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和十五世纪的欧洲人的确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两个群体都生活在社会发展上升的时期。两个群体都意识到第二波轴心思想的结局很糟糕（在东方，是唐朝的崩溃和对佛教的摒弃；在西方，则是气候变化、黑死病以及教会的危机）。两者都在越过“野蛮”的近代，回溯着第一波轴心思想的辉煌古代（在东方，是孔子和汉朝；在西方，是西塞罗[Cicero]和罗马帝国）。而且两个群体的回应也类似，都将最先进的学识应用于古代的文献与艺术，并利用得到的结果按照新方式来理解世界。
询问欧洲的文艺复兴文化为什么促使蛮勇之人到了特诺奇提特兰城、而中国的保守派则呆在家里这个问题，和询问西方的统治者为什么是伟人、而东方人是傻瓜的问题一样不得要领。很显然，我们需要再次重新表述该问题。如果欧洲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确实激励了无畏的探险，那么我们应该探询，为何中国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没能做到相同的事情？中国的探险家为什么没有在宋代发现美洲，甚至要早于孟席斯想象他们到达那里的时间？
快速的答案是文艺复兴精神并不能将宋朝的探险家带到美洲，除非他们的船只足以进行这种旅行，而十一世纪的中国船只很可能做不到。对此一些历史学家持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大约在公元1000年维京人使用比中国式帆船简单得多的维京大战船到了美洲。但是，稍微看一下地球仪（或图8.10）即可揭示很大的不同。经由法罗群岛（Faeroes, the，或译法俄尔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航行，维京人到达美洲从来就不需要横渡超过五百英里（约八百公里）的大海。那在当时一定是很可怕的，可是和中国的探险家需要横渡的五千英里（约八千公里）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需要随着来自日本的黑潮漂移，越过阿留申群岛从而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登陆（顺着从菲律宾到尼加拉瓜的赤道逆流则意味着横渡两倍的大海）。
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以及我们在本章随后可以看到的其他类型的地理——正好使得西欧人横渡大西洋比东方人横渡太平洋要容易得多。而且，即使风暴可能偶然将中国的船只吹到远至美洲——可以想像得到，北赤道洋流会将他们再带回来——十一世纪的探险家无论怎样受到文艺复兴精神的激励，都不可能发现美洲并返回讲述这个经历。
只有在十二世纪，造船业和航海才改进到足够地步，从而中国的船只可以可靠地进行从南京到加利福尼亚长达一万两千英里（约一万九千两百公里）的往返航程；不过，那当然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仍然要早几乎四百年。那么，为什么没有十二世纪的中国征服者？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精神——无论我们对这个术语究竟作何解释——到了十二世纪都在消退。在十三和十四世纪，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然后剧降，而且随着文艺复兴文化的先决条件的消失，精英思想确实变得越来越保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070年代王安石新政策的失败使得新儒学知识分子脱离了和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有些认为是1127年开封的失陷；其他人则认为是截然不同的原因。然而，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当知识分子继续放眼世界，他们的行为确实开始非常地方化。大多数人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国都进行内讧，而是呆在家里。一些人创立地方性的书院，筹备讲学和读书团体，却拒绝为国家考试培养学生。其他一些人制订秩序井然的村庄和家庭仪式的准则；另一些依然集中于自身，通过“静坐”和沉思每次改变一个生命来培养完美。据十二世纪的思想家朱熹所说，
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后若决江河以利吾往……今且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日自求于问学者有所背否，于德性有所懈否……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长？（朱熹《近思录》）
朱熹是他的时代所需要的人。他拒绝了公职且生活俭朴、经由在一个地方书院教学而从头开始确立了声望、著书，并寄信解释他的观点。他进入国政的尝试导致了其一生的成果被放逐且遭谴责为“伪学”。然而在十三世纪外部威胁不断增加，宋朝的文官四处寻觅将上层阶级和他们的事业结合起来的方式，这时候朱熹对孔子在哲学上无可挑剔、政治上不具威胁性的阐述开始显得很有用处。他的理论起初恢复了名誉，之后被包含在国家考试之中，最后成了晋升的唯一基础。朱熹的思想成了正统。“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1400年前后一个学者（明人薛瑄）开心地宣称。“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朱熹经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位于孔子之后，但位于毛泽东之前），而且根据评判人的角度，他或者完善了经典，或者对中国陷入停滞、自满和压迫的境地负有责任。然而，对朱熹的这种褒奖或指责都太过了。和所有最优秀的理论家一样，他只是给予了时代需要的观念，而人们认为这些观念很合适，就使用了它们。
在朱熹关于家庭观的思想方面，这一点最为明显。到十二世纪，佛教、原始女权主义和经济增长已经转变了旧时的性别角色。如今富有的家庭让女儿接受教育，在她们结婚时给她们更多嫁妆，这使得已婚妇女具有了更多的权势；而随着妇女财务状况的改善，她们确立了女儿也应该和儿子一样继承财产的准则。甚至在比较贫穷的家庭，商业化的纺织品生产给予了妇女更多的赚钱能力，这也转化成了更大的财产权。
在十二世纪，富人中间开始出现了男性的强烈抵制，这时朱熹尚年幼。这提倡女性的贞操、贤妇特有的从属地位，以及妇女需要呆在内宅（或者，如果她们确实必须外出，需要蒙面或坐轿子）。反对者尤为抨击再婚的寡妇，她们把财产带到了别人家。到了朱熹的思想在十三世纪被恢复名誉之时，他那重建完美儒家家庭的虔诚理想看起来已像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这一工具使这些观点具有了哲学形态；而十四世纪当官僚们逐步废除有利于妇女的财产法时，他们高兴地宣称这都是依据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并不是导致妇女的生活发生改变的原因。这些著作仅仅是更广泛的保守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种心态扫荡的不仅仅包括有学识的文官，还有那些最不可能读过朱熹著作的人们。例如，这些年来工匠对女性美的描绘出现了急剧变化。在公元八世纪佛教和原始女权主义的全盛时期，一种最流行的瓷像类型是美术史学家很失礼地称作的“胖女”。据称受到杨贵妃的鼓舞——这位高级妓女的魅力触发了755年安禄山的叛乱——他们表现的妇女和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荷兰画家）的一样强壮，可以进行从舞蹈到玩马球的所有事情。与此相反，十二世纪的艺术家描绘妇女的时候，妇女通常苍白无力，服侍丈夫或倦怠地闲坐着，等待丈夫回家。
也许是因为她们的脚很疼，这些身量苗条的美丽女子才坐着。臭名昭著的缠足做法——把小女孩的脚用纱布紧紧裹起来使之变形，为了优美而将脚趾扭曲折断——很可能始于1100年前后，在朱熹出生的三十年前。那时几首诗看来提到了缠足，而1148年稍后，一个学者说道“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关于缠足的最早考古证据来自黄升墓和周氏墓，这两位女子分别在1243和1274年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她们被安葬时，脚都裹在六英尺（约一米八三）长的长条纱布里，陪葬的丝绸做的鞋子和袜子的鞋头陡然上翘（图8.9）。周氏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变形的脚与袜子和凉鞋正相配：八个小脚趾被扭曲到脚掌下面，两个大脚趾则往上弯曲，结果就是苗条的脚正可适合她那窄而尖的便鞋。
图8.9 小脚：出自黄升墓的丝绸做的便鞋和袜子；黄升是葬于1243年的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这是史上关于缠足的首个有说服力的详细记录。
十二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发明女性足部的改动。改进女性的行走方式看起来几乎是普遍的痴迷（至少在男人们中间是这样）。然而，降临在黄升和周氏身上的痛苦要比其他文化的高好几个数量级。穿着细高跟鞋会导致拇趾囊肿；把脚裹起来会使人离不开轮椅。这种做法引起的痛苦——日复一日，从出生到死亡——是难以想象的。就在周氏下葬的那一年，一个学者发表了对于缠足的已知的第一个批评：“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宋车若水《脚气集》）
确实，缠足有什么用处。然而，缠足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发恐怖。十三世纪的缠足使脚更加苗条；十七世纪的缠足实际上使双脚变得更短，将脚趾向后萎陷到脚后跟之下，变成由撕裂的韧带和扭曲的肌腱组成的残疾的球状，这叫做“金莲”。二十世纪最后的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双脚的照片惨不忍睹（注）。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朱熹就太过了。他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使中国的精英文化变得越发保守；相反，文化的保守主义使得他的思想获得了成功。在对于战败、紧缩和社会发展下滑的更广泛的反应之中，朱熹的思想仅仅是最为显著的组成部分而已。十二世纪当世界状况变糟之时，古代与其说是复兴的源泉，倒不如说是避难所；而到了周氏去世的1274年，此时极度缺乏有可能激励了环球探险的这种文艺复兴精神。
因此，1100年之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随后的降低是否解释了为什么是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了特诺奇提特兰城？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这可能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十二和十三世纪没有伟大的探险航海。但是，到了1405年，当郑和的第一支宝船舰队从南京出航的时候，东方的社会发展再次迅速上升。永乐帝不断派遣郑和横穿印度洋的事实正表现了一种胸襟开阔的思维模式。在社会发展再次急剧上升之时，十五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替代朱熹思想的其他理论。
例如，杰出的王阳明曾竭力遵循朱熹的准则。在1490年代，王阳明象朱熹推荐的那样用了一个星期凝视一节竹子；不过，这并没有带来领悟，而是使王阳明得了病。其后，王阳明获得了一种顿悟，这种顿悟正适合于一个成功、迅速发展的社会：他认识到人人都可以凭直觉知道事实真相，而不需多年的静坐或研习关于孔子的评注。只要我们外出做事情，我们人人均可获得智慧。王阳明言必信，他成了一个新的多才多艺者，位列那一时期最出色的将军、行政官员、古籍编辑以及诗人。他的追随者更进一步反对朱熹的思想，宣称路上尽是圣人，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判断对错，而且变得富有是美好的。他们甚至提倡妇女的平等地位。（译注）
做出终止郑和航海的决定实际上并不是在因循守旧的紧缩的背景下，而是在面对并克服发展、创新和挑战的背景下做出的。没有多少证据显示是僵化、向内转的心态在十五世纪打断了中国的探险，而一个充满活力的文艺复兴文化促使欧洲人横渡了海洋。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的？
注：无论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在1949年夺得政权时立即禁止了缠足。
译注：我自己是从当年明月的博客《明朝那些事儿》了解了阳明先生的“心学”以及“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理念，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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