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如何發生的？對於大多數東方和西方人而言，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舊的方式和舊的神靈失效了。
在中國，邊境坍塌之時，批評家們已在指責漢朝失去了天命，而且受過教育的精英中最富有創造力的一些人開始質疑儒家定規。三世紀的一群自由思想家“竹林七賢”，成了新感性的偶像。據說他們在交談、詩歌、音樂、飲酒和藥物中打發時日，而非研習典籍或服務國家。在一個故事裡，智者阮籍被發現有丟臉的失禮行為時（無人陪同和嫂子一起行走），他只是大笑：“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而“禮”是儒學的基礎。他對這一主題進一步闡述道：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飢則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阮籍《大人先生傳》）
漢室詩人們的道德嚴肅感如今顯得滑稽；新一代宣稱，最好是撤回田園，譜寫園林詩，甚或成為隱士。過於忙碌無法隱退到遙遠山嶽的唯美主義者或可在自己的住宅充當隱士，或者象300年左右於建康任宰輔的王導那樣僱人代己做隱士。畫家開始頌揚荒山，四世紀偉大的畫家顧愷之將風景畫提升為一種主要的藝術形式。七賢和其他的理論家抬高了形式，而使形式重於內容；他們鑽研繪畫和詩賦的技巧，而非其道德寓意。
三世紀的這種對傳統的反叛大體上是消極的，嘲笑、排斥了習俗，卻未提供積極的供選方案。然而，到了世紀末，情況改變了。八百年前，當儒學和道家在中國開始萌芽之時，佛教也在南亞傳播。很可能當東亞和南亞的商人在中亞的綠洲混雜在一起的時候，舊世界交換使得佛教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中國的書籍在公元65年首次提及佛教。少數見識多廣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它，然而由大草原流入了許多外來的哲學，佛教長期以來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三世紀末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這主要是由於中亞的僧侶翻譯家法護（Dharmaraksa）。法護經常在長安和著名的綠洲敦煌之間旅行，他對佛經的重新翻譯將印度的觀念轉化成了在中國講得通的語言，因而吸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多數軸心智者一樣，佛陀並未寫下隻言片語，這使得對其要旨有很大爭論。最早期的佛教強調嚴格的默念以及自覺，然而法護提倡的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將超度變得不那麼麻煩。法護提出，佛陀不是一位精神探索者，而是般若這一永恆原則的化身。法護強調，最初的佛陀只是今生和來世許多佛陀中的第一個。這些佛陀的周圍是許多別的天神，尤其是菩薩（Bodhisattvas）。菩薩是即將到達般若的凡人，為了教化眾生完善自我、逃脫輪迴和苦難而推遲了涅磐。
大乘佛教可能走極端。過去大多數佛教派別相信一個彌勒佛（Maitreya Buddha，又叫未來佛）將在某一天帶領眾生獲得解脫。然而，從401年開始，一群較激進的中國皈依者宣稱自己是佛陀，和匪徒、叛亂的農民、及（或）心懷不滿的官員一起撒野鬧事，意欲在當時使人人獲得解脫。結局是血腥的。
然而，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貢獻是簡化了傳統佛教繁瑣的要求，向所有人敞開了解脫的大門。到了六世紀，盛行的“佛心宗”（即禪宗——注）僅僅要求信徒圍繞佛陀和菩薩像而行，崇拜遺物（尤其是據稱屬於佛陀的許多牙齒、骨骼和化緣缽）、吟頌、慈悲為懷、自我犧牲並遵從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飲酒、不妄語，Five Precepts）。它的教師們承認這實際上並不帶到涅磐，但是會帶來財富、繁榮和向上的再生。“淨土宗”（Pure Land School）則更進一步，宣稱信徒死亡時，觀音菩薩（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和阿彌陀佛（Amitabha Buddha，又叫無量光佛）會共同打破輪迴，將信徒引向西天，在那裡他們可以遠離今世的煩惱而追求涅磐。
印度的涅磐追求者經常慣於沿路乞討。虔誠的漫遊者（相對於富有的隱士－詩人）和中國的傳統格格不入，也沒有流行開來；然而，通向般若的第二種印度途徑——隱修制度（Monasticism）——卻做到了。道安是一位作為儒士培養的中國本土佛教徒，而非中亞的移民。在365年左右，道安制定了適合中國社會的修行守則。僧侶剃度，而且僧侶和尼姑誓言貞潔和順從，經由祈禱、默念和學識追求超度的同時通過勞動維生。隱修制可以和太平盛世到來論的佛教同樣極端：許多僧侶和尼姑自殘，（小規模地）效仿菩薩的自我犧牲。為了拯救他人，有些出家人甚至自焚；有時在數千觀眾面前自焚。然而，道安的重大貢獻是將隱修制塑造成一種宗教制度，部分填補了中國四世紀國家機構崩潰導致的組織空白。寺廟和尼姑庵建造水力磨、集資，甚至組織防衛。它們既是信仰中心，也成了穩定的綠洲，甚至是財富的島嶼，因為富有的合作信徒給予了土地和佃戶，而無依無靠的農民逃到這裡尋求保護。五世紀數千座寺廟拔地而起；509年一個官員寫道，“今之僧寺，無處不有”（《魏書·釋老志》）。
佛教對中國的征服是引人注目的。公元65年也許只用數百名佛教徒；到了六世紀，大多數中國人——可能有三千萬——是信徒。這令人吃驚，然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另一個新宗教——基督教——成長地更快。
西方的古典傳統沒有象東方的衰落得那樣早，也許是因為羅馬帝國的邊境堅持了更長時間；而且，儘管160年代重大流行病之後西方確實出現了康復教派，這些教派並不推崇中國教派中流行的那些暴力革命。帝國東部邊緣出現的新宗教——埃及的伊希斯（Isis），敘利亞的不敗的太陽（Undefeated Sun, the），可能最終產生於伊朗的米特拉神 （Mithras，即Mithra），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提出了永生。人們在尋求脫離這一亂世的救贖，而非對這個世界的理性的解釋。
一些哲學家對價值觀危機的回答是試圖表明過去數世紀的學識仍然意義重大。有些學者，例如波菲利（Porphyry）和柏羅丁（Plotinus）（後者可能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最偉大的思想家）重新詮釋了柏拉圖式的傳統以適應當代，這些學者那時在西方位列最知名人士；然而，思想家們越來越多地尋找全新的答案。
基督教給這個亂世中的每個人都提供了一些事物。和大乘佛教一樣，基督教是舊有軸心時代思想的新解，提供了更加適應當時需要的軸心思想的一種變體。基督教承襲了猶太教的神聖著作，宣稱其創始人，耶穌，是那裡預言的救世主（the Messiah）。我們也許可以將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稱為“第二波”軸心宗教，比它們的第一波前身向更多的人們提供了救贖，並使得通向救贖的途徑更容易。同樣重要的是，這兩種新宗教都是普遍的。耶穌和佛陀都不屬於某一選民；他們到來是為了拯救所有人。
和佛陀一樣，耶穌也沒有寫下任何聖籍。早至公元50年代，使徒保羅（他從未遇見耶穌）努力使基督徒在基督教究竟是什麼的幾個要點上取得共識。大多數信徒相信他們應該接受洗禮、向上帝禱告、摒棄其他的神、禮拜日共同進餐、行善。然而，除了這些前提，幾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一些人認為，希伯來聖經的上帝只是一個又一個之前的神裡面最後（也是最低）的一個。其他一些人認為世界是邪惡的，因此造物主上帝也一定是邪惡的。或者，也許有兩個神，一個是惡意的猶太神，以及耶穌的全然高尚（但不可知）的父親。或者有兩個耶穌，其中精神上的耶穌逃脫了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罰，另一個肉體的耶穌則死在了十字架上。有些人提議，也許耶穌是一位女子，也許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也許新天啟會推翻舊的。也許基督再臨即將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應有性行為；或者只有悲慘的殉道者才能上天堂，這種情況下性就毫無干係了。
普遍認為佛陀對於超凡是實際的，建議人們使用他的思想中任何有助益的部分，而忽略其他的。通向涅磐的多重途徑不是問題。然而，對於基督徒而言，通向天堂取決於知曉上帝和耶穌是誰，並遵照他們的意願行事，因此理解的混亂迫使信徒們狂熱地進行自我界定。二世紀後期大多數信徒開始同意應該有主教，主教被視為最初的使徒的後裔，擁有判斷耶穌意願的權威。激進的傳道者被譴於廢棄，新約成形，啟示上的窗口關閉了。無人可以鼓搗《聖經》，無人可以聆聽聖靈，除非主教這麼說；而且無人必須放棄婚內性行為或者被殉道，除非他們願意這麼做。
註：原著為“Heaven-Man Teaching”。在中國佛教的八大主要宗派中，筆者搜集的資料中只有禪宗（又稱佛心宗）最接近這一提法。請各位網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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