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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骤然的混乱，人们亟须解释。当儒家的礼仪和道家的神秘主义均无法做到时，自命的空想家填补了空白。在黄河流域，一个医生的传授是，罪恶导致了疾病，忏悔带来健康，从而赢得了大量信徒。在170年代，他断定帝国本身正是罪恶和传染病的根本源头，应该废弃。他宣布，“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朱隽列传》）。
然而天下并未大吉。相反，当184年四月三日新历法周期开始时，情况愈加恶化。即使拥护汉朝的军队镇压了起义（即黄巾军，黄色是新时代的象征），仿效者遍布全国此起彼伏。似乎上天也发怒了，彼时黄河大规模泛滥，三十六万五千农民被迫背井离乡。五斗米教将四川变成了独立的道教神权国家；羌人利用混乱形势，再次劫掠了中国西部；被任命遏制这种威胁的特别指挥官成了独立的军阀；而当朝廷确实采取行动时，却只是雪上加霜。
在189年，灵帝召见了最强大的军阀董卓，后者却回信道，“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后汉书·董卓列传》）。灵帝坚持召见后，董卓向其摊牌，返回洛阳但是随身带来了他的军队。董卓临近时，灵帝很合时宜地死掉了，太后周围的侍臣（支持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成为新的统治者）和宦官（支持一个八岁的男孩）开始互相谋杀。董卓攻入洛阳，尽杀宦官，谋杀了年龄较大的男孩，而将较小的立为献帝。随后董卓焚烧了洛阳，谋划着下一步该做什么。
汉朝不再处于控制地位，董卓却也无法做到，因为尽管皇帝们管理上的高端权力失效了，他们略显神圣的低端权力则维持了下来。献帝仍在世的时候，无人胆敢称帝，也不敢谋杀这个年幼的皇帝（不过，军阀则是攻击的目标；董卓在192年被暗杀）。政治掮客争论不休、把献帝当成斗争工具时，帝国分裂成了采邑，匈奴和羌人接管了边境，看似坚固异常的高端机构则化为乌有。
军阀和兼职诗人曹操在197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然而，曹操将他的悲痛克制了很长时间，直到夺得献帝，挟天子令诸侯，将自己变成了中国北方的主要参与者。
曹操是个复杂的人物。他很可能在竭力恢复汉朝，将自己描绘成传统、睿智的顾问角色。曹操清楚军阀如何削弱了这个高端国家，他试图通过屯田政策解决军队问题，通过九品官制确定士族在精英领导制中的位置来解决政治问题。如同一千年前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曹操使得权贵成了局外人。在208年的赤壁之战中，曹操的海军被彻底摧毁。此役之前，似乎曹操能够再次将中国统一。
然而，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曹操仍大多被视为灭亡了汉朝的恶人（这主要归因于十四世纪的名著《三国演义》），例如二十世纪京剧的脸谱。曹操的恶名与其说是因为其自身的不端行为，到不如说是源于他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赤壁之战后，三个主要的军阀之间出现了一种平衡。到220年曹操之子最终勒令献帝退位之时，中国分裂成了三个王国。然而，曹操建立的国家始终是最强大的。264年该国灭亡了其中一个对手，重新命名为晋，并在280年募集了一支大军与舰队，最终再次征服了中国。
其后十年间，汉朝之后的崩溃看起来像是暂时偏离了正轨，可能与西方核心在公元前2200年或前17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彼时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和饥荒导致了国家失败，但是对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然而，很快就可看出，汉朝的衰亡实际上更象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具有巨大的长期后果。
战场上的胜利可以将幸存的军阀数量减到一个，但是无法改变中国的深层问题。贵族一如既往地强大，迅速消弱了曹操的军屯和精英领导制度。流行病依然猖獗，黑暗时代的冷期不仅使得黄河流域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对于匈奴和羌人也是一样。在265到287年间，二十五万中亚人在晋国内部定居。晋有时欢迎他们提供的人力资源，有时却经受不住。
在这种背景下，诸如皇帝的爱情生活一类的细枝末节可能极为重要。晋朝的一个皇帝尤其漫不经心，生了二十七个儿子。当289年这个皇帝死去之时，他的一些儿子招募了能找到的最野蛮的游牧民互相征战。这些游牧民并不是笨蛋，他们很快意识到对薪酬无需将就：他们可以漫天要价。当304年一个匈奴头领未得到要价时，他进一步施加了压力，宣布建立了一个新王国。晋仍未给予他要求的一切，所以此人的儿子在311年焚烧洛阳，亵渎晋皇陵，俘虏了皇帝，并令其于宴会时上酒。匈奴认为仍未获得理应得到的战利品，又在316年破坏了长安，捕获了晋的新皇帝，令其负责洗杯子和上酒。数月之后匈奴厌倦了这种游戏，这个皇帝同其宗室被杀。
晋国灭亡了。成群结队的匈奴和羌人在中国北部恣意劫掠，而晋室在百万追随者的尾随下逃到了长江上的建康（今南京）。他们放弃的北方领土是世界上一些最先进农业的发祥地，然而在高死亡率（流行病的打击）和大量人口迁出的双重冲击下，当时很多土地荒芜。那非常适合于由大草原迁入的游牧民，然而对于留下来的农业人口而言，却意味着饥荒也在抬头。在较顺利的时期，地方上的士族或国家也许会出面救助，然而现在则是无人施以援手。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蝗灾吞噬了村民尚可生产的结余。可能是来自草原的移民引入的新流行病则给虚弱的人口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天花很可能是在长安被焚之后的317年首次在中国出现。
匈奴和羌人头领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的交战更象是劫掠大量的奴隶，而不是高端国家之间的冲突。统治者每次都围捕成千上万的农民，把他们赶到新都城的周围，在这里奴隶们耕作给骑兵常备军提供粮食。同时，骑士们从大草原输入新式武器——合适的马鞍，马镫以及配有装甲、同时乘坐了武装骑士时仍可冲锋的体型更大的马匹。这些武器事实上淘汰了步兵。那些没有逃到南方的中国贵族喜欢上了山丘，他们的佃农涌进了用栅栏围起来的巨型围场，这是人们面对四处抢劫的骑士时唯一的避难所。
在中国北方建立的这些王国（中国史学家蔑称为“五胡十六国”）极度的不稳定。长安被毁后逃到南方的难民于317年在建康创立了东晋。和北方的匪徒式王国不同，这个王国以奢华、精致的宫廷而自豪，且体现了中国皇室应有的排场。东晋向日本和中南半岛派遣了使臣，创作了辉煌的文学和艺术，而且尤为突出的是，这个王朝存在了一个世纪。
然而，在表面的光辉背后，东晋仍和北方各国一样分歧严重。逃到南方的原北方显贵对遵从帝命漫不经心。一些逃难的贵族聚集在建康，成了寄生的趋炎附势者，靠着皇室讨生活。其他一些贵族于长江流域开拓殖民地，在这片炎热、潮湿的新祖国建立了庄园。他们赶走了土著人口，砍伐树木，排干沼泽，而将逃难的农民作为农奴。
各个阶层的冲突均司空见惯。由北方逃离至此的新兴贵族和较老的南方家族长期结怨；形形色色的贵族和中层权贵争斗；富人和中层精英二者都压榨农民；所有阶层的中国人均迫使土著撤回山地与森林；而人人均抵制危机四伏的朝廷。尽管中国南方的地主们为北方失地写了悲伤的诗歌，他们却不愿意缴税或交出夺回领土需要的权力。天命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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