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辯論之處仍然存在，但是到了200年基督教已經成為紀律嚴明的信仰，具有關於救贖的（相當程度上）清晰的規則。類似於大乘佛教，基督教相當獨特，足以吸引注意力，並提供了亂世時通向救贖的實際途徑，且十分熟悉，足可理解。有學問的希臘人甚至提出，第二波基督教其實和第一波的軸心哲學無甚差別：柏拉圖（有些人稱其為雅典的摩西）通過思考獲知了真理，基督徒則由神啟示了真理，但是兩者的真理是相同的。
當高端國家機構開始崩塌時，主教們則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從而填補了缺口，動員追隨者建造城牆 、修路、和日耳曼劫掠者談判。在鄉村，聲名顯赫的聖人和任何佛教徒一樣狂熱地放棄了這個世界，他們成了當地的領袖。一個苦行者居住在埃及沙漠的棺材裡，齋戒、和撒旦搏鬥，同時穿着剛毛襯衣，因而在帝國聲名遠播。其人最著名的倡導者強調，“他從不用水洗澡以使身體擺脫污穢，也從不洗腳。”在敘利亞，另外一個聖人在四十英尺高（約十二米）的圓柱上一坐就是四十年，而其他的棄世者身着獸皮衣服，只吃草，（據推測，短暫地）過着“耶穌迷”的日子。
這一切讓講究的羅馬紳士們感到離奇，甚至基督徒也擔心那些狂熱的人，這些人鼓動狂熱的追隨者，且除了對上帝之外，他們不向任何人負責。320年埃及的一個聖人帕科謬斯（Pachomius）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將當地的隱士集中到了第一所基督教隱修院，隱士們在他的嚴格戒律下通過勞動和祈禱追求救贖。帕科謬斯和中國的道安顯然對對方一無所知，然而他們的隱修院醒目地相似，且具有類似的社會效果。在五世紀，當更大的體系崩潰時，基督教隱修院和女修道院常常是地方經濟的支柱，在古典學識衰落時成為學術中心，並提供僧侶民兵維護和平。
基督教比佛教傳播地還要快速。當耶穌在大約公元32年去世時，他只有幾百名追隨者；到了391年，當皇帝狄奧多西宣布基督教為唯一合法宗教時，逾三千萬羅馬人已經皈依，儘管“皈依”必然是個鬆散的詞彙。一些受過很高的教育的男子和女子經歷了痛苦的懷疑過程，在接受新信仰之前以極大的邏輯推理和毅力艱難地思考了理論含義。儘管如此，在他們周圍，一夜之間基督教或佛教的創造奇蹟者可以贏得數千人之多的民眾。因此，所有的統計都是粗糙的。圖6.9表示了這幾個世紀以來分攤到整個中國和羅馬帝國後基督教和佛教必然具有的“平均”增速。平均而言，中國佛教徒年增長2.3％，意味着每三十年翻番；而基督徒增長3.4％，每二十年翻番。 圖6.9 人數：基督徒和中國佛教徒數量的增長（假定恆速變化）。縱軸為對數坐標。
圖6.9中的直線向上走，而圖6.1中的社會發展穩步下降。很明顯的問題是，這裡有沒有聯繫？早在1781年，愛德華·吉本就面對了該疑問。他說，“沒有驚喜，也不辱宗教，我們也許得知，基督教的引入對羅馬帝國的衰亡有某些影響。”然而，吉本贊成的影響卻不是基督徒自己樂意相信的那種。相反，吉本認為，基督教消耗了帝國的活力： 牧師成功地宣揚了忍耐和怯懦的教條；社會積極的美德被阻礙；僅存的一點尚武精神被埋葬到了修道院：公共和私人財富的一大部分被奉獻給了慈善和信仰的似是而非的需求；而且，軍人的報酬被濫施給毫無價值的善男信女，這些人只能拿節慾和貞潔的美德作藉口。
忍耐和怯懦既是佛教也是基督教的美德。因此，我們是否可以拓展吉本的論證，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些看法（神職人員的本領戰勝政治，天啟戰勝思考）結束了古典世界、許多個世紀以來壓低了社會發展、並且縮小了東西方的差距？
對於這個問題，並非可以輕率地不屑理睬。不過，原著作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和第一波軸心思想一樣，第二波軸心宗教與其說是社會發展改變的起因，倒不如說是結果。猶太教、希臘哲學、儒學、道家、佛教和耆那教均形成於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之間，其時社會發展越過了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崩潰時的水平（大致為二十四分）。它們是對高端國家重組和對世界失去幻想的反應。第二波軸心宗教則是此現象的翻版：當舊世界交換動搖了高端國家之時，人們發現了第一波思想的不足，救世宗教則填補了缺口。
除非圖6.9中的平均增速極不準確，否則舊世界交換之前基督教和中國佛教僅處於邊緣地位。然而，到了250年，約有一百萬基督徒（四十個羅馬人中大致有一個），很明顯這是某種臨界點。此時基督教開始實實在在地讓皇帝們傷腦筋。基督教不僅在帝國一個最低潮期間和國家爭奪收入，其要求絕對忠實的神排除了死後即為神這一折中方案的可能性，而長久以來此方案幫助統治者證明了其權力的正當性。250年德西烏斯皇帝開始了大規模的迫害，剛好在哥特人將其殺死之前。257年瓦萊里安皇帝發動了另一次大屠殺，其人卻只是死于波斯人之手。
這些是令人沮喪的先例，而且很明顯，使用暴力恐嚇那些人們是註定要失敗的，這些人的最高目標就是象耶穌一樣可怕地死去。儘管如此，皇帝們斷斷續續地又嘗試了五十年，試圖徹底摧毀基督教。但是，會眾以每年3.4％的平均速度在增加，到了310年代複利的奇蹟將教會成員的數量增至大約一千萬，帝國整個人口的四分之一。很明顯，那是第二個臨界點：312年，在一場內戰進行到一半時，君士坦丁大帝發現了上帝的存在。君士坦丁沒有試圖遏制基督教。相反，如同五百年前其前輩和同樣顛覆性的第一波軸心思想作了妥協一樣，君士坦丁也作出了一個新妥協。他將大量財富轉移到了教會，使其免稅，並承認了它的僧侶統治。作為回報，教會承認君士坦丁。
在隨後的八十年間，其餘的人口皈依了基督教，貴族派人打入了教會的領導層，他們之間的教會和國家掠奪了異教徒的廟宇——當時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再分配。基督教是一種時機已經到來的理念。亞美尼亞國王在310年代皈依基督教，340年代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亦然。波斯的國王則沒有，不過那很可能是因為伊朗的鎖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亦稱襖教，拜火教，波斯教）至少也在和基督教一樣進行了相似的演變。
中國的佛教看起來也經歷了十分相似的臨界點。在圖6.9中，公元400年左右信徒達到了一百萬。然而，因為中國南北方境況迥然不同，信眾增加的效果亦因地區而異。在混亂的北方，佛教徒趨向於居住在各國都，這使得他們極容易受到國王壓力的影響。到了400年，最強大的北魏已設置了管理佛教徒的政府部門，在446年開始迫害佛教徒。與此相反，中國南方的佛教徒並未聚集在國都建康，而是散布於長江流域。在這裡他們可以得到強大的貴族的保護而免於宮廷的侵害，並迫使皇帝讓步。在402年一個皇帝甚至同意在他面前僧侶不必鞠躬。
圖6.9表明，到了500年中國大約有一千萬佛教徒，而當這個新信仰到了第二個臨界點時，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統治者均和君士坦丁一樣作出了相同的決定，慷慨地給與財富、免稅，並給教會團體的領導人授予榮譽。在南方，虔誠的武帝資助宏大的佛教節，禁止獻祭動物，並派遣使節到印度收集正經。作為回報，僧侶統治集團承認武帝為菩薩，即其臣民的救世主和救星。北魏的皇帝們則作了更好的交易，獲得了選擇佛教界領袖的權力，然後由僧侶宣告皇帝們是佛陀轉世。君士坦丁會羨慕的。
是社會發展悖論，而非忍耐和怯懦導致了東西方的衰退與崩潰。某種程度上，這些衰退與崩潰承繼了約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版本，其時擴張的核心引發了無人可以控制的一連串事件。然而，到了160年，社會發展的規模徹底重寫了這一劇本，通過將東西方聯繫在一起而改變了地理，並產生了細菌和人口遷徙的舊世界交換。
到了160年，古典世界的各帝國比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的面積要大很多，也強大得多。然而，它們原始類型的全球化引發的擾亂也同樣如此。古典帝國不能夠成功地應付它們釋放的力量。一個又一個世紀以來，社會發展下滑。書寫、城市、稅收和官僚喪失了價值；當原有的必然之事行不通時，通過給古代智慧賦予新解，一億人尋求脫離一團糟的世界的救贖。和第一波軸心思想一樣，第二波觀念是危險的，挑戰了丈夫對妻子、富人對窮人、國王對臣民的權威。然而，權勢之人再次同顛覆分子講和，在此過程中重新分配了權力和財富。到了公元500年，國家更弱，教權則更強，而生活依舊。
如果此書寫於公元500年左右，原著作者很可能會是長期註定論者。可以觀察到，大致每一千年，社會發展削弱了自身，每前進兩到三步，就會後退一步。擾亂變得更大，那時不僅影響了東方，也同樣影響了西方，然而模式是清晰的。向前行的時候，西方拉開了和東方的距離；後退之時，差距則縮小。而且，這將一波又一波地持續下去，一浪高於一浪，西方的領先時有變化，然而卻是註定的。
但是，如果再過一個世紀寫這本書，情況則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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