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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约公元前450年，对于佯装和神灵有直接联系，人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通过在塔庙供奉牺牲或在墓地屠杀俘虏，数千年来神圣的国王们已经通过一系列仪式稳固了道德秩序，这成了乡村野夫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之间的纽带。然而，现在神圣的国王们把自己重塑成了行政长官，神灵魅力大减。公元前第七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对此颇为抱怨。
然而那只是观察事物的一种方式而已。从爱琴海之滨到黄河流域，其他的思想家开始发展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激进的新观点。他们处于边缘地位，因为他们大多数并非掌权人物，且多来自权力边缘的小国。当然并非全然如此，例如耆那教创始人摩诃毗罗和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摩诃毗罗（Mahavira，意为大雄——译注）来自印度最强大的摩揭陀国（Magadha）。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伊朗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也是轴心时代的一位大师，尽管他很可能生活在公元前1400年和前600年间。中国史上亦称拜火教为祆（音先）教、火祆教（译注）。
这些思想家们（不同程度地）说，不要绝望；我们不需要神圣的国王来拯救这个污秽的世界。救赎就在我们心中，而不是在腐化暴戾的统治者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帕斯（Karl Jaspers）竭力解释他所在时代的道德危机，曾将公元前500左右的几个世纪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亦即这几个世纪形成了历史绕之旋转的轴。雅斯帕斯预言般地宣称，在轴心时代，“我们所知的人类诞生了。”轴心时代的典籍——东方的儒家和道家著述，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Jain），西方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以及由此起源的新约全书和古兰经）——从那时起成为永恒的经典，赋予了无数人生命的意义。
这对于佛陀和苏格拉底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写下只言片语。是他们的继承人，有时甚至是遥远的继承人记录、修饰，甚至直接编造了他们的言辞。现代文献学最了不起的成就是揭示了这一现象，即在分裂、争斗、诅咒和相互迫害之余，继承人们竟仍有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写作或者改写他们神圣的著作，次数之多使得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文献中梳理出原意。
轴心著作也是千变万化。有些汇总了晦涩的格言、机智的对话，有些则是诗、历史或论证，有些著作则兼而有之。最后一个挑战是，这些经籍一致认为它们的终极主题——我们这个肮脏的世界所不可企及的超验领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涅槃（Nirvana，字面意为吹熄）是一种今世感情犹如蜡烛一样被掐灭的心境。佛陀说涅槃是无法描述的，甚至尝试都不妥当。对于孔子来说，“仁”——通常译为仁爱——也同样无法用语言表达。“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当被要求定义什么是“kalon”（the good，高尚）时，苏格拉底绝望地说：“非我能力所及；如果我尝试，只是在闹笑话。”他所能做的是讲述寓言：“the good”就象投下阴影的火，而我们将阴影错认为现实。耶稣同样对天堂使用了隐喻，也喜好寓言。
而最难以确定的，无外乎道家所遵循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
经籍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如何获得超然性。生活遵守道德，摒弃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就能够改变世界。所有的经籍均敦促我们要容忍，并提供了训练自我的技巧。佛陀用打坐，苏格拉底推崇辩论。犹太拉比主张研习，孔子赞同，并加入了对礼乐的谨慎遵守。在每一种传统中，有一些信徒倾向于神秘主义，而其他人则走现实、朴素的路线。
这一过程总是自我修饰，一个内心的、个人的、面向超然的重新定向，这种超然性不依赖于神圣的国王，就这一点来说，甚至也不依赖于神。实际上，在轴心思想里，神力是搭不上边的。孔子和佛陀拒绝谈论神性。尽管苏格拉底宣称虔诚，仍受谴责，部分原因是因为未信仰雅典的众神。拉比则警告犹太人，上帝是如此无法形容，因此犹太人不应提及上帝之名，或过度赞美。
在轴心思想里，国王的遭遇则更糟。道家和佛陀总体而言对国王很冷淡，而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公开谴责统治者的道德缺点。轴心思想的评论挑战了道德规范和达官显贵，其提出的关于出身、财富、性别、种族以及种姓的新问题可能是绝对反主流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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