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創建“改良的”歐洲，殖民者開始了地理學意義上的又一次革命。在16世紀，傳統觀念的歐洲帝國主義者將新世界主要視為劫掠的來源，用來給建立歐洲大陸帝國的鬥爭提供資金，那時將美洲和舊世界隔開的大洋是惹人討厭的東西。然而，在17世紀，地理的分隔開始顯得是個有利因素。殖民者可以利用新世界和舊世界之間的生態差異，生產出歐洲沒有、或者在美洲比在家鄉表現更好的商品，然後賣回歐洲市場。大西洋不再是一道屏障，而開始看起來像是一個交通幹線，使得商人將不同的世界結成一體。
1608年，法國殖民者返回魁北克，這次是作為皮毛商，而不是尋寶者。他們成功了。1612年以前，詹姆斯敦的英國殖民者幾乎挨餓，在那一年他們發現煙草在弗吉尼亞茁壯生長。這種煙葉沒有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種植的質量好，但是很便宜，很快就發了大財。1613年荷蘭皮毛商在曼哈頓定居，然後買下了整座島。17世紀20年代，從英國逃到馬薩諸塞的宗教難民也插了一手，將用來製造船桅的木料運回國內。到了17世紀50年代，他們把牛和魚乾送往加勒比海地區，在那裡糖——即白金——正掀起一輪全新的狂熱。殖民者和奴隸先是零星地，然後大批越過大西洋向西涌去，而外來的商品和稅賦則向東流回。
在一定程度上，位於新邊疆的移居者總是做着和這類似的事情。古希臘人將小麥從西地中海送回家鄉；長江流域的中國移居者沿着大運河北運大米；在大草原邊緣的殖民者現在則將木材、皮毛和礦物發往莫斯科和北京。然而，大西洋周圍生態龕的完全多樣性以及這個大洋的面積——很大但仍可控制，考慮到現代航運業的先進——使得西歐人得以創造新事物：一個互相依賴的洲際經濟，通過重疊的三邊貿易網絡連接起來（圖9.6）。
圖9.6 海洋帝國，1500-1750年。箭頭表示環繞大西洋的從事奴隸、朗姆酒、食品和製成品的主要“三邊貿易”。
商人並不是僅僅把商品從一地運到另一地，他們可以把西歐的製成品（紡織品、槍炮等等）帶往西非，交換奴隸而獲利。然後他們可以把奴隸運往加勒比海交換糖（並再次獲利）。最後，他們可以把糖帶回歐洲，在那裡出售而獲取更多的利潤，隨後購買新一批運送的製成品，再次啟程去非洲。或者，定居在北美的歐洲人可以把朗姆酒帶到非洲交換奴隸；然後把奴隸運送到加勒比交換糖漿；隨後將糖漿帶回北美釀成更多的朗姆酒。其他人將食品從北美運送到加勒比（那裡產糖的土地非常寶貴，用來種植給奴隸吃的食物太浪費），在那裡購買糖並運到西歐，最後帶着製成品返回北美。
後發優勢也起了一份作用。作為16世紀歐洲的強國，西班牙擁有發展最完善的君主專制政體；該政體通常將商人視為自動取款機，受到威脅的時候一經要求就會付錢，且將殖民地看作掠奪的來源。如果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地迫使其歐洲競爭對手成為一個大陸帝國，大西洋經濟無疑會帶着這種特色繼續下去進入17世紀。然而，在歐洲相對落後的西北邊緣，國王較軟弱，那裡的商人將事態引向了一個新方向。
其中最首要的是荷蘭人。在14世紀，荷蘭已是分割成非常小的城邦、水澇的邊緣地區。理論上，荷蘭應效忠於哈布斯堡王朝，然而實際上，那些忙碌、遙遠的統治者覺得將意志施加到遠方的西北地區不值得，不如說是個麻煩；他們把管轄交給了地方的城市名流。完全是為了生存，荷蘭的城市不得不創新。由於缺少木材，他們開發泥炭作能源；因為食物不足，他們在北海捕魚，並用所獲在波羅的海周圍交換穀物；由於沒有橫加干涉的國王和貴族，富有的市民使得他們的城市有利營商。穩當的財富和更加合理的政策吸引了更多的財富；到了16世紀末葉，原先落後的荷蘭是歐洲銀行業的中心。因為能夠以低利率借錢，荷蘭得以給一場無休止、沒完沒了的消耗戰提供資金，這場戰爭逐漸耗盡了西班牙的力量。
英國穩步地沿着荷蘭的方向行進。黑死病之前，英國已經是一個真正的王國，然而其繁榮的羊毛貿易使得它的商人比除荷蘭以外任何地區的都更有影響力。17世紀，商人帶頭反對、戰鬥並最終把他們較軟弱的統治者砍了頭，隨後促使政府建造大型、最先進的艦隊。1688年一場政變或不流血入侵將一個荷蘭親王送上了英國王位，此時商人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1600年之後，西班牙的控制削弱了，荷蘭和英國的商人積極地擠入大西洋。如圖9.3所示，1350年在歐洲的英國和荷蘭西北邊緣，普通人的工資已經略高於更富裕、但更擁擠的意大利城市。然而，1600年之後，差距變得越來越大。在其餘地方，飢餓人口的持續不斷的壓力將工資降回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然而西北地區的工資接近於返回到15世紀黃金時代曾到達的水準。
這並非是由於簡單地從美洲榨取財富（就像西班牙做的那樣），並運回歐洲。在專家們爭論西北地區的新財富有多少是直接來自於殖民與貿易時，即使最高的估計也不到百分之十五（而最低的只是百分之五）。大西洋經濟的革命性之處是它改變了人們工作的方式。
我在本書中已數次提出，歷史的原動力是恐懼、懶惰和貪婪。恐慌往往會勝過懶惰，因此當1450年後人口增長之時，在歐亞大陸各處，人們由於憂慮失去地位、吃不飽甚至飢餓而倉促採取行動。但是1600年之後，貪婪也開始戰勝懶惰，此時大西洋經濟的生態多樣性、成本低廉的運輸以及開放的市場使得歐洲的普通人可以得到大量小奢侈品。到了18世紀，一個人要是口袋裡剩些現錢，他可以做的並不只是多買一塊麵包；他可以得到諸如茶、咖啡、煙草和糖那樣的進口商品，或者本國製造的奇特的東西，例如黏土煙斗、雨傘和報紙。而產生了這種豐盛事物的上述大西洋經濟也同樣產生了可以給予這個人所需現錢的人們，因為商人會購買他們能得到的任何帽子、槍支或者毯子以便運往非洲或美洲，而製造商因此會付錢給人們製造這些產品。一些農人使家庭進行紡紗和編織；另一些則去作坊。一些人完全放棄了農業；另一些人發現給這些飢餓的工人供應食物則提供了足夠穩定的市場，這證明更精耕細作地圈地、給土地排水和施肥併購買更多家畜是值得的。
細節各異，然而西北歐洲人越來越多地出售他們的勞動成果，且工作更長時間。而且他們越這麼做，他們就能夠購買越多的糖、茶和報紙——這意味着更多的奴隸被拖過大西洋、更多的土地清理成種植園，以及開設更多的工廠和店鋪。銷售增長，規模經濟得以實現，而且價格下跌，這使得更多的歐洲人接觸到這些大量的商品。
不論好歹，到1750年世界上的第一個消費文化已經形成於北大西洋之濱，正在改變數百萬人的生活。除非惹人注目地穿着皮鞋、戴着懷錶，否則男人們不敢在咖啡店露面，更遑論客人來訪時告訴妻子說不能在茶里加糖，他們不情願把幾十天的聖日作為假日，也不會遵守“聖星期一”的舊傳統，用這一天睡覺來消除星期天的宿醉。在有這麼多東西要買的時候，時間就是金錢；小說家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悲嘆道，“一個指針的時鐘足以劃分一天”是再也不會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