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西部全然不同的地理并不拥有相当于东方的水稻边疆，意味着其政治崩溃的后果也有所不同。在七世纪，阿拉伯的征服清除了曾经将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分隔开的旧边界（图7.7），引起了穆斯林核心某种程度的繁荣。哈里发们扩大了伊拉克和埃及的灌溉，而旅行者将作物和技术从印度河带到了大西洋。大米、糖和棉花传遍了穆斯林的地中海，而且通过轮种，农人可以从田地上获得一年两收或三收。在西西里开拓殖民地的穆斯林甚至发明了经典的西方食品，例如意大利面食（pasta）和冰淇淋。
然而，罗马和波斯旧边界的打破所带来的收益日益被一个新分界线所抵消，这一界线跨越地中海，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隔离开来。随着地中海南部和东部更加完全的伊斯兰化（直至750年，阿拉伯统治下的人口中只有勉强十分之一是穆斯林；到了950年，则超过了九成），阿拉伯语成了它的通用语言，此时与基督教国家的联系减少了；那时，随着800年之后哈里发辖地的分裂，埃米尔们在伊斯兰内部也筑起了界线。穆斯林核心的某些地区，例如西班牙、埃及和伊朗，因为面积很大，因而仅仅依靠内部需求尚可勉强应付，而其他地区则衰落了。而且，在九世纪，中国的战争大多避开了经济中心，而相互对抗的突厥奴隶军队和非洲种植园的奴隶起义则摧毁了伊拉克脆弱的灌溉网络。该起义在一个先后自称诗人、先知和阿里后裔的首领领导下，持续了十四年。
在东方，中国北方的核心出现危机的时候，朝鲜和日本滑向了政治崩溃；与此类似，在西方，当穆斯林核心分崩离析之时，基督教边缘地区出现了更深程度的分裂。拜占庭人互相残杀，成千上万人死亡，并且因为新的教义问题和天主教会分裂（尤其是关于上帝是否认可耶稣、玛利亚和其他圣人的形象）；而由于和地中海基本隔绝，日耳曼王国开始创建自己的世界。
图7.7 断层线的移动：粗虚线表示公元前100年至公元600年间分隔罗马与波斯的主要经济——政治——文化断层线；实线表示650年之后分隔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主要断层线。左上方为800年前后鼎盛时期的法兰克王国；下方为穆斯林世界，显示了945年左右的政区
在这片遥远的西方边缘地区，一些人期望这片土地可以凭其自身的实力变成核心地区。从公元六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即已成为地区强权，当时北海周边冒出了许多小的贸易城镇，以满足法兰克贵族对奢侈品贪得无厌的需求。他们的王国是低端国家，课税和行政管理都很少。那些善于动员争吵不休的贵族的国王能够迅速整合庞大却松散的王国，这些王国囊括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然而，在软弱的国王治下，这些王国也会同样快地崩溃。拥有许多儿子的国王通常将国土划分给这些王子——这经常不过是导致了重新统一遗产的战争。
八世纪下半叶是法兰克人的大好时机。750年代，罗马教皇向他们寻求保护，以对抗本地的恶霸。800年的圣诞节早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甚至得以让罗马教皇（圣）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向他下跪，并将他加冕为罗马人皇帝。
查理曼竭力创建一个与他的头衔相匹配的王国。他的军队把大火、利剑和基督教带到了东欧，将穆斯林逐回西班牙；同时他的有文化的官僚机构征收了一些赋税，在亚琛（一个宫廷诗人称之为“未来的罗马”）集中了一批学者，创建了稳定的硬币币制，并监督贸易的复兴。将查理曼与孝文帝作对比是很吸引人的。三个世纪前，孝文帝将位于中国混乱边疆的北魏转向了高端，起动了导致东方核心重新统一的进程。查理曼在罗马的加冕，以及派遣使节去寻求巴格达的友好关系，无疑表现出了孝文帝般的雄心壮志。法兰克编年史记载，哈里发对此印象深刻，因此送给查理曼一头大象。
然而，阿拉伯的史料既没提到法兰克人，也未提到大象。查理曼不是孝文帝，而且在哈里发的议事中显然无足轻重。查理曼宣称为罗马人皇帝，并未使得拜占庭女皇艾琳（注）退位，尽管这对查理曼有利。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在向高端国家的转变上从未走很远。无论查理曼多么自命不凡，他并无机会重新统一西方核心，甚至也没有机会把这个基督教边缘地区转变为单个国家。
不幸的是，在查理曼的确实现的成就中，有一项是将社会发展提升到相当程度，足以将基督教边缘以远更荒凉的土地上的侵入者吸引到他的王国。814年他去世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大战船溯河而上，直入帝国心脏地带；马札尔人（Magyar）骑着强壮的草原矮种马在掠夺德国，而北非的撒拉森海盗即将洗劫罗马。亚琛束手无策，难以回击；当维京人将船只靠岸开始焚毁村落时，王军姗姗来迟，甚至踪影全无。乡村居民越来越多地向地方豪强寻求保护，而城镇居民则求助他们的主教和市长。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将帝国一分为三，至此国王对于臣民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注：艾琳完全可以与狄奥多拉和武则天相匹敌；她把亲生儿子的眼睛剜了出来，从而使他丧失了统治的资格，而她在797年夺取了皇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