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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驟然的混亂，人們亟須解釋。當儒家的禮儀和道家的神秘主義均無法做到時，自命的空想家填補了空白。在黃河流域，一個醫生的傳授是，罪惡導致了疾病，懺悔帶來健康，從而贏得了大量信徒。在170年代，他斷定帝國本身正是罪惡和傳染病的根本源頭，應該廢棄。他宣布，“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列傳》）。
然而天下並未大吉。相反，當184年四月三日新曆法周期開始時，情況愈加惡化。即使擁護漢朝的軍隊鎮壓了起義（即黃巾軍，黃色是新時代的象徵），仿效者遍布全國此起彼伏。似乎上天也發怒了，彼時黃河大規模泛濫，三十六萬五千農民被迫背井離鄉。五斗米教將四川變成了獨立的道教神權國家；羌人利用混亂形勢，再次劫掠了中國西部；被任命遏制這種威脅的特別指揮官成了獨立的軍閥；而當朝廷確實採取行動時，卻只是雪上加霜。
在189年，靈帝召見了最強大的軍閥董卓，後者卻回信道，“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後漢書·董卓列傳》）。靈帝堅持召見後，董卓向其攤牌，返回洛陽但是隨身帶來了他的軍隊。董卓臨近時，靈帝很合時宜地死掉了，太后周圍的侍臣（支持一個十三歲的男孩成為新的統治者）和宦官（支持一個八歲的男孩）開始互相謀殺。董卓攻入洛陽，盡殺宦官，謀殺了年齡較大的男孩，而將較小的立為獻帝。隨後董卓焚燒了洛陽，謀劃着下一步該做什麼。
漢朝不再處於控制地位，董卓卻也無法做到，因為儘管皇帝們管理上的高端權力失效了，他們略顯神聖的低端權力則維持了下來。獻帝仍在世的時候，無人膽敢稱帝，也不敢謀殺這個年幼的皇帝（不過，軍閥則是攻擊的目標；董卓在192年被暗殺）。政治掮客爭論不休、把獻帝當成鬥爭工具時，帝國分裂成了采邑，匈奴和羌人接管了邊境，看似堅固異常的高端機構則化為烏有。
軍閥和兼職詩人曹操在197年之後的某個時候寫道：“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里行》）。然而，曹操將他的悲痛克制了很長時間，直到奪得獻帝，挾天子令諸侯，將自己變成了中國北方的主要參與者。
曹操是個複雜的人物。他很可能在竭力恢復漢朝，將自己描繪成傳統、睿智的顧問角色。曹操清楚軍閥如何削弱了這個高端國家，他試圖通過屯田政策解決軍隊問題，通過九品官制確定士族在精英領導制中的位置來解決政治問題。如同一千年前亞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爾，曹操使得權貴成了局外人。在208年的赤壁之戰中，曹操的海軍被徹底摧毀。此役之前，似乎曹操能夠再次將中國統一。
然而，儘管付出了這些努力，曹操仍大多被視為滅亡了漢朝的惡人（這主要歸因於十四世紀的名著《三國演義》），例如二十世紀京劇的臉譜。曹操的惡名與其說是因為其自身的不端行為，到不如說是源於他去世之後發生的事情。赤壁之戰後，三個主要的軍閥之間出現了一種平衡。到220年曹操之子最終勒令獻帝退位之時，中國分裂成了三個王國。然而，曹操建立的國家始終是最強大的。264年該國滅亡了其中一個對手，重新命名為晉，並在280年募集了一支大軍與艦隊，最終再次征服了中國。
其後十年間，漢朝之後的崩潰看起來像是暫時偏離了正軌，可能與西方核心在公元前2200年或前1750年之後發生的事情相提並論，彼時氣候變化、人口遷徙和饑荒導致了國家失敗，但是對社會發展影響甚微。然而，很快就可看出，漢朝的衰亡實際上更象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的崩潰，具有巨大的長期後果。
戰場上的勝利可以將倖存的軍閥數量減到一個，但是無法改變中國的深層問題。貴族一如既往地強大，迅速消弱了曹操的軍屯和精英領導制度。流行病依然猖獗，黑暗時代的冷期不僅使得黃河流域農民的生活更加艱難，對於匈奴和羌人也是一樣。在265到287年間，二十五萬中亞人在晉國內部定居。晉有時歡迎他們提供的人力資源，有時卻經受不住。
在這種背景下，諸如皇帝的愛情生活一類的細枝末節可能極為重要。晉朝的一個皇帝尤其漫不經心，生了二十七個兒子。當289年這個皇帝死去之時，他的一些兒子招募了能找到的最野蠻的游牧民互相征戰。這些游牧民並不是笨蛋，他們很快意識到對薪酬無需將就：他們可以漫天要價。當304年一個匈奴頭領未得到要價時，他進一步施加了壓力，宣布建立了一個新王國。晉仍未給予他要求的一切，所以此人的兒子在311年焚燒洛陽，褻瀆晉皇陵，俘虜了皇帝，並令其於宴會時上酒。匈奴認為仍未獲得理應得到的戰利品，又在316年破壞了長安，捕獲了晉的新皇帝，令其負責洗杯子和上酒。數月之後匈奴厭倦了這種遊戲，這個皇帝同其宗室被殺。
晉國滅亡了。成群結隊的匈奴和羌人在中國北部恣意劫掠，而晉室在百萬追隨者的尾隨下逃到了長江上的建康（今南京）。他們放棄的北方領土是世界上一些最先進農業的發祥地，然而在高死亡率（流行病的打擊）和大量人口遷出的雙重衝擊下，當時很多土地荒蕪。那非常適合於由大草原遷入的游牧民，然而對於留下來的農業人口而言，卻意味着饑荒也在抬頭。在較順利的時期，地方上的士族或國家也許會出面救助，然而現在則是無人施以援手。更為雪上加霜的是，蝗災吞噬了村民尚可生產的結餘。可能是來自草原的移民引入的新流行病則給虛弱的人口帶來了更多的麻煩。天花很可能是在長安被焚之後的317年首次在中國出現。
匈奴和羌人頭領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的交戰更象是劫掠大量的奴隸，而不是高端國家之間的衝突。統治者每次都圍捕成千上萬的農民，把他們趕到新都城的周圍，在這裡奴隸們耕作給騎兵常備軍提供糧食。同時，騎士們從大草原輸入新式武器——合適的馬鞍，馬鐙以及配有裝甲、同時乘坐了武裝騎士時仍可衝鋒的體型更大的馬匹。這些武器事實上淘汰了步兵。那些沒有逃到南方的中國貴族喜歡上了山丘，他們的佃農湧進了用柵欄圍起來的巨型圍場，這是人們面對四處搶劫的騎士時唯一的避難所。
在中國北方建立的這些王國（中國史學家蔑稱為“五胡十六國”）極度的不穩定。長安被毀後逃到南方的難民於317年在建康創立了東晉。和北方的匪徒式王國不同，這個王國以奢華、精緻的宮廷而自豪，且體現了中國皇室應有的排場。東晉向日本和中南半島派遣了使臣，創作了輝煌的文學和藝術，而且尤為突出的是，這個王朝存在了一個世紀。
然而，在表面的光輝背後，東晉仍和北方各國一樣分歧嚴重。逃到南方的原北方顯貴對遵從帝命漫不經心。一些逃難的貴族聚集在建康，成了寄生的趨炎附勢者，靠着皇室討生活。其他一些貴族於長江流域開拓殖民地，在這片炎熱、潮濕的新祖國建立了莊園。他們趕走了土著人口，砍伐樹木，排乾沼澤，而將逃難的農民作為農奴。
各個階層的衝突均司空見慣。由北方逃離至此的新興貴族和較老的南方家族長期結怨；形形色色的貴族和中層權貴爭鬥；富人和中層精英二者都壓榨農民；所有階層的中國人均迫使土著撤回山地與森林；而人人均抵制危機四伏的朝廷。儘管中國南方的地主們為北方失地寫了悲傷的詩歌，他們卻不願意繳稅或交出奪回領土需要的權力。天命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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