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核心则具有相反的问题：领导力太过薄弱。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没有君主。穆罕默德是先知，而非国王，人们追随他是因为他们深信穆罕默德知悉真主的意图。当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理由去追随任何别的人，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联盟近乎解散。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他的几个朋友彻夜讨论，把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选为哈里发，这个便利、含糊的字眼意为（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然而，这个哈里发对于领导权的唯一主张来自于他和新近去世的先知的亲密关系。
考虑到阿拉伯首领的难以驾驭（有一些想洗劫波斯和拜占庭帝国；有一些试图瓜分这些帝国，并作为土地拥有者定居下来；另一些则希望将新的先知神圣化），早先的几位哈里发做得相当出色。他们劝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破坏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将被征服的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们的庄园里，把官僚留在账房里。他们做的最大的改变是将帝国的税收转到自己手中，实际上支付阿拉伯人成为真主的职业武士，且居住在仅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这些要塞是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战略据点。
然而，这些哈里发们无法解决哈里发究竟着什么这一模棱两可的问题。他们是集中、发布命令的国王，还是仅仅为新征服的省份里独立的酋长提供建议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否应该代表伊斯兰出现之前的部落精英？或者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的穆斯林被选举人？还是领导一个人人平等的信徒团体？没有任何一个哈里发能够始终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满意，当656年第三任哈里发被谋杀时，这种困境上升到了危机的程度。穆罕默德当初的朋友中只有很少仍在世，因此选举就移交给了穆罕默德年轻得多的堂弟（也是女婿）阿里。
阿里打算恢复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最初的精神，但是他捍卫穷人的利益、将税收交给士兵、更加平等地分配战利品的策略激怒了先前的特权团体。内战在郁积，但是穆斯林（在这个阶段）仍然不愿意自相残杀。661年，他们从危机边缘退了回来：阿里失望的支持者们谋杀了他，而不是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争。现在哈里发的职位归拥有最多阿拉伯武士的首领所有。此人在大马士革建都，并且努力建立一个拥有集中税收和官僚制度的传统国家，但并不成功。
在中国，唐玄宗的爱情引发了政治灾难；在西方，兄弟般的情谊——或者说兄弟情谊的缺乏——带来了灾难。750年，一个新的哈里发王朝迁都巴格达，并且更有成效地实行集权化。但在809年，即使按照阿拉伯标准，兄弟之间的继承权争议削弱了哈里发马蒙（Caliph al-Ma’mun）的权力。他大胆地决定深入问题的核心：真主。和基督徒或佛教徒不同，穆斯林人没有制度化的教会等级制度，哈里发虽然拥有相当大的世俗权力，但是他们并不主张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知悉真主的意图。马蒙决定通过再次撕裂伊斯兰教的旧创，从而改变这种状况。
回到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被谋杀不到二十年之后，阿里的亲生儿子侯赛因（Husayn）举起起义大旗，反对哈里发们。当侯赛因被打败且被杀时，几乎所有穆斯林人都袖手旁观。但是在随后的一百年间，一个小派别（什叶派，shi‘a）意识到现任的哈里发们是由于阿里被杀而获得职位的，因而他们是非法的。这个派别——什叶派教徒——争论说，侯赛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血统的确提供了真主的特殊知识，因此只有伊玛目（imam）——这个家系的后裔——能够领导伊斯兰。大多数穆斯林（称为逊尼派，因为他们遵循习俗，逊奈）（sunna，即“圣行”——译注）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但是什叶派教徒继续完善他们的信仰。到了九世纪，一些什叶派教徒相信伊玛目的家系正在产生一个马赫迪（Mahdi），也就是一个在世上建立天国的救世主。
马蒙的好主意是，决定挑选当前的伊玛目（侯赛因的玄孙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即可将什叶派变成他个人的派别。这是个聪明、虽然工于心计的策略。但是伊玛目于当年去世，他的儿子对马蒙的花招很冷淡，因而计划落空。马蒙并未气馁，出台了替补方案。他在巴格达雇用的一些宗教理论家受到希腊哲学影响，愿意说明古兰经是一个人创作的一本书，而不是（象多数穆斯林认为的）真主本质的一部分。就这样，古兰经——以及阐释它的所有神职人员——被置于真主的世俗代理人哈里发的权威之下。马蒙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宗教法庭，胁迫其他学者认同他的做法，但是少数斗志最坚定的神职人员无视其威胁，坚决主张古兰经——真主自己的思想——胜过一切事物，包括马蒙。斗争一直拖到了848年，此时哈里发们承认失败。
马蒙的第一个计划和替补方案中的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而他的第三个计划则粉碎了这种权威。因为仍然没有得到宗教权威，马蒙决定不再隐晦，而是直接购买军事武力——即购买突厥骑手作为奴隶部队。然而，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马蒙和他的继承人也认识到游牧部落从根本上来讲是难以驾驭的。到了860年，哈里发实际上成了自己的奴隶军队的人质。由于没有军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们无法课税，最终只能把各省变卖给埃米尔们（emir）：军事长官一次付清总额，之后即保留能够榨取的任何税收。945年，一个埃米尔将巴格达据为己有，哈里发的辖地解体成了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
到那个时候，东西方核心各自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然而，尽管两个核心的崩溃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东方社会发展的增高仍继续快于西方。其解释似乎再一次是：创造历史的既不是帝王，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无数懒惰、贪婪、惊恐的人们，他们在寻求更简便、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方式来达到目标。无论统治者使他们遭受了多少混乱，普通人民仍要把日子过下去，随遇而安。而且，由于东西方人身处的地理现实迥然相异，两个核心的政治危机最后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在东方，自公元五世纪以来的内部人口迁徙创造了一个长江以远的新边疆，这是东方社会发展的真正驱动力。在六世纪，国家一统的恢复加速了社会发展的增高；到八世纪，这种上升趋势极其强劲，因而得以挺过了唐玄宗爱情生活的后果。政治混乱无疑会产生不良后果。例如，公元9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陡然下降（图7.1）主要是因为敌对的军队彻底摧毁了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但是多数战事都远离主要的水田、运河以及城市。实际上，这些战争或许加速了发展，因为清除了之前阻碍贸易、事必躬亲的政府管理者。在这种乱世，由于无法监管国有土地，行政人员开始通过垄断和对贸易课税来筹款，且不再指令商人如何做生意。此时权力从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向南方的商人转移，而自行其是的商人找到了加快贸易的更多方式。
中国北方大部分的海外贸易都是由国家管理的，是朝廷和日本、朝鲜的统治者之间进行。755年之后唐朝政权的崩溃终止了这些贸易联系。有一些结果是积极的。和中国的模式隔绝之后，日本的精英文化向着引人注目、独创性的方向发展，一系列女性创作了文学名著，例如《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然而，大多数的结果是消极的。在公元九世纪，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一起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国家崩溃。
于此相反，中国南方的独立商人们则利用了由国家权力得到的新自由。自1990年代以来，在爪哇海发现了公元十世纪的沉船残骸，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还有来自南亚和穆斯林世界的陶器和玻璃制品。这显示了该地区市场的扩张。而且当本地的上层集团对繁荣的商人们征税的时候，在今苏门答腊和柬埔寨的高棉人中间成立了最初的强大的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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