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說不清普羅科匹厄斯的記錄到底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但是再征服失利的真正解釋似乎在於：在六世紀，儘管東西方核心擁有許多共同點，但是兩者之間的區別更為重要。就戰略上講，查士丁尼的形勢與隋文帝統一中國時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國，所有的北方“野蠻”國家在577年形成了一個單一的國家，隋文帝利用它征服了富裕但薄弱的南方。與此相反，查士丁尼試圖從富有的拜占庭帝國征服眾多通常貧困卻強大的“野蠻”國家。像589年隋文帝那樣通過一場戰役就一舉統一核心地區是不可能的。
查士丁尼還要應付波斯人。一個世紀以來，波斯帝國與匈奴進行的一系列戰爭、稅收的爭端以及宗教動亂使得該帝國在軍事方面很溫和，但是羅馬帝國起死回生的前景迫使波斯人採取行動。540年，一支波斯軍隊突破了拜占庭帝國薄弱的防禦，劫掠了敘利亞，迫使查士丁尼兩線同時作戰（這也許是貝利薩留被從意大利召回的真正原因，而非安東尼娜的姦情）。
雪上加霜的是，541年在埃及記錄了一種可怕的新型疾病。病人有發燒症狀，其腹股溝和腋窩部位腫脹。大約一天之內，這些腫脹部位會發黑，病人昏迷或者精神錯亂。在之後的一兩天，大多數患者會在痛苦中精神錯亂地死去。
這就是腺鼠疫(bubonic plague)。一年之後該病傳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很可能大約一百萬人致死。由於腺鼠疫的死亡率很高，因此（以弗所的）主教約翰（Bishop John of Ephesus）宣布：所有人在出門時都必須在脖子上掛一個標了姓名的標牌。
君士坦丁堡人認定鼠疫來自埃塞俄比亞，大多數史學家也同意此說。腺鼠疫的病菌可能遠在541年很久之前就在非洲的大湖地區演化，並在埃塞俄比亞高原上黑鼠身上的跳蚤里成了地方流行病。多年以來，紅海的商人們一定將許多埃塞俄比亞老鼠帶到了埃及，但是由於攜帶鼠疫病菌的跳蚤只有在59到68℉（15到20℃）之間才會變得活躍，埃及的炎熱為這種傳染病的傳播製造了流行病學障礙——顯然，直到630年代末期都是如此。
之後發生的事情則存在爭議。樹木年輪顯示出現了好幾年不同尋常的嚴寒天氣，拜占庭帝國和盎格魯－撒克遜的天象觀測者記錄了一顆巨大彗星。有些史學家認為彗星的尾巴製造出了一個塵幔，從而降低了氣溫，使得鼠疫爆發。其他一些史學家認為火山灰是造成氣溫降低的原因，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鼠疫爆發與塵幔和火山都無關。
然而，說到底，導致六世紀西方社會發展下滑的原因既不是彗星，也不是戰略，甚至不是放蕩的道德規範自身。東西方之間的根本差別在於地理因素，而非人為因素，而這種差別決定了戰爭和疾病的衝擊如何影響了社會發展。查士丁尼統治下的帝國經濟狀況良好——埃及和敘利亞的農民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高產，商人們仍然將穀物和橄欖油運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西方絕無東方急速發展的稻田新邊疆。當隋文帝征服中國南方地區時，他派遣了至少二十萬軍隊；而即使在551年意大利戰爭的鼎盛時期，查士丁尼也只招募到兩萬軍隊。隋文帝的勝利奪得了中國南方巨大的財富，而查士丁尼僅僅贏得了更貧窮、飽受戰爭摧殘的土地。如果再過幾代時間，一個重新一統的羅馬帝國有可能令人信服地再次把地中海打造成貿易的大通道，開拓一個新的經濟邊疆，並且扭轉社會發展，然而查士丁尼享受不到這種奢侈。
甚至在再征服開始之前，地理即已註定查士丁尼英勇而又過於自負的再征服會以失敗告終，而他的努力很可能只是讓註定的失敗更加糟糕。查士丁尼的軍隊將意大利變成一片廢墟，而供養這些軍隊的商人又將老鼠、跳蚤和死亡傳遍了地中海。這場鼠疫在546年之後逐漸減弱，但是病菌已經紮下了根，因此直到750年，鼠疫每年都會在某個地方爆發。人口下降，可能降低了三分之一。就象四百年前舊世界交換釋放的傳染病一樣，大規模的死亡最初使得一些人受益；勞動力減少了，因此倖存者的工資得以增長。當然，這卻使得富人們的日子更難過（在不合基督教教義的題外話里，（以弗所的）主教約翰在544年抱怨說，這些死亡把洗衣服務的成本抬高到了離譜的地步），而查士丁尼的應對方式是將工資固定在鼠疫爆發之前的水平。很明顯這一做法無濟於事。土地荒蕪，城市縮小，稅收減少，機構失敗。很快，每個人都陷入了困境。
在之後的兩代，拜占庭帝國瓦解了。五世紀時，英國和高盧的大部分地區已經退出了西方核心地區；六世紀時，受到戰爭破壞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區亦步其後塵；隨後從西北到東南，分崩離析的浪潮最終同樣吞噬了拜占庭帝國的腹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三，農業、貿易和國家收入衰落，帝國的末日近在咫尺。到了公元600年，只有一個人仍然幻想着重建西方核心：波斯國王庫斯魯二世（Khusrau）。
畢竟，羅馬不是唯一可以被重建的西方帝國。早在公元前500年，當羅馬仍閉塞落後時，波斯已經統一了西方核心的大部分地區。現在，拜占庭帝國遭到嚴重打擊，似乎波斯帝國的時機再次來臨。609年，庫斯魯二世突破了拜占庭帝國衰敗的邊境防禦工事，拜占庭的軍隊瓦解。614年，庫斯魯占領了耶路撒冷，並奪取了基督教最為神聖的遺蹟：耶穌死於其上的真十字架碎片、戳穿耶穌側身的聖矛以及使耶穌甦醒的聖海綿。五年之後，庫斯魯奪取了埃及。626年，也就是查士丁尼開始掌權九十九年之後，庫斯魯的軍隊隔着博斯普魯斯海峽眺望着君士坦丁堡。而他招募的來自西部草原的游牧民同盟——阿瓦爾人（Avar）橫掃巴爾幹半島，且蓄勢待發，擺出了從海岸另一邊發動攻擊的勢態。
但是庫斯魯夢想的破滅甚至比查士丁尼還要快。庫斯魯在628年去世之後，他的帝國也隨之四分五裂。拜占庭帝國的國王赫拉克利烏斯對駐紮在君士坦丁堡城牆外的（波斯）軍隊不予理會，而是從教會那裡“借”來了金銀財寶，航行到了高加索地區。在那裡，他用那些掠奪物從突厥部落中僱傭了游牧騎兵。他推斷，騎兵是關鍵；既然拜占庭帝國的騎兵所剩無幾，他就租借一些。他僱傭的這些突厥騎兵將阻擊他們的波斯人打得潰不成軍，並且徹底破壞了美索不達米亞。
就這樣，分崩離析的浪潮也吞噬了波斯帝國。統治階級崩潰了。庫斯魯的親生兒子將庫斯魯鎖起來並且餓死了他，之後放棄了庫斯魯征服的土地，送還了他奪取的遺物，甚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波斯帝國陷入了內戰的泥淖，五年之內更換了八個君主，而赫拉克利烏斯則被稱為至偉之人。當時有人讚嘆說：“浩瀚的歡樂及難以形容的幸福感充斥於整個宇宙。”另一個人寫道：“讓我們齊聲高唱天使的讚歌吧，無上的榮耀歸於神，讓和平降至人間，愛心賜予人類。”
公元533年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命運的巨變是西方各古帝國的垂死掙扎。由於缺少像中國那樣的新經濟邊疆，庫斯魯在扭轉西方社會發展方面和查士丁尼一樣無能為力。他們越是努力嘗試，就把事情搞得越發糟糕。隨着長達一個世紀的暴力、鼠疫和經濟衰退，最後的羅馬人和最後的波斯人掏空了西方核心。赫拉克利烏斯於630年騎馬進入耶路撒冷並在恰當的地點修復真十字架的十年之後，他們所有的榮耀與悲劇都變得無關緊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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