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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約公元前450年，對於佯裝和神靈有直接聯繫，人們已經失去了興趣。通過在塔廟供奉犧牲或在墓地屠殺俘虜，數千年來神聖的國王們已經通過一系列儀式穩固了道德秩序，這成了鄉村野夫和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之間的紐帶。然而，現在神聖的國王們把自己重塑成了行政長官，神靈魅力大減。公元前第七世紀的希臘詩人赫西奧德（Hesiod）對此頗為抱怨。
然而那只是觀察事物的一種方式而已。從愛琴海之濱到黃河流域，其他的思想家開始發展關於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激進的新觀點。他們處於邊緣地位，因為他們大多數並非掌權人物，且多來自權力邊緣的小國。當然並非全然如此，例如耆那教創始人摩訶毗羅和拜火教創始人瑣羅亞斯德。摩訶毗羅（Mahavira，意為大雄——譯註）來自印度最強大的摩揭陀國（Magadha）。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伊朗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也是軸心時代的一位大師，儘管他很可能生活在公元前1400年和前600年間。中國史上亦稱拜火教為祆（音先）教、火祆教（譯註）。
這些思想家們（不同程度地）說，不要絕望；我們不需要神聖的國王來拯救這個污穢的世界。救贖就在我們心中，而不是在腐化暴戾的統治者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帕斯（Karl Jaspers）竭力解釋他所在時代的道德危機，曾將公元前500左右的幾個世紀稱為“軸心時代”（Axial Age），亦即這幾個世紀形成了歷史繞之旋轉的軸。雅斯帕斯預言般地宣稱，在軸心時代，“我們所知的人類誕生了。”軸心時代的典籍——東方的儒家和道家著述，南亞的佛教和耆那教（Jain），西方的希臘哲學和希伯來聖經（以及由此起源的新約全書和古蘭經）——從那時起成為永恆的經典，賦予了無數人生命的意義。
這對於佛陀和蘇格拉底而言，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因為他們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寫下隻言片語。是他們的繼承人，有時甚至是遙遠的繼承人記錄、修飾，甚至直接編造了他們的言辭。現代文獻學最了不起的成就是揭示了這一現象，即在分裂、爭鬥、詛咒和相互迫害之餘，繼承人們竟仍有時間一遍又一遍地寫作或者改寫他們神聖的著作，次數之多使得幾乎不可能從他們的文獻中梳理出原意。
軸心著作也是千變萬化。有些匯總了晦澀的格言、機智的對話，有些則是詩、歷史或論證，有些著作則兼而有之。最後一個挑戰是，這些經籍一致認為它們的終極主題——我們這個骯髒的世界所不可企及的超驗領域——是無法解釋清楚的。涅槃（Nirvana，字面意為吹熄）是一種今世感情猶如蠟燭一樣被掐滅的心境。佛陀說涅槃是無法描述的，甚至嘗試都不妥當。對於孔子來說，“仁”——通常譯為仁愛——也同樣無法用語言表達。“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當被要求定義什麼是“kalon”（the good，高尚）時，蘇格拉底絕望地說：“非我能力所及；如果我嘗試，只是在鬧笑話。”他所能做的是講述寓言：“the good”就象投下陰影的火，而我們將陰影錯認為現實。耶穌同樣對天堂使用了隱喻，也喜好寓言。
而最難以確定的，無外乎道家所遵循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
經籍的第二個共同點是如何獲得超然性。生活遵守道德，摒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就能夠改變世界。所有的經籍均敦促我們要容忍，並提供了訓練自我的技巧。佛陀用打坐，蘇格拉底推崇辯論。猶太拉比主張研習，孔子贊同，並加入了對禮樂的謹慎遵守。在每一種傳統中，有一些信徒傾向於神秘主義，而其他人則走現實、樸素的路線。
這一過程總是自我修飾，一個內心的、個人的、面向超然的重新定向，這種超然性不依賴於神聖的國王，就這一點來說，甚至也不依賴於神。實際上，在軸心思想里，神力是搭不上邊的。孔子和佛陀拒絕談論神性。儘管蘇格拉底宣稱虔誠，仍受譴責，部分原因是因為未信仰雅典的眾神。拉比則警告猶太人，上帝是如此無法形容，因此猶太人不應提及上帝之名，或過度讚美。
在軸心思想里，國王的遭遇則更糟。道家和佛陀總體而言對國王很冷淡，而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公開譴責統治者的道德缺點。軸心思想的評論挑戰了道德規範和達官顯貴，其提出的關於出身、財富、性別、種族以及種姓的新問題可能是絕對反主流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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