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和十五世紀的歐洲人的確面臨着相似的問題。兩個群體都生活在社會發展上升的時期。兩個群體都意識到第二波軸心思想的結局很糟糕（在東方，是唐朝的崩潰和對佛教的摒棄；在西方，則是氣候變化、黑死病以及教會的危機）。兩者都在越過“野蠻”的近代，回溯着第一波軸心思想的輝煌古代（在東方，是孔子和漢朝；在西方，是西塞羅[Cicero]和羅馬帝國）。而且兩個群體的回應也類似，都將最先進的學識應用於古代的文獻與藝術，並利用得到的結果按照新方式來理解世界。
詢問歐洲的文藝復興文化為什麼促使蠻勇之人到了特諾奇提特蘭城、而中國的保守派則呆在家裡這個問題，和詢問西方的統治者為什麼是偉人、而東方人是傻瓜的問題一樣不得要領。很顯然，我們需要再次重新表述該問題。如果歐洲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確實激勵了無畏的探險，那麼我們應該探詢，為何中國十一世紀的文藝復興沒能做到相同的事情？中國的探險家為什麼沒有在宋代發現美洲，甚至要早於孟席斯想象他們到達那裡的時間？
快速的答案是文藝復興精神並不能將宋朝的探險家帶到美洲，除非他們的船隻足以進行這種旅行，而十一世紀的中國船隻很可能做不到。對此一些歷史學家持反對意見；他們指出，大約在公元1000年維京人使用比中國式帆船簡單得多的維京大戰船到了美洲。但是，稍微看一下地球儀（或圖8.10）即可揭示很大的不同。經由法羅群島（Faeroes, the，或譯法俄爾群島）、冰島和格陵蘭島航行，維京人到達美洲從來就不需要橫渡超過五百英里（約八百公里）的大海。那在當時一定是很可怕的，可是和中國的探險家需要橫渡的五千英里（約八千公里）比起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們需要隨着來自日本的黑潮漂移，越過阿留申群島從而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登陸（順着從菲律賓到尼加拉瓜的赤道逆流則意味着橫渡兩倍的大海）。
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以及我們在本章隨後可以看到的其他類型的地理——正好使得西歐人橫渡大西洋比東方人橫渡太平洋要容易得多。而且，即使風暴可能偶然將中國的船隻吹到遠至美洲——可以想像得到，北赤道洋流會將他們再帶回來——十一世紀的探險家無論怎樣受到文藝復興精神的激勵，都不可能發現美洲並返回講述這個經歷。
只有在十二世紀，造船業和航海才改進到足夠地步，從而中國的船隻可以可靠地進行從南京到加利福尼亞長達一萬兩千英里（約一萬九千兩百公里）的往返航程；不過，那當然比哥倫布和科爾特斯仍然要早幾乎四百年。那麼，為什麼沒有十二世紀的中國征服者？
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精神——無論我們對這個術語究竟作何解釋——到了十二世紀都在消退。在十三和十四世紀，社會發展陷於停滯，然後劇降，而且隨着文藝復興文化的先決條件的消失，精英思想確實變得越來越保守。一些歷史學家認為1070年代王安石新政策的失敗使得新儒學知識分子脫離了和更廣闊的世界的聯繫；有些認為是1127年開封的失陷；其他人則認為是截然不同的原因。然而，幾乎所有人一致認為，當知識分子繼續放眼世界，他們的行為確實開始非常地方化。大多數人不是冒着生命危險在國都進行內訌，而是呆在家裡。一些人創立地方性的書院，籌備講學和讀書團體，卻拒絕為國家考試培養學生。其他一些人制訂秩序井然的村莊和家庭儀式的準則；另一些依然集中於自身，通過“靜坐”和沉思每次改變一個生命來培養完美。據十二世紀的思想家朱熹所說，
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朱熹《近思錄》）
朱熹是他的時代所需要的人。他拒絕了公職且生活儉樸、經由在一個地方書院教學而從頭開始確立了聲望、著書，並寄信解釋他的觀點。他進入國政的嘗試導致了其一生的成果被放逐且遭譴責為“偽學”。然而在十三世紀外部威脅不斷增加，宋朝的文官四處尋覓將上層階級和他們的事業結合起來的方式，這時候朱熹對孔子在哲學上無可挑剔、政治上不具威脅性的闡述開始顯得很有用處。他的理論起初恢復了名譽，之後被包含在國家考試之中，最後成了晉升的唯一基礎。朱熹的思想成了正統。“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1400年前後一個學者（明人薛瑄）開心地宣稱。“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朱熹經常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位於孔子之後，但位於毛澤東之前），而且根據評判人的角度，他或者完善了經典，或者對中國陷入停滯、自滿和壓迫的境地負有責任。然而，對朱熹的這種褒獎或指責都太過了。和所有最優秀的理論家一樣，他只是給予了時代需要的觀念，而人們認為這些觀念很合適，就使用了它們。
在朱熹關於家庭觀的思想方面，這一點最為明顯。到十二世紀，佛教、原始女權主義和經濟增長已經轉變了舊時的性別角色。如今富有的家庭讓女兒接受教育，在她們結婚時給她們更多嫁妝，這使得已婚婦女具有了更多的權勢；而隨着婦女財務狀況的改善，她們確立了女兒也應該和兒子一樣繼承財產的準則。甚至在比較貧窮的家庭，商業化的紡織品生產給予了婦女更多的賺錢能力，這也轉化成了更大的財產權。
在十二世紀，富人中間開始出現了男性的強烈抵制，這時朱熹尚年幼。這提倡女性的貞操、賢婦特有的從屬地位，以及婦女需要呆在內宅（或者，如果她們確實必須外出，需要蒙面或坐轎子）。反對者尤為抨擊再婚的寡婦，她們把財產帶到了別人家。到了朱熹的思想在十三世紀被恢復名譽之時，他那重建完美儒家家庭的虔誠理想看起來已像是一種有用的工具，這一工具使這些觀點具有了哲學形態；而十四世紀當官僚們逐步廢除有利於婦女的財產法時，他們高興地宣稱這都是依據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並不是導致婦女的生活發生改變的原因。這些著作僅僅是更廣泛的保守心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這種心態掃蕩的不僅僅包括有學識的文官，還有那些最不可能讀過朱熹著作的人們。例如，這些年來工匠對女性美的描繪出現了急劇變化。在公元八世紀佛教和原始女權主義的全盛時期，一種最流行的瓷像類型是美術史學家很失禮地稱作的“胖女”。據稱受到楊貴妃的鼓舞——這位高級妓女的魅力觸發了755年安祿山的叛亂——他們表現的婦女和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荷蘭畫家）的一樣強壯，可以進行從舞蹈到玩馬球的所有事情。與此相反，十二世紀的藝術家描繪婦女的時候，婦女通常蒼白無力，服侍丈夫或倦怠地閒坐着，等待丈夫回家。
也許是因為她們的腳很疼，這些身量苗條的美麗女子才坐着。臭名昭著的纏足做法——把小女孩的腳用紗布緊緊裹起來使之變形，為了優美而將腳趾扭曲折斷——很可能始於1100年前後，在朱熹出生的三十年前。那時幾首詩看來提到了纏足，而1148年稍後，一個學者說道“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關於纏足的最早考古證據來自黃升墓和周氏墓，這兩位女子分別在1243和1274年擺脫了塵世的煩惱。她們被安葬時，腳都裹在六英尺（約一米八三）長的長條紗布里，陪葬的絲綢做的鞋子和襪子的鞋頭陡然上翹（圖8.9）。周氏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變形的腳與襪子和涼鞋正相配：八個小腳趾被扭曲到腳掌下面，兩個大腳趾則往上彎曲，結果就是苗條的腳正可適合她那窄而尖的便鞋。
圖8.9 小腳：出自黃升墓的絲綢做的便鞋和襪子；黃升是葬於1243年的一個十七歲的姑娘，這是史上關於纏足的首個有說服力的詳細記錄。
十二世紀的中國並沒有發明女性足部的改動。改進女性的行走方式看起來幾乎是普遍的痴迷（至少在男人們中間是這樣）。然而，降臨在黃升和周氏身上的痛苦要比其他文化的高好幾個數量級。穿着細高跟鞋會導致拇趾囊腫；把腳裹起來會使人離不開輪椅。這種做法引起的痛苦——日復一日，從出生到死亡——是難以想象的。就在周氏下葬的那一年，一個學者發表了對於纏足的已知的第一個批評：“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宋車若水《腳氣集》）
確實，纏足有什麼用處。然而，纏足變得越來越普遍，也越發恐怖。十三世紀的纏足使腳更加苗條；十七世紀的纏足實際上使雙腳變得更短，將腳趾向後萎陷到腳後跟之下，變成由撕裂的韌帶和扭曲的肌腱組成的殘疾的球狀，這叫做“金蓮”。二十世紀最後的受害者殘缺不全的雙腳的照片慘不忍睹（注）。
把這一切都歸咎於朱熹就太過了。他的哲學思想並沒有使中國的精英文化變得越發保守；相反，文化的保守主義使得他的思想獲得了成功。在對於戰敗、緊縮和社會發展下滑的更廣泛的反應之中，朱熹的思想僅僅是最為顯著的組成部分而已。十二世紀當世界狀況變糟之時，古代與其說是復興的源泉，倒不如說是避難所；而到了周氏去世的1274年，此時極度缺乏有可能激勵了環球探險的這種文藝復興精神。
因此，1100年之後社會發展的停滯和隨後的降低是否解釋了為什麼是科爾特斯，而不是鄭和到達了特諾奇提特蘭城？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這可能確實解釋了為什麼十二和十三世紀沒有偉大的探險航海。但是，到了1405年，當鄭和的第一支寶船艦隊從南京出航的時候，東方的社會發展再次迅速上升。永樂帝不斷派遣鄭和橫穿印度洋的事實正表現了一種胸襟開闊的思維模式。在社會發展再次急劇上升之時，十五世紀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替代朱熹思想的其他理論。
例如，傑出的王陽明曾竭力遵循朱熹的準則。在1490年代，王陽明象朱熹推薦的那樣用了一個星期凝視一節竹子；不過，這並沒有帶來領悟，而是使王陽明得了病。其後，王陽明獲得了一種頓悟，這種頓悟正適合於一個成功、迅速發展的社會：他認識到人人都可以憑直覺知道事實真相，而不需多年的靜坐或研習關於孔子的評註。只要我們外出做事情，我們人人均可獲得智慧。王陽明言必信，他成了一個新的多才多藝者，位列那一時期最出色的將軍、行政官員、古籍編輯以及詩人。他的追隨者更進一步反對朱熹的思想，宣稱路上儘是聖人，每個人都可以給自己判斷對錯，而且變得富有是美好的。他們甚至提倡婦女的平等地位。（譯註）
做出終止鄭和航海的決定實際上並不是在因循守舊的緊縮的背景下，而是在面對並克服發展、創新和挑戰的背景下做出的。沒有多少證據顯示是僵化、向內轉的心態在十五世紀打斷了中國的探險，而一個充滿活力的文藝復興文化促使歐洲人橫渡了海洋。那麼，究竟是什麼引起的？
註：無論毛澤東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他在1949年奪得政權時立即禁止了纏足。
譯註：我自己是從當年明月的博客《明朝那些事兒》了解了陽明先生的“心學”以及“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理念，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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