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十九：毛泽东周密部署“反右派”  《文汇报》首当其冲成靶子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华民族第一次大劫难――知识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九章   毛泽东周密部署“反右派”  《文汇报》首当其冲成靶子

自六月八日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毛泽东立即开始全面部署“反右派运动”。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除了打仗、搞运动、整人三件事情能让他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外，还没有任何事情能提起他的兴趣。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毛泽东就是处在这样一种高度的亢奋状态。为整“右派”们，毛泽东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书写一篇篇讨伐“右派”的檄文，发出一道道“反击右派”的指令。

就在毛泽东亲笔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当天，由毛泽东亲笔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各地。这一文件虽是六月八日下发的，但是从文件的内容可以判定是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前起草的。

文章全文如下：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的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的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方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一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传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势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在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文中的几点：

一、人为地描绘出了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景象“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为日后大整“右派”张本。

二、杜撰出“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给人以右派们真的要推翻共产党的印象，以激发出人们对右派们的愤恨之情。

三、毛泽东把自己布下的“口袋”说得一清二楚，即“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

紧锣密鼓，六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刚刚下达，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于六月十日下达。

毛泽东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开始“反击反动派”：

“北京条件已经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展座谈会，极有效益。”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次务必要使右派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 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翻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就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就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报》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转载。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就是日后在文革中大红大紫、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姚文元。姚文元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就崭露头角，深得毛泽东的赏识，预示着今后的政治前程无可限量。

毛泽东再次以《文汇报》上发表的批评《文汇报》的文章为突破口，发起对《文汇报》的反击。这样的手法对毛泽东来说是屡试不爽。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全文如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地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文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除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文向》外，还为新华社亲笔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

只凭知识分子们的几句耿耿忠言就要定罪，不但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们想不通，就连毛泽东自己恐怕也觉得太牵强附会了，难以自圆其说。怎么办？真是天下事难不倒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只要抓住几个民主党派的典型头面人物，给他们安上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预谋的想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罪名不就行了吗？

毛泽东左选右看，东挑西拣，终于发现了目标：章伯钧、罗隆基可谓条件最合格：两人都是民主党派的副主席一级的高干，两人都是政府的部长一级人物，两人都发表了对政府不满意的言论，对，就拿这两人开刀！储安平虽言论更够“右派”水准，但其在民主党派内的头衔太小，用他的人头祭旗，实在有损共产党的脸面，而葛佩奇虽“罪行”比储安平更为深重，但此人仅是一大学讲师，把他作为典型更会令世人耻笑。就这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中共机关报的头版头条不是登的纪念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而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长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此文的重要性显然在毛泽东亲笔写的“反右”文章中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事物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把自己酝酿已久的“反右派”决策在共产党内公开，那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个“章罗同盟”并把他作为“反右派”的重点进攻目标！

在“文革”中，此文还被收入了中学的语文课本，笔者对“反右运动”的最初认识就是在文革中的中学课堂上！

由于这是一篇中国历史上重要文章，为让读者了解历史全貌，现全文摘录如下：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出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利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在毛泽东紧锣密鼓的部署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陷入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