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发优势
地理优势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总是弄巧成拙。地理优势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在此进程之中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涵义。
随着社会发展提升，核心地带得以扩展，有时是通过人口迁徙，有时则是通过邻居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老核心地带行之有效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环境，不管这些技术是关于农业和村庄生活、市镇、伟大帝国还是重工业。有些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环境下兴旺发达；有的时候只能凑合；有时则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才能运作。
尽管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进步往往发生在这样一些地方，即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方法在这里效果不彰。有的时候，是因为为了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有所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阶段则变得举足轻重。
比如说，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地理位置由欧洲大陆突出至大西洋，在五千年前这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一举一动。然而，五百年前，社会发展极大提高，因此地理的意义改变了。新型船舶可以横渡之前无法逾越的海洋。转瞬之间，深入大西洋的地理条件成为巨大优势。
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船只，而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开始驶向美洲、中国和日本。是西欧开始通过海上贸易把世界联结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随之飙升，超越了东地中海的老核心地带。
作者称这一模式为“后发优势”，这一模式和社会发展同样古老。例如，当农业村庄向城市转变的时候（在西方稍后于公元前4000年，在东方公元前2000年），有利于农业萌芽的肥沃的土壤和气候即让位于可用于灌溉或商路的大河。当社会发展变动时，必需的资源也随之变化，之前无足轻重的地区可能会发现，它们的落后蕴含着优势。
后发优势如何逐渐起作用，总是很难预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落后都是等同的。这种后发优势的一个明显结果是，随着时间推移，每个核心地带的最发达的地区总是变动位置。在西方，在早期农人时代，最发达的地区是侧面丘陵区。随着国家的出现，南移至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和埃及。再后来，贸易与帝国地位凸显，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东方，最发达地区先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北移至黄河流域，然后又西移至渭水和秦国。
第二个结果是，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是波动的，部分是因为至关重要的资源（野生植物和动物、河流、贸易路线和人力）在每个核心地带的分布各不相同，另外则是在这两个核心地带，扩张和占有新资源的过程猛烈且动荡，过度推动了发展的悖论。例如，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里，西方国家的成长使得地中海不仅成为商贾要道，也成为破坏力量的载体。约公元前1200年，西方国家失控，人口迁徙、国家失败、饥荒和流行病引发整个核心地带的崩溃。而在没有内海的东方，则没有出现类似的崩溃，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已急剧萎缩。
在随后的三千年里，同样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哪里社会发展上升最快，但是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在不同的阶段，连接欧亚大陆东西部的大草原（steppes）、中国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各具重要性。当十七世纪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渐显露之时，占据着开发大西洋最佳位置的那些人——最初主要是英国人，后来则是他们在美国的前殖民者——缔造了全新的帝国和经济体，并释放出蕴藏在矿物燃料中的巨大能量。作者将论证，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