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改变那一切的是一个居住在大草原上叫做铁木真的残忍的年轻人。1162年铁木真出生在严寒的蒙古，来自绝对的破裂家庭。他的父亲也速该将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从她原先的新郎那里劫持了过来，致其怀孕，并用他杀死的一个人的名字给这个孩子起了名。铁木真的父母和他非常疏远，有一次在搬迁帐篷的时候竟然把他忘了，一年之后才回来找他。他的父母在他八岁的时候给他娶了亲，之后也速该被谋杀（也许没有提前），随后他的部落成员把诃额仑赶了出去，偷了她的牲口，任其挨饿。铁木真急忙赶回家，捕捉老鼠养活诃额仑。他也杀害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按照部落习俗，后者有权娶诃额仑。然后，铁木真被卖掉当了奴隶，到了他逃跑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已被绑架，可能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铁木真杀掉了抓走他的未婚妻的人，把她抢了回来。
铁木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若非如此，蒙古人也不会称他为成吉思汗——“无畏的首领”，他也不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无需治疗专家即可推测他通向权力的道路（通过追捕义兄札木合并将其杀死、忽视亲属的要求而改造了蒙古军事、每次争执时反对他的那些争吵不休、嗜酒如命的儿子们）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其早期的家庭经历。
某种程度上两千年来大草原并没有多少变化。就象之前的许许多多个头领，成吉思汗部分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恐惧的驱使，部分则是（对中国财富的）贪婪的驱动。这些动机促使他劫掠中国北部的金国，并使用掠夺物贿赂蒙古的其他头领跟随他。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即使大汗也不能超越这个历史规律，即你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五百年来，中国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定居者将城镇、灌溉和梨推入大草原。农人从游牧民那里得到土地，然而游牧民从农人那里得到的则是他们的武器以及方法的知识。
可以得知，游牧民在交易中占了上风。后发优势再次起作用，而成吉思汗——所有游牧民头领中最杰出的——学会了将居于城市的工程师融入到他的骑兵队伍之中，这种整合极其良好，成吉思汗可以象战胜任何军队一样猛攻任何防御工事。在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之前，他已将从太平洋到伏尔加河的土地洗劫一空（图8.3）。据一个波斯目击者所言，成吉思汗就象“从纸上擦掉几行字”那样扫除障碍。蒙古人通过之后，“那些土砖建筑物成了猫头鹰和渡鸦的栖息地；在这些地方，长耳鸮的尖叫声互相呼应，在这些屋里风在呼啸。”
图8.3 游牧民漫游之处：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帝国的疆界，以及从那时到1294年间他的儿孙们进行的战争（粗断线）
成吉思汗无需社会发展指数告诉他中国是劫掠的丰富的源泉。根据现有证据来判断，他想窃取一切，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将整个中国北部变成他的强壮的草原矮种马的冬季牧场。在1215年，他摧毁了九十多座城市，将北京焚烧了一个月。然而，在他于1227年死去之后，更明智的（汉族）顾问们占了上风，坚持主张把农民留在原地并向他们征税更有利。
很快就出现了尝试这个新政策的机会。宋徽宗和女真人联盟对抗契丹人，结果却是女真人洗劫了开封，并劫持了这个皇帝。宋朝的一个新皇帝却没有被这一事实吓住，在1234年和蒙古人建立了类似的联盟对抗女真人。结果甚至更糟糕：蒙古人侵吞了女真人，并将宋军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只有蒙古政治的独特之处才使得宋朝在1230年代免于垮台。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时，其子窝阔台已经成为大汗接替了他，然而成吉思汗的孙辈们则立即施展策略以判断谁将继承窝阔台。有一些孙辈担心让窝阔台征服中国将使他手中的权力过大，从而在继位斗争中对其子有利，因此他们迫使下级的蒙古首领支持对遥远的西部发动庞大的劫掠。在1237年他们自主行事，主要的蒙古游牧部落突然转向了西面。
欧洲人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在打击他们。对于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来说，入侵者完全是个迷。他说，“从未能有任何方式接近他们，他们也从不自告奋勇，因此无法从他们和其他人的日常交往中得到他们的习俗和人的消息。”马修错将鞑靼人的称呼（Tatar，蒙古人的称谓之一）理解为指代塔尔塔罗斯（Tartarus），地狱的古希腊名字。马修纳闷，他们是不是“撒旦可憎的种族中的一大群人”。他猜测，他们抑或是以色列灭亡的部落，最终回家了。尽管意识到蒙古人并不说希伯来语，且看起来对摩西律法一无所知，马修认为这一定是对的：这些犹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诫之前走上了歧途，他们
追求怪异的神灵和未知的习俗，因而现在在更大的程度上，由于上帝的报复，其他任何国家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内心和语言混乱不堪，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残忍、无理性的畜生的生活。
一些基督徒的结论是，对以色列灭亡的部落的符合逻辑的防御是屠杀当地的犹太人，然而可以断定，那没什么效果。蒙古人打垮了德国和匈牙利的大批骑士，且侦察远至维也纳。然而之后——就象他们突然放弃了中国一样——他们离开了，掉转了马匹，将俘虏赶到了亚洲内陆。突袭欧洲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影响可汗职位的继承，因此当窝阔台于1241年十二月十一日去世时，欧洲陡然失去了所有的重要性。
当蒙古人再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富庶的目标，伊斯兰核心。1258年他们仅用两周就攻破了巴格达的城墙。三天里，他们没有给最后一个哈里发食物和水，然后把他扔到了一堆金子里，要他吃掉这些金子。哈里发没有这么做，他和他的继承人们被裹在毯子里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军队最终在加利利海之滨挡住了蒙古人，然而到那时后者的横冲直撞已经确定了穆斯林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旧核心两个世纪的经济衰退。不过，蒙古人对西方的最大影响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洗劫开罗，它一直是西方最大、最富裕的城市；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威尼斯和热那亚一直是西方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伊斯兰旧核心的发展急遽下降，但是在埃及和意大利发展持续上升，而到了1270年代，即马可·波罗启程去中国的时候，西方核心已经确定无疑地转移到了蒙古人略过的地中海区域。
又一位大汗去世之后，其继任者忽必烈最终决定彻底压倒中国，此时蒙古人决定性地放弃了西方的战争（英国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对忽必烈位于上都的宫殿因药物而发狂的幻觉使忽必烈名垂千古）（那阳光照临的宫廷！那雪窟冰窖！）。这是蒙古人曾经进行过的最艰难的战争，也是最具毁灭性的。对主要的要塞襄阳进行了五年的围攻才打垮汉族的抵抗，到了1279年忽必烈把宋朝幼小的末代皇帝赶到海里时，曾经使中国几乎发生工业革命的复杂基础结构正在崩溃。东方的社会发展直线下降。
自然灾害无疑是部分原因。开封从女真人的洗劫中恢复以后，黄河于1194年决堤时这座城市真正衰落了。这次决堤摧毁了供养这个城市、运来煤炭并运走产品的运河。然而，黄河在之前已经泛滥很多次；现在最大的区别是蒙古的破坏加强了大自然的残酷性。在1230年代，蒙古军队入侵后发生的饥荒和流行病在开封周围夺去了一百万人的生命，在四川可能更多，而在1270年代死亡人数甚至更糟糕。总的说来，在十三世纪追踪着中国的四个大灾变骑士——人口迁徙、国家失败、饥荒和疾病——可能将人口降低了四分之一。尽管马可·波罗万分惊奇，然而截止1290年中国偏离了工业起飞的轨道。实际上，东西方的差距正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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