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学家王国斌（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Wang Feng）认为，迟至十九世纪，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远大于其差异。彭慕兰在其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书中认为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社会学家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均持“短期偶然”论观点。和长期论一样，短期论也是分歧重重。莫里斯据此认为，解决世界如何运行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无论长期论者还是短期论者，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因此得出的是片面、矛盾的结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视角。

历史的形态

　　长期论者还是短期论者一致认为，过去两百年来西方统治着全球，但是至于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却有分歧，而这一切均起源于他们如何评定现代之前的历史。仅聚焦于过去几代人，回溯至多几百年，而对之前的历史一带而过是不够的。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再骤然跳转到现代，而忽略中间的几千年，也是错误的。这一问题要求在讨论人类历史何以呈现为当前形态之前，将其视作一个整体，从而建立历史的总体形态。

　　原著作者在剑桥大学开始读研究生时，研究希腊城邦起源，得以和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类似进程的人类学考古学家一起工作。对于认为希腊文化独树一帜并开启了民主、理性的西方特有传统这一看法，这些人类学考古学家公开嘲笑其荒诞。莫里斯本人的研读认为，长期以来，对希腊据信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精神，西方不过是敬而远之，在背弃，而非遵从。莫里斯不无惊讶地发现，据称独特的西方经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是如此相似，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伟大文明。

　　原著作者认为，探寻西方何以主宰世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的问题。原著中，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到目标（get things done）的能力，即社会最大限度地塑造它们的物理、经济、社会和智力环境。寻求西方何以主宰世界实际上意味着提出两个问题。其一，西方为何比其他地区更发达，即更能够达成目标；其二，为何在过去两百年内西方的发展可至如此高度，以至于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少数几个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莫里斯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衡量社会发展，用一张图表来直观地呈现历史形态。如此可以看出，不管是“长期注定”论还是“短期偶然”论，都未能较圆满地揭示历史形态。第一个问题——为何西方社会发展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答案并不在于近期的偶然：在过去的一万五千年间，西方在一万四千年里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并非在远古即已注定。自公元550年到1775年的一千多年里，东方得分更高。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数千年前预先确定的，也不是近期偶然事件的结果。

　　上述两种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先前社会均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只是到了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稳固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新实例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这就是说，只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或只看最近的几百年，是不能解释西方统治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理解整个历史。然而，尽管绘制社会发展过程的兴衰起伏揭示了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并没有提供解释。为此我们还需要翻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