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歷史學家王國斌（Bin Wong）、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會學家王豐（Wang Feng）認為，遲至十九世紀，東西方的相似之處遠大於其差異。彭慕蘭在其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書中認為英國只是運氣好而已。經濟學家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社會學家社會學家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均持“短期偶然”論觀點。和長期論一樣，短期論也是分歧重重。莫里斯據此認為，解決世界如何運行這一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無論長期論者還是短期論者，都誤解了歷史的形態，因此得出的是片面、矛盾的結論。人們需要一個新的視角。

歷史的形態

　　長期論者還是短期論者一致認為，過去兩百年來西方統治着全球，但是至於在此之前世界是什麼樣子，他們卻有分歧，而這一切均起源於他們如何評定現代之前的歷史。僅聚焦於過去幾代人，回溯至多幾百年，而對之前的歷史一帶而過是不夠的。聚焦於遙遠的史前時期，再驟然跳轉到現代，而忽略中間的幾千年，也是錯誤的。這一問題要求在討論人類歷史何以呈現為當前形態之前，將其視作一個整體，從而建立歷史的總體形態。

　　原著作者在劍橋大學開始讀研究生時，研究希臘城邦起源，得以和研究世界其他地區類似進程的人類學考古學家一起工作。對於認為希臘文化獨樹一幟並開啟了民主、理性的西方特有傳統這一看法，這些人類學考古學家公開嘲笑其荒誕。莫里斯本人的研讀認為，長期以來，對希臘據信給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創造精神，西方不過是敬而遠之，在背棄，而非遵從。莫里斯不無驚訝地發現，據稱獨特的西方經歷，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歷史是如此相似，尤其是中國、印度和伊朗的偉大文明。

　　原著作者認為，探尋西方何以主宰世界實際上是關於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的問題。原著中，社會發展是指社會達到目標（get things done）的能力，即社會最大限度地塑造它們的物理、經濟、社會和智力環境。尋求西方何以主宰世界實際上意味着提出兩個問題。其一，西方為何比其他地區更發達，即更能夠達成目標；其二，為何在過去兩百年內西方的發展可至如此高度，以至於有史以來首次出現少數幾個國家可以主宰整個地球。

　　莫里斯認為，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衡量社會發展，用一張圖表來直觀地呈現歷史形態。如此可以看出，不管是“長期註定”論還是“短期偶然”論，都未能較圓滿地揭示歷史形態。第一個問題——為何西方社會發展高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答案並不在於近期的偶然：在過去的一萬五千年間，西方在一萬四千年裡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地區。另一方面，西方的領導地位並非在遠古即已註定。自公元550年到1775年的一千多年裡，東方得分更高。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數千年前預先確定的，也不是近期偶然事件的結果。

　　上述兩種理論也無法回答第二個問題，即為何西方的社會發展達到了先前社會均難以企及的高度。我們將看到，只是到了1800年左右，西方才開始以驚人的速度扶搖直上。但這一崛起本身僅僅是長期以來穩固加速的社會發展的最新實例而已。長期因素與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這就是說，只把目光投向史前時代，或只看最近的幾百年，是不能解釋西方統治的。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理解整個歷史。然而，儘管繪製社會發展過程的興衰起伏揭示了歷史的形態並告訴我們需要解釋什麼，但並沒有提供解釋。為此我們還需要翻尋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