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方的时代
本章涵盖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和北宋，以及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衰败、伊斯兰世界的兴起、拜占庭帝国的陨落和西欧的发展。本章也描述了北宋纺织业和煤炭、炼铁业的兴盛——尽管这可能暗示着中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在酝酿，然而，文艺复兴、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产生于中国，则需等到后续几章方可阐明。
根据图7.1所示，公元541年应该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日期之一。在那一年（考虑到一定的误差幅度，亦可以说是大约公元六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分数超越了西方，结束了长达一万四千年的旧格局，并且一举否定了任何关于西方为何统治世界的简单化的长期注定论。到了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分数比西方高了三分之一。到公元1100年，差距几乎达到了40％，这超过了之前两千五百年中最大的东西方差异（彼时西方占优）。
图7.1 重大的逆转：东方扭转了衰退，且于史上首次超越西方
为何东方能够在公元六世纪领先？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大幅上扬，而与此同时，西方发展逐步落后？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当今世界至关重要。另外，当我们试图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时，会涉及不少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他们或天资聪颖，或笨拙愚钝。但是，在这些戏剧化事件的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相同的简单真相，也就是自始至终贯穿整个故事，并且推动了东西方差异的因素——地理。
战争和大米
在公元100年之前，东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就开始下滑，且一直持续到公元400年；到了止跌企稳之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已经衰退到五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国家失败，城镇焚毁，从中亚向中国北方地区以及由北方到南方的移民迁徙震撼了整个核心。然而，正是由于这些人口迁徙，东方的复兴得以起始。
在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看到了处于上升的社会发展如何改变了地理，如何于落后之中发现了优势，以及在大海和大草原上开辟了通道。然而，公元第三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关系也可以反向起作用：衰退的社会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地理。随着罗马和中国的城市萎缩，文化水平退步，军队削弱，生活水平下降，核心地区在地理上也缩小，而两者的萎缩现象之间的差异，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迅速恢复，而西方的社会发展直到公元八世纪仍在衰退。
图7.2 东方重整旗鼓：公元400年到700年。图（a）显示541年的东魏、西魏和南方的梁朝。589年这三个国家统一于隋朝。图（b）表示约700年时唐朝的最大疆域。
我们在第六章也讲到，公元前300年之后，黄河流域古老的东方核心腹地分裂成为战国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居民开始向南方逃离。长江以南的土地从汉代以来是荒芜的边缘地区，大批的逃离将这里转变成了新边疆。这些避难者进入南方潮湿闷热的陌生地形，那里不适宜种植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小麦和小米，而水稻却长势良好。大多数土地人烟稀少，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与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移民大相径庭。暴力和残酷的行为是大多数殖民式的强占土地的特点；在此之中，这些移民的人口数量以及更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逐渐将早期居住者驱逐了出去。
在公元280年和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南部的纳税人口数量成为五倍，但是人口迁徙并非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人口，也带来了新技术。根据《齐民要术》记载，截至公元530年，超过三十七种水稻已经为人所知，而且移栽技术（秧苗在特殊的苗床里栽培六周，而后将秧苗转移到水田中去）已经十分普遍。这是极其繁重的劳作，但确保高产。《齐民要术》解释了肥料如何使得农民能够持续地耕作土地，从而避免了休耕；还解释了水磨——尤其在佛寺，它们建于湍急的山涧边且拥有资金可进行大型投资——如何使得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将谷物磨成面粉、碾米以及由种子榨油。结果是具有农业机遇的新边疆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十分类似于罗马人在公元前一世纪征服了西欧之时缔造的边疆。在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南方的农业落后面貌逐步变成了优势。
低廉的运输开始和廉价的粮食相辅相成。尽管中国的河流仍然无法取代地中海给罗马人提供的那样便利的水道，但是人类的聪明才智逐步弥补了这一不足。尽管水下考古学家尚无法提供罗马沉船残骸那样的统计数据，然而文字记录显示当时的船只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明轮船大约在490年代在长江上出现；从成都到建康，水稻喂养了成长中的城市。这些城市里的市场促进了经济作物，例如茶叶（公元270年前后的现存记录中首次提到茶，到了公元500年时茶成了普遍的奢侈品）。显贵、商人和寺庙都凭借长江流域的租金、运输和碾谷而致富。
然而，建康的统治宫廷并未变得富有。和罗马帝国比起来，这种情况更像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亚述帝国。在那里，是地方长官和地主夺取了增长的人口和贸易带来的成果，而非国家——直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情况。然而，中国南方从未出现过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曾经有一位皇帝成功地控制了贵族阶层，甚至试图再次征服北方，然而这些努力总是毁于内战。在公元317年到589年，五个政权相继（勉强）统治了建康。
《齐民要术》表明，复杂的农耕体系在北方仍然保持到了530年代。然而，远在那时之前，随着骑在马上的盗匪剧增且四处抢劫，长途贸易乃至货币已经逐渐衰落。这种崩溃起初在北方产生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骚乱，但新统治者逐渐开始在北方恢复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来自满洲大草原边缘的鲜卑。和六百年前统治伊朗的安息人一样，鲜卑人将游牧传统与农耕传统结合起来，几个世代以来凭借精湛的骑术征战，同时从农民那里收取保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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