當天，江澤民就在上海召開了黨政官員大會，要求認真學習社論，堅決反對動亂。

江澤民不但堅決反對所謂的動亂，而且於第二天以中共上海市委的名義查封了公開呼籲政治改革的《世界經濟導報》，責令該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檢查。同樣呼籲改革的《新觀察》及其總編輯戈揚在北京並沒有受到責難。

江澤民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嚴厲批判。四月二十八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等人起草散發了《捍衛新聞自由》的署名公開信聲援欽本立先生。

《四二六社論》發出的當天，學生組織以“新學聯一號令”通告全市的高校學生於第二天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

四月二十七日，十多萬高校學生在“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堅持改革”、“民主萬歲”、“科學萬歲”、“人民萬歲”、“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口號下遊行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眾多的標語口號中，其中一幅頗具幽默：“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把專制魔頭毛澤東搬出來反對另一大獨裁者，是想以毒攻毒還是真的不知毛澤東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後者那麼學生們的民主意識還有待於提高。

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等人與官方機構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指定的學生進行了對話，就一些全國民眾關心的重大問題表明了政府的態度。雖然最能代表北京高校學生的“高自聯”被中共視為“非法組織”，不在對話的對象之列。但也默許兩位所謂的非法“高自聯”的學生參與對話和提問。

這次對話袁木等人完全以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以一副訓話的面孔出現。但從對話時袁木的表態來看，中共的立場似乎已從《四、二六社論》基礎上有所軟化。

四月三十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又與市屬的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學生進行了對話。

面對國際、國內民主潮流，中共黨內高層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兩條路線鬥爭”。以往毛澤東所說的“兩條路線鬥爭”其實是為整倒某個人而捏造出來的。

以中共元老為一派，對學生民主運動的態度是：爭民主是想推翻我共產黨的天下。想當初老子們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坐上了江山，今天你們這些乳臭示未乾的毛頭小子就想不費一槍一彈把我們趕下台？不行！堅決不行！再鬧，我有槍桿子，到時別怪我無情！這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領袖們的“老子打下的江山，老子就該坐，要我下台先問我手中的槍桿子同不同意”檔次。什麼為人民、為革命、為理想、為主義都是扯談！還是手中有權來得實在！這一派多是當年跟隨毛澤東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們。主要人物有陳雲、王震、彭真、楊尚昆、聶榮臻、徐向前等。其中猶以陳、彭、王三人態度強硬。這一派人物都是專制政治場上的老鬼，狡猾大大的。學潮開始後並不急於表態，而是冷眼旁觀，讓學生和各界民主人士充分表演，再一網打盡。頗得毛澤東“釣魚”妙計的真傳。其最大優勢就是手中有槍桿子。

而以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由於對毛澤東統治中國以來因體制問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人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對專制體制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國際進步的民主潮流都有較清楚的認識。再加自己身為總書記卻處處受制於元老們，胡耀邦的下場或許就是自己日後的結局也未可知。這心裡早就窩了一肚子的火，也想以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真正地“當家作主”。因而主張在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擴大民主，開放新聞自由。對學生運動主張順應歷史潮流，因勢利導地加以引導和疏通，使其納入政治改革的範疇。這一派主要人物有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喬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也是屬這一派。李鵬情況較複雜，一方面作為中共烈士的遺孤，有維護共產黨專制的某種本能，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政界人物，其思想也不能說就很保守。這一點從他日後的一些言論中可以看出來。這一派人物在元老們沒有明確表態前，能以發展的眼光，改革的精神看待西方的民主、人權和近期發生的學潮。一旦元老們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後，大多數又會懾於老傢伙的淫威而改變自己原來的觀點跟着老人的指揮棒轉。

當胡耀邦剛去逝學潮初起時，趙紫陽強調的是克制和對話。這才有後來袁木等人和北京市委市府與學生公開對話。這種方式頗得國人的讚賞和支持。北京市高自聯也積極準備同共產黨和政府有關的部門和人員進行對話。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有關“四二六”社論的表態時，公開指出：《人民日報》社論有不妥之處，應加以糾正。並在中共官方組織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的發言稿事前在徵求意見時，拒絕了黨內保守派提出的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的建議。

五月四日，是被中共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轉折點”（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端點）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這天，“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近十萬學生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遊行示威活動。學生們打着“弘揚五四革命精神”、“誓死捍衛憲法尊嚴”、“腐敗不除、國無寧日”、“新聞要講真話”等橫幅，分三路向天安門廣場匯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七十年了！！！？？？”，在天安門廣場上，“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們宣讀了著名的《五四宣言》：要求共產黨當局在校園實行民主改革嘗試，使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新聞立法，同政府平等對話。同一天，全國各大城市的高校學生都走上街頭，向中共官員遞交請願書，呼喚民主，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在學生們遊行示威的同時，一千多受職業良心驅使的北京中共官方的新聞記者們也走上了街頭並發出了憤怒的吶喊：“有嘴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有筆不能寫自己想寫的新聞！”、“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新聞要客觀公正”、“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強烈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

面對時代的進步潮流和人民的強烈願望，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和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精神。當天下午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代表時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一事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學生們對我們的工作是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們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趙紫陽的講話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歡迎。嚴家其、蘇紹智等知名學者當天就貼出《我們不再沉默了》的大字報，號召知識分子一與學生們一道，在爭民主運動中走在前列。五月六日，趙紫陽召集中共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說：“放開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在此期間，趙紫陽還對江澤民整肅 《世界經濟導報》的事提出來嚴厲批評。

五月九日，數千名首都新聞工作者來到中國記者協會所在地，遞交了一封要求和中共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人進行對話的信。首都一千多名記者、編輯在信上簽了名。次日北京高校數萬學生騎着自行車上街遊行，對新聞工作者的請願進行聲援。

在趙紫陽的支持下，自五月十一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長王忍之連續三天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等新聞單位，與編輯、記者們座談對話。胡啟立說：“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改革新聞。”

趙紫陽吹響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號角，開啟了中國民主化改革的大門。但遺憾的是，他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的身上有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烙印，他的身後有一群老朽們在垂簾聽政！還有一群熱血沸騰、恨不能一夜之間中國就變得如同西方現代文明社會一樣的青年學生……他們讓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夢想功敗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