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人向前推进之时,欧洲的国王们更加残酷地相互征战、和异教徒作斗争,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法国和勃艮第在1470年代做了示范,他们的炮手铸造的火炮炮管更厚,将火药制成可以更快燃烧的粒状,并用铁代替石炮弹。结果就是更小、更坚固也更轻便的枪炮,这淘汰了旧式的武器。新型枪炮很轻,足以安装到昂贵的新式战舰上;这些战舰用帆驱动,而不是用桨,而且这些战舰的炮眼在船体上的位置很低,以至于铁炮弹正好可以在敌舰的吃水线打出窟窿。 除了国王,其余人很难买得起这种技术。尽管缓慢,却是稳步地,西欧的君王们购买了许多这种新式武器,足以恫吓领主、独立城市和主教们,他们混乱、重叠的统辖使得早期的欧洲国家非常软弱无力。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国王们建立了更大、更强有力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英国。在这些国家里,国王的敕令传至各处,而且是国家,不再是分布广泛的贵族集团或罗马的教皇,对人们的忠诚享有优先权。而一旦强行把领主挤到一边,国王们即可逐步建立行政系统,直接向人民课税,并购买更多的枪炮——这自然迫使邻国的国王也购买更多的枪炮,并逼迫人人都筹集更多的款项。 落后再次具有了优势,斗争将西方的重心稳步引向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长久以来都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但是现在看到了先进的劣势:象米兰和威尼斯那样光荣的城邦太富有、太强大,无法胁迫它们形成任何意大利国家。但是,这些城邦并没有富有或强大到足以单独对抗真正的国家,例如法国和西班牙。象马基雅弗利那样的作家们因为这种自由而高兴,然而当1494年一支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的时候,其代价就显而易见了。就象马基雅弗利自己承认的,意大利的战争能力已经衰落到了“如此衰败的状态,以至于战争可以没有恐惧地开始、没有危险地进行、没有损失地结束。”法国几十门最新技术的大炮现在轰掉了途中的一切。它们仅用八小时就摧毁了圣乔凡尼峰(Monte San Giovanni)巨大的石城堡,七百意大利人丧生,而仅七个法国人死亡。意大利的城市根本比不上法国那样的大国的税款。截止1500年,西方核心正在来自于对其大西洋边缘的调整,而战争带了路。 相较之下,东方核心来自于其在中国的古老核心的调整,而商业和外交最终带了路,即使新帝国的兴起和西方一样始于残忍的杀戮。朱元璋是重新统一了中国的明朝的缔造者。1328年他生于贫困家庭,此时蒙古势力在崩溃。朱元璋的父母是为了躲避收税员而在逃的流动劳工。他们卖掉了朱元璋的四个哥姐,因为无力养活这些孩子,并把老幺朱元璋遗弃给是佛教徒的祖父。这位老人给朱元璋灌输了红巾军的救星似的幻想。红巾军是对蒙古统治进行斗争的许多秘密抵抗组织中的一个。老人坚决认为,末日即将来临,佛很快就会从天国返回,来惩罚恶人。然而,在1344年被蝗灾和干旱蹂躏的夏天,疾病——很可能是黑死病——夺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这个少年到了一个寺庙里当仆佣,但是和尚们自己也几乎吃不饱饭,就把朱元璋打发出去乞讨或者偷东西糊口。在中国南方的小道游荡了三四年之后,他回到了那个寺庙,却正好看到寺庙在内战中全部焚毁,这些大规模、令人不安的内战发生在蒙古的统治崩溃之时。由于别无他处安身,朱元璋和其他的僧人一起,在冒着烟的废墟中游逛,饥肠辘辘。 朱元璋有着骇人的长相,个头高大,相貌丑陋,下巴突出,麻子脸。然而,他也聪明、强硬,并且(由于那些僧人)有读写能力;总之,他是任何土匪都想拉拢入伙的那种人。被路过的一支红巾军招募入伍后,朱元璋给其他的强盗和有眼力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娶了头领的女儿,并最终接管了这个帮派。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争,朱元璋把他那帮残酷的部下转变成了一支遵守纪律的军队,并将其他造反者逐出了长江流域。同样重要的是,他疏远了红巾军狂热的预言,并组织了能够管理一个帝国的政府机构。1368年元月,刚好在他的四十岁生日之前,朱元璋改名为洪武,宣告了明朝的建立。 朱元璋的正式公告使得他的整个成年生涯听起来都是对其可怕、无所属和暴力的少年时代的反抗。他提倡中国的这一形象,即中国是稳定、和平的村庄组成的田园般的天堂,在这里道德高尚的老人指导着自给自足的农人,商人只经营当地不能生产的货物,并且——和朱元璋自己的家庭不同——无人迁移。朱元璋断言,很少有人需要离开家超过八英里(约十三公里),而未经许可离开超过三十五英里(五十六公里)就要受罚。因为担心商业和铸币会腐蚀稳定的关系,朱元璋三次颁布法律将和外国人的贸易限定在政府批准的商人,甚至禁止外国香料,以免诱惑中国人进行非法交换。截止1452年,朱元璋的继位者们三次延长了这些法令的期限,而且,因为害怕银币会使不必需的商业活动变得过于容易,他们曾四次禁止银币。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朱元璋在遗诏中声称,“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然而,我们应该感到疑惑,朱元璋的努力有多少只是存在于他的脑子里。朱元璋急于让自己——和之前的蒙古前任相反——看起来像是理想的儒家统治者,然而实际上从未禁止对外贸易。他的儿子永乐帝甚至扩展了外贸,经常为了性而输入朝鲜的处女(因为,他声称,这些女子对他的健康有好处)。但是,明朝的君主们确实坚持主张将贸易保持在官方手中。他们再三宣称,这保护了(理论上)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允许外国人表示应有的敬意。“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一个皇帝解释道。“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明《宣宗实录》卷一零五)。“贡品”(朝廷对境外贸易的称呼)填补了帝国收入的事实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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