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婪和懶惰扭轉了局面。在九世紀,當茶葉貿易開始繁榮、國家對商業的監管減弱之時,四川的商人開始在長安設立分行,在那裡他們可以將賣出茶葉所得的硬幣兌換成“飛錢”,即紙質付款票據。回到四川之後,這些商人可以在總行將這些票據兌換成現款。考慮到一口袋飛錢價值相當於四十口袋銅幣,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很快商人們開始憑藉自身的資格,將票據作為現款使用。他們發明了信用貨幣,即價值依賴於信用而非自身金屬含量的輔幣。1024年,國家採取了符合邏輯的下一步措施——印製紙鈔,而發行的紙鈔數量很快超過了銅錢。
隨着紙鈔和信用深入農村,從而便利了買賣,更多的農民種植最合適自己的土地的作物,賣掉換錢,然後去買他們無法輕而易舉生產出來的物品。一個和尚描述了偶入一個偏遠村莊的小型集市:
朝日未出海,杖藜適松門。
老樹暗絕壁,蕭條聞哀猿。
迤邐轉谷口,悠悠見前村。
農夫爭道來,聒聒更笑喧。
數辰競一墟,邸店如雲屯。
或攜布與楮,或驅雞與豚。
縱橫箕帚材,瑣細難具論。
老翁主貿易,俯仰眾所尊。
區區較尋尺,一一手自翻(道潛《歸宗道中》)。
當然,城市的市場要壯觀得多,可以吸引半個大陸的供應者。西南亞商人將泉州港與印度尼西亞的香料群島以及印度洋的財富連接起來,來自這些地方的進口貨物遍及中國所有的城鎮。為了支付這些進口貨物,家庭作坊生產出絲綢、瓷器、漆器和紙,而最成功的則發展為工廠。即使村民也可以購買原先是奢侈品的物品,例如書籍。截止1040年代,木製印刷機印出了數百萬冊相對廉價的書籍,這些書籍甚至進入了收入並不很高的買主手中。當時中國的文化水準可與一千年前羅馬帝國的意大利相媲美。
然而,在所有的變化中,最重大的是在紡織業和煤炭業,正是在十八世紀推動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活動領域。十一世紀的紡織工發明了腳踏繅絲機,1313年學者王禎的著作《農書》中描述了一種大型麻紡機,已經改造成可用畜力或水力帶動。王禎寫道,這種機器“可代女工兼倍省”,“凡麻苎之鄉,在在有之。”王禎被這種魔術深深打動,因此在技術記錄中間陡然插入了詩歌:
車紡工多日百斤,
更憑水力捷如神。
大小車輪共一弦,
一輪才動各相連。
機隨眾欓方齊轉,
纑上長紝卻自纏。
在對比十八世紀法國的亞麻紡織機設計圖與十四世紀王禎的設計之後,經濟歷史學家馬克·埃爾文(Mark Elvin)感到,不得不作出如下結論,即“與王禎的機器的相似程度如此驚人,以至於關於這種紡織機最初的起源是中國的各種懷疑……幾乎是不容反駁的”。王禎的機器沒有法國的高效,然而埃爾文總結道:“如果沿着它所代表的進展路線有進一步的少許行進,那麼中古時代的中國將會比西方早四百年發生紡織品生產的真正的工業革命。”
由於宋朝紡織生產和價格的統計數據沒有留存下來,我們無法輕易驗證這一理論,但是我們的確擁有其他行業的信息。納稅申報單表明,鐵產量在800至1078年間增長了六倍,到達約十二萬五千噸——幾乎等同於整個歐洲在1700年的總產量。
鐵工聚集在主要市場——擁有百萬人口的開封——的周圍,在這裡,除了別的用途,鐵被製成軍隊所需的無數武器。由於位於大運河畔,位置近便,因此開封被選為都城,這是一座行得通的城市。開封沒有悠久的歷史、綠樹成蔭的大道、之前的都城裡優美的宮殿,也沒有賜予偉大的詩歌以靈感,然而在十一世紀,開封成長為一個擁擠、混亂且充滿生機的大都市。喧鬧的酒肆供應酒水直到拂曉,五十家劇院各自吸引着數千觀眾前往,商鋪甚至侵占了城市的一條幹道。而在城牆外面,鑄造廠夜以繼日地燃燒,黑暗邪惡的工場噴火冒煙,吞沒了數十萬棵樹木以便從礦石中煉取鐵——事實上,所用樹木極多,製鐵業者買下了整座山並將其砍伐殆盡,因此將木炭價格推高到了普通家庭無法承擔的程度。1013年,數百名凍僵了的開封人在一場由燃料引發的暴動中被踐踏。
顯然,開封正在進入一種生態瓶頸。在中國北方,根本沒有足夠多的木材可供開封的百萬人口吃飯、取暖並維持鑄造廠生產出數千噸的鐵。那種情況只剩下了兩種選擇:人們與(或)行業逐漸離開,或者有人能夠創新或找到新的燃料源。
智人始終是靠着利用植物和動物以獲得食、衣、住和燃料而生活。許多個時代以來,人類已經成為效率更高的寄生生物。例如,對於公元一世紀漢朝和羅馬帝國的臣民而言,每人消耗的能量是一萬四千年前其冰河時代的先祖所尋獲的七倍或八倍之多。漢朝和羅馬人還學會了利用風和波浪驅動船隻,超越了動植物給人們提供的作為,並應用水力推動磨坊。然而,1013年寒冷、暴動的開封人從根本上說仍然以其他生物作為能量來源,他們在能源巨鏈中僅比石器時代的採集狩獵者高少許。
在幾十年間,那種狀況已開始出現變化,將開封的製鐵業者變成了不知情的革命者。一千年前的漢朝時期,一些中國人已開始鼓搗煤炭和天然氣,然而這些能源並沒有多少明顯的用途。只有到了現在,當貪婪的鐵匠工場與壁爐、家庭爭奪燃料時,工業家們才猛叩古代的有機經濟和礦物燃料新世界之間的大門。開封靠近中國兩個最大的煤礦層(圖7.9),通過黃河可方便抵達,因此它並不需要天才——只需要貪婪、絕望和反覆試驗——來找出用煤炭代替木炭熔化鐵礦石的辦法。這也同樣需要資金和人力來確定煤的位置、挖掘以及運輸,這很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商人(他們擁有資源)是開路先鋒,而住戶不是(他們不擁有資源)。
寫於1080年前後的一首詩歌體現了這次變革。第一節描述了一個婦人,渴望得到燃料,以至於願意用她的身體作交換;第二節,一個煤礦幫了忙;第三節,一個美妙的鼓風爐;而第四節則表達了兩者可以兼得的寬慰:大鐵刀可以鑄造了,而森林將會倖存。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
濕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
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磐萬車炭。
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
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
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
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蘇軾《石炭》)
煤和鐵一同起飛。大量文件證明,棋村鎮(注)的一個鑄造廠雇用了三千名工人,每年將三萬五千噸礦石和四萬兩千噸煤炭鏟入熔爐,在另一端則獲得一萬四千噸生鐵。截止1050年,挖掘了大量的煤炭,因此家家戶戶也開始用煤,而政府在1098年全面修訂貧民救濟時,煤炭成為官員們值得一提的唯一燃料。1102至1106年間,開封新開闢了二十個煤炭市場。
到那時候,東方的社會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千年前古羅馬的頂峰。而西方分裂成伊斯蘭核心和基督教邊緣,當時遠遠落在後面,並且直到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前夕才比得上這一程度的社會發展。事實上,所有跡象均表明,中國的工業革命正在開封被煤煙熏黑的城牆裡醞釀着,並將把東方在社會發展上的巨大領先轉化成東方的主宰地位。歷史似乎要沿着這一道路發展,即將艾伯特親王奪走帶到北京,而非將洛蒂(Looty)俘獲帶到巴莫拉爾宮(Balmoral)。
註:原著為Qicunzhen,圖7.9中的地理位置為山東半島南部。筆者未能找到完全對應的地名。北宋四大冶鐵基地中有邢州棋村冶務,但其遺址在今河北邢臺市。請網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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