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思想是国家重组的结果，而非起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据，看看秦国就足够了。秦是东方核心地带西部的一个残忍的国家，“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新（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战国策·魏策》）。尽管无论儒家的绅士们珍视什么，秦必定处于对立面，然而公元前第三世纪秦还是由核心边缘爆发，征服了整个地区。
十分相似的事情亦出现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罗马人——同样经常被比作狼——由边缘推翻了西方核心，并奴役了称其为野蛮人的哲学家。公元前167年被掠至罗马作人质的希腊绅士波里比乌斯（Polybius）写了四十卷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向他的同胞解释这一切。他问道，“谁能够如此心胸狭窄或懒惰，竟然不想知道在不到五十三年里（前220至前167年），罗马人是如何史无前例地征服了几乎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
秦和罗马有许多共同点。每一个均为后发优势的醒目范例，结合了旧核心开拓的组织方法和动荡边疆磨砺的军事方式。两者都屠杀、奴役和驱逐了数百万人，且均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社会发展。秦和罗马也是暴力悖论的典型：当血流成河成为历史，它们的帝国主义政策均改善了东西方大多数人的境况。
对于秦和罗马而言，成功的秘诀很简单——数字。尽管途径各异，两者均比任何对手能更好地征集、装备、供养以及轮换军队。
在东方，几百年来秦始终是六强国中最弱的。秦较晚才向高端国家过渡，在公元前408年始引入地租。那时，残忍的征战已经迫使其他国家征召臣民入伍、向之课税，并使用法家方式管理他们。统治者尽一切可能提高收入，最优实践迅速传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灭亡。
公元前第四世纪秦赶了上来。商鞅于前340年代在那里功成名就，他建议秦的统治者如何将国家变成监视与管教的梦魇：（商君）“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到商鞅被车裂之时，高端的法家之国已经大获全胜，东方核心变成了兵营。公元前500年三万军队即为大军，而到了前250年十万人已成常态。二十万人并不稀奇，而真正强大的军队则需翻倍。伤亡也相应的巨大。
其释放的力量十分可怕，因此前361年大国举行了定期会议以商讨分歧，而前350年代出现了被称为“说客”的雇佣外交家。一个人可能在多个大国间来回奔波，同时担当所有国家的首席大臣，而编排出无愧于亨利·基辛格的错综复杂的密谋。
邱吉尔说“喋喋不休总比打仗好得多”，但是在公元前第四世纪暴力依然战胜了谈判。问题在于秦。多山的边境使得进攻秦很困难，而秦可以自由运用其边缘优势，通过吸收更西方的部落而加强人力资源，因此秦军得以持续不断地迫入核心。“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战国策·楚策》。
其他国家意识到需要联合抵抗秦，然而四个世纪的战争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它们忍不住从背后捅别国一刀。魏和齐先后担当过领导者，但联盟均毁于内讧。此后赵国担当起责任，于前269年两次大胜秦国。每个人都看到了希望，但已然太迟。秦王嬴政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新战略：只要杀死很多人即可，多到其余各国无法重建军队。秦发明了死亡人数统计。
此后三十年间秦杀掉了大约一百万敌兵。历史充满了令人沮丧的屠杀记载，然后在前234年这种记录陡然终止，史载此时秦将赵国十万之众斩首。自此之后，值得一提的敌人不复存在，史书中对国家投降的记载取代了杀戮。
在谈判和战争均行不通时，秦剩下的敌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谋杀上，此即前227年荆轲刺秦王。机会终于耗尽，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齐国，于前221年陷落。秦王现在启用了新名字——始皇帝。始皇声振寰宇，“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无人说一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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