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核心已经常见的水磨现在也传播到了基督教边缘地区。例如，在十至十三世纪期间，法国罗贝克山谷（Robec Valley）的磨坊数量增至五倍。1086年编著的人口普查《最终税册》（Domesday Book，即Doomsday Book，又称末日审判书），记载英格兰拥有引人注目的五千六百二十四家磨坊。农民也认识到了马匹的优势，尽管马吃的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更快且可以更长时间工作。公元1000年之后，平衡逐渐有利于马匹，此时——由于第八章将讲述的原因——欧洲人采用了穆斯林人的马蹄铁，这可以减少摩擦；又用马轭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带马具，这使得马的牵引力提高至四倍。1086年，英国贵族土地上的役畜仅二十分之一为马匹；到了1300年，这一比例增至五分之一。有了这些额外的马力（更不用说额外的粪肥），农民可以减少每年休耕的土地，而得以从土地上获取更多。
尽管欧洲的农田没有埃及和中国的高产，但日益出现盈余可供卖给城镇，而且这些成长中的城镇开始承担起新的角色。许多西北欧人都是农奴，法律上农奴有义务耕作领主的土地，领主保护农奴不受侵入者（和其他领主）的掠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领主拥有君王的诸侯的地位，他们拥有土地，作为甲胄骑兵作战以报答国王，而国王的地位则要归功于教会，后者特许上帝的认可。但是领主、国王和教会都想获得城镇现在积攒的财富，市民通常能够用一部分财产换取封建义务的免除。
就象可以一直追溯到亚述和周朝的低端统治者一样，欧洲的国王们有效地经营着勒索“保护”费的行当，但是他们的方式甚至比大多数前任更加混乱。城镇、贵族、君主和教士不断相互干涉，并且由于缺少真正的中央权威组织，争端实际上是必然的。比如在1075年，教皇（圣）格列高利七世宣称他拥有德国所有主教的任命权。他的目的是改革教会领袖的道德规范，但是由于主教管辖区控制着德国大量的土地，这个措施还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副效应，它使格列高利控制了德国的许多资源基础。德国皇帝亨利四世感到震惊，其回应是，通过宣称自己是信仰的守护者，他有权废黜格列高利。他坚称：“现在，不是教皇，而是假修道士……我，亨利，承蒙天恩，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告诉你：退位！退位！”
格列高利没有退位，反而开除了亨利的教籍。实际上，那意味着德国的封建领主能够合法地无视其统治者。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年之内亨利就不得不在一个阿尔卑斯修道院外面的雪里赤脚跪了三天，祈求教皇的宽恕。他得到了宽恕，但无论如何随后和教皇开战。无人获胜。教皇格列高利没有钱支付给雇佣兵，因此在雇佣兵洗劫罗马之后，教皇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皇帝为躲避亲生儿子，奔逃过程中死亡；而这个神学争议从未真正得到解决。
十一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种乱成一团的较量，但是渐渐地，这些争端的解决逐渐使得组织机构更强大，责任范围更清晰。国王们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领土上对人民进行组织、动员和课税。一个史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一个迫害社会的形成”：王国的官员说服人民，视自己为国家的一部分（英国人、法国人，等等），并且明确他们所不是的部分——贱民，例如犹太人、同性恋、麻风病人和异教徒，这些群体第一次被系统地剥夺了保护，并受到恐吓。在这种不愉快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有效的国家。
其他史学家则愉快地谈起一个“教堂时代”，因为令人惊叹的文物遍及欧洲大量涌现。仅在法国，1180至1270年间就建造了八十座大教堂、五百座大修道院以及数万座堂区教堂。当时，从采石场开采了逾四千万立方英尺（约一百一十三万立方米）的石料，远远超过了埃及的大金字塔。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西欧的学术成就即已下降，只有在查理曼治下的法国得以部分恢复。然而公元1000年后，教师开始聚集在新大教堂周围，并且象伊斯兰世界的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或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译注）一样创办学校。赴穆斯林西班牙学习的基督徒带回了阿拉伯宫廷学者保存几个世纪之久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著作译文。这一切充实了基督教的学术生活，帮助神学家以九世纪在巴格达的马蒙的神学家同样深奥的方式思考上帝，但是这也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制造了新的矛盾。
无人能比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即Pierre Abélard——译注）将这些体现地更好。阿伯拉尔是一个沉缅于新学问（the new learning，指15－16世纪时对原文《圣经》及希腊、拉丁古典作品的研究——译注）的聪明的年轻人，在1100年前后开始在巴黎露面。他从一个学校兜到另一个学校，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Aristotelian logic，或形式逻辑）击败他的那些迂腐的老师，当众羞辱他们。象阿伯拉尔那样二十多岁的人运用他们犀利的辩论技巧，使得习俗（且可能是每个人灵魂的命运）惊慌失措，此时诚实但单调乏味的老师意识到他们的职业在崩溃。阿伯拉尔极其自鸣得意，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很快勾引了一个学生、少女埃洛伊兹（Héloïse），并让她怀了孕。埃洛伊兹的家族蒙受耻辱，进行了反击：阿伯拉尔含糊其辞地说，“一天晚上，当我正酣睡时，他们割掉了我用来做那件令他们深恶痛绝之事的器官。”
阿伯拉尔和埃洛伊兹羞愧得各自退缩到了教堂，二十年间他们保持通信，在阿伯拉尔一方是为自己辩白，埃洛伊兹一方则是强烈的个人事务。在强制隐居期间，阿伯拉尔撰写了《是与否》（Sic et Non，即Thus and Not-Thus），这一手册将逻辑学应用于基督教的自相矛盾。如果阿伯拉尔的名字成了新学问危险性的代号，然而他迫使基督教神学家把圣经的权威与亚里士多德唯理论相一致。1270年，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其著作《论基督教神学》（On Christian Theology）中完善了这一点，到这时基督教学问和逊尼派复兴的学问确实同样深奥。
其他欧洲人的做法与阿伯拉尔截然相反：他们不是把思想和制度从伊斯兰核心带回基督教边缘地区，而是自己搬到了伊斯兰核心地区。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与开罗、巴勒莫的商人争夺有利可图的地中海贸易，买入卖出，或偷盗打斗。在西班牙，那些来自日益拥挤的西北欧的移民帮助当地的基督徒逐回穆斯林，而诺曼人（或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整个地中海周围发动了暴风雨般的掠夺与征服。
诺曼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徒维京人的后代，九世纪时在欧洲偏远的西北边缘地带是盛极一时的侵入者，但是在十世纪进步为更入流的偷盗方式。当中世纪暖期打开了北大西洋的水域时，他们搭乘大船来到了冰岛、格陵兰岛甚至北美洲的文兰（Vinland）。他们在爱尔兰和不列颠大量定居；而在法国北部，其头领罗洛（Rollo）通过在912年接受基督教，成了一名合乎体统的（今诺曼底地区的）国王。
在信仰的细节方面诺曼人是很含糊的，931年他们在罗洛的葬礼上用了一百名俘虏做祭品，但是其暴力行为使他们成了大受欢迎的雇佣军，声名远播直至君士坦丁堡。在意大利南部无休止的战争中，1016年战争双方均雇用诺曼人作战，随后诺曼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1061年诺曼人逼近西西里，在那里进行了一场针对穆斯林居民的近乎种族灭绝的战争。伊斯兰统治西西里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个岛屿是那一时期地中海的奇迹。然而，如果你现在游览西西里，你很难找到这一时期的哪怕一个遗迹。
诺曼人对伊斯兰教并无特别的敌意；他们对待基督徒也同样恶劣。一个意大利作家称他们为“一个没有人性的野蛮、残暴、恐怖的种族”。拜占庭公主安娜·康尼娜（Anna Comnena）对此更为震惊，她写道：“无论战斗和战争何时发生，诺曼人的心中就会发出咆哮，无法阻止他们。不仅士兵，而且首领也不可抗拒地扑向敌军。”
拜占庭从惨痛的经验中了解了诺曼人。公元九至十世纪，随着伊斯兰人开始相互内斗，拜占庭帝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元气。975年，一支拜占庭军队甚至抵达了看得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它没能占领圣城，但是夺回了耶稣的便鞋和施洗者约翰的头发）。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内，拜占庭对诺曼雇佣兵的依赖到了危险的程度，而这些雇佣兵是不可靠的（他们尽管很凶猛，却经常逃跑），这促成了1071年拜占庭惨败于突厥人。二十年后，君士坦丁堡受到突厥人围攻，拜占庭皇帝写信给罗马教皇，显然希望帮忙招募更多雇佣兵。然而教皇有别的想法。为了在和欧洲国王们的斗争中巩固自身地位，教皇在1095年召集了一次大会，推销远征的提议——一个神圣战争——目的在于将突厥人赶出耶路撒冷。
极度的狂热出现了；事实上，这种狂热超出了教皇和拜占庭人想要的。成千上万村民开始向东进发，洗劫了中欧，沿途屠杀犹太人。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安纳托利亚，这些人在此被突厥人所杀。除了沦为奴隶的那些人，无人抵达圣地（指巴勒斯坦）。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由热那亚商人资助、法国和诺曼骑士组成的三支军队，1099年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合。他们的时机无可挑剔：塞尔柱人忙于内战，无暇抵抗，因此在几轮惊心动魄的虚张声势的壮举之后，十字军战士最终突破了圣城的城墙。在十二个小时里，他们抢劫杀戮，将犹太人活活烧死，把穆斯林人砍得粉身碎骨（尽管，据一名犹太妇女观察，这些基督徒至少还没有象突厥人那样首先强奸受害者），其规模甚至令他们中间的诺曼人感到震惊。最终，到了黄昏时分，征服者们蹚着没过脚脖子的鲜血，来到圣墓教堂感谢上帝。
虽然蔚为壮观，但是这次针对核心地区的直接攻击从未严重威胁伊斯兰教。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步步退却，到1187年穆斯林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之后还有多次东征，然而大多数均惨败。由于无法支付船只费用，1204年的第四次东征出借给了威尼斯的出资人，而且洗劫的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君士坦丁堡。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运动还是拜占庭帝国都没能从这个耻辱中恢复过来。
西方在中世纪暖期的压力下走了样。伊斯兰的领土依然是核心，但是随着西南亚的社会发展陷于停滞，伊斯兰的重心开始向地中海转移，甚至地中海地区内部也是各有成败。埃及成为穆斯林皇冠上的宝石；拜占庭，这个罗马最后的遗物，陨落了；而在所有地区中，荒芜落后的西北边缘地带扩张最为迅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