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如何发生的？对于大多数东方和西方人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旧的方式和旧的神灵失效了。
在中国，边境坍塌之时，批评家们已在指责汉朝失去了天命，而且受过教育的精英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些人开始质疑儒家定规。三世纪的一群自由思想家“竹林七贤”，成了新感性的偶像。据说他们在交谈、诗歌、音乐、饮酒和药物中打发时日，而非研习典籍或服务国家。在一个故事里，智者阮籍被发现有丢脸的失礼行为时（无人陪同和嫂子一起行走），他只是大笑：“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而“礼”是儒学的基础。他对这一主题进一步阐述道：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於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於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阮籍《大人先生传》）
汉室诗人们的道德严肃感如今显得滑稽；新一代宣称，最好是撤回田园，谱写园林诗，甚或成为隐士。过于忙碌无法隐退到遥远山岳的唯美主义者或可在自己的住宅充当隐士，或者象300年左右于建康任宰辅的王导那样雇人代己做隐士。画家开始颂扬荒山，四世纪伟大的画家顾恺之将风景画提升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七贤和其他的理论家抬高了形式，而使形式重于内容；他们钻研绘画和诗赋的技巧，而非其道德寓意。
三世纪的这种对传统的反叛大体上是消极的，嘲笑、排斥了习俗，却未提供积极的供选方案。然而，到了世纪末，情况改变了。八百年前，当儒学和道家在中国开始萌芽之时，佛教也在南亚传播。很可能当东亚和南亚的商人在中亚的绿洲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旧世界交换使得佛教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中国的书籍在公元65年首次提及佛教。少数见识多广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它，然而由大草原流入了许多外来的哲学，佛教长期以来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三世纪末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中亚的僧侣翻译家法护（Dharmaraksa）。法护经常在长安和著名的绿洲敦煌之间旅行，他对佛经的重新翻译将印度的观念转化成了在中国讲得通的语言，因而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多数轴心智者一样，佛陀并未写下只言片语，这使得对其要旨有很大争论。最早期的佛教强调严格的默念以及自觉，然而法护提倡的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将超度变得不那么麻烦。法护提出，佛陀不是一位精神探索者，而是般若这一永恒原则的化身。法护强调，最初的佛陀只是今生和来世许多佛陀中的第一个。这些佛陀的周围是许多别的天神，尤其是菩萨（Bodhisattvas）。菩萨是即将到达般若的凡人，为了教化众生完善自我、逃脱轮回和苦难而推迟了涅磐。
大乘佛教可能走极端。过去大多数佛教派别相信一个弥勒佛（Maitreya Buddha，又叫未来佛）将在某一天带领众生获得解脱。然而，从401年开始，一群较激进的中国皈依者宣称自己是佛陀，和匪徒、叛乱的农民、及（或）心怀不满的官员一起撒野闹事，意欲在当时使人人获得解脱。结局是血腥的。
然而，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是简化了传统佛教繁琐的要求，向所有人敞开了解脱的大门。到了六世纪，盛行的“佛心宗”（即禅宗——注）仅仅要求信徒围绕佛陀和菩萨像而行，崇拜遗物（尤其是据称属于佛陀的许多牙齿、骨骼和化缘钵）、吟颂、慈悲为怀、自我牺牲并遵从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Five Precepts）。它的教师们承认这实际上并不带到涅磐，但是会带来财富、繁荣和向上的再生。“净土宗”（Pure Land School）则更进一步，宣称信徒死亡时，观音菩萨（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和阿弥陀佛（Amitabha Buddha，又叫无量光佛）会共同打破轮回，将信徒引向西天，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今世的烦恼而追求涅磐。
印度的涅磐追求者经常惯于沿路乞讨。虔诚的漫游者（相对于富有的隐士－诗人）和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也没有流行开来；然而，通向般若的第二种印度途径——隐修制度（Monasticism）——却做到了。道安是一位作为儒士培养的中国本土佛教徒，而非中亚的移民。在365年左右，道安制定了适合中国社会的修行守则。僧侣剃度，而且僧侣和尼姑誓言贞洁和顺从，经由祈祷、默念和学识追求超度的同时通过劳动维生。隐修制可以和太平盛世到来论的佛教同样极端：许多僧侣和尼姑自残，（小规模地）效仿菩萨的自我牺牲。为了拯救他人，有些出家人甚至自焚；有时在数千观众面前自焚。然而，道安的重大贡献是将隐修制塑造成一种宗教制度，部分填补了中国四世纪国家机构崩溃导致的组织空白。寺庙和尼姑庵建造水力磨、集资，甚至组织防卫。它们既是信仰中心，也成了稳定的绿洲，甚至是财富的岛屿，因为富有的合作信徒给予了土地和佃户，而无依无靠的农民逃到这里寻求保护。五世纪数千座寺庙拔地而起；509年一个官员写道，“今之僧寺，无处不有”（《魏书·释老志》）。
佛教对中国的征服是引人注目的。公元65年也许只用数百名佛教徒；到了六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有三千万——是信徒。这令人吃惊，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宗教——基督教——成长地更快。
西方的古典传统没有象东方的衰落得那样早，也许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边境坚持了更长时间；而且，尽管160年代重大流行病之后西方确实出现了康复教派，这些教派并不推崇中国教派中流行的那些暴力革命。帝国东部边缘出现的新宗教——埃及的伊希斯（Isis），叙利亚的不败的太阳（Undefeated Sun, the），可能最终产生于伊朗的米特拉神 （Mithras，即Mithra），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提出了永生。人们在寻求脱离这一乱世的救赎，而非对这个世界的理性的解释。
一些哲学家对价值观危机的回答是试图表明过去数世纪的学识仍然意义重大。有些学者，例如波菲利（Porphyry）和柏罗丁（Plotinus）（后者可能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重新诠释了柏拉图式的传统以适应当代，这些学者那时在西方位列最知名人士；然而，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寻找全新的答案。
基督教给这个乱世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事物。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是旧有轴心时代思想的新解，提供了更加适应当时需要的轴心思想的一种变体。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神圣著作，宣称其创始人，耶稣，是那里预言的救世主（the Messiah）。我们也许可以将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称为“第二波”轴心宗教，比它们的第一波前身向更多的人们提供了救赎，并使得通向救赎的途径更容易。同样重要的是，这两种新宗教都是普遍的。耶稣和佛陀都不属于某一选民；他们到来是为了拯救所有人。
和佛陀一样，耶稣也没有写下任何圣籍。早至公元50年代，使徒保罗（他从未遇见耶稣）努力使基督徒在基督教究竟是什么的几个要点上取得共识。大多数信徒相信他们应该接受洗礼、向上帝祷告、摒弃其他的神、礼拜日共同进餐、行善。然而，除了这些前提，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一些人认为，希伯来圣经的上帝只是一个又一个之前的神里面最后（也是最低）的一个。其他一些人认为世界是邪恶的，因此造物主上帝也一定是邪恶的。或者，也许有两个神，一个是恶意的犹太神，以及耶稣的全然高尚（但不可知）的父亲。或者有两个耶稣，其中精神上的耶稣逃脱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另一个肉体的耶稣则死在了十字架上。有些人提议，也许耶稣是一位女子，也许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也许新天启会推翻旧的。也许基督再临即将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应有性行为；或者只有悲惨的殉道者才能上天堂，这种情况下性就毫无干系了。
普遍认为佛陀对于超凡是实际的，建议人们使用他的思想中任何有助益的部分，而忽略其他的。通向涅磐的多重途径不是问题。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通向天堂取决于知晓上帝和耶稣是谁，并遵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因此理解的混乱迫使信徒们狂热地进行自我界定。二世纪后期大多数信徒开始同意应该有主教，主教被视为最初的使徒的后裔，拥有判断耶稣意愿的权威。激进的传道者被谴于废弃，新约成形，启示上的窗口关闭了。无人可以鼓捣《圣经》，无人可以聆听圣灵，除非主教这么说；而且无人必须放弃婚内性行为或者被殉道，除非他们愿意这么做。
注：原著为“Heaven-Man Teaching”。在中国佛教的八大主要宗派中，笔者搜集的资料中只有禅宗（又称佛心宗）最接近这一提法。请各位网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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