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五三：毛泽东要军队支持造反左派   林元帅自作主扑灭文革烈火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中华民族第三次大劫难  文化大革命狂飙（上）  从炮轰刘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三章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造反左派   林元帅自作主扑灭文革烈火

全国全面的夺权引发了全国局面的大混乱，不同的造反组织的出现和造反组织间争权夺利，使得毛泽东的大联合设想难以实现。夺权、反夺权。真左派、假左派鱼龙混杂。为确保夺权部署的正常进行，毛泽东只得利用军队来稳定全国局面。

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信林彪说：“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该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其中“以前的命令作废”一句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紧急指示而言。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军队的介入使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局面更加复杂化了。

军队支左决定一出，摆在军队领导人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谁是左派”？对此毛泽东没有明示，中央文革没有明示，连中共中央关于支左的决定中也没明确划分标准。每个省市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数，大联合后又组合成对立的两大派。而在所谓支持“革命领导干部”亮相过程中，造反派之间观点对立，你革我保，你保我斗，争斗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面对这样的局面究竟支持谁好？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上将就在会议上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了。”陈再道的讲话可说是当时中共高级将领们的共识。但陈再道的建议没被采纳。果不其然，陈再道在几个月后因“支左”犯了错误被押上审判台。

在弄不清楚谁是左派的情况下，全国各大军区领导人经过犹豫考察，最后均按共产党传统的所谓标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工作表现等去考察谁是左派，结果都不约而同地支持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复员转业人员多的，劳动模范多的，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群众组织，这一派从人数来说是多数派，其造反精神不强，甚至保护一些当权派。而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坚决支持激进的造反派。如此一来，军队又不断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毛泽东又指责大多数军队领导犯了错误。

就在毛泽东蓄意开展全国全面夺权，煽动全国全面内战时，共产党内出现了一系列公开的、暗中的抵制行动，在这一抵制行动中，林彪站在了最前列。

早在六六的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各地经卫兵的大会上，林彪针对当时全国各地的冲击省委、市委 ，冲击军事机关等一系列搞乱全国的做法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林彪这一讲话是与毛泽东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相违背的，毛泽东口头上没反对，但心中一定非常不满。

随着文革的深入和全国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的开展，林彪对一些过火作法强列不满。虽然毛泽东早就向林彪、周恩来等人交了底，但对毛泽东全面内战、全部打倒的方针还是有所保留。就在全国大夺权的疯狂劲头最盛的一月底，林彪果断签署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有关此命令的形成过程，时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军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来不知下落。各地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我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情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授，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叶剑英、聂荣臻都赞成七条，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七条，后来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变成八条。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看出军委八条虽是徐提议，但一个条文形成并非易事，再聪明的脑袋也得考虑半天，而林彪却“当即口述”，说明在徐向前到林彪住地前，林彪即考虑成熟了。因而此八条首先应归功于林彪。

林彪事前不请示，自己就把命令拟出，再与徐向前一道找毛泽东签字。这就没有一点逼宫的味道？

军委八条针对军内军外的造反行为规定了许多“不准、不许、不得”之类的强制性条文，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林彪为什么口授七条？据徐向前解释说：“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他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也不利嘛。”此话纯是无稽之谈。照徐向前的逻辑，林彪为共产党几十年流血流汗就没有一点功劳，战场上出生入死，全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怀有个人的阴险目的了。事实上军队是毛泽东的与林彪何干？其国防部长还不是毛泽东叫他当就当，不要他当就不能当？林彪口授七条纯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什么非要说他有个人目的？

照徐向前的逻辑，毛泽东是一国之主，他把国家搞乱对他也没好处，可他为什么还偏要“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政治场上并没有固定的好人和坏人之分，评价一个政治家主要是看的做的事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徐向前这个人在文革中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毛泽东提名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这对于因张国焘事件而被打入冷宫三十年的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来说真有受宠若惊之感。随后被毛泽东、江青提名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在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期间，一切唯江青马首是瞻，根据毛泽东搞乱军队的指示，大力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揪斗各级军队干部。时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在造反派揪斗时被叶剑英保护下来。但徐向前以中央军委副主席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身份命令邱会作回总后勤部接受批斗。邱会作在几天批斗中被打断肋骨、剃阴阳头、搞喷气式，几乎整死。叶剑英为这件事拍桌指责徐向前要搞乱军队。后来邱会作向林彪求救，林彪大怒，命令陈伯达立即放出了邱会作。中共军队文革期间只有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组长时被造反派搞得大乱。徐向前为批斗邱会作一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面向邱会作道了歉。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颁布时，正值毛泽东等人支持的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斗之风最烈之时，军队执行八条命令，必然会与造反派发生激烈冲突。当时全国较为著名的几次冲突有青海赵永夫事件，成都二月镇反事件，武汉的军队镇压造反派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市的群众组织在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的煽动下，说《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组织人冲进报社打、砸、抢。当场几名报社工作人员活活打死。青海军区负责人闻讯后派部队到报社去对造反派进行制止。但造反派们此时正疯劲十足那里听得进去。青海省军区随即派部队对造反派进行武装包围，命令造反派交出武器、退出报社、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自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将此事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办公室汇报请示，经林彪批准，部队对被包围的造反派进行武装围剿，当场打死二百七十一人，打伤三百多人。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名义打电话对赵永夫说：“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好。”叶剑英的话很快在西宁街头以大幅标语形式出现。西宁造反派顿时瓦解。由于此事是林彪批准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此只能沉默。几天后，中央文革利用简报刊登红卫兵造反派的来信控诉。在毛泽东授意之下，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毛泽东于三月十一日表态说：“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重新审查结果是将赵永夫作为替罪羊揪了出来。当赵永夫分辩说此事是向林彪办公室请示过的，但林彪矢口否认。因文革还得依靠林彪的支持，毛泽东也没再深究。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在《决定》宣布会上，赵永夫被当即逮捕，解放军二０五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张晓川、青海省委书记王昭隔离反省。

在四川成都，由于成都军区在支左中支持了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为主流的群众组织“产业工人战斗军”，压制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二月，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在头目江海云的带领下，会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造反派近万人在成都军区静坐示威，要求承认其是革命群众组织，并在军区外搭帐篷长住。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政委甘渭汉严词拒绝并向军委报告。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发出《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此信在四川全省用飞机大量散发。信中警告如不遵守中央规定，继续煽动群众围攻军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他们全部负责。但造反派丝毫没有撤离的意思。成都军区遂果断采取行动，抓了数万人。四川全省的造反派受到震慑，此后数月，四川全省文革冷冷清清。此事发生时，正值几位元老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并没有深究。三个月后，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产业军”是反动组织，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是革命群众组织，撤消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政委甘渭汉的职务，由张国华、梁兴初分别担任成都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此后，造反派们才重新发动起来。但是林彪爱将梁兴初对造反派支持不力，又在暗中支持原“产业军”分化出来的组织和保守派“红卫兵成都部队”至使四川两派组织武斗不断，成为全国打得最热闹的地区之一。

一九六七年二月，武汉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即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钢九、一三，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强行占领《长江日报》社，二月八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此后造反派到处冲杀。二月十一日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三钢” 、“三新”二月八日在《长江日报》上的声明。在请示了全军文革小组后，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精神，抓了一批造反派头目，并宣布解散“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几月后，武汉军区发生了更大规模的“七、二Ｏ事件”那是后话了。

类似青海、四川、武汉等地的军队与造反派的冲突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而军队敢于采取行动，正因为有林彪的口授军委八条为依据。由于军队的镇压，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到一九六七年二月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停顿感。直到三月底毛泽东在北京召开反击二月逆流大会后才得以从新发动起来。

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对一些多年为共产党奋斗的元勋们是一大鼓舞。二月中旬，一些老帅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抗争，是继林彪的武力镇压后的又一次抵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行动。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主持怀仁堂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吗？”叶剑英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么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二月十六日下午，在怀仁堂上几位老帅再次发难，大闹怀仁堂。据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的整理纪录透露：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搞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内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李先念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信，信中说：“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人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戴高帽子，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谭震林给林彪写信而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这是耐人寻味的。若此时的林彪心怀二志，登高一呼，那么中共的老家伙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反复思量后把信交给毛泽东，还附上一句话：“没想到谭震林思想竟如此糊涂。”

面对全国各地出现的军队镇压造反派，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文革的指责，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在怀仁堂发难的政治局委员们：“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说完就退场。

毛泽东把林彪同自己扯在上起，不但是为了稳住了林彪，也是要让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们明白：林彪是我毛泽东的人，他不会支持你们的！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中共中央多次召集会议，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谭震林、陈毅几人进行了围攻批斗。而林彪却没参与此事。林彪的沉默不难使人理解。

为了反击全国范围内对文革的抵制，重新把文革烈火点燃起来，三月十四日，毛泽东、中央文革在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以制造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声势。让全国的造反派们重新起来造反。

林彪此时也知道军委八条在全国贯彻后所造成的结果。也知道毛泽东心中的极大不满。为了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林彪又于四月初口授了“军委十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林彪与黄永胜谈话，其秘书张云生在场。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张答：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林彪转而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黄永胜答：“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林彪说：“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向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于是林彪口授十条，由秘书张云生整理。毛泽东一见此文，当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当天就下达到全国。

军委十条的中心是对原军委八条的否定，并强调正确对等群众。林彪前后两次口授军委命令，其内容大相径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军委十条颁布后，毛泽东的文革烈火再次燃烧。其疯狂劲头比以前更甚。从一般的围攻揪斗发展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进而相互之间进行武装斗争。林彪后来在听了秘书汇报全国武斗情况后，也只是嘲讽一句：“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