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统治着东西方核心的富有的贵族而言，这些初次接触是值得大肆庆贺的。然而，担忧也很多，因为有些流动中的人甚至比商人还要棘手。约公元390年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塞来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写道，“他们身材短粗，四肢发达，粗脖子，十分可怕且畸形，以至于可能是两条腿的野兽。他们的体型，尽管很可怕，仍然是人形。然而，他们生活很艰苦，不生火，也不吃熟食，而是吃野草根和任何半生不熟的肉。他们把这些东西夹在两腿和马背中间稍微热乎一下就行了。”
这些人是游牧部落，他们对于象马尔塞来努斯这样的土地拥有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祖先，即中亚的牧人。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这些牧人驯化了马，约在前2000年他们将马套在了车上，从而创造了马拉的战车。公元前1750年之后，这种战车将西方核心地区搅得一片狼藉，并在五百年后到达东方。跨上马背遛达听起来比把马套在车上要容易，然而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体型更大的马的繁育、马具的改进以及可从马鞍上发射的小型而强大的弓共同缔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骑马的游牧生活。骑马再次转变了地理，逐渐将从蒙古到匈牙利的整个带状不毛之地变成了连接东西方的“大草原通道”（此两国均得名自游牧民族）。
在某些方面，这些大草原的游牧民和其他流动性较大、相对较不发达、居住于庞大帝国边缘的人们无甚区别。他们用动物和皮毛交换定居社会的产品。利润可能总是存在的，然而，也可能会有很多问题：贸易和战争的区别微乎其微。尤其是公元前800年之后，更寒冷干燥的气候减少了大草原上的牧场，那些能够长途快速转移畜群、抵达之时即可投入战斗的牧人享有巨大优势。整个部落均可跨上马背，在冬天和夏天的牧场之间移动数百公里。
他们的迁徙导致了一种连锁反应。公元前第八世纪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the）向西迁徙，越过了今哈萨克斯坦，途中遭遇了锡西厄人（Scythian,the）。后者只有两种选择：坚持原地抵抗或逃跑。那些选择让步的人逃过了伏尔加河，而迫使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the）也只能或战或逃。
公元前710年代若干股辛梅里安难民已经进入西方核心地区。他们人数有限，但可造成巨大破环。在农业国，许多农民辛苦耕作才能供养少数几个士兵。在战争高峰期，罗马帝国和秦的军队动员可能仅逢六取一，和平时期则少于二十取一。于此相反，游牧部落的每一个男子（包括很多女子）都可能是战士，因为马和弓与生俱来。这是不对称战争的最早期的事例。大帝国有钱、军需官以及攻城武器，然而游牧民拥有速度和恐慌，而且那些生活于定居社会的遇难者经常耽于内斗。
在这些年代里，气候变化和升高的社会发展再次共同扰乱了西方核心的边疆地区，并又一次导致了暴力和剧变。公元前700年亚述帝国仍是西方的强权，邀请了辛梅里安人进入核心以助己作战。起初一切顺利，前695年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弗里吉亚（Phrygia）国王迈达斯（Midas，极其富有，故而希腊传说认为其人可点物成金）在辛梅里安人逼近国都时自杀。
然而，在消灭了弗里吉亚这样的缓冲国之后，亚述的心脏地带就暴露于游牧民的劫掠之下，到了前650年锡西厄人实际上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他们的“暴力和无视法律导致了彻底的混乱，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强盗，在土地上纵横驰骋，把所有人的财产洗劫一空。”游牧民动摇了亚述，并在前612年帮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洗劫了尼尼微，而后随即将矛头指向了米底。直到前590年，米底人才琢磨出如何应对诡计多端、来去如风的对手——希罗多德的记载是，在宴会上把他们的首领灌醉后杀掉。
米底、巴比伦和波斯的国王们尝试各种办法对付游牧部落。一种选择是什么都不做，然而游牧部落的洗劫破坏了边境各省，切断了税源。另外一个可能是贿赂游牧部落，然而保护费可以和被抢劫一样昂贵。先发制人的战争是第三个应对方式，攻入大草原并占领游牧部落赖以为生的牧场。然而这可能更昂贵、更冒险。游牧民很少有值得保卫的东西，他们可以退却到无树、无水的荒凉地带，将侵入者诱至弹尽粮绝而毁灭。
前530年波斯帝国的开创者赛勒斯（Cyrus)尝试了先发制人的战争对付马萨格泰人。和之前的米底人一样，他使用了诱饵：首先让马萨格泰的前锋抢劫了营地，趁着他们喝醉的时候将其攻杀，并俘虏了女王之子。托米丽司女王（Tomyris）给赛勒斯的信写道，“你象嗜血般贪婪，还回吾儿，汝等可全身而退。如你拒绝，我以我的主人太阳的名义起誓，将给你喝不完的鲜血。”女王说到做到，她打败了波斯人，割下了赛勒斯的头颅，并把它装在了革囊里。
就先发制人战争而言，这是糟糕的开局，然而前519年波斯的大流士则证明这是可行的。大流士打败了他们称为“戴尖顶帽子的锡西厄人”的同盟，向他们索取贡品，并扶植了一个傀儡国王。五年之后，大流士再次试图发起战争，他越过多瑙河，追击其他锡西厄人直至乌克兰。然而，如同我们当代的许多非对称战争一样，很难说谁占了上风。希罗多德认为那是个悲剧，大流士只是侥幸脱逃。不过，锡西厄人再也没有威胁过波斯，因此显然有些事情还是走对了。
如同战车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到达东方一样，大草原的骑兵也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出现在东方。但是，当游牧部落触发的连锁反应确实到来时，其后果也同样邪恶。就公元前第八世纪戎对周的攻击而言，其背后起因很可能就是游牧生活的东进。而前第七和第六世纪被秦和晋吸收的北方人一定经常采用同化而不是战争应付正移入的游牧民。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游牧民的入侵压力和中国王朝的扩张共同消灭了缓冲地带，这和西方出现的状况并无不同。
赵国现在成了边境。和亚述人面对锡西厄人一样，赵立即招募了游牧骑士和邻居作战，并且训练自己的臣民成为骑兵。赵国还发展了西方很少使用的一种对抗游牧部落的战略——消耗战，即建造长城将游牧民挡在外面（或至少限制他们在哪里贸易和掠夺）。这看起来比战争和保护费好得多，公元前第三世纪长城大量出现。秦始皇的长城绵延两千英里（约三千两百公里）。始皇十分欣赏长城，他将这一防御战略变成了武器，将长城延伸囊括了游牧民传统上放牧的一片广大的牧场。然后在前215年，始皇接着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长城发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地理再次改变了含义。驱动图5.1中社会发展单调上升的力量——增高的能量获取，更有效的组织，广泛的教育，从未如此致命的军队——正在转变世界。到了公元前200年，一个单一的大帝国统治着每一个核心地区，其战士和商人甚至深入至核心地区之间的地域。大草原不再是东西方之间的障碍，而成了连接双方的通道。东方和西方不再具有独立但相似的历史，而是开始交织在一起。到现在为止，仅有很少的商品、人员或思想得以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抵达另一端，然而崭新的地理现实正在成形。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新现实将扫荡公元前200年时统治着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大帝国，扭转了社会发展的上升趋势，并终止了西方的领先地位。发展悖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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