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带了头。在16世纪50年代,暴君伊凡的炮兵已将虚弱的蒙古可汗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彻底逐出,而且在随后的百年间,俄国人、土耳其人和波兰人持续不断地用要塞、壕沟和栅栏包围了干燥的乌克兰草原。用火枪武装的村民先是限制了游牧民的行动,最终将他们完全阻断,而在涅尔琴斯克,俄国和中国商定,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人——难民、商人、逃亡者,尤其是迁徙的游牧民——均不可沿着大草原迁移。现在一切都是农业帝国的臣服者。
中亚在1644年最后的骚动揭示了变化有多大。那一年当一个军阀占领北京时,中国的明朝崩溃,而当内战急剧失控之时,明朝的一个前将军决定邀请满族人——来自满洲(我国东北的旧称)的半游牧民——越过长城并重建秩序是众多之害中较轻者。中国的领导者们具有将中亚人引入帝国内战的悠久传统,通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不同于之前的入侵者,满族人不是作为游牧骑兵到来的,而是带着一支差不多和中国的难以区分的军队,基于使用从葡萄牙人那里仿造的火枪和大炮的大量步兵。
满族人没有遇到反对就占领了北京,宣布他们是一个新的清朝,随后用了几乎四十年战斗来巩固他们的政权。这些斗争也不同于先前的大草原入侵的后果。长期的斗争没有让更多的游牧民卷土重来,而是缔造了一支能够反推回中亚的清军。1697年,清朝深入蒙古歼灭了一支游牧大军,在1720年首次将中国的统治地位扩展至多山的西藏。在18世纪50年代,清朝给游牧问题带来了最终的解决,带着枪炮和火药,他们打到了现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在那里粉碎了最后的抵抗。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农业帝国——尤其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清朝——有效地消灭了大灾变的一个骑士。因为这个,社会发展撞击坚硬天花板的压力没有象其在第二和十二世纪那样触发大草原移民潮;而且因为那个,看起来甚至国家失败、饥荒、疾病和气候变化的联合压力也不足以迫使核心崩溃。大草原通道已被关闭,与此同时结束了旧世界历史的一整个时代。
对于游牧民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些经历了战争幸存下来的游牧民越来越受到限制。自由迁徙,他们生活方式的根基,取决于遥远的统治者的心血来潮,而从十八世纪以来,一度骄傲的大草原武士愈发沦落为雇工、例如哥萨克轻骑兵那样的暴徒,被部署来控制难驾驭的农民。
然而,对于帝国而言,关闭大草原通道是个非凡的成就。长久以来是危险发源地的中亚成了一个新边疆。随着游牧民劫掠的减少,一两百万俄罗斯人和五百万或一千万中国人从拥挤的核心陆续来到了大草原边疆的边缘的新土地。一旦到了那里,那些足够坚强到达那里的人们把地貌瓜分,用于耕作、采矿和伐木,把原材料和赋税送回帝国的心脏地带。关闭大草原通道不仅仅避免了崩溃;它还开创了大草原的繁荣,打破了数千年来将社会发展限制在指数上四十分多一点的坚硬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