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节粗略描述西周、春秋战国、秦和汉初的一些经济状况，尤其是太史公于《平准书》与《货殖列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本节大部分内容均转自东吴大学侯家驹所著《中国经济史》［1］，同时亦参考山东大学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2］和一些国外著作。本节为笔者自行整理，不是出自莫里斯的原著。
侯家驹的著作提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唯经济史观，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此一构筑的变化，必将导致作为上层构筑的政治制度之改变。从西欧史实看，其发展情况大致为900至1300年为封建社会，1300至1500年为灰暗时代，1500至1750年为重商主义，1750至1780年为重农时期，1780年起为资本主义。
回顾中国早期经济发展史实，是和西欧若合符节，即西周为封建社会，春秋为灰暗时代，战国是重商主义，秦始皇与汉高祖重农抑商，汉代文景之治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汉武帝，为筹措军费，将盐铁酒收归国营，并采平准政策，才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候氏的这一思想贯穿其著作，并导引出对于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或曰萌生工业革命）以及数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诠释。
《货币之溯源》（The Ascent Of Money）的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莫里斯原著的评论是，这是最接近历史统一场论的一本书（The nearest thing to 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history we are ever likely to get），因该书试图分析并综合长期决定论与短期偶然论这两种对立的理论。显然，莫里斯的著作需要解释中国为何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后续若干章节中将会分析。简而言之，这和经济有极大关系，因此可对比我国经济学界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经济制度是比政治制度变动较多，这是由于常受人类求生存、求发展动机冲击之故，此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候氏认为，马克思所据的史实，主要为西欧诸国，这些国家均为小国，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大国则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使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亦即，政治力量常可影响或控制经济制度的演变。自然，这指的是秦汉以降的中国。侯氏的论述大致是符合莫里斯所述长期决定论的范畴。
侯氏认为，专制政治、统制经济与管制社会所造成的经济上之缺失，或者说是提高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只能说是大一统下的或然效果，而不是必然结果，因为这全是统治阶层人为的错误，有意造成一人专制与一元社会，以及控制人民的经济活动。在客观上，大一统不一定必然如此，亦可呈现民主（或民本）政治，自由经济与开放社会，假若如此，则上述缺失几可全部避免。不过，由封建制度转化为一元体制或大一统，在经济上却必然有其缺失。
西周的封建制度，至春秋末期几已解构，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崭新社会。因此东周的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但在其转变的形态上，若干年前，大陆史学界曾有热烈的讨论，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意见，主张是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以郭沫若为代表；第二种意见，主张是由封建的领主制转变为地主制，以范文澜为代表；第三种意见，主张是由不发展的奴隶制转变为发展的奴隶制。侯氏不认同第一和第三种看法。第二种看法仅部份正确，因为在整个东周，土地只是非正式的与零星的由公有转化为私有，而正式的全面私有，则发生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侯氏在其著作中，特别强调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政策对于经济的负面作用。在经济层面，这种国营政策扼杀民间经济活力，抑制竞争，阻碍经济发展，使工业技术的持续发展几无可能。而其后历朝历代大多采用的“崇本抑末”政策（本指农桑，末即工商），则在政治层面使得人口无法由农业分流至工商业，因此多个王朝的后期，均出现巨大人口压力，人均土地占有量锐减，人地比例遂成为我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重大因子。
至于重商主义的弊端与重农主义对农业的负面作用，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有详细论述，例如第四编“论政治经济学体系”［3］。此书不仅对于中国为何陷于停滞状态，也大量比较了例如印度和埃及的经济特点，即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于这些古文明有相当分析。对海外贸易的忽视，不仅只存在于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亦如是。何以如此，《国富论》自然有详细解析。我们今后可以看到，这种立足于经济层面的分析是可以和莫里斯的有关论述相互对照的。
在经济面，大一统亦有很多优点，主要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所谓“一般均衡”的概念，可说产生于《国富论》第一编第十章，该处讨论了工资与利润随劳动力与资本用途而变化的现象。这一概念兹为自由经济理论所推崇，且为后世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侯氏尤欣赏太史公的自由经济思想。侯氏宣称，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模型，在欧美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实例；然而，《货殖列传》却有明确记载。齐涛氏亦数次提及这一记载。
汉惠帝与吕后主政，“复弛商贾之律”，继以予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平准书》），有资本主义萌芽现象。社会上出现自由经济理论极为推崇的一般均衡状况，即各行各业的经济利润等于零。所谓经济利润，是等于会计利润减机会成本。《货殖列传》列举的几十种行业利润率，均为20％，利率也是如此，且意犹未尽地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意味各行业的会计利润均为20％，以致经济利润率趋于零。司马迁亲身观察到此一现象，进而倡导自由放任，而于该列传指出政府的角色：“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利）”——其自由经济思想，是源自孔孟有关学说，并可能启发斯密的自由放任意念（第33页）。这里的“可能启发斯密的自由放任意念”一说，近些年来在欧美学界日益流行。
太史公在这两部著述中，尚有或引用了许多鲜明的观点。诸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货殖列传》）。《平准书》则提及“（卜）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描述了官营以及不当赋税的缺点。
笔者在此强调太史公的记载，并非试图鼓励将两千年前的思想不加思辨地套用到当代，因为这尤其需要言事者心态平和、公允持正。一些作品由于个人感情色彩浓烈，在我看来难以视为学术著作，若应用于社会革新，可能事与愿违，甚或不可预料，权且视作文学作品吧。
本节用黑兹利特的叙述作结尾，即“经济学在于不仅观察任何法案或政策的直接效应，亦需考虑较长远效应；既要追踪此政策对某一群体的影响，也要追踪对所有群体的影响”［4］。黑兹利特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末日博士鲁比尼在其著作《危机经济学》一书中将此学派的主张和凯恩斯主义同视为解决或预防经济危机的理论基础或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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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
［2］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 2003)
［4］ "The art of economics consists in looking not merely at the immediate but at the longer effects of any act or policy; it consists in trac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policy not merely for one group but for all groups", Henry Hazlitt,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The Shortest and Surest Way to Understand Basic Economics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79)
［5］ Nouriel Roubini & Stephen Mihm, Crisis Economic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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