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创建“改良的”欧洲，殖民者开始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又一次革命。在16世纪，传统观念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将新世界主要视为劫掠的来源，用来给建立欧洲大陆帝国的斗争提供资金，那时将美洲和旧世界隔开的大洋是惹人讨厌的东西。然而，在17世纪，地理的分隔开始显得是个有利因素。殖民者可以利用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的生态差异，生产出欧洲没有、或者在美洲比在家乡表现更好的商品，然后卖回欧洲市场。大西洋不再是一道屏障，而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交通干线，使得商人将不同的世界结成一体。
1608年，法国殖民者返回魁北克，这次是作为皮毛商，而不是寻宝者。他们成功了。1612年以前，詹姆斯敦的英国殖民者几乎挨饿，在那一年他们发现烟草在弗吉尼亚茁壮生长。这种烟叶没有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种植的质量好，但是很便宜，很快就发了大财。1613年荷兰皮毛商在曼哈顿定居，然后买下了整座岛。17世纪20年代，从英国逃到马萨诸塞的宗教难民也插了一手，将用来制造船桅的木料运回国内。到了17世纪50年代，他们把牛和鱼干送往加勒比海地区，在那里糖——即白金——正掀起一轮全新的狂热。殖民者和奴隶先是零星地，然后大批越过大西洋向西涌去，而外来的商品和税赋则向东流回。
在一定程度上，位于新边疆的移居者总是做着和这类似的事情。古希腊人将小麦从西地中海送回家乡；长江流域的中国移居者沿着大运河北运大米；在大草原边缘的殖民者现在则将木材、皮毛和矿物发往莫斯科和北京。然而，大西洋周围生态龛的完全多样性以及这个大洋的面积——很大但仍可控制，考虑到现代航运业的先进——使得西欧人得以创造新事物：一个互相依赖的洲际经济，通过重叠的三边贸易网络连接起来（图9.6）。
图9.6 海洋帝国，1500-1750年。箭头表示环绕大西洋的从事奴隶、朗姆酒、食品和制成品的主要“三边贸易”。
商人并不是仅仅把商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他们可以把西欧的制成品（纺织品、枪炮等等）带往西非，交换奴隶而获利。然后他们可以把奴隶运往加勒比海交换糖（并再次获利）。最后，他们可以把糖带回欧洲，在那里出售而获取更多的利润，随后购买新一批运送的制成品，再次启程去非洲。或者，定居在北美的欧洲人可以把朗姆酒带到非洲交换奴隶；然后把奴隶运送到加勒比交换糖浆；随后将糖浆带回北美酿成更多的朗姆酒。其他人将食品从北美运送到加勒比（那里产糖的土地非常宝贵，用来种植给奴隶吃的食物太浪费），在那里购买糖并运到西欧，最后带着制成品返回北美。
后发优势也起了一份作用。作为16世纪欧洲的强国，西班牙拥有发展最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该政体通常将商人视为自动取款机，受到威胁的时候一经要求就会付钱，且将殖民地看作掠夺的来源。如果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地迫使其欧洲竞争对手成为一个大陆帝国，大西洋经济无疑会带着这种特色继续下去进入17世纪。然而，在欧洲相对落后的西北边缘，国王较软弱，那里的商人将事态引向了一个新方向。
其中最首要的是荷兰人。在14世纪，荷兰已是分割成非常小的城邦、水涝的边缘地区。理论上，荷兰应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然而实际上，那些忙碌、遥远的统治者觉得将意志施加到远方的西北地区不值得，不如说是个麻烦；他们把管辖交给了地方的城市名流。完全是为了生存，荷兰的城市不得不创新。由于缺少木材，他们开发泥炭作能源；因为食物不足，他们在北海捕鱼，并用所获在波罗的海周围交换谷物；由于没有横加干涉的国王和贵族，富有的市民使得他们的城市有利营商。稳当的财富和更加合理的政策吸引了更多的财富；到了16世纪末叶，原先落后的荷兰是欧洲银行业的中心。因为能够以低利率借钱，荷兰得以给一场无休止、没完没了的消耗战提供资金，这场战争逐渐耗尽了西班牙的力量。
英国稳步地沿着荷兰的方向行进。黑死病之前，英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王国，然而其繁荣的羊毛贸易使得它的商人比除荷兰以外任何地区的都更有影响力。17世纪，商人带头反对、战斗并最终把他们较软弱的统治者砍了头，随后促使政府建造大型、最先进的舰队。1688年一场政变或不流血入侵将一个荷兰亲王送上了英国王位，此时商人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1600年之后，西班牙的控制削弱了，荷兰和英国的商人积极地挤入大西洋。如图9.3所示，1350年在欧洲的英国和荷兰西北边缘，普通人的工资已经略高于更富裕、但更拥挤的意大利城市。然而，1600年之后，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其余地方，饥饿人口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将工资降回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然而西北地区的工资接近于返回到15世纪黄金时代曾到达的水准。
这并非是由于简单地从美洲榨取财富（就像西班牙做的那样），并运回欧洲。在专家们争论西北地区的新财富有多少是直接来自于殖民与贸易时，即使最高的估计也不到百分之十五（而最低的只是百分之五）。大西洋经济的革命性之处是它改变了人们工作的方式。
我在本书中已数次提出，历史的原动力是恐惧、懒惰和贪婪。恐慌往往会胜过懒惰，因此当1450年后人口增长之时，在欧亚大陆各处，人们由于忧虑失去地位、吃不饱甚至饥饿而仓促采取行动。但是1600年之后，贪婪也开始战胜懒惰，此时大西洋经济的生态多样性、成本低廉的运输以及开放的市场使得欧洲的普通人可以得到大量小奢侈品。到了18世纪，一个人要是口袋里剩些现钱，他可以做的并不只是多买一块面包；他可以得到诸如茶、咖啡、烟草和糖那样的进口商品，或者本国制造的奇特的东西，例如黏土烟斗、雨伞和报纸。而产生了这种丰盛事物的上述大西洋经济也同样产生了可以给予这个人所需现钱的人们，因为商人会购买他们能得到的任何帽子、枪支或者毯子以便运往非洲或美洲，而制造商因此会付钱给人们制造这些产品。一些农人使家庭进行纺纱和编织；另一些则去作坊。一些人完全放弃了农业；另一些人发现给这些饥饿的工人供应食物则提供了足够稳定的市场，这证明更精耕细作地圈地、给土地排水和施肥并购买更多家畜是值得的。
细节各异，然而西北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出售他们的劳动成果，且工作更长时间。而且他们越这么做，他们就能够购买越多的糖、茶和报纸——这意味着更多的奴隶被拖过大西洋、更多的土地清理成种植园，以及开设更多的工厂和店铺。销售增长，规模经济得以实现，而且价格下跌，这使得更多的欧洲人接触到这些大量的商品。
不论好歹，到1750年世界上的第一个消费文化已经形成于北大西洋之滨，正在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除非惹人注目地穿着皮鞋、戴着怀表，否则男人们不敢在咖啡店露面，更遑论客人来访时告诉妻子说不能在茶里加糖，他们不情愿把几十天的圣日作为假日，也不会遵守“圣星期一”的旧传统，用这一天睡觉来消除星期天的宿醉。在有这么多东西要买的时候，时间就是金钱；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悲叹道，“一个指针的时钟足以划分一天”是再也不会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