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蘭核心已經常見的水磨現在也傳播到了基督教邊緣地區。例如，在十至十三世紀期間，法國羅貝克山谷（Robec Valley）的磨坊數量增至五倍。1086年編著的人口普查《最終稅冊》（Domesday Book，即Doomsday Book，又稱末日審判書），記載英格蘭擁有引人注目的五千六百二十四家磨坊。農民也認識到了馬匹的優勢，儘管馬吃的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更快且可以更長時間工作。公元1000年之後，平衡逐漸有利於馬匹，此時——由於第八章將講述的原因——歐洲人採用了穆斯林人的馬蹄鐵，這可以減少摩擦；又用馬軛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帶馬具，這使得馬的牽引力提高至四倍。1086年，英國貴族土地上的役畜僅二十分之一為馬匹；到了1300年，這一比例增至五分之一。有了這些額外的馬力（更不用說額外的糞肥），農民可以減少每年休耕的土地，而得以從土地上獲取更多。
儘管歐洲的農田沒有埃及和中國的高產，但日益出現盈餘可供賣給城鎮，而且這些成長中的城鎮開始承擔起新的角色。許多西北歐人都是農奴，法律上農奴有義務耕作領主的土地，領主保護農奴不受侵入者（和其他領主）的掠奪。至少在理論上，這些領主擁有君王的諸侯的地位，他們擁有土地，作為甲冑騎兵作戰以報答國王，而國王的地位則要歸功於教會，後者特許上帝的認可。但是領主、國王和教會都想獲得城鎮現在積攢的財富，市民通常能夠用一部分財產換取封建義務的免除。
就象可以一直追溯到亞述和周朝的低端統治者一樣，歐洲的國王們有效地經營着勒索“保護”費的行當，但是他們的方式甚至比大多數前任更加混亂。城鎮、貴族、君主和教士不斷相互干涉，並且由於缺少真正的中央權威組織，爭端實際上是必然的。比如在1075年，教皇（聖）格列高利七世宣稱他擁有德國所有主教的任命權。他的目的是改革教會領袖的道德規範，但是由於主教管轄區控制着德國大量的土地，這個措施還有一個令人愉快的副效應，它使格列高利控制了德國的許多資源基礎。德國皇帝亨利四世感到震驚，其回應是，通過宣稱自己是信仰的守護者，他有權廢黜格列高利。他堅稱：“現在，不是教皇，而是假修道士……我，亨利，承蒙天恩，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告訴你：退位！退位！”
格列高利沒有退位，反而開除了亨利的教籍。實際上，那意味着德國的封建領主能夠合法地無視其統治者。因為在自己的土地上什麼事情也做不了，一年之內亨利就不得不在一個阿爾卑斯修道院外面的雪裡赤腳跪了三天，祈求教皇的寬恕。他得到了寬恕，但無論如何隨後和教皇開戰。無人獲勝。教皇格列高利沒有錢支付給僱傭兵，因此在僱傭兵洗劫羅馬之後，教皇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皇帝為躲避親生兒子，奔逃過程中死亡；而這個神學爭議從未真正得到解決。
十一世紀的歐洲充斥着這種亂成一團的較量，但是漸漸地，這些爭端的解決逐漸使得組織機構更強大，責任範圍更清晰。國王們越來越多地在他們的領土上對人民進行組織、動員和課稅。一個史學家將這一過程稱為“一個迫害社會的形成”：王國的官員說服人民，視自己為國家的一部分（英國人、法國人，等等），並且明確他們所不是的部分——賤民，例如猶太人、同性戀、麻風病人和異教徒，這些群體第一次被系統地剝奪了保護，並受到恐嚇。在這種不愉快的過程中，出現了越來越有效的國家。
其他史學家則愉快地談起一個“教堂時代”，因為令人驚嘆的文物遍及歐洲大量湧現。僅在法國，1180至1270年間就建造了八十座大教堂、五百座大修道院以及數萬座堂區教堂。當時，從採石場開採了逾四千萬立方英尺（約一百一十三萬立方米）的石料，遠遠超過了埃及的大金字塔。
隨着羅馬帝國的衰敗，西歐的學術成就即已下降，只有在查理曼治下的法國得以部分恢復。然而公元1000年後，教師開始聚集在新大教堂周圍，並且象伊斯蘭世界的穆夫提（mufti，伊斯蘭教教法說明官或伊斯蘭教宗教領袖——譯註）一樣創辦學校。赴穆斯林西班牙學習的基督徒帶回了阿拉伯宮廷學者保存幾個世紀之久的亞里士多德關於邏輯的著作譯文。這一切充實了基督教的學術生活，幫助神學家以九世紀在巴格達的馬蒙的神學家同樣深奧的方式思考上帝，但是這也在受過教育的精英中製造了新的矛盾。
無人能比彼得·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即Pierre Abélard——譯註）將這些體現地更好。阿伯拉爾是一個沉緬於新學問（the new learning，指15－16世紀時對原文《聖經》及希臘、拉丁古典作品的研究——譯註）的聰明的年輕人，在1100年前後開始在巴黎露面。他從一個學校兜到另一個學校，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Aristotelian logic，或形式邏輯）擊敗他的那些迂腐的老師，當眾羞辱他們。象阿伯拉爾那樣二十多歲的人運用他們犀利的辯論技巧，使得習俗（且可能是每個人靈魂的命運）驚慌失措，此時誠實但單調乏味的老師意識到他們的職業在崩潰。阿伯拉爾極其自鳴得意，創辦了自己的學校，很快勾引了一個學生、少女埃洛伊茲（Héloïse），並讓她懷了孕。埃洛伊茲的家族蒙受恥辱，進行了反擊：阿伯拉爾含糊其辭地說，“一天晚上，當我正酣睡時，他們割掉了我用來做那件令他們深惡痛絕之事的器官。”
阿伯拉爾和埃洛伊茲羞愧得各自退縮到了教堂，二十年間他們保持通信，在阿伯拉爾一方是為自己辯白，埃洛伊茲一方則是強烈的個人事務。在強制隱居期間，阿伯拉爾撰寫了《是與否》（Sic et Non，即Thus and Not-Thus），這一手冊將邏輯學應用於基督教的自相矛盾。如果阿伯拉爾的名字成了新學問危險性的代號，然而他迫使基督教神學家把聖經的權威與亞里士多德唯理論相一致。1270年，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其著作《論基督教神學》（On Christian Theology）中完善了這一點，到這時基督教學問和遜尼派復興的學問確實同樣深奧。
其他歐洲人的做法與阿伯拉爾截然相反：他們不是把思想和制度從伊斯蘭核心帶回基督教邊緣地區，而是自己搬到了伊斯蘭核心地區。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的商人與開羅、巴勒莫的商人爭奪有利可圖的地中海貿易，買入賣出，或偷盜打鬥。在西班牙，那些來自日益擁擠的西北歐的移民幫助當地的基督徒逐回穆斯林，而諾曼人（或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在整個地中海周圍發動了暴風雨般的掠奪與征服。
諾曼人是斯堪的納維亞的異教徒維京人的後代，九世紀時在歐洲偏遠的西北邊緣地帶是盛極一時的侵入者，但是在十世紀進步為更入流的偷盜方式。當中世紀暖期打開了北大西洋的水域時，他們搭乘大船來到了冰島、格陵蘭島甚至北美洲的文蘭（Vinland）。他們在愛爾蘭和不列顛大量定居；而在法國北部，其頭領羅洛（Rollo）通過在912年接受基督教，成了一名合乎體統的（今諾曼底地區的）國王。
在信仰的細節方面諾曼人是很含糊的，931年他們在羅洛的葬禮上用了一百名俘虜做祭品，但是其暴力行為使他們成了大受歡迎的僱傭軍，聲名遠播直至君士坦丁堡。在意大利南部無休止的戰爭中，1016年戰爭雙方均雇用諾曼人作戰，隨後諾曼人創建了自己的國家。1061年諾曼人逼近西西里，在那裡進行了一場針對穆斯林居民的近乎種族滅絕的戰爭。伊斯蘭統治西西里達兩個世紀之久，這個島嶼是那一時期地中海的奇蹟。然而，如果你現在遊覽西西里，你很難找到這一時期的哪怕一個遺蹟。
諾曼人對伊斯蘭教並無特別的敵意；他們對待基督徒也同樣惡劣。一個意大利作家稱他們為“一個沒有人性的野蠻、殘暴、恐怖的種族”。拜占庭公主安娜·康尼娜（Anna Comnena）對此更為震驚，她寫道：“無論戰鬥和戰爭何時發生，諾曼人的心中就會發出咆哮，無法阻止他們。不僅士兵，而且首領也不可抗拒地撲向敵軍。”
拜占庭從慘痛的經驗中了解了諾曼人。公元九至十世紀，隨着伊斯蘭人開始相互內鬥，拜占庭帝國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元氣。975年，一支拜占庭軍隊甚至抵達了看得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它沒能占領聖城，但是奪回了耶穌的便鞋和施洗者約翰的頭髮）。但是在一個世紀之內，拜占庭對諾曼僱傭兵的依賴到了危險的程度，而這些僱傭兵是不可靠的（他們儘管很兇猛，卻經常逃跑），這促成了1071年拜占庭慘敗於突厥人。二十年後，君士坦丁堡受到突厥人圍攻，拜占庭皇帝寫信給羅馬教皇，顯然希望幫忙招募更多僱傭兵。然而教皇有別的想法。為了在和歐洲國王們的鬥爭中鞏固自身地位，教皇在1095年召集了一次大會，推銷遠征的提議——一個神聖戰爭——目的在於將突厥人趕出耶路撒冷。
極度的狂熱出現了；事實上，這種狂熱超出了教皇和拜占庭人想要的。成千上萬村民開始向東進發，洗劫了中歐，沿途屠殺猶太人。只有少數人到達了安納托利亞，這些人在此被突厥人所殺。除了淪為奴隸的那些人，無人抵達聖地（指巴勒斯坦）。
更有實際作用的是由熱那亞商人資助、法國和諾曼騎士組成的三支軍隊，1099年他們在耶路撒冷會合。他們的時機無可挑剔：塞爾柱人忙於內戰，無暇抵抗，因此在幾輪驚心動魄的虛張聲勢的壯舉之後，十字軍戰士最終突破了聖城的城牆。在十二個小時裡，他們搶劫殺戮，將猶太人活活燒死，把穆斯林人砍得粉身碎骨（儘管，據一名猶太婦女觀察，這些基督徒至少還沒有象突厥人那樣首先強姦受害者），其規模甚至令他們中間的諾曼人感到震驚。最終，到了黃昏時分，征服者們蹚着沒過腳脖子的鮮血，來到聖墓教堂感謝上帝。
雖然蔚為壯觀，但是這次針對核心地區的直接攻擊從未嚴重威脅伊斯蘭教。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國步步退卻，到1187年穆斯林重新占領了這座城市。之後還有多次東征，然而大多數均慘敗。由於無法支付船隻費用，1204年的第四次東征出借給了威尼斯的出資人，而且洗劫的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君士坦丁堡。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運動還是拜占庭帝國都沒能從這個恥辱中恢復過來。
西方在中世紀暖期的壓力下走了樣。伊斯蘭的領土依然是核心，但是隨着西南亞的社會發展陷於停滯，伊斯蘭的重心開始向地中海轉移，甚至地中海地區內部也是各有成敗。埃及成為穆斯林皇冠上的寶石；拜占庭，這個羅馬最後的遺物，隕落了；而在所有地區中，荒蕪落後的西北邊緣地帶擴張最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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