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指数

　　本章首先回顾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并导引出如何重新评价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这一指数，然后给出初步结果。

　　大致说来，一个世纪前的考古学尚所知有限，认真的发掘几乎没有开始。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时代萌芽的进化论思想无法利用考古数据来记录社会演变。但是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地层学、放射性碳年代学等，考古学家得以给史前时期标定年代。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全球性的框架已经成型。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数据需要理论突破。

　　为了产生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新进化论者（neo-evolutionist）感到需要把各种信息转变成数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发展指数这一工具开始出现，用于验证社会进化的定律。然而，新进化论者没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无从解释西方为何处于支配地位这一问题。作者以为，原因是新进化论者自行瓦解了。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社会发展指数不过是幼稚地玩弄数字游戏。新一代的人类学家则指责这种方法是西方式的自以为是。

　　暗地的反对和公开的对骂导致了分裂和摊牌。一些进化论者认为批评者是道德败坏的相对论者，而批评者则称前者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美国许多顶尖大学的人类学院系恶化得宛如不幸的婚姻，多年的相互指责之后，终于分道扬镳。在作者所在的斯坦福大学，1998年人类学家们一分为二，分裂成了两个系，老死不相往来。到了2007年，斯坦福大学意识到了这一点，给这些人类学家们来了个包办的再婚，廊桥遗梦始告破碎。这些人类学家们甚至导致了一个新词的诞生，即把一个系“斯坦福化”（stanfordize）。

　　作者讨论了给社会打分这一方式的缺点，例如掩盖了文化的独特之处。但是，作者认为，这些缺点并不意味着是在浪费时间，原因在于，之前这一工具被错误地用在了特定的问题上。探寻西方为何主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一个总体的比较问题，要求我们跨越成千上万年，检视广大领土，结合数以亿计的人们。社会发展指数恰恰是这一任务需要的工具。毕竟，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的分歧就在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总体模式。把海量的事实简化为数字有其不足之处，然而一个巨大的优点是，该方法迫使每一个人面对相同的证据，而结果将会是出人意料的。

　　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掌控其物理和智力环境以达到目标（get things done）的能力。更正式的描述是，社会发展是人们通过利用技术、物质、组织和文化的一揽子成就，得以养活、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理解周遭世界，解决群体内部纷争，扩张群体的权力而损害其他群体，并且抵御其他群体扩张权力的意图而拱卫本群体。可以说，社会发展，原则上讲可以跨越时空进行比较。关于该指数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作者的网站www.ianmorris.org。

　　作者特别强调指出，衡量和比较社会发展不是对各种群体进行道德审判的方法。例如，说当代若干国家比中世纪时更发达是合理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该国国民就比中世纪时更聪明、更富有或更幸运（遑论更幸福）。该方法也不暗示社会发展的道德、环境或其他任何代价。社会发展属于中性的分析范畴。测量社会发展是一回事，对其褒贬则属风马牛不相及。

　　原著讨论了制定社会发展指数的原则。这一指数需要衡量尽可能少的社会因素（简约），但仍然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不过度简化）。测量的每一个特征需要满足六个很明显的标准，即相关性、和文化无关、相互独立、记载充分、可靠和易于获取。尽管不存在完美的特征，作者选定了四个可较好地满足上述六标准的特征。总起来说，这四个特征不能表征社会的整体情形，然而的确给出了社会发展的概貌。

　　第一个特征是能量获取（Energy capture），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第二个是都市化（Urbanism），因为这反映了组织能力，但较后者易于测量。第三个是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最后但令人遗憾地同样重要的特征是战争能力（War-making），不涵盖战争能力的指数徒劳无益。其他可供选择的特征并不显著影响评分，也没有改变整体模式。

　　作者也讨论了如何测量以及何时何地测量。当解释西方何以支配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来自于比较每个地区最高度发达的部分，即那些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核心地区。社会发展指数需要测量和比较这些分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