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五十： 疯狂红卫兵打砸抢誉为文化革命 乱斗工作组关管杀挑起全国大乱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 中华民族第三次大劫难 文化大革命狂飙（上） 从炮轰刘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章 疯狂红卫兵打砸抢誉为文化革命 乱斗工作组关管杀挑起全国大乱 为把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清晨五时，太阳刚刚升起，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由一位年轻女兵陪伴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毛泽东手拿军帽一再向群众挥动致意。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霎间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声震云天。 约七时许，一千五百名被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接到了通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道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代表们欣喜若狂。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以表示对他们首次在北京点燃文革烈火的褒奖。聂元梓等人则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爱戴之情。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带在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宋答：“宋彬彬”毛泽东当即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宋彬彬当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毛泽东请宋要武在麦克风前讲话，宋要武万分激动地、热泪盈眶地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站在我的身边……”话没说完，毛泽东就兴高采烈使劲鼓掌说：“好！你说得好！你说得太好了！” 据说“宋要武”小姐，在一年多后的武斗中遵照毛泽东的“要武”教导，连杀二人。 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不知世事的青少年们自以为是革命的“接班人”，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兴亡。他们身着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走向社会，到处冲杀。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犹如拔地而起的二十级台风横扫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成了红色恐怖笼罩的世界。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无恶不作的红卫兵们犯下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毁灭文明的、野蛮的、血腥暴行。据严家其夫妇所著《文革十年史》载： 从八月二十日起，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讲，反对四旧。 ……由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不仅是如此，实际上蔓延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笔者注）新华社八月二十五日讯“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的四旧发动总攻击。” 除四旧从改名（改商店、待道、工厂、学校、公社）开始。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组织三百四十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美国人创办）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如此等等。除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剪长发，烧戏装、剪长辨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裙子、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斗民主人士……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集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关于打人，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打死一千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打杀。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们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传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从此斗打、乱杀日益严重。由斗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坏分子，发展到消灭几十个，发展到乱杀家属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直到市委书记马力到县制止，事态才平息。 关于砸文物，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和教职工及其家属数百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加牟尼塑像，有两个小塑像被红卫兵拖走。八月二十七日晨，山东冠县二十中全体师生砸武训墓，挖出武训尸体，接着抬尸游行，并到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骨殖砸烂焚烧。在这前后，海南毁了海瑞墓、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的头。进入九月，砸风更盛……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察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钢厂就抢救出各类文物117吨，从各个查抄物质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损毁的更是难以计数） 关于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一百多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抄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八月二十三日夜到二十四日晨，个别红卫兵散了致各民主党派机关的《最后通谍》，限令七十二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内容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据说民主党派的通告是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当红卫兵大闹民主党派时，民主党派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为保护民主人士，叫他们主动向红卫兵交权。以免红卫兵们乱砸一气。在血雨腥风的打、砸、抢年代，这主动交权一事倒颇为滑稽。） 关于抄家一事。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抄家。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八日，上海红卫兵在全市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苏州被查抄财物的共有64056户，财物中仅图书、字画、文物就达十七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为生命的取名为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收音机、钢琴、手风琴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所。堆集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据不精确统计。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玉器等61.36万件……… ……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五界（即学术界、行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普遍地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北京大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几天内就有一百多人被抄了家。有的教师书籍被抄一空。有的教师连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被抄走。教职员中被挂上黑牌监督劳动的人数数以百计。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艺术家”老舍惨遭红卫兵毒打并被送到派出所，一代文豪老舍不堪凌辱，二十四日投身于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九月三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自缢而死。…… …… 那时的中国，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乡村，从矿山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是疯狂的红卫兵在举着革命大旗横扫四旧。他们见庙宇就砸；见古书就烧、见地富反坏右就斗；见牛鬼蛇神就打，见民主党派人士就抄家……直斗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中国变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红卫兵们横扫四旧后，紧接着就是全国大串连。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八月十六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的讲话成了大串联的动员令。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就学生到北京免费吃、住作了具体规定。 自九月五日起，全国的大中学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几千万满脸稚气、满腔赤诚的红卫兵身穿绿军装，手语录本，背着红书包，吃饭、乘车、住宿都不要线，实为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观。毛泽东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大串连行动，继八月十八日之后，又于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前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沸腾的红卫兵们挥手致意时，当毛泽东乘敞篷车缓缓行进在百万红卫兵队伍中接受欢呼时，当红卫兵们满怀豪情、满腔热泪地把能看上毛泽东一眼作为人生最大幸福时，当红卫兵们声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的形象在红卫兵和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陡然高入云天！ 毛泽东从支持青年学生到北京大闹一场，到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到支持红卫兵大串连，到八次接见红卫兵，其目的正如严家其先生在《文革十年史》中所说：“一是在红卫兵中和全国范围内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二是依靠无限崇拜毛泽东的红卫兵，冲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通过红卫兵全国大串连，使全国运动连成一片。经“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红卫兵一冲，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就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来进行史无前例的革命了。” 正当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发如火如荼之际，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开始了革命造反大串连活动。这样一来，给中国的交通运输带来空前的巨大压力。在火车上满员一百余人的车辆内挤上二、三百人是常事，过道上、茶几上、椅子上、行李架上，……凡能立人的空间教挤满了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战士” 。连车箱的厕所内也要挤上六、七人。车箱上的弹簧几近断裂。客运的紧张造成货运吃紧，大量的生活物质，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又危及生产和生活。……在此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在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经毛泽东同意号召徒步串连。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几个著名“圣地”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韶山、大寨、泸定桥、北京等更是日日爆满。时值严冬，衣食住宿问题难以解决，不得已动用空军向赶赴圣地的红卫兵们空投粮食和衣物。就在这样严重危及国计民生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红卫兵大串连依然兴趣极浓，于十二月间又提出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的红卫兵。但毛泽东的提议几乎是白日做梦，没有实现的可能。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了出停止串连的通知。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连方才宣告结束。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派工作组一事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严厉指责。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全国开始了揪斗工作组的高潮。 揪斗工作组最先是从北京高等院校开始的。而在全国影响最大首推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和北京航究学院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和赵如章的行动。七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一千多名造反学生在头目王大宾的带领下，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揪斗地院工作组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为保护邹家尤免遭学生戴高帽、挂黑板、搞喷气式等毒手，拒绝交人。学生当即静坐绝食。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公然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逼得邹家尤答应第二天到校接受批判。九月五日，地院“东方红”再次进地质部揪斗邹家尤，并翻阅、取走有关邹家尤等人的档案资料。此次揪斗邹家尤一直闹了十五天，学生才离去。其间地院“东方红”与保派“西纠”红卫兵发生武斗。十月八日，“东方红”三进地质部。这次就不是揪人的问题了，而是现场召开“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何、邹二人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一斗数小时，此举震惊全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一夜走红，其头目王大宾成了全国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头目韩爱晶的带领下，到国务院科工委示威，坚决要求揪出北航工作组长、国防科委某局局长赵如章。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林彪老部下）向林彪请示并说“赵如章身体不好，如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左右为难的林彪未作答复。由于林彪不表态，国防科委拒绝交出赵如章。北航“红旗”则静坐示威相抗衡。随后中央文革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坚决支持北航“红旗”的要求，但国防科委不交人，毛泽东也不便赤膊上阵找林彪要。九月二十二日，陈伯达出面亲笔写下了“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章）如果被学生杀死或者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的纸条，红卫兵们才如愿以偿。北航“红旗”人静坐示威，到国防科委交出赵如章整整用了二十八个昼夜。“红旗战斗队”自此一举出名，其头目韩爱晶也挤身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文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造反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五人。 揪斗工作组的狂浪从北京高等院校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中学。由于派工作组一事不但涉及到学校，更涉及到工厂、机关各单位，因而揪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和各行各业。以工人串连和工矿企业揪斗工作组为契机，文革烈火从学校蔓延到工、农、商、社会各界，各种战斗队相继成立，其名字可谓五花八门。毛泽东设想的自下而上，搞乱全国，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战略部署正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揪斗工作组之时，由于受到各级党委的抵制，为进一步扫清打倒刘少奇的障碍，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授意下，红卫兵及已发动起来的工人、农民造反组织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共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自八月下旬起，全国各大城市的中共省委、市委、省政府、市政府、地、县、公社头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红卫兵及其它造反组织的冲击。到九月份，冲击行动进入最高潮，全国每一个省、市、县首脑机关几近瘫痪。在四川成都，“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标语铺天盖。在湖南省，“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震天响。九月九日，湖南长沙高等院校红卫兵组织及部分厂矿企业造反派组织在东风广场联合召开“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所谓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共产党的各级党、政机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毛泽东秘密发动文革的上海，由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坐镇，其造反运动总得全国风气之先。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队伍日渐庞大，各厂相继成立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最初这些组织是各战。目标多是瞄准的本厂当权派。随着毛泽东的秘密意图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姚文元向上海和造反组织的头目们透露，和造反组织头目开始酝酿、联合起来。经秘密策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叶昌明、岑麒麟、陈阿大、潘国平、王洪文、黄金海聚在一起，协商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在其宣言中声称“我们要夺权”。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及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并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决定采取“不支持、不参加、不赞成”的三不政策。上海市长曹荻秋拒绝大会筹委会要其参加成立大会的要求。为此“工总司”派人到上海市委大楼去造反。十一月十日凌晨，又组织人员到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要到北京“告状”。上海市委命令火车停在附近小站安亭。中午，工总司造反人马又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了十四次特别快车。至使沪宁线中断三十一小时。这就是全国著名的安亭事件。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报告中央，陈伯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并电告卧轨的工人造反派说：“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回上海处理此事。 张春桥赴上海前，陈伯达将致上海工人电原稿给他，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向张春桥作了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群众组织，不能承认“工总司”。但陈、陶二人成没想到张春桥临行前早已在毛泽东那里今受了密旨：支持工人造反，实现天下大乱。 张春桥到上海后，为应付陈伯达和陶铸，十一日晚到安亭同王洪文、潘国平等开会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电文原稿后，十三日晚又同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一道请示陶铸，说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打完电话后，身藏上方宝剑的张春桥当即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声称：“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已向毛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并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五项要求即：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11.9大会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为；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于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当天晚上，毛泽东向陈伯达等人发出了“最高指示”，陈伯达等人不得不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打电话给张春桥，支持上海“工总司”的行动，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工总司”，并就此事表扬张春桥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也就在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之时，陈伯达起草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与毛泽东搞乱全国的目标相抵触，当即被毛泽东否决，并指责为“右倾文件”。 毛泽东煽动红卫兵起来造反后，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们相继加入了毛泽东的造反大军，并得到毛泽东的强力支持。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工厂到处是疯狂造反的大军，中共的党政机关天始全面瓦解。而当工人、农民登上了造反的舞台后，满脸稚气的青年学生们相形见绌。红卫兵们的历史使命已完成。此时毛泽东已开始算计该用什么样的革命口号去打发他们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