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50年至前500年是历史没有转折的转折点。前75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正达到二十四分，如同公元前1200年大崩溃前夕一样。东方在公元前500年亦如此。正如同公元前1200年一样，气候在变化，人口在迁徙，冲突在升级，新兴国家挤入核心地区，而古老的国家分崩离析。新的崩溃看起来完全是可能的，然而两个核心地带通过重组自我，发展经济、政治和智力资源以应对面临的挑战。是这些使得图5.1如此枯燥无味，以及如此令人感兴趣。
变化首先出现在亚述。于公元前744年篡夺王位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用了不到二十年即将亚述由四分五裂的低端国家转变成生机勃勃的高端国家。他建立了由自己雇佣、也只对他本人忠诚的常备军，而不需贵族提供军队。流传于世的文献没有说明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用某种方式强制战俘组成私人军队。赢得战争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用劫掠品直接付给军队报酬，而不是和贵族分享。在军队的支持下，他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将高级官职分权，其中许多官位由捕获的宦官担任。宦官有两个优点——他们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官位，并且传统的贵族极其厌恶他们，因而不大可能领导反叛。最重要的是，为了管理国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极大地扩充了官僚体系，超越旧式的精英而出现了完全忠实于他本人的行政官员。
这一切花费巨大，因此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使其财政制度化，即收税。受保护的国王如果有异议，则用亚述总督取而代之，例如以色列国王比加（Pekah）的命运。提格拉特帕拉沙尔在公元前727年去世后，以色列国王何细亚（Hoshea）拒绝缴税，但该国在前722年被亚述新国王萨尔玛那萨尔（Shalmaneser）荡平，何细亚被杀，并扶植了新总督，数万以色列人被流放。前934至前612年间，亚述实际上强制迁徙了四百五十万人。被放逐的人们扩充了军队，建造城市，以及从事可提高帝国生产力的工作，诸如筑坝、植树、看护橄榄树和开凿运河。社会发展急剧飙升。到了前700年亚述成了当时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通过防止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崩溃，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是否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历史学家们曾一度毫不犹豫地称是，但现在大多数人不再过多归功于独一无二的伟人的意志。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也许是伟大的（如果这一用语指的是残忍），但远非独一无二。西方核心地带无论何处，前第八世纪末期的统治者们都想到了集权是应对麻烦的解决办法。如埃及的努比亚人（Nubians）人和袖珍国家犹大的国王希西家（Hezekiah）。
看起来这是穷途末路的人们尝试能找到的每一个主意，最优方案得以胜出，而不是哪一个天才改变了历史。或者集权或者灭亡，二者必居其一。那些不能控制地方诸侯的国王终为成功者所灭。希西家担心亚述，因而感到有必要增强犹大的实力；而亚述的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亦不放心希西家的实力，感到有必要阻止之。公元前701年辛那赫里布掠夺犹大国，掠走其人民。他赦免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圣经称是因为主的使者毁灭了亚述人，辛那赫里布的说法则是由于希西家同意付更多的贡品。
无论是哪种原因，辛那赫里布的胜利使其直面一个严峻的新现实：胜仗不过是制造了新的敌人。公元前730年代早期亚述吞并叙利亚北部后，大马士革和以色列联合反对。后两者在前732年至前722年间被征服后，犹大成了前线。恐吓犹大仅仅使埃及变成了威胁，因而在前670年代亚述侵占了埃及。然而，埃及太远了，当十年后亚述人撤退时，亚述的所有边境已经麻烦不断。北方的主要敌人乌拉尔图（Urartu）被摧毁后，亚述却暴露于来自高加索的灾难性的抢劫。南方主要敌人巴比伦的攻陷只是导致了与更东南方向埃兰（Elam）的战争。公元前640年代对埃兰的摧毁仅仅是放开了扎格罗斯山脉米底人（Medes）的手脚而成为威胁，并且巴比伦得以恢复元气。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认为，过去五百年间，进行大战的必要性始终迫使欧洲过度扩张，终至极大削弱而崩溃。尽管经由拥有巨大财政收入、职业军队和官僚系统而一跃成为高端模式，尽管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亚述最终变成了帝国过度扩张的典型。到了前603年，亚述处处后退，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洗劫了尼尼微（Nineveh）并肢解了它的帝国。
亚述的突然崩溃重复了第四章见到的模式，即经由给予原先边缘地区的人们进入核心地区的机会，战乱扩大了核心地带。米底（Media）采用了亚述的许多习俗和政策，巴比伦再次成为大国，而埃及力图在累范特（Levant, the）恢复其失落已久的帝国。对亚述遗产的争夺也持续了扩张的动力。米底的集权化使得另一个边缘人群，伊朗西南部的波斯人，变成了一个强权。公元前550年，波斯军阀赛勒斯（Cyrus）推翻了米底王国。
和前面的亚述国王一样，波斯的统治者也相信他们奉有神的使命。他们相信，其家族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代表着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在凡间的利益。马兹达是光明与真理之神，和黑暗与邪恶之神长期斗争。他们自信，其他人的神看到了他们事业的正义性而希望他们赢。
赛勒斯率军到达了爱琴海以及今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征服并占据了埃及，此后冈比西斯的远房亲戚大流士（Darius）在公元前521年夺取了王位。大流士很快证实了自己是另一个提格拉特帕拉沙尔。
大流士逐利而来，财富将其引向西方，那里上升的社会发展已经复兴了地中海的边疆。为自己而不是国王或神庙而作的商人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大大压低了海运成本，因此和奢侈品一样，大宗商品例如食品的运输也有利可图。公元前600年左右，吕底亚（Lydia）开始将金属打上印记以保证其重量。大流士之时，这种新发明——货币——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加速了商业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在公元前400年希腊人平均消耗可能比三百年前高25-50%。房子更大，饮食更多样化，人的寿命也更长。
大流士雇佣腓尼基人掌管波斯的第一支舰队、开凿苏伊士运河，以及控制希腊城市以达到利用地中海经济的目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到，大流士曾派间谍窥探意大利，甚至考虑攻击迦太基。
到了前486年大流士去世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经比公元前1200年左右达到的二十四分要高出百分之十以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产量稳步提高；巴比伦可能有十五万居民；波斯军队规模庞大，希罗多德称能饮干河流。在雅典，十个男子中或许就有一个能写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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